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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

3星期前
4星期前
(新加坡4日讯)新加坡一名患有严重抑郁症的19岁青年,因为夜里感到情绪低落,于是在当地商场连续放火烧3个快闪摊位,所幸路人遇见帮忙灭火,但火患仍导致商家蒙受约2万7735元(新币,下同;约8万9299令吉)的损失。 《联合早报》报道,被告尤格什共面对3项恶作剧控状,他昨日承认其中两项,另一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 心理报告指抑郁影响判断 法官下令评估治疗是否适合 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的评估报告显示,被告患有严重抑郁症和强迫症,案发期间或前后可能处在重郁症的早期复发阶段。 医生也指抑郁状态影响了被告的判断力和自控能力,导致被告采取了不恰当的应对方式,被告的病情与罪行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法官因此下令让被告接受评估,看他是否适合接受强制治疗或缓刑监视。 案展明年1月19日下判。 这起案件发生在2025年3月19日晚上11时12分至40分,地点在新加坡两座购物商场。 根据案情,被告案发时感到情绪低落,经过一个快闪摊位时,突然有了放火的念头。 被告确认周遭无人后,从口袋拿出打火机,点燃盖着摊位的黑布,随后站在附近观察火势蔓延。 路人见到摊位起火后,帮忙灭火。 当晚,被告又分别在11时20分和11时40分,放火烧另外两个摊位,并站在一旁观看。 火势同样在被路人发现后扑灭。被告隔天被捕。 3个被纵火摊位损失约2万7735元,烧毁的物品包括800件衣服和地板等。被告仅做出1200元(约3863令吉)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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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5日讯)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指出,数据显示,每10个青少年中,就有6人出现抑郁症状,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这些青少年面对不同的压力来源,其中82%对未来感到担忧、73%对于自己未能达到预期表现而愧疚、61%担心经济状况。” 她说,根据统计,13至17岁学生当中,有四分之一面临抑郁问题;而居住在巴生河流域人民组屋(PPR)的青少年中,有12%曾考虑自残或轻生。 杨巧双今午在“2025年青年之友倾听计划”推介礼上致词时指出,很多人想要寻求帮助,但始终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害怕被误解,或者不晓得可以去哪里求助。 “因此,青体部与UEM阳光有限公司、精英大学及心灵扶助协会(Befrienders)合作,推动一个免费的情感与社会支援平台——‘青年之友倾听计划’。” 她分享,该计划旨在为青少年提供安全的空间,让他们安心倾诉自己的心声,而聆听者会在不评判、不污名化和没有偏见的情况下耐心倾听,所有内容将会保密。 隆商场进行3倾听活动 “青年之友倾听计划”将于接下来3个月的首个周六,即11月1日、12月6日及2026年1月3日,在吉隆坡Publika商场进行,时间为早上10时至下午2时。 杨巧双指出,提供免费倾听服务的志愿者受过相关训练,欢迎有需要的青少年前来倾诉。 “大马人都喜欢逛商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提供这项服务时,大家会认为只是坐下来聊天,不会感到压力;若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我们也会提供相关资讯。” 她也披露,青体部正与警方密切合作,透过数据和资料分析青少年轻生的原因,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不限年龄任何人都可参与 另外,杨巧双分享,青年之友倾听计划先在雪隆区始跑,一旦成功,将推广至全国各州。 她补充,尽管该计划由青体部推动,不过没有年龄限制,任何需要找人倾诉心事的人士,皆可参与。 同时,杨巧双在会上宣布拨款3万令吉给心灵扶助协会,肯定该会一直以来免费提供心理辅导和援助。 出席者包括青体部总监阿祖拉、秘书长拿督纳古仁德兰、吉隆坡心灵扶助协会主席依达、精英大学校长刘德贵教授及UEM阳光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员哈菲祖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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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他把纠缠了他一生的抑郁症比喻成一直在他身后追赶的黑狗,一旦被“黑狗”追上,抑郁的情绪就会朝他猛扑。作家马修·约翰斯通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有一只黑狗》的书,书中描写了他如何从企图掩盖、挣扎、屈服,直到接受“黑狗”的心路历程。我虽没有被“黑狗”追赶的经验,但我从小就旁观了我妈与“黑狗”一次次的较量。 自我懂事起,我爸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平均每3个月才会返家待上一两个星期,而我妈作为全职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3个小孩,接送我们上下学、做家务等等。可2004年的某一天起,我妈突然怂恿我们翘课,趁着爸爸不在,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开始我还因为不用上学而欣然自乐,可我妈越来越反常的行为,成功地让恐惧翻身做地主,占据了我的心头。身为精明消费的家庭主妇,她突然开始爱上了逛街购物,花钱如流水;身为宅女的她,开始频繁地带着3个孩子自驾游;一直严厉监督我们学习的她,不再关心我们功课的进度,常常独自发呆、晃神、傻笑……一切都在警示我“妈妈不对劲”。我虽然是家中长女,奈何那时“资历”尚浅,对状况束手无策,幸好我爸因连日联系不上我妈,并发现他们的联名账户冒出了好几笔不明开销,便立刻赶回家。 碍于当时的资讯科技不发达,心理健康知识也不普及,身边还有些封建迷信的亲友加持,我们一家子无神论者用实际行动,演示了什么是“临时抱佛脚”。我依稀记得好几个炎热的午后,香火袅袅,梵音环绕,我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跪拜在观音娘娘的莲花座下,祈求菩萨能在烟雾弥漫中看见我们的无助彷徨,好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菩萨到底有没有显灵,我不知道,但我能确定我妈的病情是每况愈下,除了肉眼可见地迅速暴瘦,她还出现了幻觉幻听,被害妄想的症状。 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某个晚上,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让我替她报警,因为有人要加害于她。脑雾反应也逐渐频繁出现,有一回,她坚持出门买些日常用品,可迟迟未归,结果我爸发现她把车停在了小区超市门口,人坐在车里发呆,也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所幸经熟识的小区诊所医生介绍,我们辗转到了心理精神专科诊所。在那个时候,提起去看心理医生,大家只会立马联想到Tanjung Rambutan,可那却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希望,如救命稻草般,只能用力捉住。我那时心里多少有点抗拒和矛盾,一边希望我妈能确诊,让她所承受的痛苦都有个解释和治疗方案;可一边,又不希望医生查出点什么,感觉一旦有了诊断,我妈和我们一家人就会被贴上“精神病患和患者家属”的标签。 妈妈叫不出我们的名字 或许是因为当时年龄小,抑或是潜意识不想面对,陪诊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像是被糊了一层墙纸,到底哪间诊所,哪位医生,我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诊所里所有的玻璃门窗都贴满了最黑的隔热膜,昏暗的灯光让整个氛围尤其沉重。当时除了我们一家人,还有一对父母带着眼神空洞的儿子在候诊。那少年抖着腿,望着脚下人字拖喃喃自语的模样,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噩梦的素材。而那天,我父母从问诊室出来时,微红的双眼,也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那喻示了我们一家驯服“黑狗”的开始。 那之后,我们几个孩子回到校园,而我爸除了包揽家里的大小事,也负责照顾我妈的生活起居,包括监督她定时吃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确起了很好的镇静作用,但副作用也排山倒海而来。服药后,我妈特别容易疲倦,一整天里清醒的时间特别少,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记性变差,反应迟钝,早上做过的事,下午她就给忘了,甚至叫不出我们3个孩子的名字;持续性反胃,吃了就吐,把“皮包骨”彻底具象化。 我爸也给我们几个孩子分配了任务,每天放学回家后,我们就会在妈妈的床边做功课,多陪她说说话,聊聊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我妈从一开始无视我们,对我们说的话毫无反应,到后来会对着我们笑,这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可避免地,我们一家也成为了邻里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莫须有地排挤我们一家人,导致当时我们和邻里的关系紧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也不过是心理健康知识匮乏所引起的恐惧而起,我也感谢他们让当时年纪小小的我提早识得这个世间的冷暖。 自患病、确诊、治疗,到恢复,只是过了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仿佛度过了十余年的岁月。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咬着牙,牵着手,一起撑过了那段漫长且艰辛的康复之旅。在我妈逐渐恢复——情绪再也不似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耳边一直听见的“窃窃私语”声渐渐消失,不再妄想有人监视陷害她,睡觉也睡得安稳后,我们一家搬去了我爸工作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当然,“黑狗”并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我妈的抑郁症复发了几次,但基于我们对“黑狗”已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总能及时把“黑狗”驱赶走。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心理疾病是多么值得理解与正视,它并不是一个人的错,也不是软弱的象征,在此愿每个挣扎中的人都能被温柔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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