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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

4星期前
2月前
从小,我常要求母亲教我几句福州话,而母亲就逐个逐个单词教:睡觉、洗澡、外面、里面……我说,这样学不会啦,用福州话对话啊。母亲苦恼地摇头:“看着你的脸,我说不出来啦!” 母亲过世得早,我便打不开方言的窗口了,一直在狭缝中卑微地窥视。 初到吉隆坡升学时,那阵子最常碰到的钉子又是方言。从四方来的同学几乎都会粤语,我这个南方边城来的仅有傻傻观望的份。粤语分割了我的一切,从学校到生活,甚至我的未来。 那年988办了“DJ新人王”竞选新人DJ的活动,我很幸运地被选入面试。自信满满地念了华文新闻稿,接着面试官说“翻译成粤语吧!”我的心就坠进地核,被高温熔解了。我依旧秉持体育精神进行到底,用破碎的粤语念完全稿,尴尬至极。 我的老同学陈钰莹来自文良港,说的粤语很道地,善良的她天天都给我指导,可惜我就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最后她索性把我这烂泥当泥浆玩。 “飞机”叫什么?钰莹问。 “Fei Gai。”我答。 那是“飞鸡”啊!钰莹笑昏了。如今,相识都二十几年了,她仍会为我的“飞鸡”笑不停。 后来,在吉隆坡工作时就甭提了,不会说粤语,在任何场合都是局外人。最痛苦的,就是当领头人以粤语给工作指示,全组人都听懂唯独我一个,常当群里的黑羊,被上司讥讽也不是新鲜事了。 一天,儿子小e告诉我:“妈妈,XX在班上说了一句粤语,老师要他打嘴巴。” 我瞪大了眼,有那么严重吗?这对我这个方言痴而言,是多大的冲击啊! 某天放学后,给儿子送午餐便当时,一个同学不小心说了句方言,同学们纷纷指着他说:“哦,讲方言!”那位同学惊恐地自打了自己的嘴巴。我好奇地问他,刚才到底说了什么?是客家话,还是粤语? 同学怎么也不敢说,似乎那是恶魔的语言,在人间是不可触犯的禁忌。 这和我小学的语言环境成了天壤之别,大概因为当时班上没几个人会说方言,所以老师无需设下禁令吧!一发现某个同学会说方言,大家就骚动起来:“哇,他会说方言,好厉害啊!”那位同学头上似乎加冕了一道光圈,从此高高在上。 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说方言,有那么糟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忘不了那位同学自打嘴巴的惊恐模样,他眼底满是心虚和自责,令人感到心疼,我多想安慰他:“孩子,方言不是罪。” 小e爸爸是吉隆坡人,对于校内的方言禁令熟悉不过了。e爸小学时,每个说方言的同学要被罚款,这惩罚程度尚可接受,但小e姑姑就没那么幸运了。某日老师听见有同学在班上说了一句方言,但无人承认,结果全班被赏巴掌。于是,小e姑姑对方言的抗拒,甚至厌恶,此生无以抹灭。 对于学生在校禁说方言之事,我曾询问某位教职人员,对方表示:“正规教育说华语”;那么意外说出来,会被警告吗?其实我说轻了,没提起惩罚程度的轻重。然而,对方已“已读不回”。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制里,说华语当然不容置疑,但方言也不该摒弃。在严管的制度下,方言渐渐变成一种罪过、禁忌,甚至是被唾弃的声音。我并不是反对学校的方言禁令,但能不能以比较正面、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方言?勿让年幼的孩子以为说方言罪不可赦,长大后就如小e姑姑这般。 今年4月11日,马大中文系主办了“汉语方言节”暨“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希望提升社会大众对方言文化的关注。来自班台育青中学的陈陈俞伊同学,在比赛中以福建话、潮州话朗读了我的散文〈垃圾桶〉,马大高级讲师蔡晓玲博士给我发来了视频。虽然人无法到现场观赛,但也触动了我整个下午的心绪。潮州话是我父亲的母语,〈垃圾桶〉里有我的父亲,个中滋味,百味杂陈,难以名状。 老天或许同情我这个方言痴,许我一个方言通e爸,他不但三语流利,福建话、粤语都说得好,客家话也懂皮毛,跟他出国尤其是港台两地,都吃得开。行走江湖,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这些年,回乡探了两次亲,那是外婆外公的故乡。他们南来前住的老房子,甚至那个房间都还在。某夜晚餐后,我和亲戚们到镇上闲晃,看见一家灯火通明的杂货店,里头顾客三俩有几,我们就到里头转转。 我在摆满货品的架子与架子之间走着,忽闻某处两位妇女在以福州话对话。三姨走到我身边说,好像我们家自己人。 此时我有种错觉,以为这一转身,就会看见母亲神清气爽地在我身后。于是我不想打破这场错觉,停步在原地,继续沉溺在这阵阵乡音里。 一口乡音,是对亲人、对家最温暖的心灵慰藉。所以,如何能,如何能将说方言视为一种罪?愿普及华语与学习华文之际,也别让心态失焦,悄然抹杀了方言的价值。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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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3月前
3月前
3月前
我参加SPM那年,1980年代,为了那一点气节,自修了华文。整所学校,只有4个人报考。没老师教,也没上课,说是课外辅助,结果一年就上了那么三回,好在平日里互相激励聊聊。在那样的环境里,坚持华语,是一件几乎不被理解的事。考试的那一天,气氛怪异,冷清啊。 我当然知道现实:华语不是必考科目,不影响总积分,对升学就业没有直接帮助。放弃它,看起来更“聪明”。但我还是选了它。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不要太快地忘了我是谁。 马来西亚是多语社会,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挑战。为了前途,我们习惯把语言分类。英文是通往国际的钥匙,马来文是本地生活的根基,华语……常常成了“可有可无”的边缘科目。很多学生放弃它,不是不爱华文,只是“现实不鼓励”。但语言不能只从“实用”来看——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承载的是身分、记忆、情感,也许,还有一点点尊严———至少我是这样的例子。 对我而言,华语不是我的考试语言,而是妈妈在厨房里叫我吃饭的声音,是我小时候学背的主祷文,是我哭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祷告词。当年我还是靠这一个语文把隔两条街之外的弟妹叫回家晚餐…… 我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其价值。信仰不是靠语言来分等级的,天国也不会只说华语。但我深信,母语是我心灵最不设防的通道。一个人若不能用最自然的语言表达祷告、悔改、感恩,他的信仰就缺了一种亲密。 別轻易放弃一段根的记忆 更现实地说:若我们只为了高分才保留一种语言,那我们也很可能会为了现实放弃许多本该珍惜的事。这一些年,我看见许多人不再用华语表达情感。可能是不熟悉自己,可能是华语真的不行。或者它变得鸡零狗碎,只在一些吵架或谩骂时用上。我不是在责怪,而是想提醒:语言冷却之后,连感情也会生疏。 我不是为了鼓吹“华语至上”,更不是为了怀旧。我只想说:我们不能只因为制度不要求,就轻易放弃一段根的记忆。我们不能只因为它没加分,就让它在我们心中减分。 那年我们4个人进考场。结果怎样,保密,至少记得:我没让这语言被功利牺牲掉。偶尔有人说我台上的用词太深奥,其实真不是,小学六年级程度的华语能深到哪去呢?自修出来的华语,能成什么气候呢?我还真希望有人提一提:你的华语程度尚可!但愿有那么一天。人啊,有时候也挺喜欢被人肯定。 一个来自肺腑,能脱口而出的语言,是我们与人、与神、与自己之间的桥梁。  
3月前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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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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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前
13年前吧!我和一班老朋友相约一块到望加锡一游。望加锡(Makassar)是印尼东部苏拉威西岛南苏拉威西省的首府。苏拉威西岛是印尼中部的一个大型岛屿,是大巽他群岛四个主要岛屿之一,也是世界第11大岛。望加锡是苏拉威西岛的最大城市,印尼第五大城市。在16世纪上半叶曾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大港口之一。望加锡是海港城市,其经济活动有捕鱼和海上交通运输、造船业、服务业、餐饮和酒店业等。 一转眼就过去了13年。望加锡应该有了很大的变化吧。我已经忘了当年在望加锡到过的景点,只记得很特别的船屋,屋子盖得像一艘翻覆的船。另外就是在妈祖庙遇到的那一件难忘的事情。 我们去参观妈祖庙,在妈祖庙遇见了一位和我们年纪相仿,都是65岁左右的妇女,我们交谈了起来。我们用的是华语,她的华语还挺灵光。是的,在印尼只有那个年纪的华人才能把华语说得灵光。中年或年轻一代许多人都不会说华语了。中年或年轻一代的印尼华人都说印尼语,而且他们说的印尼语比印尼人说的印尼语更难听得明白。我们和那位妇女就这样继续谈下去。 她说在上世纪一直到1965年9月30日前,印尼的华文中小学校非常普遍和蓬勃。她读完初中三,那一年是1965年,学校就被关闭了。许多同学被捕,逃亡或被杀害。印尼的上空乌云密布,苏哈多军人政权进行了反共大屠杀,整百万人牺牲了性命,同时关闭华校,禁止使用华语,还把许多华人驱逐到中国去。 唱革命歌 读毛语录 她还告诉我们,从1945年到1965年印尼左派势力强大,印尼华人左派势力也一样强大。印尼华文中学学生都受左派思想影响。那个时代的进步学生都参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学生组织,开展学习小组或读书会,唱革命歌曲,读毛语录,唱毛语录歌。最为脍炙人口的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那篇文章里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遇到困难或斗争时都会高喊或高唱这条语录。那个年代,不仅仅是印尼华人而是整个东南亚的华人都受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那位妇女说的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那个年代,马来亚和后来的马来西亚华校左派学生运动所做的非常相似。 1965年9月30日开始的那场风暴席卷了印尼群岛全境,连最边远的小岛都受到影响。风暴过后一切归于平静,恐惧与压抑的平静。斗争结束了,和我们谈话的那位妇女也只好隐居到乡村去,做一个普通人,后来结婚生子,过着和平民百姓一般的生活到今天。 那位妇女谈起她年轻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我们都觉得非常精彩和很有意义。她至今还能背颂许多毛泽东语录和诗词。她一直把毛语录用在生活和工作上。她还告诉我们,她在分娩的时候,非常困难和疼痛,她就紧握双拳,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最后顺利得把孩子生下来。 啊!真有意思!也是我们那一次游万加锡所不能忘怀的事。
6月前
9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