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豪.科学让政策真正回应社会需要

科学咨政的核心价值，在于让复杂政策决策有一个理性的基础。比如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离不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它让不同立场的国家至少能在同一份科学证据上对话。反观马来西亚，若要在能源补贴、粮食安全、教育公平或公共卫生等领域走得更稳，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健全的科学咨政体系。冠病疫情就是一个教训：当时公众质疑的往往不是科学本身，而是政策与证据之间的落差。如果缺乏透明证据支撑，政策就很容易失去信任。

在亚洲，跨境议题如烟霾、粮食供应、海岸城市气候风险，都迫使各国更紧密合作。INGSA Asia因此推动了“亚洲科学种子计划”（Seed of Science Asia），由国际科学理事会亚太区域枢纽与INGSA Asia共同发起，要求科学家与政策制定官员联合申请项目。这种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科学与政策从一开始就同桌对话，成果自然更贴近人民生活。马来西亚也有制度基础，例如国家科学理事会、马来西亚科学院、以及由我的上司扎克里教授所领导、隶属科学、工艺与革新部的产业—政府高科技集团（MIGHT）。然而，现实是大马许多科研成果停留在学术期刊里，并未转化为可以直接推动部委政策的简明建议，这就是我国必须面对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长期且战略性的能力建设正是可以让技能、制度和文化相互作用的解决方案。INGSA作为国际科学理事会的能力建设臂膀，目标就是让科学家懂得说“政策语言”，也让决策者能够批判性地用好证据。对大马而言，这意味着要培养的不只是写学术论文的人才，更要有能写出简短政策备忘录、能在议会听证会上说明科学依据的专家。同样，公务员也要有能力辨别证据质量，而不是单纯依赖个人经验。区域间的知识分享也非常关键，例如亚洲—欧洲基金会（ASEF），提供了双向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借鉴欧洲在制度化科学咨政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分享亚洲在快速变化社会里灵活应对的方式。

综观之，科学咨政绝不是学术圈的自说自话，而是与大马民众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油价补贴、教育公平、医疗体系效率，这些都需要以科学为指南针。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让我在环球舞台上感受到全球的交流与合作，但我更期待的是能将这些理念带回国，推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以证据为核心、以开放为精神的治理文化。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成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桥梁，让政策真正回应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