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教授|疫情下中美通胀的根由与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只谈冠病疫情下中美两国通胀的根由这个课题。纵观供需原则，疫情影响就业和收入，需求下降理应通胀下调或出现经济紧缩才对。以美国为例，疫情爆发后，全国失业率由原来的3.5%，一度攀升到15%高峰，市民购买力大幅下降，商品供应链受到大冲击。就说汽车业，疫情蔓延和失业率上升之际，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为减少亏损而暂时关闭了许多车间。

拜登当上总统之后，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配套,注入失业率偏高、生产线上劳动力已经下降的美国。但拜登的经济刺激配套并不能迅速恢复就业率，而市民拿了钱，自然会买车换车和增购消费品。已切断的国内与国外供应链却无法马上恢复到过去的步伐，美国仰赖全球供应链赶不上突发的消费需求，出现瓶颈现象，加上海路运输和港口卸货及卡车司机短缺等问题，价格看涨自所难免。在此情况下，出新车贵，二手车也水涨船高跟着贵。

据美国最新资讯显示，今年11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跟去年同比出现了1982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而且涨幅压力有可能在扩大。美联储应对通胀的策略是提高借贷利率，以压低消费和需求为主导。但美联储必须在加息和增加就业率之间取得平衡，两者兼顾。目前美国失业率已回降到可接受的4%水平，离美联储设定的3.5%下限不远。

另一边厢看中国。对改革开放后40年来的中国，通货膨胀本就是从中央严格统筹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和门户开放的必经之路。通过适当提高物价和劳动力的薪酬，中国当年出口的制造业成品和半成品就能赚取更多外汇，换取先进国的昂贵工业品和资本物质，给工业现代化和革新打下基础，为出口铺路。诸君不妨算一算改革前国营商店普通职员的38元月薪，和今天大超市店员的1800元月薪相比，不就增长了47倍？但一般日用品的同期涨幅少说也不会低于30倍吧？

冠病爆发两年来，中国通胀是否跟美国一样加速？往深一层看，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多种供应链都跟世界各国的配件和原材料供应商有切不开的联系，国外来的商品涨价，中国厂家的成本也自然上涨。此外，面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中国也得加紧应用较高成本的减污减排设备和措施，增加的成本就不得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原材料和其他生产成本上涨就造成生产价格指数上升。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输出国，中国的工业生产成本是2008年经济衰退好转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到今年的顶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报道，去年8月至今年8月的一年间，生产价格指数就上升了 9.5%。变种病毒的蔓延、高生产成本、房地产管控和衰退以及改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均冲击工业中下游生产线，使得中国经济动力受损，出现滞胀现象，即工资停滞但又有相对高通胀问题。

不过，监控疫情的行动管制令对服务业影响不小，譬如说机票、旅游配套、酒店和度假胜地等价格均得向下调整，以吸引消费者，减少损失。

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的消费指数将会控制在3%，较去年的3.5%增幅要低。目前，中国央行应对通胀最关注的是货币供应稳定，以融资规模的增速和货币量增速匹配，作为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中国央行的立场是不随意多印纸币，只要实体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没有增加，就不会引发超常的通货膨胀。针对疫情期间，美联储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流通量，中国央行认为是美国较高通胀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