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马教育制度和经济结构再不改革，我国很可能会变成‘输出劳工’经济体，未来更多孩子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国家银行前总裁丹斯里莫哈末依布拉欣急迫地提醒。
他快速算了一下，他在1984年刚进入职场时的起薪是1300令吉，40年后的今天，若按照每年5%的通货膨胀率计算，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理论上应该介于7000至8000令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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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却是，我国大学生初入职场的普遍薪资往往只能获得2000至3000令吉。
“这等同于当年仅300至400令吉的购买力，从实际价值来看，我们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已倒退了至少3倍。”
有别于一般长辈认为现在年轻人“好命”的看法，莫哈末依布拉欣反倒认为，他出社会打拼的60年代，才是幸运地赶上了时代红利。
“我开始工作半年后，就买了车，工作3年赚到的钱已经有能力供一间房子；我更关心的是，现在的孩子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过得更好吗？我不敢肯定。”
社会阶层流动性倾向倒退
他也不确定马来西亚社会的阶层流动性（Outward Social Mobility）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在倒退，“而我倾向于认为，它已经倒退了。”
他说自己来自贫穷甘榜，在60年代打拼时能够通过教育、努力学习、勤奋劳作来改变命运，得以一步步往上爬，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
时至今日，他不禁问道，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有同等机会吗？
太依赖外劳教育制效能不足
中等收入陷阱更需关注
我国每两年都会检讨一次最低薪金制度，目的是改善最底层工人的收入。但莫哈末依布拉欣认为，政府更应关注大马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他向《星洲日报》进一步说明，普遍低薪课题并非单一现象，而是受到对外劳高度依赖、无法创造高薪且高质量工作、教育制度效能不足等多种因素叠加形成的困局。
在马来西亚，从园坵、渔业、制造业工厂、建筑业、餐饮业到家庭工，包括大部分被视为“3D”领域的工作岗位都不乏外籍劳工的身影。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国总劳动人口为1677万9500人，其中外籍劳工占了14%，即236万84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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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劳与B40群直接竞争
他观察，数十年来，我国输入的外籍劳工多为低技能和缺乏经验，聘请成本自然较低，与本地B40群体形成直接竞争，导致他们的薪资基本无法提升。
“第二，我们在为国人创造高薪工作方面并不成功，经济效率不足，规模也不够大，未能创造足够高质量、大专毕业生所需的岗位。
生产力提升工资未增长
“第三，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和技能培训体系，很多已经无法满足21世纪的市场需求，影响了国家整体的竞争力与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家银行数据，尽管2019至2024年大马生产力增长5.3%，但实际工资反而下降1.9%，显示生产力的提升并未带来相应的工资增长。
若沿用原本收入群划分
B40或已扩大至B60
最低薪金上调至1700令吉后，近期，经济部长拉菲兹也提出建议，把现有B40、M40、T20的收入群体分类，改为B20、M50和T30取代。
这个新的分类方式来自国库控股研究院（KRI）研究，主要依据消费能力和消费模式来划分收入群体，而不是直接根据人民的收入水平。许多人好奇，这能反映我国社会各收入阶层的真实结构吗？
疫情后薪资处停滞状态
根据莫哈末依布拉欣的观察，他估测，如果沿用原本的收入群体划分，B40群体可能已扩大至B60了，意味着更多人的收入与购买力下降。
“特别是在冠病疫情之后，我们的薪资水平几乎没有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他说，许多B40群体生活入不敷出，没有积蓄，挣扎于困境中只能等每月的发薪才能过日子。
整体粮食支出48%在外食
有趣的是，国库控股研究所研究助理沙兹鲁阿里夫亦察觉，近年来不断上升的食品通胀、城市化发展和饮食支出模式的转变，人们选择外食的趋势正在上升。2022年，马来西亚家庭在整体粮食支出上，有48%花在了外食（Food-Away-From-Home）。
这些经济变化和消费模式的转变，都在深刻影响人民生活。
无法胜任外国高阶工作
多数国人被迫国内就职
莫哈末依布拉欣认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新增的工作岗位，都是面向无需技能和经验的劳动力，也因此吸引了大量来自尼泊尔、孟加拉、印尼等外籍劳工，他们在这里能赚到比他们国家多3倍的薪水。
护士涌向海外赚高薪
大马情况也一样。我们正面临许多护士人才涌向海外的窘况，如新加坡、中东、澳洲和纽西兰等地。
根据求职网站Jobstreet统计，马来西亚护士职位的平均月薪为2700至3400令吉，但如果前往新加坡，平均月薪高达3400至4000新元之间（约1.1万至1.3万令吉），到沙地阿拉伯当护士的话，平均月薪则约为5880沙特里亚尔（近7000令吉）。
“还有每天通勤到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很多并非任职企业高管，而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原因很简单，就是新加坡的薪资更高。”
他警告，如果我们再不重新检视国家的经济结构，不着手创造更高薪资的工作岗位，停滞不前，大马将继续从“输出技术与经验”的国家，变成“输出劳工”的经济体。
“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大马人无法胜任在外国高阶工作，只能留在国内，或越堤到新加坡打工。”
仍未创造足够高技能岗位
沙兹鲁阿里夫接受《星报》访问时也认同，指我国经济依然未能创造足够的高技能岗位，以吸纳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
“技能型就业不足的情况也日趋严重，从2017年第一季的29.9%，上升至2024年第四季的36%。”意味着，企业必须往供应链中更高附加价值领域的方向转型，才能提供匹配这些人学历水平的薪资待遇。
须停止“崇拜”GDP
促聚焦“就业结构”
莫哈末依布拉欣将这些环环相扣的低薪因素总结为——政府对体制改革的迟疑与保守。他强调，若要真正实现经济跃升，大马就必须先放弃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盲目追崇，将重心转向“就业结构”。
“一味追捧着GDP数字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在我出席的多个全球论坛中，许多先进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谈论的不是GDP，而是就业结构，包括国家创造什么类型行业？未来需要哪些岗位？哪些行业能够造就更多就业？岗位是否具备高附加值？”
缺危机感改革动力
即便如此，我国政府乃至人民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危机感。
“我们没有一种积极竞争的心态。”莫哈末依布拉欣认为，正是因为缺乏改革动力，使得马来西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困境。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莫哈末依布拉欣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曾担任国家资产管理局的董事经理，后于2016至2018年间出任国家银行总裁。
成高收入经济体非不可能
见证过大马经济的韧性，他认为我国仍具备转型能力，要想跃升至高收入经济体也并非不可能。
“试想想，在1960年代，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在人均收入方面都低于马来西亚，但40年过去，她们的人均收入早已是远超马来西亚的5至6倍。”这说明，我们的经济成长在某些方面值得肯定，但仍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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