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以民族国家为起点，马来西亚的故事会是什么模样？”
作为研究机构，众想大马（Imagined Malaysia）自2016年创办以来，一直在寻找官方课本以外，诉说国家历史的其他可能。今年1月，众想大马展开“Malaysia Unbound”计划，试图超越国界划下的堤防，通过一个个故事，看见线的两端，人们曾经如何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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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家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里，一场名为“海洋之语：伊斯兰与马来世界兴起”的展览，在展出半年后临近落幕。展览上文物纹丝不动，却是在过去跨越重重海洋才来到此地，一再提醒我们，放眼全球语境，马来世界的叙事可以如此丰富且复杂。
6月15日，双方联合举办圆桌论坛“无界之海”（Oceans Unbound），集结历史学者、博物馆策展人、档案工作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挑战那些被地图、政权和集体记忆规训的历史叙事。
历史学者龙登敏：
过去存在于想像，定义著现在
以爷爷下南洋的故事展开演讲，众想大马主席龙登敏轻轻提醒——国界是在后来诞生的概念。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国家是如何书写自己的国史。
比如，很少有人会想，尽管政府更迭、课纲修整，为何现代马来西亚的历史基础，始终以马六甲为起点？可不可以是吉打呢？“吉打是更老的马来王朝，为何课本不从这里开始？”往回追溯，原来这套叙事框架，早在英殖民时期就已成型，“是英籍行政官兼学者Richard Winstedt选择马六甲为半岛历史的起点。”
后来国家独立。后来爆发五一三事件。后来政府推出的新课纲，并没有推翻殖民政府的叙事框架，反而深深依附着它。分而治之的种族概念，由殖民者带来，却没随殖民者远去。官方对于国族身分的定义，在她看来，排他更多于包容。
“历史不仅仅是关于过去，它也关乎现状如何被合法化。”
记忆会褪色。历史不是一组被时间凝固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的人为抉择，“它是一个人在特定时间，向特定观众，针对特定背景，选择诉说的故事。”就像历史学者并不活在过去，他只能想像过去。
换句话说，历史存在于我们的想像，却定义着我们的现在。
不写完美历史，书写不排他的历史
在龙登敏的想像里，历史或许可以不那么排他，而是能够赋予我们力量。“Malaysia Unbound”计划由此而生，挑战那些同样发生在世上其他角落，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它巩固了谁属于这里、谁不属于这里的概念。这种视角削弱很多人的生命经验，包括权利被剥夺的人、妇女、工人，以及最重要的，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群体。”
一道线划下去，群体之间的互动与连接，通通都被轻易抹去。我们都忘了，在那个起点之前，还有什么曾经发生。
“如果我们告诉你，世上第一份爪哇报纸，是在斯里兰卡发行？如果我们告诉你，P. Ramlee的标志电影，启发自印度帕西剧场？如果我们告诉你，粤语流行音乐的兴起，与马来西亚有关？如果我们告诉你，在马来亚园丘工作的印度妇女，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入詹西王后（Rani of Jhansi）军团，非由印度民族主义驱使，而是因为更复杂的原因？”
众想大马团队从口述历史、档案文件、歌曲影像中搜集时代记忆，它们零碎，却不受任何国界拘束，“把它们拼凑起来，我们会看见一个引人入胜的复杂故事。”他们把这些故事记录在网站和社媒平台，探讨的主题横跨流行文化、法律、食品、性别议题等等。
跨越地域讲历史，没有谁再是外来者，我们只会看见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在学术界，历史学者多年来有意识地想要摆脱殖民中心主义，在政治与战争以外，强调底层人民的社会与经济史。“但我们也知道，”龙登敏说，“我们所写的历史并不完美。我们的目标，不是撰写完美的历史，而是书写一个与你我相关，对你我来说重要的历史。”
策展人玛丽娜：
还有谁是我们故事一部分？
11年在国家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担任策展人，玛丽娜（Siti Marina Maidin）视自己为一个说故事的人。
“在博物馆说故事，它不只是关乎我们怎么展示，也关乎我们如何被看见、被听见。”
这次的展览——“海洋之语：伊斯兰与马来世界兴起”是用4年时间完成，玛丽娜想呈现的，是一个跨越地域的马来西亚。“这些文物，包括木刻、手稿和纺织品，展示着物料和想法如何流动。我们也能看见，马来西亚是一个串联的空间，由人流、物流、宗教的流动、语言的流动，所形塑而成。”
比如，玛丽娜并列展示两本各别来自登嘉楼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祈祷文集，显示两地在插画与图像的异曲同工，反映当时概念和想法的跨洋传播。“他们完整保留奥斯曼的概念，但加入了常见于登嘉楼清真寺的木刻技艺。”抄写手稿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因为很多伊斯兰学者前往麦加、麦地那，不仅学习宗教知识，也学习书法和彩绘的艺术。”
跨越区域非新颖概念
另一个有趣例子，玛丽娜分享，“在伊斯兰世界，我们常常看到人们使用狮子的图像代表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Ali bin Abi Talib。”传播到马来世界，狮子变成老虎，编织在纺织品上。“因为马来西亚找不到狮子，只有老虎，但他们保留原有的主题和经文。”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扩大我们对马来世界的想像。
跨越区域（transregional）的研究方向，并非新颖概念。“只是，过去人们更有兴趣研究我们与西方世界的连接，反而东方的印度洋经常被忽略。”通过策展工作，玛丽娜有意转变学术界主流视角，“它挑战历史必须是民族主义的观念，也开拓交流空间，允许我们提问：还有谁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它让我们看见自己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地区紧密相连。”
档案工作者曾家仁：从日常溯源历史
一张轻薄的冰淇淋包装纸，不如文物矜贵，一样可以说出引人入胜的复杂历史。——这是曾家仁想要传达的概念，历史可以发现于日常。
自从加入马来西亚设计档案馆（Malaysia Design Archive），他的目光一直锁定馆内近百张贯穿上个世纪的冰淇淋包装纸。吸引他的，是成分列表中“pepejal susu”（固体牛奶）字眼，“将牛奶变成固体，这种人类掌控生命体产物，将它变成消费商品的概念，我很感兴趣。”
自19世纪以来，固体牛奶一直是殖民经济中的重要商品，曾家仁指出，1960年代，牛奶是马来亚其中一个最大的进口食品。“这显示当时牛奶在马来亚已很普遍。”
至于固体牛奶呢？
牛奶不易保存，当产量变多，牛奶企业需要研发新科技，延长保鲜期。所以有了炼奶、奶粉，可以长时间贮藏，也方便运输海外。在曾家仁看来，这是一次奇迹，“这意味着人类对生命的特殊掌控，将牛群转化成可以量化的经济与营养价值，在全世界生产、再生产。”
战争时期，牛奶保存技术更显重要，是军事供应链重要一环。可在战争结束后，倒是出现新问题——牛奶太多了。大萧条时期，牛奶价格崩盘，人们开始倾销牛奶，许多西方国家面对供应和需求无法平衡的危机。
“所以他们想到，那就到亚洲和非洲开发新市场吧。”同时，马来亚处于战后阵痛期，多个地方面临营养不良的贫困危机，便从美国、澳洲、荷兰等国引进大量乳制品企业。“这些工厂拥有牛奶重组和保存技术。他们从纽西兰和澳洲进口固体牛奶，再重组成各种乳制品，包括冰淇淋。”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牛奶，尽管事实上，我们并不生产牛奶。本质上，马来亚是这个广大的跨地域商品供应链的一部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将牛奶强加到本地饮食习惯的做法。”
来到今天，他感叹，我们早已习惯牛奶的各种应用，很少想起，这是曾经在某个时代，人类将一种生命体商品化的结果。
“冰淇淋握在手上，我们只看到它慢慢融化的样子，看不见其他东西。”
历史学者苏密特：打开思维阐释史观
开放观众交流环节，一名学者提出“跨越地域、跨越海洋”史观或遭美化的疑虑。
针对这个问题，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历史学者苏密特（Sumit Mandal）回应，“我们不应该，尤其在这样的公共论坛上，浪漫化跨海洋史观，而是应该真正地打开画布，因为画布已经被缩小、封闭，交涉很难进行。”他说自己愿意用一生时间打开人们的思维，“因为我们是在跟数十年来的国家主义历史，以及更早之前的帝国主义历史对抗。”
历史课本可添加什么新元素？
绝大多数国人认知的历史，是写在课本里的历史。如果可以，这些学者会想在课纲中添加什么新元素？
殖民思想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考，那是一个信奉发展主义的世界，苏米特建议，历史课本可以多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明白马来亚人民如何理解他们看到的世界。
曾家仁认为，土地使用的主题也很重要，“比如土地和人民的关系；因为我想，人们怎么使用土地，常常是马来西亚各种历史叙事的争论点，像是紧急状态、新村或偏乡发展，全都指向人们经济生计和土地之间的关系。”
龙登敏记得，课本中似乎不见任何注脚，注明讯息来源，“正是因为没有明朗的参考文献，教科书里的叙事才会成为权威版本。”另外，在她看来，学生也看不见当时人们在社会层面的生活样态，“我想这很窘迫，因为它描绘的过去是片面的。”
历史课本以外，我们是否遗忘着重要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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