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审视董总在独中体系应有的职能

同时，处理性别事件许多应有的规范，例如举报流程之建立、犯案资料之搜集、聆讯听证之步骤、文件存档之保密、不服申诉之规定，是否与现有法律接轨，以及人员解聘后有否通报各校等等，均无明确程序或规定，大多权宜应付。

这些不足和缺失，不能只归咎于个别学校，而是整个独中体系制度建构不足的其中一个体现。这说明独中体系急需建立由专业支撑的制度和准则，而董总是比较有角色推动这项工程的机构，以为各独中提出相应的准则和指南，引领制度成长，辅导各校落实。

在实务上，这类涉及整个体系的制度建设，很难由个别独中单独面对，即使是大型独中也不具备自行建立专业制度的资源与条件，何况是中小型独中。有些董事会条件不足，有些教务团队参差不齐，平日只能应付日常操作，对于更专业和前瞻性的制度发展，需要由董总的高度来协助规划和推进。

这时，董总就应当发挥其平台与优势，承担起制度设计者、专业引导者和执行监察者的角色。在诸如性别平等、学生人权、校务行政等方面，提供系统性的宣导、辅助与引导，进而促成独中体系的专业提升与整体进步。董总实应扮演独中的制度守门人，而非以“尊重各校自主”之说法，忽略了本身在制度建设上的职能。

这种被动和消极的背后，跟一些华教主事者对“自主办学”的狭隘理解有关。独立自主，从来不是无监督、无规范、无协调的代名词，尤其是共用统一的课程、考试和后勤支援。自主的前提，是先有专业能力与自律规范的落实，还必须建立在第三方评估下，才可确保质量保证，即使私立大学也得接受专业机构督导。如今不少独中在制度建设上资源匮乏、治理上专业不足，需要中枢机构提供指引与支持，董总责无旁贷。

其实根据2021年董总发布的《华教论述总纲领：构建多元与永续发展》，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文件提到“董总作为全国华校董事的最高机构，应协助华文独中建构出完善的专业标准指引，以应对教育专业化各个阶段需要……所有专业指引经相关机制决议后发布，相互参考，惟对各校办学不具约束力，不妨碍各校自主独立，但可以充作独中体系内部的参照架构。”

当前的独中体系，亟需建立许多跨校整合的制度框架，例如校长与教师的遴聘与专业认定、涉及课程发展、校园师生人权和教师伦理操守的准则和办法。这些制度不必具强制力，但得由董总主导研拟，以作宣导和参考，形成内部的治理共识。事实上，董总曾经办理过独中教职员薪资调查建议，供各校参考，此举至少提出了方向和期待，让各校有参照和努力的目标。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和属下各工作委员会，过去曾发挥重要作用，可惜近年功能弱化。这些机制理应重新定位，成为独中体制的制度规划者、专业支撑者与公共监督者，尤其是为条件较匮乏的中小型独中提供持续性的咨询与支援。华文教育工作者要少谈一点心灵鸡汤，多做一些制度建设。只有透过制度性支持与专业性提升，独中体系才能逐步建立起自我规管、自我提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