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忘忧槟榔

这种经过熏制或晒制的槟榔干，与时下人们一般认知、台湾俗称“青仔”的新鲜槟榔嫩果很不同，但其实它们都是“自古以来”常见的槟榔成品形态。作为东南亚的原生物种，槟榔很早就进了人嘴，其中最早的证据之一是菲律宾群岛出土的4600年前人类头骨中出现嚼食槟榔的痕迹，周围还有装放石灰的容器。而槟榔树也很可能早在汉武帝时期就传入中国，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提到“留落胥邪，仁频并闾”，留落即杨桃，胥邪是椰树，仁频被认为是槟榔，并闾则是棕榈树，皆是从南方上贡而来的热带植株；从东汉开始，中国文献便开始通用“槟榔”一词，显然是音译了马来语的“Pinang”。东汉《异物志》中进一步提到槟榔的制作和食法：“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古贲灰，牡砺灰也。与扶留、槟榔三物合食，然后善也。扶留藤，似木防己。扶留、槟榔，所生相去远，为物甚异而相成。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忧。’”

古贲灰就是生石灰，扶留即荖叶（piper betle／daun sirih），显然与东南亚延续至今的槟榔吃法（makan sirih）传统极为相近无二。吃槟榔可以忘忧，是因为槟榔碱（arecoline）是一种兴奋剂，有提神醒脑的效果，当然也会让人上瘾。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用槟榔之风逐渐在中国兴起，尤其是享有地利之便的南朝，皇室与富贵人家开始流行吃槟榔，中医开始以槟榔入药，僧侣则延续佛教在印度的习惯，将槟榔作为祭品和供养品。就如已故台湾学者林富士所言：古代佛教除了“禁戒”槟榔的逸乐性和情欲性使用，并要求一般人节制用量之外，可以说全盘接受了既有的槟榔文化，至少是“随俗”。

在古代中国，槟榔作为药品、祭品、礼品，与东南亚的情况非常相似，即便到今天，马来西亚人也尚能在自己国家周遭见到此风俗的点点遗存，如马来人和娘惹峇峇的日常社交和婚嫁传统里，槟榔曾经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乃至将结婚的说媒环节称作“meminang”、“pinangan”，将槟榔盒（tepak sirih）视为圣洁之物，到将槟榔和荖叶包在一起，即是一冷一热两种植物的合体，也就象征着男女结合的意象，以此为解释，让传统婚礼处处有槟榔的踪影。

然而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槟榔显然斗不过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大力推广的茶叶、咖啡、烟草等成瘾物。《一嚼两千年》的作者曹雨认为，正是因为槟榔错过了被西方承认的阶段，所以没有在20世纪中叶、化学人工合成兴奋剂技术成熟以前，变成全球流行的成瘾品，也就无法再次风行，更难以克服其破坏公共卫生和致癌的负面形象。但我们至少还能在各地的拿督公神龛见到槟榔及荖叶，此时它们与烟草、咖啡等成瘾物平起平坐，成就其最后的神性，足以忘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