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生育率急坠前夕的挑战与策略

生育率下降的冲击

大马华裔生育率过去23年下降60% ，华研将启动“华人人口研究”以剖析华人与各族群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华人人口研究”项目将分为3年3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聚焦于人口趋势与结构的预测分析、因素与对策的研究，还会研究人口老化对华人经商与家族企业的影响，以及老年人主导的华人家庭经济、收入与支出。

第二阶段，则聚焦于研究华人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与医疗服务需求、人口对华族政治代表性变化的影响，以及华人家庭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传承。

第三阶段，将研究的3个子题分别是华人人口演变和流动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华人城镇的重塑与发展，以及竞争力的保卫战：华裔青年的就业与人才发展。

华研中心主任詹缘端指出，尽管个别的族群在出生率方面有不一样的情况，一些族群的数据看起来相对好一些，但各族群的人口结构将影响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

生育率下降的背后，是城市化、女性教育普及、晚婚不婚、经济压力与高育儿成本的共同影响，这是全球面对的共同问题。如果我国的低生育率（尤其是华裔）趋势不逆转，将面临以下结构性挑战：

其一，人口老化与劳动力短缺：当出生人口数低于死亡人口，长远将导致总人口减少与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这一现象将加剧医疗保险与老年福利的财政压力，青年劳动力不足也会导致经济活力下降。

其二，内需市场萎缩：生育率下降意味着未来消费市场将面临萎缩，特别是教育、儿童用品、房地产等行业的潜在客户基数下降，影响内需经济成长。

其三，人口结构失衡：华裔与印度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马来族群，若趋势持续，可能在未来10年引发族群比例剧变，进一步影响选举、政策分配与国家认同议题。

其四，教育质与量的下滑：少子化若未能以素质取代数量，将削弱国家整体人才储备、创新能力与生产力。

英伟达首席执行长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中会后访谈时表示，“中国做得太棒了，全球50%的AI研究人员是华人，你无法阻止他们推进AI发展。”黄仁勋说：“面对现实，DeepSeek非常出色。不承认就是极度缺乏自信的表现，我无法忍受。”他认为美国政府的限制令，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

黄仁勋的谈话可作为面对生育率下降的策略，全球50%AI人才是华人，正是中国及华人的教育品质与人口资源塑造的成就。

日韩应对生育率危机的经验

生育率下降一旦形成常态，情况就很难逆转，因为不生小孩，事不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年轻人崇尚自由与面对生活压力，选择不生育会形成文化，除了宗教因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资料，2020年全球穆斯林妇女生育率高达2.9，远高于非穆先进国的1.0。

日韩两国是目前全球面对低生育率危机的前沿实验场，经验值得大马借镜：

首先是日本，自1990年代起，日本就面对少子化问题而陆续推出各类政策，包括：提供育儿补贴（如儿童津贴）、扩增公立托育设施、鼓励企业推动弹性工时与育婴假制度、为双薪家庭提供育儿支援中心；无奈，社会文化深层问题未解决（如职场性别不平等、育儿责任集中于女性），所以效果有限，生育率始终未能回升至1.5。

其次是韩国，自2006年起投入数十亿美元打造“少子对策总体计划”，目前已经是第4次计划，政策目标是“改善育儿家庭的生活品质，减轻育儿负担，促进性别平等”，核心策略包括减轻育儿成本、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建立包容性的家庭文化。细节包括结婚、生育、托育补贴、托儿免费化、提高男性育婴假使用率。

尽管耗时20年，耗费大量资源，但成效有限。韩国2024年的TFR更创下全球最低纪录（0.7）。关键在于高房价、教育竞争激烈与职场不友善家庭文化，让年轻人“不婚不育成为理性选择”。

根据日韩经验，我国若要有效提升生育率，不能只依赖金钱补贴，而须从制度与文化层面入手：包括托育与早教普及化（如免费托儿教育）、职场家庭友善化（如远距工作与男女育婴假制度）、教育竞争缓和（避免孩子教育成为负担）、房价与生活成本调控（提供购房优惠）、社会文化转型（破除母职专责的传统思维）。

AI时代“贵精不贵多”的人口观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AI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部分传统劳动力需求将被科技替代。例如制造业、客服、文书处理等领域的自动化，或可减轻劳动人口不足的压力。

因此，是否还需要大量人口来支撑经济？

答案是：不再是“数量优先”，而是“素质导向”。这牵涉到人口战略转型的关键观念——“贵精不贵多”。

所谓“贵精”，就是强调每一个新生儿都是被良好教育、照顾、赋能的未来国家栋樑。国家应将资源集中投资于教育、健康与创新能力的提升，而非单纯追求人口增长。质的提升将比量的增长更能因应未来科技驱动的社会。

我国与全球多国正处于“人口转型”的历史节点。过去以高生育率支撑经济成长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然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老化、劳动力重塑与社会结构再设计的新挑战。唯有如此，大马才能走出“生育率危机”，迎向“精而强”、“少而优”的新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