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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

1星期前
【特别策划】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X 副刊文艺版 ——携手共创文学新页 辛波丝卡在《文学通讯》栏目当编辑时,常会给投稿来的年轻作者回信。信都不长,有些像随口一吐的毒舌,将那些雄心壮志劝退。给自己的栏目倒米,她倒是做得淋漓尽致。读着,我却颇为有感——先是发现自己也老大不小,时常落入需要给更年轻一代意见的窘迫之中,因而学她读,学她评;后则把自己当成那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用她的话来审视自己一番。 诗集《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出版至今已两年,跟着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一起——两本深色费墨的排版,两个既阴暗又阳光的个体。两年,不至于久远风化,但有些事情多少已尘埃落定。 《黑曜石》只有一篇几百字的潦草后记。想来,第一本书应该有许多东西想说才是,但把该放的诗稿放进去后,版也排好,一切就变得后继无力。《辛波丝卡谈写作》其中一条就说道:“节制一些,会让你看起来更可信。”眼一眨,霎时红毛丹砸中头颅般——对啊,《黑曜石》里许多诗都像坐在秋千上写。蹬一脚,往高处荡啊荡;手一放又坠回了原点。毫无节制地在青春里晃荡,放任自己踟蹰于险谷;在那些赤焰恶蔓中脱身已然花费多数心神,哪还有力气写什么后记? 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浪费掉的。具体都是怎样虚耗的呢?〈羞怯于开门,此刻,彼时〉独自一人在岛国酒店带有大浴缸的套房,厕所没有墙而只有玻璃。我躺在浴缸中,热水与水蒸气几近吞食因而麻痹窒息挣扎甚至相信了彼时只有这样才会好过一点;〈右二厕间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坐在关闭的马桶盖上像个大卫一样沉思,关起来最好由始至终都不会有人发现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时分〉毫无规律的生活写不了任何日记而第一次成功记录下来的时间与分秒都是悲伤到以为再也回不来的战壕……那些属于青春的,诚挚的痛苦,没有什么比她更优雅地让人甘愿引火自焚。 要说遗憾的话,应当就属种种的不够节制了。而人总会变,变好或变坏倒是说不准的。只是所有文明,都会伴随某种程度的缺憾——那是人变理性而更能从欲望之中克制,是从邋遢不堪到懂得清洁体面装扮,是懂得了世俗与体谅,是用科学抑制了悲伤,用药物打败了疼痛,是理论最终大于一切直觉…… 而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书里的诗多数都是非写不可。当然,第一本书总是畸形难堪,却多少印证了自己生来就是那个样子,一种书写中难逃显现的原型。往后,会有不同的经历磨蚀你,像浪将渣碎石冲刷得光滑无害——一成不变与一直在变也自带利弊,唯在求好中改变,回过头来也就还能给自己一些安慰。 吞了石头,怎么都该吐些火焰。 相关文章: 【我的那本书】李忆莙/没有然后的《遗梦之北》 【我的那本書】潘碧華/依舊怕見老師 【我的那本书】郑羽伦/时间磨损得好漂亮
2星期前
【特别策划】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X 副刊文艺版 ——携手共创文学新页 一晃20年过去。我是说完成《遗梦之北》的写作已经过去了20年,而那本书的出版至今也12年了。今天来谈一本旧书的新故事,似乎也没什么“新的”可谈。写作于我而言,并不在意有几个读者,也不知道什么人会去读我的作品,尤其是一部二十几万字的小说。那时偶尔经过书店,想到我那本厚厚的书很可能正和那些乏人问津的书挤在一起,心里会泛起那么一点点的失落感,失落之余,也没有停止写新的东西——不写,我做什么好呢?却暗自惊讶怎么竟关心起书市的行情来? 那天看到有位作家在访谈时说,作家过了60岁,仍在创作的话就跟才华无涉了,更不靠技巧取胜,而是在于呈现和表达。这样的观点我是很认同的。人生过了60岁,此时的创作,即使不能赋予人生的完成,也是一种观照;从过去几十年的跌宕起伏回味人生,心中不由生起一阵暖意,温厚地淹润开来……20年,我真能从中擦去时光的锈痕吗?凭什么? 《遗梦之北》写的是过去的事;在时代洪流与家族血脉交织中,表达人生的千回百转和历史被忽略了的那一面。而能够在时光的锈痕里检视人生,不论是否看得通透,至少视野是比较清晰的。 日子匆匆,一晃今年就只剩下两个来月了,想到新的一年里世界形势不知会怎样演变,则更添无力感。回到我自己,不也很犹豫么——犹豫要不要把《死生契阔》付梓出版,那是去年完成的一个长篇。付梓出版,不过是印刷成书,然后推出书市出售,这不难。而让我考虑再三的是:在此时此地出书?且还是一个长篇,几乎成为辩证法的前提。我能不考虑再三吗?回想当年着手创作《遗梦之北》之初,也没去想发表和出版的问题。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想写一个家族的过住,那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梦影——不怕风吹雨打去,只怕有一天我改变了想法,不想写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就更不会去想发表的问题。以至隔了好几年才在《澳门日报》上发表。又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日才在《中国报》连载。写作一本书,是以孤独伴随寂寞来完成的,只有完全融入,为自己而写,才能心平气和甘之若饴。直到《遗梦之北》在台湾出版,并出了两个版本,已是7年之后了。写作,尤其是长篇,我并不急于发表,至于出版则随缘。写作的艰苦是我甘愿承担的,而不是被迫承受。之所以愿意倾注心血,是因为世上许多事情都存在着“主流”与“非生流”观点,因此我渴望我的思维表述能达到人性之深,为生命的深度所系。 要说这本旧书的新故事,是时不时有人告诉我,她或他在哪里哪里的某某书店或机场书店看到这本书。然后呢?没有然后。这也就是说,只有开头,却没有结尾;组不成完整的结构,没能取到起承转合的结构章法。 相关文章: 【我的那本書】潘碧華/依舊怕見老師 【我的那本书】郑羽伦/时间磨损得好漂亮 【我的那本书】林成兴(冰谷)/《橡实爆裂的时节》  
3星期前
选编的过程中,我时不时会问自己,相较过往不同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这本在疫情后时代出版的马华短篇小说集,要如何脱颖而出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们需要年轻的面孔。 由马来西亚笔会发起的“Connections”系列丛书,今年4月间正式推介首本成品《Objects of Desire》。 这个翻译计划在2023年9月就诞生了。那时,Buku Fixi出版社创办人、笔会成员Amir Muhammad希望能参与英国Comma Press出版社旗下的“阅读城市”计划,并出版《吉隆坡的故事》小说集。一开始他找到我,是希望我能推荐几篇马华作品,也帮忙寻找合适的译者。 无奈,发给出版社的电邮音讯全无,这个出版计划也就胎死腹中。后来,我们决定换个主题,从吉隆坡的故事换成本地非英文作品的翻译计划。最终,通过Amir的协商,这本书确定由笔会出版。 笔会理事一致同意由马华文学打头阵,以文学为媒,搭建英文读者与本地其他语文作家的桥梁。既然是桥梁,那以“Connections(连接)”作为系列名称是最适合不过了。 选编的过程中,我时不时会问自己,相较过往不同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这本在疫情后时代出版的马华短篇小说集,要如何脱颖而出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们需要年轻的面孔。我指的年轻,不仅仅局限在年龄,更多的其实是“我们还可以向读者介绍哪些作家”。 解决了作品,接下来就要开始翻译了。10位中选的译者当中,有的本身已经是作家或编辑,有的是旅英旅美的硕博生或自由业者,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谢谢译者们在完成翻译后仍然给予大力配合,在谦虚地接受修改点评的同时,也提出专业意见维护自己的“产物”。10篇故事、10位译者,意味着10种不同的风格。除了基本的语法标准,我们尽可能让译者发挥所长,以呈现文字和文学的多元性。 新书推介后,我从一位译者口中得知,华英文学翻译和出版的机会在本地其实是十分难得的。这一本翻译选集的出版,除了满足了我自己推荐马华文学的“欲望”以外,也轻轻地将华英文学翻译推了一把。由衷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不谙华语的读者对马华作家和作品更感兴趣,让我们往后更加卖力地推广马华文学的翻译工作。马华文学在翻译的这条路上,至今还是像个蹒跚学步的婴儿,路还有很远,但同时,可探索的事物也绝不会少。 更多文章: 【书市小耳朵】夏木 / “素人写作”为什么这么火? 寄一张从死亡边缘归来的明信片:她行遍大马13州唤回对土地的好奇与柔情  
1月前
数月前田靖传来讯息,说是要收录我的air进去最新一期的《口口》诗刊里,当然答应,能够把〈air〉翻译成英文,能够让中文世界以外的读者读到这首诗,当然是我最想要做的事。 《口口》诗刊是几个马华年轻作者所创立的有声诗刊,算是一个实验性的出版刊物,也算是把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声音)的读物。《口口》诗刊看似无字,但在音乐、敲击声或人的声音中所带出来的,显然比文本多了一层喻意。它有点像电影配乐,也有点像古典乐或交响曲,你可以沉浸在声音里感受或者体会诗人想要表达的东西,当然,同时也看到(听到)翻译者和朗诵者的二度创作。 近几年来,马华文学的新诗创作者增加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朗诵比赛的普及,需要大量文本,所以出现很多新诗作品,尤其是童诗,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性的高度。童诗比新诗简洁,入门不难,朗诵诗不一定需要隐喻,所以门槛也不高,学生们的比赛也不少,重新启动的大专文学奖很重要,许多马华诗人都是从大专文学奖出发,还有花踪文学奖,持续鼓励着马华作家经营文学创作。 要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办一本诗刊不容易,《什么?!诗刊》算是异数,所以口口的存在价值很高,它不仅是一本诗刊,也是一个延续新诗生命的土地,它算是介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另类,原创性超高,文本超越作者和文字本身,从出发点上来看,有点《三体》(文字,语言,文学)的感觉,或许这样的呈现方式会让文学以多元或多维度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读者群里。诗是以意象为主轴的文学,它的层次感和隐喻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既不单调,也展现了它在不同角度创作下的各种可能性。 诗中自有黄金屋 突然我想起了《有本杂志》,然后想起《有本诗集》,最后想到有人诸子。诸子这个词不能轻易乱用,但我想有人的各位诗人朋友够资格。当年办《有本杂志》的各位好汉也是雄心万丈,最后还是不得不停刊,可是最后却促成有人出版社的成立,也算是曲线挽救了马华文学这二十余年的走向。办杂志(或任何一份刊物)不容易,办文学出版更难。新诗在文学作品里的读者群应该不比散文小说来得多,买的人少,读的人也不多。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好像是真的。我常常这样鼓励自己,尽量让学生理解和看得懂诗。诗中自有黄金屋。嘿,那就学廖伟棠说的,我们不一定要做诗人,也可以做心中有诗的人。 最近忙着读一些有关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书,在想,与其随意的创作,不如认真写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什么的,尤其是超越族群,跨语言或者单纯表达“一些想法”这样的作品。若你问我,会不会选择写小说或散文,我会写的,而且都有在写,但很难放弃新诗,它好像是我最想要“告诉人们一些事情”的媒介,用不直接的方式,用婉转的态度,用隐晦的语气,唯有写诗,才能让我活得自在一些。 有诗的生活比无诗的生活多一些层次,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每天读一首诗,看看日子是否有没有变得不一样。
2月前
他是有做功课的。 他告诉我说:全国有62间独中,79间华中(国民型中学)。是的,这是一位热心宣扬中华文化、热爱及推广马华文学的老前辈告诉我的。他说,还有国民中学,单单在吉隆坡就有一百七十多间,柔佛州二百二十多间。 他花了这样多时间、心血去收集这些学校的名称和地址,唯一的目的是要将他最近出版的小小说集给寄出去。 这是既花钱又繁重琐碎的工作(他先选择处理独中和华中):找地址、打印剪贴在141个(79+62)信封上、贴足邮票然后投寄。最后才轮到国民中学。但因全国的国民中学数量实在太惊人了,只好只处理柔佛州的。 敬佩前辈的送书精神 这些工作即使让年轻人来做都觉得吃力,何况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他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就那样一个人独自扛起! 独中和华中,每间寄两本,邮费是3令吉;国民中学每间寄一本,邮费是2令吉。(书本厚121页)他需要购买400至500令吉的邮票,这里的邮局卖到断货。邮票不够,只好走遍小镇附近、城乡的各所邮局才勉强凑足。 寄的时候又要分三、四个不同地方的邮局邮箱投邮。因为担心太多邮包,邮差会埋怨太重太累赘。(不知道会半路丢弃吗?) 有一次,他把六、七个邮包放进某花园一个看起来像要倒要倒的邮箱,正放心不下左右徘徊时,看见附近杂伙店的印度老板走出来在五脚基抽烟,便多嘴指着斑驳点点,脱皮落骨的可怜邮箱问了两句:“温那甘(您好!印度问候语),请问这个歪歪斜斜的邮箱,邮差会来收信件吗?” “放一百个心吧!邮差每天都来,会打开来收信的。”老板吐出一口轻烟,微笑着说。 除了邮寄,送书活动也在一些公开场合进行。如当地德教会举办的活动及各学校的校庆义卖上;还有每一个月慈济的资源回收,他都会把书交给当志工的师兄师姐,以及那些载来回收物的大德们。 有时在咖啡店遇到同村的熟人或是认识的商店老板、工友,他也会上前递上一本,说:“打扰了,送你一本书!” 但如果恰逢万字票或马票投注日,他会比较小心谨慎地处理。因为有好几次,他递书本时却被拒绝,耳后还听到埋怨:“大吉利市!一大早就倒大霉了!书书书!输输输!什么都输掉了!” 这里也顺便谈谈我送出拙作的经验和感受—— 我也曾将报上及杂志发表过的拙作影印下来,与相熟的友人或比较谈得来的晨运伙伴分享。还有送给那些一次生两次熟的卖鸡饭老陈、杂伙店安娣等等的“贩夫走卒”、普罗大众。其实高手在人间,到处是藏龙卧虎呢! 卖鸡饭的老陈为人风趣幽默,他感慨地对我说,你是我认识的稀有品种的文人啊! 我打包鸡饭,临走时递给他一份影印作品,顺便说道:“生意兴隆,后会有期!”他慌忙放下尖刀,双手抱拳似模似样地说:“江湖再见!” 但也有的人接到我的影印品时,会坦白地告诉我,他们很少看文字这玩意了。有的甚至数天后相遇,问他对拙作有何指教时,回答却是:已经看了,但也已经丢掉了。我总感到无奈又无言。应该是我写得不够好,不够精彩,才会让读的人没有看下去的兴趣;毕竟本就是我的一厢情愿。时代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文学文艺早已失去兴趣。有的只是因为看你拿着文件,兴致勃勃盛意拳拳的一番好意,拗不过你,不好意思拒绝,应酬应酬你罢了! 书本是有温度的,作者呕心沥血、默默耕耘和付出,让它持续发光,真是功德无量。所以,我对这位送书前辈的精神,深感敬佩。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今时今日,已经很少人踏足邮政局寄东西了,邮局都快关门大吉了!像你这样全力支持邮政系统,我会尽快去向当局报告,让有关部门打造一个金牌奖状颁发给你!” 他就是我认识的工人作家吕才易。这次邮寄的是他的第3本小小说集——《我离开工地了》。
2月前
(编按:马华第一本有声诗刊《口口》近日推出第三期,主题为“翻墙——默迪卡!翻译马华”。这期以“翻译”为轴心,从文字跨到声音,从华语跨向马来语与英语,尝试让诗歌突破语言藩篱,被更多读者与听众听见。诗刊编辑团队以“翻墙”为姿态与实践,相信诗能穿越界限,在陌生耳朵里发芽,让被忽视的声音重新流动,延续马华诗歌的深层生命力。) 口口诗刊第三期的顺利出刊著实让大家松了一口大气。 出刊前编辑团队各个神经紧绷,手忙脚乱,各守其职,校对的校对,更新官网的更新官网,想文案的想文案,还有想到的没想到的,四人无牌小作坊一手包办。就像是这期从决定主题为“翻译”到定名“翻墙——默迪卡!翻译马华”是编辑团队各成员几经商定的——而这过程像发酵,也像难产,回首一瞥,竟也历经两年。计划做“中/英”与“巫/中”的翻译企划后,我们也把选诗方向定在“家/国”。我们同时也把“翻译”的核心意象定为“翻墙”。然而“翻墙”定下后,我们的概念文案在各自抵抗生活的负重与贪恋日常的沉沦之间几度流散,在我(田靖)这里彻底成为死局,倒是在凯宇手中翻出新篇,总算让几行字漂浮在聊天框中。大抵是那么写的——“马华的诗歌,是井里的蛙:四肢瘦削、皮薄有毒,自闭且寡声。……为此,需要来自外面的一场人造雨,出处不明的地下水也可以,让诗翻越高筑的砖墙——原来这是一片因深藏而繁茂的绿洲,这里并不枯瘪,也不只有空虚的回声。这是诗的变体,是翻译的可能。”透过井底蛙的意象引出翻墙/翻译的迫切——我们无一人反对。当然,拍手叫好这事换上了新装,我们都给这个绝妙的初稿点了“爱心”。 一年后,聊天室兵荒马乱,死线的野火烧不尽。我们真的需要文案了。也许真的要在人们的视野暴晒了,我们才意识到“井底蛙”会不会有一丝不妥。会不会有一种贬低马华诗歌的感觉?——怂包的我们想著,要不换个动物?毕竟诗人往往都是玻璃做的,需轻拿轻放。鲤鱼(跃龙门)?鳄鱼?但我们当初选择“蛙”,是看重它的两栖性——与“翻译”契合。那么,如果“井底蛙”太容易让人联想到负面含义,要不换个名——蟾蜍?田鸡?还是佩佩蛙?夭寿唷,好难!但转念一想,写诗读诗追求的思考行经应该是打破固有僵化的既定框架,看到别人所没有留意到的——“如果你真的是诗人,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贬低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凯宇说。这是真正的“翻墙”,翻“越/阅”那高高的围墙、矮矮的藩篱,有形的南墙或是心底那无形的堤梁。 做翻译特辑的初衷,正是为了跨越语言的栏杆。如果是只青蛙,我们想做只会跨栏的青蛙——或许,这本就已经是我们身处的生态。在文学载体上,从文字跨到声音;在语言的转码上,从标准华语跨巴刹华语;从华语跨英语;从马来语跨华语。跨越“栏”意味著跨越“界”——一个将自己困住,也让外人进不来的线。近年来,马华文学逐渐透过翻译成马来语、淡米尔语、日语、法语,乃至于受众更广的英语,而译介到不同族裔及各地不同语系的社群之中。然而,这些翻译工程主要集中于小说,诗作为马华文学另一种重要的文体并没有很好的推广,这导致通过译本认识马华文学的读者对于马华文学的认识,是相当局限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华语语系诗歌英译的角度而言,马华诗歌的能见度也几乎为零。一来,这样反常的现象让人诧异——毕竟华语语系马来西亚文学业已“席卷”北美近二十年,哪怕从事中国或港台文学的师生如今也能串场大聊小谈几句黄锦树、李永平、张贵兴“三位一体”到最近大热的黎紫书与贺淑芳,没读过马华文学都颇显得不入流。二去,这样的现象又合理得不得了——毕竟那只是学术社交场合上某种时髦的谈资,到了夜深人静,中国文学抑或名曰“台湾”的另一个“中国”/“华语语系”文学往往才是码字苦恼的研究对象。 另外,想来诗歌研究向来是冷学的缘故,中国/华语语系诗歌译介或研究上呈现了与小说研究不一样的时间性。与中国(大陆)小说和台湾小说关注程度几乎势均力敌的情况不同,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关注依然是主流,而近些年处于“边缘”的台湾与香港诗歌才逐渐受到更多重视。因此吊诡的是,每每提及华语语系诗歌,处于“边缘中的边缘”的马华诗歌成为了是失“语/文”的“包括在(华语语系)外”。 说远了,我们也不想忽视“附近”。一不留神,诗歌的精神总是容易走远——停在树梢、缥缈到外太空去。那如果回到眼皮子底下,我们有什么?像是砂拉越诗人Clariessa Kesulai那首《国土的故事》(原题:Cerita Pertiwi)——Pertiwi一字源于古爪哇语里头的Prithvi,常常就意味著祖国。但回到更早的意思,它还寓意著大地之母。于是怀抱著恋母的天性,我们会自土地寻找母性,往诗歌的幽谧境地追索母神。本期收录的十首诗,都趋近于一种现实书写,是飘到远处的精神有意识地回到这片“人诗意地栖居”的大地之上。如果诗人总被以为活在自己世界里,那“翻墙”翻的从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大坝,而是打破自己的围城,去看看一个满是人的世界。 然而,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首先就被语言堵住了,谁也不敢贸贸然靠近。诗的神迹,得以超越语言吗?这首先是一个疑问。但在口口诗刊早前办的几场线下Open Mic活动,好些马来青年写作者却给了我们答案。台上,多是他们听不懂的华语;台下他们聚精会神的目光却持续炯炯——使得我们开始省思,无论那是所需 / 所须的,有多久没有尝试踏多一步出去了?如果“跨”是太大一步,踏也至少往前。于是在诗人Abdullah Hussaini的搭桥之下,我们组了五首马来当代重要诗人,当中包括Zurinah Hassan、Zaen Kasturi及林天英等人的诗歌将之译成中文。这一步,不仅仅是让中文读者看见马来诗歌的书写样貌,也能把马华诗歌的英译版本带到马来读者群面前。“原来,在不同的疆域里,有人是这样写作的”——所谓交流,似乎即是达到“交换与流动”的目的。 第三期的出刊,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口气——一口终于能呼出的气,也是一口要再吸进去、继续走下去的气。我们把‘翻墙’视为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实践:它意味著把诗歌从井口拉出来,把声音投向更远的地方,让诗在不同的语言里流转,在陌生的耳朵里发芽。 而要流进耳朵,还得要是声音。说的是粒粒分明的念诵,是背景配乐,也是诗自带的音律。是断句,是气息;是尖锐的音效,也是沈重的留白。有多年剧场背景的艾立森,这两年更汲取了台湾北艺大艺跨所的养分——诗刊作为一个空间,而她用声音建构世界;这里,即是一座渺无人烟却又轰轰烈烈的剧场。这一期,我们尝试找了本地独立创作歌手婆罗洲之子李哲林协作,依稀记得他在演出中提过,自己对诗的喜爱不亚于音乐。而无论音乐、文字、肢体,所有创作即是一张嘴巴;在我们的喉咙失效之时,作品小心翼翼、诚诚恳恳地说话。由此,诗刊又像一块布——我们以诗为线,人为针,绣出意想不到的纹样。 或许这条路依然颠簸,也未必能立刻改变马华诗歌的能见度;也许我们依然渺小,手里的火把时常快要熄灭,但我们相信这样的翻译与传播,能让更多读者在跨越语言与疆界之际,看见诗里的细微、顽强与丰盈,而每一道被传递、被接住的声音,都是下一次绽放的可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在做口口诗刊。 点击聆听:口口有声诗刊网址 相关文章: 马华第一本有声诗刊《口口》小辑——通过声音感受诗
2月前
【编按】今天9月30日是国际翻译日,本期有90后翻译工作者李浩杰的文章,给你简单介绍本地翻译的情况。李浩杰毕业于理科大学翻译系,从事翻译已有7年,主要专注于华马翻译。他以“搭桥”来形容翻译的意义:翻译工作,如同在人心之间盖建一座桥。李浩杰认为华马互译的价值不可忽视:“我们总不能不去搭桥,又抱怨族群之间了解太少。”曾经有作家说,因为认识了李浩杰,才发现很多马来青年作家,其实也和马华青年作家同样关注着相似的自由、自身与独立意识等议题。 今年的国际翻译日已来到第九个年头。虽然国际翻译家联盟在1991年就已经提出成立“翻译日”,但直到26年后,联合国大会才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而我的入行经历,相对来说是幸运的。从理大毕业之后就投身翻译领域,每每告诉别人自己是做翻译的,尤其是马来文译者,得到的回复不外乎两个:“那你的马来文一定很厉害咯?”或者“怎么会想要做这份工?” 毕业后经友人介绍,说有家文化中心恰巧刚开始经营翻译和出版业务,问我有没有兴趣。老实说当时并没有想得太多,只觉得既然是“学以致用”,就答应了。结果一待就是7年。 ˙我是如何开始探索马来文书? 相比起出书,对马来文书产生兴趣这件事其实让我更有满足感。可以说在2016年以前,除了中学必读的马来文学文本和参考书,我几乎没有碰过其他的马来文书。反倒是在大学二年级看了几次马来语戏剧和音乐表演后,才萌生了对马来文书的探索。从大众书局的选书,到国家语文局出版的书,到最后自己走进国际书展的一个个展位慢慢发掘一本又一本的马来文学和社科类书,以致走上现在家里书橱近七成都是马来文书的“不归路”。 ˙马华文学“巫译”的出版与推广 说到马华文学的翻译,大马译创会和语文局分别在1990年(《这一代》)、1994年(《相中人》)、2000年(《细雨纷纷》)、2004年(《梦过澹台》)、2015年(《凿痕》)和2023年(《慈善家》)联合出版的“马华短篇小说巫译选集”系列,可以算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除了短篇小说,语文局在80、90年代其实出版了不少诗作和儿童短篇小说翻译,例如❶《拾零》(1988)、❷《问候马来西亚》马华诗歌巫译选集、❸《魔轮》(2004)、❹《金色的马》(2004)马华儿童短篇小说巫译选集。另外,从2020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陈育青奖”马华短篇小说翻译比赛,也是该会积极推广马华文学的努力之一。 其他近期出版的马华文学巫译书籍包括国家语文局(2017年出版《爷爷的故乡》马来文译本)、国立台湾文学馆(2017年出版《夜行》台马小说选译本)和Nusa Centre(2022年出版《湖面如镜》马华短篇小说巫译选集)。如果也纳入新媒体,那就不得不提到“口口诗刊”在不久前推出的第三期:《翻墙——默迪卡!翻译马华》数位诗刊。 ˙马华文学“英译”的发展与思考 马华文学英译则是另一番天地。从《吉陵春秋》(2003)、《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7)、《湖面如镜》(2014)、《民国的慢船》(2016)、《可口的饥饿》(2017)、《陈瑞献诗歌英译集》(2021)、《告别的年代》(2022)到《群象》(2025),不难发现国外的出版社更倾向翻译长篇小说。当然,这些都与学者的研究方向以及出版社的行销考量有关。既然国外出版社已着手长篇小说的翻译,是否意味着我们本地可以专注于短篇小说和诗歌的翻译? 去年应马来西亚笔会理事Amir Muhammad邀请我编辑《欲望之物》马华短篇小说英译选集也是抱持着这种态度。从一开始计划收集以吉隆坡为题材的马华短篇小说,到最后成功找到10位译者把李天葆、张永修、龚万辉、牛油小生、薇达、卓振辉、张栢榗、李尚量(笔名)、杨焌恒和疯木圣上的短篇小说,都翻译成英文再出版。对我而言,能够将马华文学,尤其是更多马华作家介绍给更广泛的读者群,都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事实上,从毕业之后,我最想做的,是将马华文学翻译成马来文,或将马来文学翻译成中文。 ˙本土译者与文学推广的责任 译作在本地的推广,尤其是文学翻译,还是需要加紧脚步的。我们不指望像《哈利波特》中文版或印尼版那样迅速出版,但只要各个组织和单位都着手不同的文体,是不是就可以更快地将马华文学和马来文学的全貌介绍给读者?扪心自问,马华文学的推广,甚至再扩大到马来文学的推广,如果不是由懂中文、懂马来文,又对纯文学有兴趣的本地译者来操刀,难道还要拱手让海外译者替我们宣传吗? ˙AI时代下的“可信”翻译 今年,国际翻译家联盟为国际翻译日定下的主题是“塑造可信的未来”。虽然这主题与联合国宣布的“联合国国际和平与信任年”和从2022年开始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布的“国际土著语言十年活动”有关,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多与原住民或土著相关。但我仍想故意“指鹿为马”,把AI元素拉进来谈。随着AI在各行各业越来越广泛地被利用,包括翻译领域,我常在想,读者对于译本的“可信”或“不可信”,是不是该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译者是时候把对“可译”或“不可译”的探索,转化为“如何译得比AI更好一点”。 当然,世上没有最完美的翻译,只有最适合的,至少在文学翻译这一块我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想借此机会,向我认识的那些曾经和正在为马华翻译付出心血的译者们致敬:吴天才、(已故)陈育青、(已故)杨贵谊、陈妙华、(已故)乌斯曼阿旺、张发(年红)、吴恒灿、李玉涓、安华礼端、林尊文、黎煜才(碧澄)、曾荣盛、吴尚雄、庄华兴、周芳萍、张锦忠、廖丽珊、林玉蓉、傅嫦梅、严文灿、朱培兴、(已故)胡德乐、郭紫薇、张永新、陈伟哲、邱宝良、郑田靖、梁馨元、陈凯宇等。 更多文章: 马华作家 x 翻译工作者合作,让更多人走进马华文学世界 【全民读书会】我们一起守护,美好的阅读习惯
2月前
上个月电商圈遭遇一场小风波:政府颁布新法,电商平台所有商品必须用马来文展示。许多电商阵脚大乱,有者开始恶补马来文,有者研究自动翻译技术,也有的估算成本后,打算结业收档。 我公司“有店”是网上书店,目录上有超过两百万件商品,每件都附带500至两千字的介绍。如此海量资料,必须在一个月内全数翻译,否则,罚金高达10万令吉。于是,趁着同事还没下班,我悄悄把门锁上,把钥匙吞进肚里。全世界不许回家,直到想出对策。 “可是……我们卖的是中文书。开业至今,一个马来客人也没有。”每家公司都有一个问题人物,总在关键时刻提出让人为难的尖刻问题。这问题也不是问得不对,只是太不了解昌明政府的苦心了。像我们这种只服务特定族群的小生意,实在是划地自限,故步自封,平白放弃最大的消费人口。政府此举,是鼓励我们开拓市场,把饼做大。你没听过那个充满种族偏见的非洲卖鞋故事吗?看似没需求的,换个角度,却是潜伏无限商机。 直译还能译出新境界 同事在我的文攻武吓下(也可能是肚子饿了),很快想出解决方案。一般书名,难度不高,照字面直译就行了。像日漫《One Piece》,不就是Satu Keping嘛。《进击的巨人》译成Serang Gergasi、《晶片战争》译成Perang Cip,也殆无疑义。 需多费心思的,是那些马华文学作品,务必顾及文学的隐喻及多义性。幸好,在饥饿的催促下,大伙很快归纳出三种翻译方法。 最简单的,是“直译”。像我的《蒙面战纪》,可直译成Perang Wira Topeng。王修捷《录鬼簿》是Nota Hantu、蔡晓铃《洞》是Lobang(很好译)、黄锦树《雨》是Hujan(也很好译)、张贵兴《野猪渡河》是Babi Hutan Melintas Sungai(不是开餐厅应该没问题)、郑泽榆诗集《龟心》是Hati Kura-kura、林健文的《Air》不用译。 有时直译还能译出新境界。同事蒂芬尼把龚万辉的《人工少女》译成Amoi Tiruan,就是神来之笔。Amoi一字既本土,又暗藏AI,是对主角莉莉卡的完美诠释。 但不是每一本书都如此直截了当。比如黎紫书的《流俗地》,要是译成Tempat Biasa这么biasa的书名,对得起它那风靡神州、拉动怡保旅游业的丰功伟绩吗?直译行不通,就得“意译”,从小说内容另起书名。既然刚才amoi开了个好头,不妨延用,译成:Amoi Buta Ipoh dan Rakan-rakan。 另外,也有的书用拟声字起名。冰谷的《斑鸠斑鸠咕噜噜》,生动传神地反映了乡野之趣,必须用“音译”留住声音:Bancuh-Bancuh Gululu。 “等等,那个Amoi Tiruan……”问题人物又问问题了,“Tiruan是仿冒的意思,跟‘人工’不尽相同。山寨货不也叫tiruan?” 我耐着性子解释:你真是有所不知。Tiruan虽是山寨,但山寨品不也是人工少的工人工地制造出来的吗?而且这本书刚推出了中国版(恭喜万辉),随时会像《流俗地》那样爆红。到时,出版商一刷再刷,盗版商也一刷再刷,那些盗印品,正是山寨货啊!Amoi Tiruan不仅是翻译,还是预言。 问题人物还不罢休:“那么,《龟心》语带双关,有归心之意。Hati Kura-kura完全表达不出来。”我顿时语塞。的确,中文的幽微处,是最难翻译的。若随便凑合,对不起诗人。但如果不翻译,罚金10万,这本印量1000的诗集卖个5000本也未必赚得回。 我投选的政府啊,何苦如此撚化我?正彷徨无措,消息传来:政府听取民意,昌明U转,收回成命了。大伙一阵欢呼,夺门而出,归心似箭。
4月前
诗人刻意在诗集标题将“章鱼”、“墨汁”与“我”并置在一起,仿佛告诉读者,若想开启此诗集的海底闸门,必须小心这片“诗海”所设下的魔法陷阱。 阅读党俊龙的诗集《章鱼墨汁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对物像符号的细致拿捏——从大自然风物到海陆生物,诗人总有办法将其置入自己所架设的语言艺术空间,耐心与其对话,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直面表白。可以说,在诗隐喻的字里行间,镶嵌着诗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观察、凝视、幻想,甚至是嘲讽。 诗人刻意在诗集标题将“章鱼”、“墨汁”与“我”并置在一起,仿佛告诉读者,若想开启此诗集的海底闸门,必须小心这片“诗海”所设下的魔法陷阱。在此“诗海”里,“章鱼”可谓诗人的化身,若想靠近章鱼先生,就得懂得如何穿越他所喷洒的“墨汁”障碍,包括诗语言、诗符码所展演的各种“变装”、“跳跃”。诗人在自序说:“我长出触手,我摊开来,我要给大家看吸盘,我要分享一种知道,像深海船难拨开珠宝和硬币之后,有我。”或许,读者必须想办法辨识章鱼为了躲避“敌人”而模拟外界的图样,方能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 书里的一首散文诗〈我有一个抽屉有很多东西〉正好揭示诗人丰富得异想空间:“比如在空旷的什么地方,突然有一颗形状怪异的石头,我捡起来。比如在干净的什么地方,突然有一只蝴蝶的尸体,我捡起来。”诗人又言:“每次只要想着我有一整个抽屉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全世界都没人知道的秘密。我甚至梦见海盗闯进我的房间而惊醒,他们说他们在找宝藏。”或许,这本诗集隐藏的其中一块宝藏,正是诗人的孩子气,以及他个人对成长的“误会”认知。〈写生的自我误会〉、〈长大的证明〉这两首诗,通过画作认识自己,却在期间失足否定了自己,无法穿越身分地位的束缚,通往赤裸的自己,如同诗句提醒“你的工作是去认识一位画家,而不是认识自己。” 诗集亦营造了孩子与小丑之间的对话视角,解构对世界的好奇与荒谬,反复叩问自我存在的意义,告诉读者这一切始终是脆弱的、不可信的。例如〈在海上骑单车的小丑〉:“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上学放学/如此黑白分明的生活怎么能/让饼皮柔软让饼和皮分开/我以及我分开交换身分/我总是说我还是我你总是说/你还是你可是小丑说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世界是气球做的”。而另一首散文诗〈在海上骑脚踏车的小丑〉更是前者的呼应:“他再一次生气我说我喜欢他黄黄的帽子。他生气的时候,我看不见他身后一大群,一大群的孩子。隐形的孩子,失踪的孩子,浪花的孩子,冒泡的孩子。我看不见自己有没有在里面。”诗中刻意使用诸如“黄黄的”的叠字(其他诗作如〈关联〉亦使用了“长得很高很高”、“长得更高更高”等叠字),似乎是诗人试图让诗语言“变装”的其中一种试炼,企图通过稚气的语词作为一层隔膜或泡沫,隐蔽诗人对沉重议题如宇宙论、存在论的疑惑与质问。 此外,〈在一间名叫大脑的酒吧发现鼻子不够〉有一句写着:“我只有一个时候会相信有神,如果我能再有一个鼻子。”而〈鸡的梦〉:“好希望我是虫子,然后爸爸是玉米粒。”诗人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控诉,是轻松的。诗人在诗中所透露对万物主宰的戏谑、对自我的调侃,就像章鱼墨汁里的多巴胺成分一般,总是让读者产生愉悦之感。但诗人在〈女巫来的时候〉警告我们:“可是如果女巫来的话,你们要记得说谎。”或许这正是诗人在探索世界真理、寻找自我定位却终究不得其门的一种对策态度。这不禁令人想起德勒兹的“差异”、“流变”概念——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现实中只有“流变”(becoming),没有“存在”(being)。而我们在这本诗集中,感受到了诗人“流变”的诗意。 更多文章: 【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 当版画遇上马来班顿 【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冰谷的甘榜胶林 【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 使节的渡海诗文
5月前
《雪的囚者》收录了方路在2020年3月18日至2022年5月1日创作的120首诗,贯穿了你我经历过的艰辛时刻。我是疫情暴发年的SPM考生,被无情禁锢的青春岁月所带来的抑郁和不满,以及对未知将来的恐惧与不安,同时充斥在那段岁月,犹如刚长成翅膀的鸟被剪断了翅膀。 “诗能写得很小,可以只写我和我的情感。” 写诗和读诗都是很私密的事,有时已然成为性癖一般的存在,甚至诗本身也化作了我们不能提及的词(参考胡玖洲〈我们在房里看A片〉)。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一旦让这群人找到发泄口,他们就会将他们对诗的一切都统统吐出来。《雪的囚者》,让我觅得这一出口。 我有窥探生活的诗癖,喜欢将诗当作生活(或将生活当作诗)一样的作品。比起宏大叙事与激情澎湃,我更愿意读一个景、一个人、一个单词可以描述的情感,一首细腻的诗。正如我不喜欢喝放入多种水果花朵的果茶、花茶,一种茶叶静静地将味道熬出来,对我来说更有滋味。 《雪的囚者》收录了方路在2020年3月18日至2022年5月1日创作的120首诗,贯穿了你我经历过的艰辛时刻。我是疫情暴发年的SPM考生,被无情禁锢的青春岁月所带来的抑郁和不满,以及对未知将来的恐惧与不安,同时充斥在那段岁月,犹如刚长成翅膀的鸟被剪断了翅膀。与自己对话成为了日常,当时尚未开始写作,否则可能也写成一部诗集了呢? 读这部集子对我而言,就是在回味那段岁月的所有,好的坏的、所失所得。诗或许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同一段文字,让不同的个体共鸣。 “诗能写得很大,可以写进一个国家和时代。” 《雪的囚者》在大疫之年诞生,如方路所言,的确是“教人发狂的时代”(方路〈自序·囚在雪兰莪的一个影〉)。但这部诗集却没有随着疯狂的病毒起舞,而是以平静唯美的角度带我们回到不久的过去,品味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是的,“我们”。 这部诗集是装下一个时代中的一群人的故事,你我的故事。我们可曾想过,全世界都在2020至2022年间经历了一场都能拥有“世界级”集体记忆的大历史,而至今我们仍在清扫那场灾难留下的废墟。未来的人类历史,乃至文学史或将这段岁月给拉出目录中一段来叙述。 日据时期的《野猪渡河》;第二次马来亚紧急状态的《雨林的背影》;五一三时期的《告别的年代》和《蜕》;到有大疫之年背景及情节的《人工少女》,一时期有一时期的文学。除了撩动每一个“我”的记忆与情感,《雪的囚者》也记录下了一代人——“我们”的集体记忆与情绪,我相信这会是值得所有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一读的诗集,也会是值得希望重构出那一时期的作家一读的诗集。 我有这样的感觉,未来将会有一部伟大的世界性作品是依照这座废墟的残垣断壁与我们的集体记忆共同构成的。 更多文章: 【读家投稿】蔡家杰 / 蒙面下的“科”与“幻” 蔡家杰 / 抽屉的绿豆汤 蔡家杰 / 激荡却无声的秘密河流
5月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诺在受访时把自己的书写形式归纳分类为小说与自传体叙事两种,其著作《一个女人》所要探讨的议题,近似于《林门郑氏》。 阅读《林门郑氏》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是一本/长篇的散文写作吗?还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萦绕在脑海的种种疑问,一直到阅毕此书才得以解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诺在受访时把自己的书写形式归纳分类为小说与自传体叙事两种,其著作《一个女人》所要探讨的议题,近似于《林门郑氏》。她认为,这类的书写形式是一种“自我的社会学式传记”:“这一类文本中没有虚构的成分,除非记忆有误,否则所有的细节也都是真实的。”另外她又补充,此类的书写更倾向探索并沉浸在更广泛的真实与文化状态,而相较于那些散文更为强调的“我”或“追忆”,则会退居在文字后。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地理解和思考,所谓“长篇散文写作”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写作?书的封底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句子,“林雪虹写的不止是自己的母亲”。除了字面上的意思,这一句也说明了,作者的文字另勾勒出一幅在特定时代马华社会传统妇女的图像。当然,这或许只是(专业)读者单方面为《林门郑氏》所赋予社会性的意义。对作者来说,并非是真的这么一回事。它不过是“一个忧伤的女人的故事”。 “后记”所录的一句话,“我跟你讲,你写下来”成了本书最单纯的写作意图。故此,不论是散文写作、自我的社会学式传记,抑或者现在大家常说的“非虚构写作”,反倒为在AI时代背景下提供了一种写作自身的意义宣称:探索之外,它根植于真实社会与文化的一种反思路径。只是,是否有必要花如此长的篇幅,才讲述一个女人故事的一生呢?这是值得留待读者思索的课题。 从书的第一页开始阅读起,你/你或能在某个空白区间找到停顿点,却找不到任何标题。或许,作者无意为郑氏的每个(时间)节点或某个故事,特别下标、赋予意义的概括。我想,一来是她的写作是为故事主角保留完整的面貌,二来则是不干扰读者与郑氏经由文本媒介所建立的连结。这一切或许来自于林雪虹的写作训练与思考,包括对读者的信任。 实际上,“”真正的故事是从第233页“这一切结束了吗?”才开始,是长达二百多页的故事讲述、世代探索与体现个体的价值后,林雪虹才袒露出自己对于郑氏—女性—母亲的心声与反思。最后一句“她的名字是郑锦”,也是在作者道尽了一位旧时代女性的悲剧后,为故事主角找回些什么的答案。如此铿锵有力的答案。这也是长篇幅之必要。 更多文章: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他没把星星搬进房间里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街头的共同体,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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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的新纪元大学学院颇热闹,各单位合力举办“情在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其中备受关注的发表者有马华作家陈大为,讲述十余年来马华文学评论的观察与编书经验。翌日,他在马来亚大学的讲座尾声揭示一项重大消息,与去年公布的新作《传抄的太阳:中国诗歌史1938-2019》有关。这部由马大中文系出版的新书,除了印制少量实体书供图书馆收藏,也将开放现场出席活动的学生与文友下载全文电子版,豪气地分享写作成果。这部逾800页的研究专著是陈大为历经18年投入考据、批评与诠释的心血之作,聚焦在近81年来中国诗人的美学追求与生命历程。 同样在中文系任教的马华作家伍燕翎认为此次机会难得,约好在公开演讲之间的空隙,与陈大为交流写作、教学及生活近况,促成这次访问。访谈内容以台马两地的文学观察为主,探讨目前写作环境,以及学生的阅读与学习情况。 文学奖意义在于磨练技艺 无论在台在马,90年代参与文学奖是热门的文坛晋升途径。青年写作者参赛是为了挑战自己,也是想获得肯定。目前文学奖制度已趋定型,也盛行30年之久,文学奖对现在的青年写作者来说仍是重要的肯定吗?要如何看待其作用和局限? 陈大为表示,90年代能在几个重要的文学大奖中获奖一两次即可证明实力,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些年设立了太多新的文学奖项,形成一个大狩猎时代,大量写手终年疲于奔命,往往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几个截稿期限,不会细致打磨作品,反而造成得奖作品质量下降,大奖的含金量流失,年轻人难以凭借一次获奖成名。不过,文学奖仍有正面的存在价值,可让写作者自我磨练,而不是赚钱、成名的手段。纯粹为了得奖而写作,会造成一种不健康的写作生态。陈大为一再强调年轻写手必须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挑选合适的比赛、适合的投稿机会,写出真正想达成的内容,不可逐水草而居。 写作者希望被看见,期待乘风而起,但在强调单篇较量的文学奖中未必顺利夺魁、出线。对陈大为而言,写作应是满足自我追求、恣意畅快的壮游计划。如今,他的书写已融合沉潜多年的新诗写作,以及对散文和小说的思考,投入学术写作同时实践文学理想。 本着自身经验,他针对目前文学生态观察提出建议,认为“写作计划”是值得推广的方式。“就像我之前获得台北文学年金奖,需要先试写几篇作品,然后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只要按计划完成就会给予应得的奖金。这不是单篇投稿的模式,而是要通过多篇作品,等于勾勒出一个蓝图,向别人展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什么、将会完成什么。这样栽培、帮助一个作家出版一本完整的书,比起零零散散去投稿得奖,再将零散的作品结集出一本书,是很不同的。”如果有相关单位能投入资金在写作计划,鼓励作者累积更多作品,更有助于文学长远发展。 文学风气的养成与积累成势 当然,推动这类文学写作计划有其难度。陈大为以台湾国家文艺基金会曾推动的马华文学长篇小说计划为例,历经三届得主之后只有少数人申请,最终无法持续,这也要反省马华文学长篇创作的人才是否仍较稀缺。(编按:2025年6月5日, 【文艺春秋】获台湾国家文艺基金会澄清并修正:“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自启动之初即规划为期三届 [2017∼2019],目的在于鼓励马华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作品孕育与出版平台。三届办理完毕后,计划即依原定规划告一段落,并无取消第四届之情事。当时之所以未再延续,主要是因整体专案目标已阶段性达成,并非因申请人数稀少所致。)伍燕翎认为现在年轻写作者偶有佳篇,没有佳作,在出版作品方面确实没有太多规划。陈大为认为出版仍是培养作家的重要途径:“我们很难要求年轻作者的第一本书就非常出色,但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培养,他们在第二、第三本可能才能表现得更好。” 摸索写作风格与凝练文字成熟度的过程中,文学奖是战绩象征,伍燕翎指出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此之后积累,逐步形成属于世代风格和代表属性。这种积累不只关乎个人写作成果,也涉及文学团体的整体氛围。伍燕翎呼应陈大为的观点,认为推动学生从事研究至关重要,了解作者个人创作,不能忽略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她举例温瑞安或《蕉风》团队等人曾推动文学相关的例行活动,如果写作者缺乏类似的积累与共同目标,难以形成文学风气。 “对比当时写作风气,现在其实比较松散,大家可能觉得在脸书写一点东西,或者偶尔参加一个文学奖就好,作者群之间其实也没有太多见面。但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这样的氛围是需要的。”伍燕翎提出作协有意推动写作计划,虽然单篇文章或零散创作在创作初期是常态,但需鼓励作者重视积累并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基点。“我最近常提醒,学生要有一个写作计划,我是很认同的,要不然他写着写着就掉队了。”她也认同,需要根据本地的环境条件与创作者的写作节奏,适度调整计划运作方式。在马来西亚,华文创作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也许可以考虑延长创作周期,如推动数年一次的写作计划。 读写在理想与现实的两端 陈大为曾在〈大马旅台文学一九九〇〉中提到:“其实青年社最独特之处,不是创作,而是在圈子里弥漫着的一股知识分子意识。”这种意识可说是留台大马人或本地中文人可贵的传统之一。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带有鲜明的政治关怀,怀抱为大马社会提供论述的使命,这对文学写作既可能带来积极的推动力,也可能产生某种偏颇的影响。对写作者而言,“知识分子”这一身分是否仍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难达到。这里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书读得够,第二要有承担的意识。”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容易,还需具备“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陈大为强调,有教授头衔的人未必就是知识分子,反之,没有教授头衔的人也可能是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当时结社与行动的大学生,对知识分子这一身分的认知,更贴近看重社会责任的文人。“其实我们不缺只会写文章的人。我觉得要有文化意识、社会责任,对中文系的长期发展来讲是好的。因为有这种观念培养出来的人才,才会对文学和文化有追求。” 不管时代风潮如何改变,文学传承和累积有其必要,但期待与现实总有距离。伍燕翎认为,大家需要一起推动文学读写,也期待更多人的加入和共同努力。“有时候,我觉得在做事上,很多人其实是有想法的,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或担心会耽误自己的时间。他们并不是非做不可,不像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不在我手上做,就没有人会去做了,或觉得需要这样做。’”她回想过去参与大专文学奖或文艺营等活动,但现在学生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好像不多。“当然,这要他们认为有需要而去做,才有意义。” 她以吉隆坡文化街项目为例,当时由傅承得带领的大将事业掀起风潮,是大学时代的回忆。在那样的氛围和造势之下,学生更向往到书店探索。伍燕翎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求,最近有热爱阅读和写作的学生如蔡家杰,除了写作投稿,与老师谈创作相关的疑问,也负责组织线上读书会。伍燕翎展示WhatsApp里的读书会群组,组员会告知每天的阅读进度,大家也会按照自己的步伐写下阅读感想。“虽然这样算是片段式阅读,但总比完全不读书好。”每个群组以书命名,曾列入的书目有莫言《生死疲劳》、张贵兴《野猪渡河》或金庸《射雕英雄传》等。“这个读书会的好处是,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书,避免影印,这样做也可以支持出版业。如果不是通过读书会,现在的学生恐怕不会主动阅读这样的作品。” 网络时代与文学出路 陈大为分享在台教学经验,提及对年轻一代阅读能力的观察。他发现近年学生的阅读耐心正经历“断崖式”下滑。“以前我教学生,一个学期可以读完很多本长篇小说。现在就不行了,他们已逐渐失去阅读长篇小说或大部头作品的耐性和能力。”现在许多学生习惯以手机浏览短篇幅的内容,300至800字的文章已算是“长文”。他们经常读到300字就觉得已掌握事情要点,缺乏继续深入的意愿和动力。可是众多议题背后可能需要更长篇的分析与论述,而更完整、更具深度的内容大部分要在杂志或书本呈现和发展更多视角的诠释。他不禁感慨,阅读应该是积累智慧、获取知识的过程,随后被简化为获取资讯,现今这种模式已经退化成零碎资料的喂养,如此网络浏览习惯对新世代的阅读能力影响甚巨。 伍燕翎认为,我们应该着重培养普通读者,不能只是鼓励更多写作者的产出。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确实令人担忧,许多原本应该阅读的专业书籍、文学书籍,学生们几乎都没看。这和以往会主动接近小说,阅读后讨论的大学生活截然不同。21世纪初图文部落格崛起,不到10年的时间,Facebook或Twitter等平台席卷全球,后来图像为主的Instagram出现,如今短视频影像内容成为主流,这些都让阅读的空间越发缩减。“可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悲观,必须努力推动阅读。” 网路资讯形式的改变,为文学写作与发表带来什么影响?伍燕翎认为网络文学是值得探索的领域,像方路的奈米小说《我是佛》,原是在网上持续发表微型文学作品,虽然这种创作模式也会占据完成长篇作品的时间,但她相信在网络写作可以增加能见度。虽然还没有仔细的计划,伍燕翎提议可以建设网络文字平台,让其他难以取得本地作品的读者,可以亲近更多作者与本地创作。这些都需要规划,也顾虑到版权意识和内容生产方式,目的是为了打造适合文学生态发展的网路平台,希望推动文字的传播,让更多域外的读者接触到马华文学。 陈大为闲暇时阅读网路文学,也研究武侠小说跨入玄幻通俗小说的过渡现象。依他观察,中国网路小说的受众是一般大众,写手为了迎合他们的阅读口味,网路小说的文学性会被削减。大多数网路小说文学性不高,只有少数作者是例外,如猫腻和无罪。他以中国的网络小说为例,这些能让创作者长期耕耘、持续产出和获得收入的创作平台,已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能让一批写手以小说创作维生。台湾的前例有鲜文学网,但因市场受众有限而无以为继,台湾的网路文学至今也很难壮大发展。 那么马来西亚是否具备发展这一类网路文学的条件与潜力?陈大为提醒,如果马华文学选择走上这条路,恐怕会陷入不上不下的处境。“到时候,我们的严肃文学会比不过台湾,而通俗的又比不过中国大陆。到头来失去自己的特色,两头不到岸。”他认为马来西亚发展网路文学难度很高,短篇小说难以获得读者的持续关注,严肃文学的短篇小说在网路上没什么读者。 对谈过程中,两位都认同延续文学的可能在自觉地阅读与积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阅读与写作始终关乎个人追求,才能形成社会的精神基础。环境的欠缺总是显而易见,然而个人总有可行之事。在文学场域里创作、行动,了解台前幕后的想法与经验,不免感念有志者必然消耗心力的处境。碎片化的资讯流量掠夺注意力,读写容易变成日常以外的安排。然而把握读写耐力,犹如在有限生命中寻找登山路径,或可以走到更远更高的地方时,当尽力把握深入探索的机会。 相关文章: 【文学答客问】海凡/再见已是背影——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的一则注脚 【特辑.文学答客问 01】方肯 / 文学讲座与我 【特辑.文学答客问 02】黎紫书 / 文学讲座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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