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韦亦.安华外交的两难选择


在大国角力与国内政治压力交织的当下,安华政府需精准地评估谈判筹码与外交立场,避免因短期政治利益而牺牲国家的长远发展。
日前,首相安华在谈及与美国的关税谈判时明确表示,将坚守国家立场,绝不在土著政策上作出妥协。尽管美国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投资来源国,但政府在谈判中仍划下明确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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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必须在8月1日前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否则部分出口产品将面临高达25%的出口关税,直接冲击对美出口产业。此举凸显,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安华政府的外交决策深受国内政治因素的牵制。
这并非安华政府首次在外交上坚持“本土优先”的立场。2023年以哈冲突爆发时,安华公开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并多次批评美国的偏袒立场,导致时任驻美大使纳兹里五度被召见。
这类表态在国内穆斯林群体中赢得不少掌声,却也让马美关系陷入低潮。种种迹象显示,安华政府的外交政策往往须在国内政治现实与国际期待之间艰难取舍。
我国一向奉行中立与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大国竞争中采取“避险策略”,努力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与灵活空间。一方面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及安全关系。这种“两边下注”的策略在过去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保障了国家利益。
然而,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安华政府为了回应马来选民对民族与宗教议题的关注,往往在外交立场上表现更为强硬,尤其在涉及西方国家时更为明显。
虽然这种“内顾”姿态有助于巩固国内政治基础,却可能在关键时刻限制了外交上的回旋空间。
正如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郭清水教授所指出,一国的避险战略不仅取决于国际格局,也受限于国内政治。
在团结政府根基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安华政府若在外交上让步过多,容易被反对派借题发挥,指责其“向外国屈服”。因此,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必须时刻顾及国内政治的接受度。
为了拓展外交空间、降低对单一大国的依赖,安华上任后积极推动多元外交战略。
他在巩固东盟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开拓与海湾国家、中亚、欧洲乃至俄罗斯的合作,并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上积极发声,意图提升我国的外交能见度与谈判筹码。这种做法不仅是对国际局势的回应,也反映安华政府希望在有限空间中争取更大自主性的努力。
这种策略也带来一定的经济成效。首相署部长扎丽哈曾在国会指出,2024年安华的外访行程多由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与对外贸易发展局随行,全年共推动16项贸易与投资任务。
根据投资发展局数据,2024年我国批准投资额达3785亿令吉,创下新高,贸易总额也突破2.88兆令吉,顺差达到1368.8亿令吉。尽管主要投资国∕地区仍是美国、德国、中国、新加坡与香港,但这些数据无疑为多元外交提供了某种正当性。
然而,回到眼前的现实:当日本选择在贸易议题上向美国让步以换取较低的关税时,我国是否也该重新评估自身的筹码?我国是否有足够实力,在捍卫国内政策原则的同时,仍维持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如果美国真的对我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我国经济是否经得起冲击?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市场,又是否能迅速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
在大国角力与国内政治压力交织的当下,安华政府需精准地评估谈判筹码与外交立场,避免因短期政治利益而牺牲国家的长远发展。
唯有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理性调整外交策略,才能维护战略自主,持续拓展发展空间,并巩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信誉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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