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难民问题将有望永久性地改善决策。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韧性确保了难民问题将始终被提上议事日程，而社交媒体则成为了维持关注的重要平台。
千百年来，人们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是一种自然现象：纵观历史，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越来越多的环境原因，人们被鼓励或被迫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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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对移民问题持不同观点的派系之间发生了暴力抗议活动——表面上看是这样，因为许多人推断，有人故意煽动暴力，为进一步的独裁统治寻找理由，同时分散人们对美国国内其他政治事件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暴力冲突导致流离失所的事件屡见不鲜，外国援助受到严格管制。被以色列军队拦截的玛德琳号救援船本身就遇到并拯救了几名苏丹战争难民，他们逃离了祖国的暴力和迫害，却在另一个国家遭到进一步的拘留和酷刑。这一连串的苦难提醒我们，流离失所往往是一种长期的、反复发生的创伤。
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应该如何纪念世界难民日呢？我们不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签署国，而一致性也不是我们的强项。
在最坏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客将难民和移民问题作为吸引国内政治支持的政治筹码，而不改变任何政策。不幸的是，这些言论会给人留下政府偏袒某些族群的错误印象，从而加剧仇外心理。因此，近年来我们甚至在TikTok上看到了罗兴亚男子在清真寺中遭到殴打的视频。
有时，在人道主义者或富有同情心的部长持续施压的情况下，当局会对采取镇压措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便家庭得以生存，养家糊口的人可以在灰色经济中工作。一个众所周知的更加具体的例子就是，联合国难民署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为1970年代和80年代的越南船民提供庇护所（我曾见过其中一些人，他们至今仍对马来西亚拯救了他们的生命表示感激）。
在最好的情况下，政策得到了实际执行，投入资源，就像19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的受害者一样，造就了在马来西亚接受教育的一代波斯尼亚决策者、专业人员和企业家，他们继续在经济、学术甚至美食方面为双边关系做出贡献。
但是，承认难民问题将有望永久性地改善决策。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韧性确保了难民问题将始终被提上议事日程，而社交媒体则成为了维持关注的重要平台。值得注意的是，难民政策跨政党国会小组的成立意味着倡导者、学者、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有了沟通的渠道。由此产生的基于数据和共同人道主义关怀的跨政党合作非常令人鼓舞。
这反过来又赋予了与该社区合作的其他人信心。
现在有几所学校公开招收难民儿童。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国际学校就是其中之一，我很高兴最近在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与合唱团一起用钢琴演奏了《最伟大的爱》。大马家长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们学校——让他们的孩子和难民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这也标志着我们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除了教育外，尊严还意味着医疗保健和工作权。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关于难民的冠病报告中指出，这三大支柱对于防止长期创伤和社会排斥至关重要。2019年，我们估算了为难民提供就业权利的经济效益：据估计，为所有难民提供正规就业的机会，每年可为国内生产总值带来30亿令吉的额外收入，以及5000万令吉的额外税收。此外，据估计，到2040年，为难民学生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每年将为国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65亿令吉的收入，并带来2亿5000万令吉的税收。IDEAS正在努力更新这些估算，但当然还有更难以量化的同等或更高价值的人类和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IDEAS还与马来西亚缅甸咨询小组合作举办圆桌会议，探讨联邦制、妇女权益和选举等主题。这些活动增进了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了解和合作，共同应对这场多层面的危机。
事实上，汇集从一线医疗服务援助者、难民权利倡导者到数字内容监管者的各种声音至关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个维护尊严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共同探讨医疗保健、难民权利、政策和数字内容管理之间的交集。
支持难民企业家，如Thimble Collective、缅甸钦族组织Mang Tha和罗兴亚妇女发展网络，是增强该社区能力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不仅仅是援助的被动接受者，也是自身权利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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