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佚／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

一早就买了《青菜Mini Fest》音乐节门票，却被上司派遣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只能忍痛让票。

2019年我去了中国出差，身为马来西亚人，代表公司到彼地作客，见供应商时只能恪守分际，不提敏感话题。不得不承认，我总有忍不住想问问题的时候，但一听到负责接送我的司机在车里播放解放军的歌，自己还是识趣地打消念头。在中国出差，人无法站得太直，某些人的双膝甚至自然变软，宁愿截断脊椎也不愿犯众憎，自我认同和现实生活出现分歧，我只能尽量不去想政治，暂时放下一些喜好、偏见、立场、乖乖完成任务，当个听上司命令养家糊口的社畜就好。

6年后二访中国，此地的言论尺度比80年代更倒退、更保守，统治者审查歌曲的手段愈来愈严格，创作自由的管控力道愈来愈强，不只是凡是带有“死”等不吉利的字眼不能播出（例如“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被改为〈不活了都要爱〉、〈圆寂都要爱〉、〈墓碑了都要爱〉等数十种“死”的同义词），任何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音乐人都会被封杀（比如林夕因力挺反送中，超过3000首填词作品被中国串流平台下架，在填词栏上被佚名），外表穿着也受到诸多限制（台下观众不能拿彩虹旗，音乐人不能在电视上露刺青等），表演场地除了有当地警察，台下也会安排一种叫“文化老师”的审查官紧盯表演者。此外，选择在中国发展事业的音乐人，再也不会在社交媒体对政治表态，还得自检每一则社群贴文，随时做好风险管理，既不想留下可能被要求低头的把柄，也尽量不让乐迷失望。更离谱的事，愈来愈多被迫表态，继萧敬腾、五月天、焦安溥等人向中国示好之后，我更加确信，“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毕竟音乐与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次去到中国出差时，我终究忍不住，偷偷地访了几个人，是挺冒险的，但我同时也感到庆幸，想不到对方竟然也毫不避忌，非常慷慨地分享，C小姐表示自己常年翻墙听歌，当然非常清楚港台音乐人的政治立场，也知道他们说过什么，但她对此并不介意。但如果换个角度去看，比如说从马来西亚去看中国的社群媒体，几乎看不到像C小姐这样的听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公开留言，写了会即刻被封号或删除，所以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偏激的“小粉红”，因为这些“小粉红”的意识形态符合统治者国策的核心价值。当我们一直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小粉红”，其实这是个很肤浅的认知。

从崔健到“跳楼机”

再来就是W先生与S小姐，年龄介于37至55岁左右，都是管理层员工，我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采访他们，两位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孩子每天都在听抖音歌曲，很担心”，不只担心影响学业，也担心这些抖音歌曲会影响下一代的思维模式。W先生补充，这些抖音歌曲，俗称“口味歌”或“罐头歌”，拿市面上的抖音歌曲作比较，几乎每一首都长得一模一样，好像有一个公式似的。重点是，看歌词时，完全没办法从中看到创作人的思考、情绪等，如果孩子每一天面对一首又一首“没有想法的歌曲”，久而久之，孩子会不会也会变成“没有想法的人”？对歌曲质量会不会不再有要求？80年代的唐朝乐队、崔健、磨岩三杰就非常酷，过了那么多年还在听，除了怀旧，也可以真真切切地从这些歌感受到旧时代的社会氛围。沟通时，S小姐更是毫不客气地说：“中政府什么都封杀，就是不封杀抖音歌曲。这些乱七八糟的歌，竟然成了我小孩的儿歌。几乎每天都在唱 ‘Baby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烦死了。国家经济那么差，再听下去就有人要跳楼了。”为什么抖音歌曲不会被封杀？不只是体现平台对歌曲的监控与审核制度更加完善，也表示这些歌不会涵盖在统治者眼里那些与政治核心有偏差的价值观。再说，当我表示抖音歌曲在马来西亚很火红时，偶尔在电台排行榜位居榜首，对方用一脸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看着我，问：“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歌了吗？”

我还想再分享一件事。我在马来西亚居住几十年，很常听到长辈劈里啪啦和我分享中国多好，“中国真的很漂亮”、“中国科技很厉害”、“想要搬去中国住”等等，我第一次在中国与中国人讨论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分别与影响，两岸三地的紧张关系，抖音歌曲等等，我起初以为是全部中国人不敢聊这些事情，结果并不是，而且不是所有人都会向我宣扬祖国光辉，当我对这些同业中国人了解更深之后，我知道他们和我有一样的价值观，喜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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