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中国建筑史的“知识考古学”（二）

刘敦桢的建筑社会观在中国建筑史的书写上，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在体例、分期、各章节首和分类方式上都有不同，其中，分类方式（类型）的影响最长远。“可以说，对类型的关注，使得刘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容易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而将对建筑历史的研究与对经济和社会制度原因的探讨相结合。”

1959年，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组织的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委任刘敦桢负责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史》在各章节增加了关于社会背景的介绍，尝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建筑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同时强调“古代”的特征，以区别于当时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的“现代”和“社会主义”的建筑。

总体而言，“刘敦桢从社会观出发，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从梁思成偏重的结构-形式和风格史转向了对于建筑发展的动力，也即中国建筑与中国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刘对住宅和园林的研究，促进了这两类建筑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调查和研究，揭示了中国建筑的多样性，“打破了建筑文化观下的同一性的‘中国建筑’概念，从而推动了地域建筑史的研究。”（图04）

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

与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同时代的童寯，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研究西方现代建筑和中国传统园林的学者。身为满族的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青年时期赴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8年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后加入华盖建筑事务所，1952年后不再从事建筑设计，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担任教授直到逝世。（图 05）

根据赖德霖的研究，童寯对推翻清朝的国民党反感，不喜欢孙中山，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经连续3年拒绝剪辫。“拒绝认同民国统治虽然可能导致童寯对中国现实的疏离，却有可能使他在人生观上同时拥抱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即亲近视中国为他者的西方主流文化，以及历史上一直被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排斥在边缘的士文化。童寯毕生学术工作的两个基本内容──对西方现代建筑的关注和对中国古代园林的钟情，就体现了这种双重的文化认同。”

他在《近百年西方建筑史》和《日本近现代建筑》中质疑“中国固有式”的做法，认为“现代建筑将最终消除历史和地理的差异，”不再有东西、中外之分。这种看法显然与梁思成提倡的“中国风格”完全不一样。而在园林的研究中，赖德霖认为童寯为自己“遗世独立”和“不随流俗”的态度找到了寄托。

“《江南园林志》和童寯其他关于中国园林的文章，更多地体现的是他对于一种中国文人传统的认同和追慕，这种传统见之于魏晋《世说新语》、元朝绘画、明清江南园林和文学，而他所追求的独立人格就和这种传统若合一契。”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参加公开活动的童寯，出席由Palmer & Turner（英国公和洋行）设计的金陵饭店奠基典礼，称之为“这是第一流的设计”（图06），见证他向来所相信的“世界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发展。

建筑史学史的研究尝试探究建筑史学家的思想，看到选择背后的动力，为阅读历史提供必要的距离，是求真的必要条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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