藏在童书里的社会现象 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

*注：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

瑞典童书发展历史

19世界末20世纪，民族浪漫主义和美学运动席卷欧洲。当时瑞典的女性运动萌芽，且注重公共教育政策，当地开始关注儿童的美感教育。对此，瑞典教育改革家以及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呼吁，20世纪应当是儿童的世纪，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她随后出版名为《儿童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的书籍。迈入新世纪之始，关乎孩童教育的权益，终于搬上历史舞台讨论。“凯强调，儿童发展不应该被框住，应追寻自由意愿。即便这样的论点，她在百年前就提出了，但其影响在瑞典尚未散去。”德鲁克说。

为了对抗工业现代化，在那时瑞典兴起的民族主义，推广回归自然的美好。瑞典画家艾莎·贝斯寇（Elsa Beskow），在1910年出版《森林里的小宝贝》（Tomtebo Barnen），描绘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家族，和大自然共生的故事。

“贝斯寇要传递大自然美好的想法，书中的儿童善良、乐于助人，同时拥有高度的自由。尽管《森林里的小宝贝》传递道德价值的重要，同时强调孩子的个性发展不该被限制。”

而时代不停往前推进，人类面对的课题更为复杂，无阻瑞典创作者将这些议题作为童书绘本的主轴。

透过童书谈论性平

谈及性别平等的课题，瑞典是国际间的楷模。

1945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创作的《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首次出版就大受欢迎。

主角皮皮留着一头红发、两条翘起的辫子、脸上的雀斑，脚上的长袜子颜色不一，穿着自己缝制的连身裙，独自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不需要去上学。由于放肆、自由、乐于助人的性格，皮皮成为女孩子的榜样。

“但大众对皮皮的争议不减，《长袜皮皮》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因为她调皮的形象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期待当时大家认为女孩得彬彬有礼，行为举止都要礼貌。”

1972年，作者古妮拉·贝里斯特罗姆（Gunilla Bergström）创作了名为《阿尔菲·阿特金斯》（Alfie Atkins）的绘本。故事中描绘主角和爸爸的故事，德鲁克说：“这或许是瑞典第一个单亲父亲的作品。”在绘本中少了母亲的角色，只有父亲一个人照顾阿尔菲，作家真实地呈现家中混乱以及衣服四散的环境。

无独有偶，阿尔菲和皮皮的都是令人头痛的“野孩子”形象，最终却成了瑞典儿童人物代表。或许，这些儿童作家们想传递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却被遗忘在后的“狂野”童真。

家长也有疲惫的时候

瑞典绘本童书除了展示孩童好奇、活力满满、不受控的天性，在巴布鲁·林德格林（Barbro Lindgren）和爱娃·艾瑞克松（Eva Eriksson）创作的《野孩子》（The Wild Baby）中，更着重描绘母的疲惫心理。

“书中写到，妈妈很爱她那个小而珍贵的孩子，但他总是不听话，很吵闹……有时候，童书的内容也会把一些讯息带给成年人的内容，那些当了妈妈以后忘记的事情。”

在皮雅·林登堡（Pija Lindenbaum）所创作的《阿文的妈妈喷火了》（When Owen’s Mom Breathed Fire）中，他以恐龙的形象代替母亲，刻画阿文妈妈在教育小孩时，面临的心理矛盾和沮丧。

国际议题从小读起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当时，难民乘船渡海意外身亡的死亡数字屡破纪录。而在欧洲童书市场中，也出现与难民有关的内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乌尔夫·斯达尔克（Ulf Stark）以二战时期为背景，创作《海上的妹妹》（The Sister from the Sea），讲述女孩从芬兰逃到瑞典，深刻地描绘孩子被迫离家的悲伤，与难民情况无异。

另外，林登堡的另一本童书《Poodles and Fries》在讲述“流亡”的主题上，更具批判性。故事以狗替代人型，它们因干旱被迫离家，德鲁克说：“书中一幕展示，主角航海扬帆到他国，却被当地人拒绝，这样的故事线微妙地符合和那时的局势。”透过童书绘本有助于处理可怕的新闻事件，透过书中的角色带着读者一步步了解历史故事。

“这样就能创造一个空间，让孩童讨论在现实世界难以讨论的话题。”她说。

为配合“我们来谈谈吧！”（Jom Kita Bincang）活动，即日起至4月10日，拉惹敦乌达图书馆一隅以瑞典风格打造一个小小的阅读角落。此外，在一旁也设有“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奖”（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 ）与“绝不使用暴力”（Never Violence）的展览，供民众前来感受瑞典儿童文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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