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数字游戏/01】 学术人员为“业绩”疲于奔命 本地大学排名攀升背后隐忧

公立大学对论文数量的重视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实际上很多大学在学术人员的绩效考核文件中，都明确列出论文数量的最低门槛。换句话说，如果学术人员的论文产量未达到基本要求，就甭想向校方申请升迁。

以马来亚大学（UM）为例，校方不时会更新针对教师的《标准学术绩效目标》（Standard Academic Performance Target，简称SAPT）。根据2024年修订的SAPT，理工类高级讲师若想晋升为副教授，需发表至少15篇论文，且论文被引用次数须达100次。而如果副教授欲晋升为正教授（C级），则需累积至少40篇论文，并达到至少400次的引用次数。

另外，马大对学术人员的H指数（H-index）和研究经费也有明确要求。H指数是一种衡量研究人员学术影响力的指标，综合考量其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根据SAPT，若高级讲师想晋升为副教授，H指数需达到6，且研究经费不少于55万令吉。而副教授如果想晋升为教授，H指数需达到11，并累积至少120万令吉研究经费。

考核3面向：研究、教学与服务

除了重视论文产出，大学也注重学术人员对教学的贡献，例如SAPT阐明，理工类副教授若想晋升为正教授，须至少指导过7位博士毕业生和7位硕士毕业生。

马大对学术人员的要求还涵盖他们在国内外的学术服务贡献。例如，学术人员如果曾经担任学术期刊的主编，或在学术会议发表主题演讲，这些经历皆可纳入升迁评估。

总的来说，马大还有其他研究型公立大学对学术人员的绩效评估可大致分为3个面向：研究、教学与服务。其中，研究和教学通常占据评估权重的八九成，而服务仅占小部分。由此可见，学术人员如果想要力争上游，必须将重心放在学术研究的产出及指导硕博士生的表现上。

当一切都简化成数字……

大学从这三个面向来评估学术人员的绩效，乍看下似乎合情合理。可是当一切表现都被简化成数字来衡量，事情就变得不是那么单纯。

曾经在本地公立大学任教逾二十年的L教授，形容这种考核制度犹如积分游戏，“仿佛只要集满贴纸，就可以去申请兑换教授的职衔。”

考核制度若过度依赖数字，往往会导致学术人员为了达标而疲于奔命，更严重的后果是埋没治学严谨的优秀学者。

以指导硕博士生为例，L教授说，有些教授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指导学生，力求将每位学生栽培成独当一面的人才。这些教授往往不会招收太多学生，因为他们重视教学品质甚于学生数量。相对的，有些“放牛吃草型”的教授，一口气收了大量学生却根本没时间好好指导他们，甚至还要求每位学生至少产出两篇论文，以便自己在教学和论文指标上都有亮眼数字。

“如果要以数量来衡量这两种类型的教授，放牛吃草型的教授要达标不是问题。可是为什么那些用心栽培的学者，却反而在这种制度中处于劣势？”

L教授有一位前同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前同事在学术界颇有声望，而且得过国际奖项和国际研究经费，可以说几乎每项指标都爆表，却因为重视教学品质，严格控管学生的数量，以致迟迟无法晋升为教授。像这样的例子其实本地有不少，L教授认为，铮铮铁骨的学者如今已不多见，“我觉得大学欠了他们一个公道。”

数字真的能说话？

当“看数字说话”成为大学的金科玉律，不排除有人为了让自己的数字更亮眼而不择手段。像论文不当挂名就是学术界常见的伦理问题，有些人贡献极少或甚至没有贡献，都被列为论文作者之一。更甚的是，论文被撤稿的事情经常发生，只要上网查看撤稿数据库（retractiondatabase.org），就会发现每个月不止一篇马来西亚人参与的论文被撤回。

追逐数字已然令很多学者叫苦连天，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数字不见得能百分百如实反映学者的能力以及他们对学术的贡献。

比如，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大学极为看重的学术指标，也往往是世界大学排行榜衡量各大学表现的依据之一。然而，马大国际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院副执行院长莫哈末塔立克教授认为，引用次数不一定能代表论文的重要性，举个例子，学术史上有一篇引用次数极高的论文（截至2014年被引用超过30万次），内容是关于如何定量溶液中的蛋白质。相比之下，诺贝尔奖得主关于DNA定序技术的论文（截至2014年被引用超过6万5000次），被引用次数远不及那篇蛋白质定量方法的论文。从这里引申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引用次数比较低，是否意味论文的价值就比较低？

另外，指标导向的考核制度，还可能有意无意地引导学术人员选择热门和容易产出成果的研究主题，而非具有长远意义，需要多年酝酿才见成果的研究。

莫哈末塔立克早前针对论文产出的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列举好几个例子，比如假设有两项研究：一项是针对只影响全球0.1％人口的罕见疾病研究，另一项是针对癌症的研究，若要比较这两项研究的引用次数，前者大概率会比后者来得低。同样的，聚焦于国内议题的研究，其被引用的次数也很难比得上全球议题的研究。

“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引用次数并不能反映研究成果的重要性。相反的，用引用次数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可能是错误的。”

本地大学偏重量化指标

另一个本地大学很看重的指标是学术人员的H指数，但如果去仔细了解这个指标的计算方式，就会知道它同样未必能够准确反映学术人员的能力与学术贡献。拉曼大学李光前理工学院副教授林文汉说，事实上有些诺贝尔奖得主的H指数不见得很高，甚至低于许多马来西亚学者，但难道诺贝尔奖得主对科学的贡献及影响力就不如本地学者了吗？

林文汉曾联合其他国家的学者探讨学术界的晋升政策，这篇论文于2025年初刊登于权威期刊《自然》。这项研究发现，在南方世界（一般指发展中国家），无论政府或大学都重视量化指标（如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包括马来西亚亦是如此。相对的，北方世界（一般指发达国家）的大学则不那么重视。

反思现行制度 回归学术核心

“这些量化指标实际上没有错，”L教授说：“问题是大学怎样设定这些指标。”

他本身其实也在这种制度下吃过亏，当时他费心费力把大学的某个中心搞起来，可是偏偏这样的贡献在升迁考核制度里是不被重视的。他说：“做这件事可能只占了考核的3％，但是却花去我80％时间。假如我完完全全只考虑我的升迁机会，这件事既然只能给我带来三个积点，我才不做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其实就跟“考试领导教学”的问题一样——当应付考试和提高分数成了主要目标，就会出现老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的现象，不但扭曲教育的本质，还可能扼杀学习的热情。倘若“提高分数”也成为学术人员的生存法则，L教授忧心，有些学术人员会因此偏离做学问的本质，并失去对研究的热忱。

近年，教育界已逐渐意识到过度注重考试分数对小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提倡不要给小孩太大压力，转而重视多元学习与评估。也许有一天，本地大学也会反思现行的学术绩效制度，回归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并重新重视严谨的治学精神。

相关稿件：
【学术界的数字游戏/02】 当排名压力成学术负担 如何科学评估学者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