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联医生.正视学生心理健康


应对羊群效应,尤其是杜绝集体霸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既需要学校对于个体,培养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也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营造一个不允许恶行盲从、鼓励理性声音的健康环境。
她长得很漂亮,但眼神中带有难以名状的焦灼。她留着长发、戴着银框眼镜,在父母陪同下走进了我的诊间。她主诉双手持续数月不受控制地抖动,辗转数间诊所却未见好转,在朋友的推荐下,远从峇株来到马六甲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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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常规的问诊和体检,我又仔细翻阅了她之前的各类医学报告,基本排除我所熟悉的西医内科疾病。做了二十多年的西医,我深知此时应当考虑精神科方面的可能性。
在将她的双亲请出诊室后,我依据焦虑抑郁问卷量表逐项提问。某一道题似乎触动了她的心弦,她的眼眶渐渐湿润。
没错,这正是一例因长期学业压力引发的焦虑症。并不像许多人想象,患者一进门就会直言“我很焦虑”,“我睡不着”或”我很抑郁“,她的症状并非教科书里常出现的,而是极少被提及的手抖。
焦虑或抑郁有时临床表现并不明显。甚至有些仅是陪同就诊的家属,而在交谈中被我诊断出潜在的郁忧或焦虑问题。
在我大学时期,抑郁症已被评为21世纪的三大疾病之一。虽然如今精神科门诊几近爆满,但确诊率仍远远不够。
查拉事件不仅暴露了校园安全、霸凌文化与司法透明度的深层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多位国内外精神科医生早已公开指出,霸凌后自杀往往与未被察觉或未妥善处理的精神疾病有关,尤其是抑郁症、焦虑症和自主神经失调等。
霸凌不仅是外在暴力,更是一种慢性心理压迫。长期处于恐惧、羞辱和孤立的环境中,会逐渐演变成精神疾病。当然,也有些人在已有潜在精神压力的情况下,霸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普遍来说,医学生实习阶段并未强制轮值精神科,若毕业后未进入精神科,也未考取家庭医学科文凭,对精神科疾病的了解远远不足。
在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的压力下,许多人将自己的焦虑与抑郁视为理所当然,却未意识到生理与心理相互影响,不知道如何求助,或是求助无门,因为懂精神健康问题的医生并不多。
至于施暴者,除了再教育和法律制裁,还应关注他们是否存在边缘性人格障碍?背后是否隐含家庭问题或童年阴影?他们是否只是模仿者或曾经的受害者?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医学界深究,更应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因此,面对校园霸凌事件,除了教育和执法,还应邀请受过相关培训的医生走进校园。除讲座和教师培训外,还可向学生和家长发放问卷量表,筛查潜在患者并提供及时辅导、义工参与,甚至药物治疗。
应对羊群效应,尤其是杜绝集体霸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既需要学校对于个体,培养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也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营造一个不允许恶行盲从、鼓励理性声音的健康环境。
这一切的一切,需要教育界,医界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心力,不是每天早上让校长带领学生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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