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届气候变化大会于去年11月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举行,来自近200个国家的超过5万人参与这次会议。
近几年,气候变化大会屡创参会人数纪录,成为联合国规模最大、参与国家和人数最多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什么?谈判如何进行?如此受世界关注,气候变化大会的结果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任职于大马碳交易所(Bursa Carbon Exchange,大马交易所的子公司)的郑凤云分享了她参与大会的第一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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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郑凤云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俗称COP,后头的数字代表会议的届数。今年是第29届气候变化大会,会议就称为COP29。其实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是缔约方会议的缩写,意即,COP是签署某项条约的缔约国共同商讨条约执行情况和未来如何执行条约的会议。
联合国下有各种不同的条约,许多缔约方会议都称为COP。比如今年我们有商讨气候变化的COP29,也有商讨生物多样性的COP16。在缔约方会议下,缔约国(Party)可议决通过新的法律协定,例如,《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是在1997年的COP3通过的,大名鼎鼎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是在2015年的COP21通过的。我们泛指的“气候变化大会”,实际上有好几个缔约方会议同时举行,它们分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CMP)和《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CMA)。

人们常有所误解,尤其在会议未达成任何成果时,认为联合国真差劲,连开这么多天会议,却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联合国扮演的角色只是协调——拉来桌子椅子,把200个国家叫来坐下“谈”。在长达两个星期的谈判中,谈出一个所有缔约国都能接受的结果。可想而知,要形形色色、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目的国家同意一件事,这可是场艰巨的政治角力,是真正的妥协艺术啊!

为什么是阿塞拜疆?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是阿塞拜疆?这个许多人闻所未闻、介于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石油国,和气候谈判有什么关系?联合国又挨骂了,怎么“又选”在石油输出国主办气候变化大会呢?哎,联合国又是无辜的……气候变化大会一般会轮流在5个区域举行,去年是在亚太区的阿联酋,前年是非洲的埃及,2021年是西欧的英国,而明年的会议将在拉丁美洲的巴西举行。有意举办的国家在获得所属区域推荐后,可向联合国申请主办权。若没有国家提出申请,会议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所在地,德国的伯恩市(Bonn)举办。若同时有超过一个国家有意举办,缔约国将开会决定最终主办国。

COP29谈了什么?
2024年COP29的焦点聚集在一个字上:钱。
被誉为“气候融资COP”(Finance COP)的COP29肩负两个重任:第一,达成气候资金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第二,落地实施《巴黎协定》第六条(Article 6)。
先别晕,让我把这些外星文翻译一遍。

●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s,NCQG)
发达国家曾在2009年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帮助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及减少碳排放。然而,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2015年,各国议决在2025年前以1000亿美元为基准制定新的目标。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必须同意,从2025年开始发达国家每年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少气候资金。这就是COP29最受瞩目的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s,NCQG)。
在探讨NCQG的谈判结果前,先让我们了解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CBDR)
为什么发达国家要提供气候资金给发展中国家?
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为的碳排放打破了自然界的碳循环平衡,意即碳排放超过了海洋和森林可吸收的极限。超额的温室气体充斥大气,再加上温室气体非常稳定,往往需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年才能自然降解,因而导致气候暖化加剧。

此次气候变化的进程始于工业革命。工业国搭上了发达的列车,轰轰烈烈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富了自己的国家,却从未“付费”──碳排放导致的社会、环境、健康等成本。如今,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贡献”少之又少的发展中国家,却往往承担气候灾难最严重的后果。
正因如此,1992年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有这么一条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CBDR)。这个原则阐明,世界上所有国家皆有责任在气候变化上采取行动,但在公正基础上,引发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更大责任的国家,也同时有更大责任去解决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大会的任何谈判,皆必须遵循CBDR原则,这也是NCQG的基石。
◎第二个概念: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钱?
以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为首的专家团估计,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前,每年需要近2.4兆美元才能实现气候目标。2,400,000,000,000美元,约为大马2023年总GDP的6倍。换句话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气候目标,每年需把6个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统统投资到气候项目上。先前的1000亿美元听起来像个天文数字,但比较起来,原来仅是所需的2.4兆美元的24分之一。

NCQG谈判成果
不出所料,NCQG谈判室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的竞技场。
对发达国家而言,这笔债是沉重的负担。有国家建议,捐赠国应从原有的发达国家,扩大到富裕的新经济体,例如中国。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笔钱是救命稻草。深受气候灾难摧残而无力抵抗的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去适应气候变化——筑防潮堤坝、避难所、预警系统、能源转型……这些统统需要钱。谈判室里不同数字被各个国家提出,当中,1.3万亿美金最获发展中国家响应。
最终结果?闭幕式上,COP29主席宣布,缔约国通过NCQG目标,此目标为:在2035年前每年提供3000亿美金。发达国家说:“新目标比先前的目标翻了3倍,是重大突破。”;发展中国家嗤之以鼻,说:“若算上2035年的通货膨胀,当时的3000亿美金比现在的1000亿还少。”无论如何,COP29主席的锤子落下,场内响起掌声,掩盖了发展中国家的哀嚎……

《巴黎协定》第六条(Article 6)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议决,全球会将气候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要求196个缔约国制定相应的气候行动(国家自主贡献)以共同实现这个目标。国家自主贡献,又称为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是各国自愿设定的减排目标。大马在2021年提交的NDC中申明,我国将致力于将2030年的碳排放相较于2005年减少45%。
《巴黎协定》下设有不同条款,为各国实现气候目标提供相应的框架。2016年至今,各国在近10年的谈判中不断完善这些框架的制定、实施和追踪进展。其中大名鼎鼎的第六条,是《巴黎协定》唯一还未落地实施的条款。因此,第六条的谈判也成为COP29的重点任务。
第六条,是从英文Article 6直译过来的,为各国实现气候目标提供了工具。其中,第6.2条和第6.4条是通过碳市场(carbon market)实现NDC的机制。
第6.2条允许国家在双边协议下通过买卖碳权(carbon credit)来实现NDC。在第6.2条下,卖方(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可在国内执行减缓或捕捉碳排放的项目以生产碳权,并将碳权卖给买方(通常是发达国家)。买方在申报NDC时可用碳权抵消部分碳排放,从而实现该国的NDC目标。第6.2条是典型的气候融资的例子,通过市场机制将资金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跨过经济壁垒,完成低碳转型。

第6.4条则是联合国下的碳权机制,称为巴黎协定碳权机制(Paris Agreement Carbon Crediting Mechanism)。所谓机制,可简单理解为一种国际标准,用于认证碳项目及碳权的核发。标准一般会列明对碳权、碳项目的认证标准,并设有专家团来审核碳项目是否符合联合国碳权机制的标准,以及构建透明化的数据库来追踪碳权的发放及使用,避免滥用情况出现。
碳权机制不是新概念,国家可设立国家碳权机制,非营利机构也可成立独立碳权机制核发碳权。近年来碳市场饱受抨击,碳权机制的透明度、可信度遭强烈动摇。第6.4条碳权机制因为有联合国背书,被认为更透明可靠,因此也被市场寄予厚望以修复碳市场的信心。
第六条谈判成果
第六条的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由于碳市场近几年的负面新闻,第六条的谈判围绕在碳权机制的透明可信度,以及各国执行时的授权和汇报细节上,以确保碳权交易是真实且实际减缓气候危机的。

第六条的谈判也是充满分歧的,一些发达国家希望收紧条款以规避陷入“漂绿”的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抗议,若指南过于繁琐复杂,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执行,第六条也就失去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意义。
经过两个星期谈判,各国代表在第六条的谈判草案上妥协,大会有惊无险通过第6.2条及第6.4条的指导建议,历时9年的第六条谈判终于划下了句点!从此,碳市场有了新的“游戏规则”,各国可在第6.2条下签署双边协议,买卖碳权实现NDC;也可在第6.4条下执行碳项目,生产碳权。第六条,终于正式上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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