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当人看，我想是最基本的，既看见人性需要管制的黑暗面，也看见人性需要关怀的光明面。当代的青少年处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困惑什么？他们在期盼什么？
从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角度来看，当案子太恐怖、无法理解，人脑为了恢复“完形”，就会自行编织因果、创造解释，哪怕那解释并不真实——只是为了让认知获得闭合（closure）。由此可见，大家的焦虑是真的，大家的关心也是真的，但大家所归咎的原因和开出的解方，就未必是可信的了。
问题总是复杂的，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不能也不该简单归因。自己难免会有偏见，也没有能力给这个现象一个完备的说法。但是，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回顾和思考。
这是首次出现校园暴力事件吗？
我的中学时期就读普通国中，当时就听说并见证过不少暴力事件。比如学生在课室里打架，相约放学后决斗，甚至借黑道帮派的力量在校外火拼。这里头有赤手空拳干架的，也有拿巴冷刀砍人的，有没有砍死人我不确定，但鼻青脸肿、血迹斑斑倒是有的，警车到校调查也看过几回。强奸案件，也有所耳闻，不过大多当事人都倾向选择息事宁人或奉子成婚。至于霸凌，不管是肢体的、言语的还是精神的，身边发生的也算不少，自己或多或少也曾经卷入其中。那个时代，老师鞭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家常便饭，UPSR和PMR也都还在，不见得起了多大的阻吓作用，不是吗？
这一回的校园暴力事件与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
我想，首先是肇事者变了。过去，行使暴力的往往是问题学生，有前科，有迹象，事件爆发后还不至于叫人匪夷所思。如今，平日行为举止正常的学生，纪律也没问题，家庭也不破碎，但就突然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暴力举动。我们难以置信，我们难以理解，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啊！
相比过去，现在的青少年几乎从实体世界搬到了虚拟世界，大多数很小就有了自己的手机，很早就开始在网络世界游走，每天的荧幕时间轻易就达到8小时以上。过去，在实体世界，孩子交哪些朋友、去什么地方、做什么活动，或多或少都需要经过父母同意，至少也得向父母报备。想象一下，如果未成年的孩子问你，他可以去飙车吗？可以参加性派对吗？可以跟陌生人喝酒狂欢吗？我想，任何正常的父母都不可能放任自流吧。然而，网络时代，透过手机，青少年每天都在接收五花八门的讯息，每天都在跟来历不明的人打交道，每天都曝露在未知的风险之中。这一切，父母都不知不觉乃至自然而然。
网络里，孩子每天在看什么、聊什么、做什么，跟什么人打交道，在什么社群活动，大部分父母是不知道的。假如将这些网络轨迹逐一摊开来检视，说不定就能看出什么蛛丝马迹，不至于等到发生了荒唐事才目瞪口呆。表面上，是平日循规蹈矩的孩子突然黑化，实际上恶果可能早在你不留意时逐渐酝酿。反常的品行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只不过从前在实体世界迹象明显，如今在网络世界难以捉摸。美国学者Jonathan Haidt在《失控的焦虑世代》中将这个现象称作“童年大重塑”，结果是青少年精神疾病的大流行。
再来，媒体环境也变了。过去，我们的讯息主要来自报纸、电视、电台等主流媒体，来源相对有限可靠，接受资讯的时间段也相对集中，要么是翻阅报纸时，要么是特定新闻时段。如今，我们的讯息几乎都来自网络，而网络上的每个人几乎都是可发表、可传播的自媒体。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收新资讯，而且大多还要是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真假难分，虚实难辨。而在流量为王的背景下，耸动的标题、极端的言论、膻腥色的内容都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抢夺注意力，没有最俗，只有更俗。
一方面，是校园暴力事件成了流量密码，谁都来骂上两句，谁都来借题发挥，于是演算法就推送得更加卖力，我们的观感也愈发强烈。不是说事件不严重，而是新媒体的环境会在观感上加倍放大其严重性。另一方面，科技的转变也让问题越来越复杂。网络霸凌、深度伪造、拍照录影、点赞分享，科技工具让每个普通人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使旧的暴力行为有了更多新的形式，同时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年人来说，这一点尤其致命。
有了社交媒体，表面上我们得到了更多发声和参与社会事件的平台和机会，但其实大部分表达都流于情绪宣泄，没有公共论述，也没有理性对话，反而还激化了矛盾、放大了偏见、煽动了仇恨。更糟的是，大家以为自己关心了、参与了、行动了，其实水过无痕，什么也没有，但却在事过境迁后心安理得地放下了。义愤填膺就在这样的虚耗中被消解，并未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和改变。另一边厢，媒体为了流量而不断沉沦比烂还可能产生维特效应，八卦笔法的报道会否引起他人模仿也是潜在的风险。
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认为恢复鞭打教育就能解决校园霸凌的问题，重启UPSR和PT3就能使学生找到学习的方向，我想也未免太小看这个时代了。不由得想起刻舟求剑的故事，船边刻的是老记号，但轻舟已过万重山，底下早已不是同一片海了。况且，人的记忆总会美化过去，念想当年种种，这里头其实常常出现幸存者偏差。套一句教育家杜威的话：“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方法教育现在的孩子，就是在剥夺他们的未来。 ”
与其回溯过去的经验来给教育的未来提建议，不如踏踏实实地面对当下的现实：物质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空虚；信息严重超载，识读素养低落；虚拟互动频繁，人际关系脆弱；实体管得太严，网络放得太松。这样的生活环境可说是前所未有，人类千万年演化出来的生理机制在瞬息万变中显得水土不服。特别是脑袋尚未发展完备的青少年，在科技无孔不入的针对下更显脆弱，轻易就在网络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这方面，瑞典精神科医生Anders Hansen在《拯救手机脑》有精辟论述。
校园暴力事件中，受害者是人，施暴者是人，旁观者也是人。是人，就有情绪，就有偏差，就会犯错。对于无法控制自己以致威胁他人安全的人，当然需要加以限制和约束。至于犯错的人，当然也该加以惩处和对付。然而，除了消极地对肇事者进行事后清算，应该也要积极地寻找问题根源并预先对症下药吧？
把人当人看，我想是最基本的，既看见人性需要管制的黑暗面，也看见人性需要关怀的光明面。当代的青少年处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困惑什么？他们在期盼什么？时代的日新月异大家都知道，却又习惯性地以旧眼光来看待新现象。我们真的能以过去的经验来揣摩当下的青少年吗？经验并非完全不能参考，但肯定有很大的局限性。倚老卖老之余，是否也应该去倾听、去感受、去理解今天的青少年呢？
恢复鞭打教育很简单，但要恢复师道尊严很难；重启UPSR和PT3很简单，但要摆脱应试教育并重建学习意义很难。而我们总爱将问题简化，做最表面的解释，选最轻松的路，似乎这样会让自己更好过一些。
现象很无奈，问题很复杂，我没有解方，只能思考，只能探索。或许，在看似无解的暴力循环里，我们都该重新学习——如何真正看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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