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全球趨勢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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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志教授|管控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关系

基于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不但在国际贸易、民主价值观、外交军事、全球影响力和地区安全秩序等领域都存有激烈竞争，双方能在认知仍存在分歧而采取互信及合作态度确难能可贵。地球因人为温室气体剧增，导致气候变暖和惯常天气受到颠覆难测，但国际合作却困难重重，究其根由，不外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步伐存在巨大差距、利益矛盾难于协调，以及先进国国力和科技能力远超过一般发展中国等因素。首先，我们必须说，人类肯定是由于自然环境出现了严重污染，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才会想方设法构思维护环境方案，以求继续生存。19世纪末的英国工业城市，煤炭燃烧排放的大量烟雾，造成建筑物、农作物、水源、空气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于是各种对策相续面世。今天人们熟悉的花园城市规划理念，就是在1898年由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提出，他将城市与乡村各有优点结合，而设计出人类的宜居社区。如说需要乃是发明之母，英国因为严重工业污染而发掘出新对策，但对非洲和其他工业落后国家即使有发展工业的需要，却因无法成功取得突破，国内消费和能源消耗也不高，污染不算严重，那么这类国家是不是就没需要与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是，不管你排放温室气体多少或参与国际合作与否，污染物质的流动却是不分国界的。气候变化影响的是整个地球，发达或欠发达国家都在同一条船上，灾难则无一幸免。再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商品供应链错综复杂，即使一个小岛国，也难免参与某个商品供应链的其中一端。尽管国与国之间存有利益冲突、文化宗教差异、外贸经济上的竞争和其他差异，面对未来共同存亡的关键问题，想置身事外是不太可能了。自气候变化峰会开展30多年以来，合作和应对机制不断提出，但效果仍然不大、困难重重。2015年的巴黎峰会，领军带头的欧盟曾做过很大的动员工作，呼吁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与减排温室气体。当时印度坦诚说自己是新兴经济体，现代工业正在起步，难于参与高度要求的减排计划，并提出要求先进国必须提供财政、科技和实体支持才可以做到一定的减排。抗拒的不单是开发中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像俄罗斯、土耳其之外，还有美国的立场也暧昧，因此就连自称热衷环保的澳洲也尾随其后，以减排不利于澳洲经济发展而表示抗拒。许多欠发达国家对减排带来的额外财政开销、履行措施等技术问题也迟疑不前、态度冷漠。最贫困的开发中国家的问题最多也最棘手。譬如说，经济落后的广袤非洲大陆国家，人民基本温饱和有实质内容的就业问题都无法解决，哪来资源和能力顾及气候变暖以及与先进国家一道共同筹划应对？即使没有大气污染和气温上升，这类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来就少不了水源和食物污染、流行疾病的侵袭、因缺粮或内战而流离失所。这些贫困国家政府最关注的，莫过于停止内战、促进社会安定，国际社会能给予他们实质的帮助，包括取得清洁水源、阻止沙漠扩大化、发展经济和建设最基本的安全网，以求稳定政治局面。要他们参与对抗气候变暖、全球温室气体加剧？答案是，对不起，无法办到。纵观之，站在不分贫富，但命运相同的原则，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终归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成功落实方案就是双赢。贫穷国家无法办到的事，富裕国也唯有增加对贫穷国家的低碳发电的财政和技术资助，并支持他们的减贫工作和改善行政效率等渠道，才能达致全球减缓碳排放量。只要合作中经济落后国家从中取得经济和环境效益，就更能体谅国际对减排的要求，不再会因贫穷而继续滥伐森林和破坏自然环境。理论上，开发国际合作是好原则，但西方国家在资助落后国家的环保包括技术转让和培训工作，迄今仍然差强人意。譬如2001年起草的“马拉克什协议”内容，目标就是要增加技术转让，但20年下来，还远离当年订下的目标甚远，而处理滥伐森林问题上，同样令人失望。诚然，西方各国尽可诉说接受支援国家的政府态度消极、工作不配合、支助人员资历不足以及基本设备差等，但提供支援的西方专家团队也绝不可把援助视为慈善行动，而应将自己的任务看成是保卫地球和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一种投资。对于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西方国家必须谅解它们的经济发展对煤炭有强烈的依赖性。中国和印度虽尽可能实现多样化能源的渠道和提高燃煤发电厂的热效率，但到2030年，它们仍会是全球最主要的煤炭消费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偏高，对减缓气候变化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比起退出“巴黎协定”的特朗普，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对气候议题重视得多。拜登除了重返“巴黎协定”，还任命气候特使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商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基于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不但在国际贸易、民主价值观、外交军事、全球影响力和地区安全秩序等领域都存有激烈竞争，双方能在认知仍存在分歧而采取互信及合作态度确难能可贵。须知，缺少了中美对气候变化的真诚合作，全球气候议题就没实质意义，欧盟再努力也难于取得良好的整体效果。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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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志教授|疫情下中美通胀的根由与问题

纵观供需原则，疫情影响就业和收入，需求下降理应通胀下调或出现经济紧缩才对。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反应一般爱说“东西越来越贵”。物价上涨的根源很多，譬如成本增加、工资上涨、企业利润上升或进口材料和商品价格上调、不动产买卖过热推高房市等，均会导致通胀。但最普遍的导因是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的货币量，或是超过代表纸币量的金银货币值，纸币就要贬值。但即使在以金银为货币、纸币不流通的时代，金银供应过多，也会造成通货膨胀。 16至18世纪的西班牙便是一例，当时西班牙人从美洲各地开采和掠夺得来的金银数量庞大，运回本国使用后就逐渐出现高度通货膨胀。限于篇幅，本文只谈冠病疫情下中美两国通胀的根由这个课题。纵观供需原则，疫情影响就业和收入，需求下降理应通胀下调或出现经济紧缩才对。以美国为例，疫情爆发后，全国失业率由原来的3.5%，一度攀升到15%高峰，市民购买力大幅下降，商品供应链受到大冲击。就说汽车业，疫情蔓延和失业率上升之际，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为减少亏损而暂时关闭了许多车间。拜登当上总统之后，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配套,注入失业率偏高、生产线上劳动力已经下降的美国。但拜登的经济刺激配套并不能迅速恢复就业率，而市民拿了钱，自然会买车换车和增购消费品。已切断的国内与国外供应链却无法马上恢复到过去的步伐，美国仰赖全球供应链赶不上突发的消费需求，出现瓶颈现象，加上海路运输和港口卸货及卡车司机短缺等问题，价格看涨自所难免。在此情况下，出新车贵，二手车也水涨船高跟着贵。据美国最新资讯显示，今年11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跟去年同比出现了1982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而且涨幅压力有可能在扩大。美联储应对通胀的策略是提高借贷利率，以压低消费和需求为主导。但美联储必须在加息和增加就业率之间取得平衡，两者兼顾。目前美国失业率已回降到可接受的4%水平，离美联储设定的3.5%下限不远。另一边厢看中国。对改革开放后40年来的中国，通货膨胀本就是从中央严格统筹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和门户开放的必经之路。通过适当提高物价和劳动力的薪酬，中国当年出口的制造业成品和半成品就能赚取更多外汇，换取先进国的昂贵工业品和资本物质，给工业现代化和革新打下基础，为出口铺路。诸君不妨算一算改革前国营商店普通职员的38元月薪，和今天大超市店员的1800元月薪相比，不就增长了47倍？但一般日用品的同期涨幅少说也不会低于30倍吧？冠病爆发两年来，中国通胀是否跟美国一样加速？往深一层看，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多种供应链都跟世界各国的配件和原材料供应商有切不开的联系，国外来的商品涨价，中国厂家的成本也自然上涨。此外，面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中国也得加紧应用较高成本的减污减排设备和措施，增加的成本就不得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原材料和其他生产成本上涨就造成生产价格指数上升。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输出国，中国的工业生产成本是2008年经济衰退好转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到今年的顶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报道，去年8月至今年8月的一年间，生产价格指数就上升了 9.5%。变种病毒的蔓延、高生产成本、房地产管控和衰退以及改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均冲击工业中下游生产线，使得中国经济动力受损，出现滞胀现象，即工资停滞但又有相对高通胀问题。不过，监控疫情的行动管制令对服务业影响不小，譬如说机票、旅游配套、酒店和度假胜地等价格均得向下调整，以吸引消费者，减少损失。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的消费指数将会控制在3%，较去年的3.5%增幅要低。目前，中国央行应对通胀最关注的是货币供应稳定，以融资规模的增速和货币量增速匹配，作为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中国央行的立场是不随意多印纸币，只要实体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没有增加，就不会引发超常的通货膨胀。针对疫情期间，美联储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流通量，中国央行认为是美国较高通胀的主因。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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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玮|民主国家、旧势力和复兴的旧大陆

各国避免用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剥削亚洲及非洲的资源和人源，代之以建构世界新规则和价值观的方式完成亚洲经济框架与欧美框架的“桥接”。亚洲国家的威权主义可能没那么受西方民主国家认同，但亚洲快速成长的经济市场受到民主国家的觊觎。诸多民主国家现在面临复苏计划的困难，最考验政府的是从资本家控制的经济市场推动一些社会政策，“小政府”无论如何必须与资本家展开政策上的层层博弈。为着摆脱国内复苏计划的困境，诸多国家不得不投入抢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并且竞争重心是稳定成长的亚洲市场。各国避免用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剥削亚洲及非洲的资源和人源，代之以建构世界新规则和价值观的方式完成亚洲经济框架与欧美框架的“桥接”。殊不知民主国家打造“亚洲经济框架”之际，也逐渐在为亚洲建造“火药库”，鼓吹抵制某些国家以使企业和集团受影响而转移产业链还算是小事，最严重的是帮助了分离势力推高声势，例如帮助台湾制造一些挑战中国“红线”的机会。处在爆发武力冲突红线区的，还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境、中国与印度边境以及朝鲜半岛。乌克兰目前是最有可能失控的“火药库”，因为俄罗斯领导人对乌克兰东部的利益需求与中国对台湾的利益需要，有不同的出发点。国际体系没有真正的“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任何领导国家的政府必须自觉遵守国际规则和国家间交涉的礼仪，起码尊重主权独立和平等对话，也不排挤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民主价值之所以受到国际认同，原因之一是欧美富裕国家掌控世界经济的核心体系，就如七大工业国，即使少数，发言也会掷地有声；之二是当欧洲帝国在世界大战后进入衰退期，成全美国自由主义资本阶级推动的民主受推崇为制度的“范本”；之三是自从苏联瓦解，更加促使民主国家表彰为民主价值胜利，强调民主是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道路。但，中国以复兴的经验告诉世界有新的道路可以走向国家富裕和社会稳定，不但推翻西方资本阶级倡导唯一的民主模式，也威胁了美国依靠民主占据的地位，因而向所有民主国家发出“中国是威胁”的信号。从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到民主峰会，美国真正的目的，乃是希望靠军事和政治的手段扩张经济势力。目前除了冲锋陷阵的印度和澳洲，美国也在依赖欧洲国家“一唱一和”，但另一方面，美国不希望欧洲恢复往日的强大。英国脱离后，欧盟完成不了经济一体化，欧元始终无法与美元在世界并驾齐驱，欧洲衰落和欧盟支离破碎正好可为美国所支配，只要旧大陆失去复兴的机会，美国便可少一个竞争称霸世界的对手。然而，洞察玄机的领导者能预见欧非亚实现一体化的远景，明白只要打通陆地交通网互通贸易而共建地缘上的新贸易文明体系，衰退的旧大陆早晚也会复兴起来。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和中东地区正在经历转变期，若中国和俄罗斯投资建设发展经济工业链后，位于亚欧大陆内的中东地区将得到稳定的发展体系，就有希望迈向和平区域。亚洲的另一边，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网络也正在提升绵密度。故此，欧盟针对配合美国抵制中国是如此踌躇不前，却促成欧盟内部更加分化。在世界中互相抵制和对抗，对人类必定是不幸的信号，很快会引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倾倒的旧势力，他们也正在渴望复兴，至此，我们见到的世界纷扰已不仅仅是美中对立的格局，因为保守右翼的势力暗中将美中对抗步步推向危险水平线，恨不得以战争破坏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划分边界和利益。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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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志教授|美国的基础设施再投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的基建却反而问题重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二战后的美国，因参战胜利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这战利品主要不是从战败国取得战争赔偿或物质资源的掠夺，而是来自国内军工业因战争而取得技术创新，战后迅速将之转化成民用的工商业用途而促进了生产力。这个过程之所以迅速是由于供应美国国防部物资的军工企业是私有企业，技术转移到民用工商业障碍小，经济转型因而效率相对高而且成本也低。二战后大批来自西欧的专才移民，也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1950年代末，蓬勃的美国经济促成了贯穿全国的密集高速公路网，其他大型基建如喷射机机场等也相续频频在全美各大城市面世。咋看来，美国的基建成就将长期领导世界，其他国家似乎只有称羡模仿的份，超越就看来不太可能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的基建却反而问题重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基建范畴包括桥梁、公路、公共交通、铁道、海港、机场、水供、学校、公共服务办公楼、通讯网络、能源供应、水坝与防洪等实施。所有上述基础设施，在美国各地都有出现年久失修、破损、功能下降以及设备过时没更新等问题。2013年美国土木工程协会（ASCE）对全美的15个基础设施项目如灌溉、饮用水、铁路、学校等进行了评估，给予的总分是D级，不及格。要了解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为何会出现基建问题，我们不得不从它的基建经费来源说起。凡属美国联邦投资建造的基础设施项目，经审核后由联邦财政部拨款投资。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则由联邦调查局联合财政部和国防部，邀请相关私营企业代表参加评审，研究防止基础设施受到攻击或其他破坏的机制。公路的管理系统却分为联邦、州、地方政府三个级别，各有各的经费，分别负责规划、建造、运营和保养。譬如说，跨越全国的高速公路资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而州内的次级公路和城镇道路分别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另发补助金等。美国人出行高度依赖汽车，全国既然高速公路网和机场分布密集，客运和货运铁道就受到严厉挑战，加上联邦铁路管理局并不管理铁路企业，而是美国铁路协会属下的民营企业经营管理，因此联邦就不补贴铁道运输服务。由于昂贵的高铁乘客不会多，难于盈利，吸引私营投资参与建设是极其困难的。美国大多数空港和港口管理权限隶属地方，属州、市或县政府管理。港务局除了经营港口，还具有土地开发利用权、土地和建筑物的出租权，征收租用港口地段及建筑的企业的租金，作为港口的重要收入之一。港口的建设和营运费用原则上从港口收入中支付。以纽约-新泽西港务局为例，其管理范围包括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境内的五个大型机场、六个隧道和桥梁、三个公交汽车枢纽和五个海港。该局还经营10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用以创收。跟美国联邦政府一样，港口有权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但原则上，港务局必须量入为出，扩建和保养就得看有没有盈余，亏损时就不得不牺牲保养的质量了。同理，城市属地方政府管理，其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税收，长期以来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已迁住不属城市管理的郊区，而集中住于市中心的低收入少数族群的孩子，只能上设备和师资较差的学校，教育素质自然较差，对社会不良影响颇大。地方政府应对基础设施的经费不足，联邦政府虽是有所补贴，但补贴额不可能由地方政府任意索取，而是按设下的条件补助一部分，而且补助一般与各项目直接挂钩，不可移做他用。这样的问题同样发生在地铁和公交车服务，导致公共交通趋于“落后”和设备老化。拜登总统自今年初上任以来便决定大搞基建，但提出的2.3万亿美元预算，经国会两党审议后达成共识，只拨给一万亿。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反对改进基建，但重点放在何种项目却始终争执不下，无法达成一致。然而，两党在对外发动战争方面，却显得很大方。数据显示，美国过去 30年来，战争消耗和海外驻军等花费超过14万亿美元，而单单一场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就消耗了2万多亿美元。今天美国基建举步维艰，到底是不是基于美国联邦政府必须靠武力维持世界霸权战略，并藉之保持军备的优势，作为国策的优先考虑？还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基本都认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要为基建负主要责任？可以理解的是，已经长期靠发行国债和赤字预算过日子的联邦政府，两者只能挑一。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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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志教授|中美競爭的人权问题

美国因对华庞大贸易赤字而将人权跟贸易结合起来，不但违反了它向来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也将全球各国之间相互配合的供应链打乱。中美竞争涉及的领域主要体现在政治、外交、军事和国际贸易经济等。政治和外交关系到最根本的民主或非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角逐和盟国结交方面，军事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太空和海洋等的控制权。本文想借国际贸易中，美国提出的人权问题来一探其竞争内容，包括新疆棉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被美国追究的强迫劳役问题。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便迅速开始对美国贸易出现顺差，而且幅度还越趋扩大，由2002年的1030亿美元，逐年递增到2018年高峰的418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促使美国不得不抑制从中国的进口，使其消费支出放缓。在上一任特朗普政府时期，为减少入口，对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以削减逆差。这场贸易战还发展到与中美之间政治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的人权问题，即中国的廉价劳工来源问题。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推动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支持在人权和经济领域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法案，作为推动制裁中国贸易顺差的行动之一。它也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以法案形式，应对来自中国对美国霸权包含权力、政治、外交、经济、创新、军事与文化等挑战的战略基础。迄今，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已发展到鼓励美国企业撤离中国返美、打击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5G技术，给中国依赖进口的芯片制造各种障碍，而特别带有特征性意义的应该是以人权理由，污化以“强制性廉价劳动力”营造的新疆棉花产品。美国因对华庞大贸易赤字而将人权跟贸易结合起来，不但违反了它向来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也将全球各国之间相互配合的供应链打乱。产业链混乱，其实对美国自己也不利，影响到美国自身的不少相关产业。譬如说，美国一些跟华为有合作项目的高科技公司已受影响。这也说明在最近的七国高峰会中，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对美国制华的做法并不达到一致的原因。除中国之外，美国将贸易与“强迫劳动”挂钩也影响了一些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马来西亚的顶级手套便是一例。在顶级手套上一年度的常年大会，该公司的两个西方公司股东，挪威银行和美国的黑岩集团反对让顶级手套的6名独立董事连任，虽然大会最终以高票通过该连任提案，但这场风波却给顶级手套留下不可抹去的阴影。这里不得不回想起200年前英国对华贸易巨大逆差导致的一场大风暴，以及给中国带来深远冲击两次鸦片战争。200年前还是大清闭关自守、人民还基本生活在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对英国商人带来的初级工业品既无需求，也无钱购买。但工业革命带给英国新兴阶层的消费力却逐年上升，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需求却不断加强，结果造成英国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不但引发了英国商人和满清官僚及买办勾结的鸦片大销售，其毒害面既广且深，祸及全国百姓，一直维系了100多年到1949年为止。今天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无疑异常巨大，但解铃还靠系铃人。中国和美国之间必须加强互信以及和解的协商能力。一方面，美国是消费大国，也颇多浪费，减少浪费就可节省一些入口开销。另一方面，中国人爱储蓄，但多用一些美国产品也能促进内需，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如何具体去拉近中美贸易平衡，双方只要有诚意协商，肯定能谈出能令双方基本满意的结果来。前提是，美国必须开诚布公、以谦虚态度开展谈判，绝对要避开人权问题、民主等价值观作谈判条件，否则一切都不可能谈妥！至于中国的态度，采用目前战狼式口吻说话也不太合适。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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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恒大而无当，非福矣

在这个流动性过剩、形势多变、高度动荡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政府着手实施“稳中求进”的政策组合，旨在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这便是中国信心的体现。 2021年12月3日，总部位于广东的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表示可能无力履行美元担保义务。广东省政府和恒大有关公司房产项目所在地的其他省政府，纷纷宣布已向恒大提供建议和指导，并将依法有序处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发布新闻，指出恒大事件不会对中国银行业保险业的安全稳健运行造成冲击！今年中，传出恒大集团难以履行债务的消息时，一些分析师认为恒大还债违约会是中国的“雷曼时刻”，也就是说恒大会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美国金融危机，是具高度传染的系统性危机。然而，恒大债务结构和当年雷曼依赖金融债务大不同。虽然债务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3000亿美元），但源头分散，恒大的金融债务只占总负债的三分之一，其他是买方预付款和抵押贷款分期付款。这种负债结构是中国房地产的特有融资模式，和中国对信贷集中度的监管限制息息相关，所以房企对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相对较低且较为分散。正因为中国国内银行举债的限制，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依赖在香港发行的离岸美元债卷来补充资金需求。他们根据在香港市场取得的信用评级作为债券支付的利率。然而大部分房地产公司债务结构薄弱，债券评级往往低于投资评级（也就是所谓垃圾债券），市场也就不断重复评估其风险和收益的相对平衡。美国垃圾债券收益率在2020年3月非典肺炎疫情高峰时达到9.2%，目前已缓和到4-5%之间。反之，中国房地产离岸债券收益率2017至2019年在6-10%间波动；但今年随着风险提高，飙升至15%左右。随着利率飙升，这些债卷的违约风险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违约风险是取决于市场波动的定价。到目前为止，恒大危机还没有传染给其他债券：非房地产美元债券的收益率维持3-4%之间。这表明市场已经区分散房地产和非房地产发行者的信用和风险定位。我们也需要在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看待恒大问题。基于宏观审慎原则，中国政府决定放缓国内整体债务的增长，房地产开发商新贷款也开始减少。由于地产业是保持社会和金融稳定的重要环节，有序去杠杆和遏制房价上涨对宏观稳定和保护市场至关重要：既让购买者买得起房，也保护投资者利益。令我感到鼓舞和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恒大违约等信贷事件采取了高度市场化、有章可循和负责任的应对方式。最重要的是她让市场力量主导，通过收益率涨落反映市场风险，逼使不良企业重组。这对于发展高效透明的市场至关重要。有关部门再次重申，“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改革开放不会有任何改变”，展现对市场和改革的信心；并明确表示将遵循市场和法律原则让有问题企业有秩序退出，坚持不允许道德风险削弱市场纪律的基本原则。地方政府则优先管理购房者的风险，确保购房者的利益不受侵害。换句话说，即使是最大的企业也不能想当然认为他们 “太大而不能倒”，还寄望政府纾困。允许借款人破产或依法重组是良好的市场纪律。若私人企业在行情好时大赚，市场转弱时却要国家和公众兜底，那是不正常与不符合市场正常运作规律的。中国不会出现“雷曼时刻”。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国民总生产GDP和净资产都在持续增长，而且储蓄率很高，金融体系资本也充足。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新发布的《全球资产负债表》报告估计，2020年中国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净资产是国民总生产的8.2倍，对比美国的4.3倍，德国的5.4倍和日本的7.2倍都高。截至2021年6月底，中国的净国际投资有2万亿美元盈余，相对美国则是净负债1.4万亿美元。在这个流动性过剩、形势多变、高度动荡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政府着手实施“稳中求进”的政策组合，旨在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这便是中国信心的体现。（沈联涛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延伸閱讀：银保监会法国外贸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1）,《全球资产负债表扩张》国家外汇局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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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玮|“民主对上专制”的构想加深分化世界

虽说专制政治与一些普世价值观有所矛盾，可反过来看，反对霸权统治的民主国家总主张“民主原则领导世界才会和平“的理念，不也是一种霸权思想？我们对世界秩序的了解，多来自权威者的定义；权威者通常会从一般观念和经验，创造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法则；国际关系上，大部分时候是国家之间对核心利益的追求，误导了我们对世界普世价值的认知。例如，权威的杂志透过国际正在发生的核心利益竞争，预测了2022年是美国代表民主而中国代表专制的对立状态，将读者导向了应该支持民主或支持专制的选题。大部分人批评民主，是一种对民主制度的体验所作反思的过程，不是反向的喜欢了专制。美国国内的学者，也有一半是在批评拜登举行的民主峰会，一半是在对民主重建世界寄予厚望。即便如此，学者们对美国民主正经历的衰退期也都很清楚，急于探讨百年体制的修正问题。从特朗普决定退出多个“国际朋友圈”后，西方民主国家担忧中国与俄罗斯占了空隙，因此欧洲国家从2018年举办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开始先替美国守住位子，等到拜登承接了民主峰会的期望并重建美国连接世界的民主体系。这场峰会更像是要重塑“民主和平论”，与“中国威胁论”并行为美国加强民主化的世界法则，而中国与俄罗斯是被划分在阵营之外的，至于新加坡，一来与美国确是有关系深厚，二来新加坡总是苦口婆心的反对选边站，美国没发邀请倒是避免了自讨没趣。此时此刻的美国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竞争已从经贸、科技及军事的物质层面深化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向来避谈政治主义的中国以《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反击，回应中国的民主模式比西方民主国家来得更透彻。一言以蔽之，中国与美国的体制各有优劣，我们也不能因美国外交战略的野心而全盘否定自由主义的民主体制对保障言论自由以及政治民主的作用，中国当然是不接受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被民主国家解读当作帝王专制，而且无可否认的，中国处理危机的效率高于很多民主国家，至今持守对冠病病毒的清零之战，实际也是体现中国的自我约束法，并以此降低影响亚洲区域的风险值。世界广泛的物种及民族文化等的演化不应简略以政治概念去理解，所以把民主与专制当作是世界的二分法是不正确的。即使是政治定义，也不是非此即彼。一个国家的政策形成与行为体、利益和体制相互联结，故笔者以为美国与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差别是出于美国重视自由主义而中国重视民主主义，美国经济社会的健康风险更多时候是由自由市场机制负责运转，政府尽量干预最少，而这种环境下的反对疫苗者的言论和行为，政府无可控制，所以也加重社会影响的风险。至于中国，政治上的专制反而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反对疫苗的言论散布，不也是以人民为主的管理方式吗？接种疫苗的风险真实存在，可是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一致都认同接种疫苗必须进行，此状态下的“专制”比“民主”更快达到目标。反正每个社会有个别天性文化塑造和演变成不同的社会制度，作为本国制度的独特性，若没有违反歧视及迫害特定的民族等的普世价值观，各国的统治制度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除非国民自觉产生新的认知而对抗既有的统治制度。很多事实反映少数的民主国家以制度上的优越感，常做鼓吹他国民主革命之事，或强力批评以及制裁以遏制非民主体制的国家向上流发展。虽说专制政治与一些普世价值观有所矛盾，可反过来看，反对霸权统治的民主国家总主张“民主原则领导世界才会和平“的理念，不也是一种霸权思想？民主峰会应该受批评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国家过甚的优越感。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演变到亚洲和非洲、南美洲地区，早已变异成为“第二种民主”、“第三种民主”等等，各国依不同需求发展民主的多样化，已然可作为宝贵的经验法则提供给美国改革国内民主衰退的参照案例。所以，如果民主峰会上的拜登若肯虚心纳谏，那还可提高峰会的层次感，但坚持用僵化的理念解读民主应该照着传统的西方模式，民主峰会上的各国差距不会改变，终究也不可能达成美式的全球共同体。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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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天美|舒吉被特赦减刑背后的中缅关系

对中国而言，缅甸边境接壤中国和印度，面对中印边境的紧张问题，稳住缅甸使缅甸不至有机会倾向印度或美国是为要事。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舒吉6日因“煽动群众对抗军政府”及“未遵守2019冠状病毒疾病防疫规定举办活动”两项罪名，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数小时后，缅甸国营电视台又宣布军政府决定“部分特赦”昂山舒吉刑期，把刑期减少2年。在这数小时内究竟发生了甚么事？让军政府愿意对“死敌”昂山舒吉网开一面？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英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国际社会的猛烈谴责。但这些声音就足以让军政府改弦易辙的原因吗？未必。缅甸军人于今年2月发动政变后，在一通与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柏其纳的视讯通话时，曾表示不担心受到国际社会制裁，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此话所言不虚，因为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间，缅甸就曾陆续遭遇欧美国家经济制裁和解除制裁的经验。他们已有足够的经验如何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虽然如此，国际社会却仍对缅甸祭出制裁手段。从今年4月开始，加拿大、美国、欧盟、英国等政府又再陆续对缅甸发布各项制裁措施，东盟也禁止缅甸军政府的官方代表出席今年10月举行的东盟峰会。如果这波国际社会的制裁足以震慑缅甸，那么昂山舒吉应一早就被释放，而这些被国际视为对昂山舒吉无的放矢的审判，更加不会存在。很显然，昂山舒吉被判刑后的国际谴责对缅甸军政府并没有任何感觉，真正令他们较有感受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记者会的一番话：“真诚希望缅甸各党各派，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弥合分歧，持续推进得来不易，并适合缅甸国情的民主转型进程。” 其实早在2011年缅甸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缅甸军方给大众的印象较亲美，较后成为国际资政的昂山舒吉则较亲中。不过自今年2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中国从未加入谴责军政府的行列。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当时是这样说的，“昂山舒吉的全国民主联盟和军队 /同样都和中国有友好关系”。较于后6月5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再称军政府将领为“缅甸领导人”。8月，缅甸外交部宣布中国承诺将提供600多万美元资助缅甸21项发展计划，并且中国也在同月份运送疫苗到缅甸时，承认军方的“政府”身分。中国此举自是信守他向来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此外，中国对缅甸的不离不弃，当然也有自身利益考量。要知道，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现实环境底下，任何国家在国际现实的举步维艰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前提，大国如中国及美国皆是如此。对中国而言，缅甸边境接壤中国和印度，面对中印边境的紧张问题，稳住缅甸使缅甸不至有机会倾向印度或美国是为要事。此外，缅甸也是中国经济走廊延伸到印度洋“一带一路”的部份计划，若缅甸远离中国，这对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大绊脚石。之所以中国对昂山舒吉事件上有所微言，估计是中国感受到国际对缅甸的猛烈谴责，中国做为一个对缅甸有影响力的大国，自诩需要履行属于他的国际社会责任才为之。在这方面，缅甸军政府是心领神会的，因此才将就的把昂山舒吉刑期减半。更何况昂山舒吉仍背负了缅甸军政府对她强加的十多项罪名，人权组织认为这罪名的刑期加总，昂山舒吉可能被判处长达100年有期徒刑。因此缅军政府如今给中国一个面子对他们并没有损失，始终他们还是有其他罪名让昂山舒吉关上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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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志教授|中国式民主对抗美国式民主

西方式民主和中国式民主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政党竞选失败可以重整旗鼓再竞选，而中国共产党万一失去党打江山的统治地位，恐会永远消失，尽管它已基本放弃了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社会的路线。这也恐怕就是中共不能接受多党竞选制的原因吧！ 2021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中国也有自己的民主形式，只是跟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不同而已。西方民主概念源自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希腊仍是奴隶社会，提倡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但享有此权利只是上层贵族和一般自由民，大批的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掌控民主运作的自然是上层贵族，维护的也必然是贵族的地位和权益。欧洲封建制自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逐渐强大后，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经过无数波折而最终出现了“一人一票”选举制。西欧最终发展出的民主制，体现在宪法上，允许各种见解的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和极右派参加竞选，由选民选择取舍。在美国，其民主形式跟西欧大同小异，不同的是美国的共产党属非法组织，不可参加选举。二战以来，西欧和美国民主制自视为普世价值的基石，对凡不遵循“一人一票”和“多党制”民选制的国家，就定位是“专制国家”，中国便是一例。那么，中国式民主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民主？中国官媒人民网于2021年8月4日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的一篇文章, 颇有代表中国政府对民主的看法。文章概述习近平论及中国走的是以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人民是建设者、参与者、维护者和最大的受益者。这个民主内涵也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依法治国等权利。总括杨振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阐述，中国的民主含义可以归纳成下列四个要点。一、人民可以参与民主式的选举、协商、决策、社会管理和监督。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任何形式背景，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二、民主协商形式。针对各种重大事项，人民在各级团体和机构，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渠道和方式，就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进行民主决策以实现全体的社会意愿。三、人民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有权对国家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四、所有选举采用秘密投票原则。选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以保证各地区的不同民族，包括最少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人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用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拥有地方各级人民和各民族代表，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上是摘自杨振武一文对目前中国民主制的说法。人大代表的具体选举过程，因个人没亲身经历，不敢说是否真如理论上所言是自由提名候选，但知道香港艺人汪明荃也曾是人大代表，就理解其中一部分代表是上层领导推荐上马的，还包括党外人士。但受提名竞选的地方候选人应都是共产党党员，投票后成为人大代表。从110年前清朝帝制灭亡后，中国大陆迄今一直没实施过现代西方式民主制来看，人大代表的选举制，的确象征迈进民主社会的一步。和过去的帝制相比，现在即使是一党专政，领袖也不能不考虑维护和发展人民的一些根本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好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集中资源加强国防和太空研发、国民教育、工农业现代化、创新交通机制特别是高铁新科技、全国性修建基础实施和扶贫等等。上述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不但解决人民生活诸多问题，而且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就给中国式民主提供了自我辩解、对抗西方式民主的理论依据。尽管西方民主制批判中国式民主封杀人民的思想和新闻自由、压制民权和公知、司法不独立、人大的功能只是扮演橡皮图章角色等，但鉴于美国民主制出现了各种问题，显现在世人面前无数瑕疵和缺点，也给了中国式民主莫大的攻击空间。美国式民主构成的社会弊病颇多，诸如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种族歧视、贫穷和贫富差距大、高犯罪率与医疗保健制乏善可陈等。教育就是最让人民诟病的基本问题，由于绝大部分的教育基金来自于州政府、地方政府和各个校区，居民的孩子如住在税收少的贫穷区，学校因缺钱就会导致设备和师资差，学生质量低下等问题。再说，据调查，美国许多政策都是由富人以及代表大企业的利益集团制定，民众虽有投票选举候选人的权利，但对决策的影响力非常微小。总概括的说，西方式民主和中国式民主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政党竞选失败可以重整旗鼓再竞选，而中国共产党万一失去党打江山的统治地位，恐会永远消失，尽管它已基本放弃了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社会的路线。这也恐怕就是中共不能接受多党竞选制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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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玮|从内政看民主和专制的实用性

美国和中国的体制，对新兴国家有重要的范本价值，对世界提供秩序也起互补作用，因此，笔者以为不应有所谓的对抗的目标，而应以中立让两种体制的存在得到平衡。由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出版的《2022年全球大趋势》，列出10个关键趋势之余，预测者清楚的带出大国国际竞争的讯息，将美国与中国对照为“民主与专制的对抗”，试图将两国竞争带进所有设定主题。中国被标定为“专制”，笔者以为是中国领导人的连任制度问题。看待两种体制的对立，应有“内政”与“外延”的角度，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先谈两者的内政。虽然民主和专制的理论是对立的，但笔者想从经验和实用性比较。例如中国“专制”带来快速而有效的经济发展，也有效率的解决诸如控制疫情等的重大问题。美国的民主体制是多元民主的概念，包含各种利益团体互动的政治过程，利益团体无须参政，却可以通过政治渠道影响决策或国会议案，社会各方都享有参与公共领域的机会。从实用上说，以控制疫情为例，中国政府随时随地的进行封城，代表措施畅行，而美国当时由于封城措施违反民主自由的利益，造成联邦政府艰难抉择，导致疫情有机会攻破医疗体系。而今，针对疫情后的振兴，两国其实都有瞄向富人税收。习近平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即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型向“共同富裕”，当西方学人认为是专制国家强行的劫富济贫时，美国总统拜登也提出围绕社会基层送福利的政策，例如“美国家庭计划”和“美国就业计划”将会向社区提供免费教育及改善公共交通系统。为了实现计划，拜登也会向富人和企业课税以填补政府支出，政策的深层是透过税收政策来调整长期放任的社会贫富差距。美国如今的经济处境，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相似，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也来自民主党，拜登的振兴方案虽不能与罗斯福的新政并驾齐驱，但都朝向扩大政府的作为，也就是说，在自由的市场机制下，“小政府”需要被提升。上述说明两国政府做着同一件事的效率和困境，简单而言，中国的体制让政府可以绕过国会、利益团体、民意调查的阻碍，而美国总统为要通过有关计划的财政法案，就连说服党内分歧也耗费不少时间，致使拜登的支持率在美国所有总统中倒数第三，不仅如此，民调会影响选民对政府的信心，民主党意外的输掉佛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莫不与拜登政府有联动关系。此外，中国与美国为表现大国气魄，应承为拯救气候立表率，但同样有国内企业困境。然而，中国在国内电力不足的问题下，依然强力执行零排碳的目标，并且无所畏忌的惩处违规的企业，虽然震慑了投资者，但政府自信为投资环境打造的良好硬体设施，投资者不会却步。美国也试图赶上投资环境的竞争力，“美国就业计划”就有一箩筐的提升基建计划。然而，美国的政党和利益团体，怕是不会跟总统同心同德，必要时会从财政支出上挟制，以避免总统独揽计划大权。确实是，民主制度可以避免少数人垄断权力部门，衍生腐败的管理制度。中国的制度更多依靠高标准的道德审查，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工作领域，人们养成审察他人道德品格的习惯。中国政府可以借鉴民主国家非常依靠的民意调查，将社会深层的反应告诉执政者以适时调整政策。当然，也考验着中国独特结构形成的群体，即有庞大的农民工，如果开放完全民主，便有可能瓦解党国一体。美国和中国的体制，对新兴国家有重要的范本价值，对世界提供秩序也起互补作用，因此，笔者以为不应有所谓的对抗的目标，而应以中立让两种体制的存在得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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