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本书】文征/《从地狱来的客人》以及《老杨正传》的恩怨情仇



1976年,我师范学院毕业后被教育部派往东海岸彭亨州的皇城北根华小执教,从此远离了麻河畔的小镇班卒,成为彭亨河畔的游子。
皇城朴素安详,岁月静好,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除了执教,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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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年轻,对人情世故还不甚了解,因此耳闻目睹什么奇闻轶事或人生百态,就会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或散文,然后投稿到当时几份日报的副刊,当然也陆续发表了许多篇。
这样写了4年,除了杂文、散文及新诗,也累积了10篇短篇小说,我竟然有了出版小说集的念头。
但是生活在边陲小镇,我没有与其他文人交往,所以根本不晓得出书的门路,只好把这份心愿深藏起来。
后来,在报章上看到雪兰莪福建会馆和大马福建联合总会邀请写作人申请出版基金的新闻,我就把那10篇短篇小说寄去碰碰运气。
也许是幸运之神的眷顾,我的申请竟然成功了。兴奋之余,我却感到相当苦恼,因为书本要怎样出版,我完全一窍不通。
就在我进退维谷的当儿,素不相识的马汉竟然来信,提议由他出版这本小说集,书出版后,他就送我100本,出版基金则由他领取。
我当然立马答应,而我的处女作《从地狱来的客人》就这样面市了。
看着马汉寄来的100本新书,我真是百感交集,最明显的当然是喜悦,这股情绪宛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滋润着我,久久没有消散。
我从头到尾把小说集里的短篇小说逐一阅读,感觉好似在端详自己的孩子,他固然有所不足,却深得我的宠爱和疼惜。
读到小说集的最后一篇〈老杨正传〉,不禁唤醒了我的回忆。
这篇小说于1978年在《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发表,刊登后不久,我竟然收到一封律师信,原来我的同事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影射他,因此对我提出控告,要求我道歉和赔偿名誉损失。
我顿时感到惶恐不安,致电编者查询应对方法,编者安慰我不必担心,他认为小说并没有指名道姓,纯属虚构的创作,这样是无法构成诽谤或诬蔑的罪名的。
不久后,《星洲日报》总社的总经理偕东海岸经理竟然亲自前来皇城探访我,扬言《星洲日报》会为我应付这一场官司,要我放心。
我听后遂放下心头大石,感恩这些知识分子的古道热肠,以及他们为正义而不低头的行为。
后来这桩诉讼被撤销了,我也没有因此放弃写作,更加勤奋笔耕,一直到如今依然写作不辍。
岁月不居,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人生如梦,如果没有从事写作,我只不过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却因为沉迷写作,我觉得平凡的我其实也有一丝不平凡。况且,我也能够一面写作,一面回忆曩昔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乐,觉得生活充实,岁月美好,真的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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