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户族新闻资料

简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VIP文

郭于珂／木偶惊魂记

冠病肆虐的那几年，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做着同一个噩梦，或是活在某个没有出口的地狱里。我见过崩溃的医护人员，因氧气筒不足而必须在病人的生死间做选择；我听过殡葬业者讲述死者“排队”一周才能火化的故事；还亲眼见证重症病患被透明的隔离罩覆盖，宛如一条死鱼，等待被病毒吞噬；更夸张的是，我最常视讯的人不是亲友，而是病毒专家。几乎三天两头就得连线，像追剧一样掌握变种病毒的最新发展。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你可能只会担心自己会否确诊，但记者的日常工作却像在撰写连载的惊悚小说，因为病毒如同鬼魂，肉眼看不见，它却无所不在。在那段日子里，我和同事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糟糕，每天一觉醒来就得迎接新的悲剧。 2022年尾，我终于因过度压力丢下电视台记者的工作。本以为能逃离“医学领域”，结果更离谱：对象从白袍医生换成了热带雨林里的原住民巫师。起初，我只是为了协助本地电视台拍摄民俗节目，才开始寻找那些濒临失传的传统疗法；没想到一来二去，竟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不过，想找到愿意上电视的巫师也不容易，因为许多原住民社群都有一个共同禁忌，即治病仪式必须在全黑中进行、不允许外人参与，以及禁止拍摄和录音。触犯禁忌会有什么后果？轻则相机故障或录到怪声，重则灵魂走失、巫师身亡。可想而知，我全都撞上了。这几年，我时不时会一个人跑进深山野林，在没有讯号的黑夜里聆听巫师吟唱咒语和燃烧甘文烟（kemenyan），连结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我看过病人被灵体附身，突然嚎啕大哭，也碰过被祖灵半途中断的治疗仪式，“警告”巫师若执意继续，现场所有人的灵魂都会回不来。当然，要说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莫过于我与嘉户族（Jah Hut）治病用的木偶——sepili 的那次邂逅。灵魂被偷恐致病需靠木偶收服“恶灵” 嘉户族相信，一个人拥有7个ruay（灵魂／精神），只要其中一个被恶灵bès偷走，那人便会生病。为了赎回病人的ruay，巫师会透过灵伴的协助鉴定“凶手”，再交代族人雕刻特定的木偶收服恶灵，因此每个sepili的造型就是bès的模样。它们的形态各异：有的似人，有的如兽，还有的手持兵器，面貌诡谲莫测。为了应对这些无所不在的恶灵，嘉户族长辈会将每一个bès的故事和形象，透过口传的方式交给后人，因此每个男孩从小就得学会雕刻这些木偶。巫师告诉我，他们的木偶有几百种样子，而每一个都能对应特定的“症状”。例如，若病人感到头痛，那干扰他的恶灵有可能是Bès Rungkup Tajam Kepala；失眠的话，则怀疑是Bès Yak Yung TT Galax搞的鬼。这些恶灵的名字听起来像外星语，但在嘉户族人心里，它们就像城市人听到“癌症”或“新型病毒”一样，会头皮发麻。当然，嘉户族的巫师并不会在每一次治病仪式中都动用木偶，而是会根据病情轻重，决定要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一般上，第一阶段的治疗被称为Muruk，即巫师会咀嚼黄姜，并将嚼碎的粉末涂在病人身上；第二阶段叫Tepung Alin，巫师会在病人身上搓揉一个面粉团，收服恶灵。若病人的情况太过棘手，则需要进入第三阶段Trekben，而巫师会把木偶放置在病人后颈，一边默念咒语，一边“抽走”恶灵。最后，巫师会利用Salak叶制作的“武器”拍打它们，再命令助理火速将所有的木偶丢到无人会涉足的丛林里头，且丢的时候不能回头，要不然这些恶灵会盯上你，把你变成新的猎物。作为一名好奇心旺盛的人，我当然回头了，还触犯了其他禁忌，结果接连遇上一堆难以解释的怪事。偷把木偶带回家厄运衰事接踵而来 [vip_content_start] 首先，在拍摄Trekben仪式的过程中，摄影机突然出状况——电池莫名其妙掉落，导致过去整整一个小时的连拍画面全都化为乌有。幸好，这个仪式会进行两个晚上，所以我们还能在第二晚重拍。后来，我们又拍摄了一位嘉户族男子制作Bès Pintu Katak（门蛙恶灵）的雕像。据说它常栖息在森林里的小溪边，那里布满碎石，还会渗出红色的液体。但之后用 AI 语音转录访问内容时，我却发现，在雕刻师摩擦这尊恶灵屁股、为其抛光的片段里，竟被识别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你要怎样让我活过来？” 更可怕的事，发生在我把木偶带回家之后。为了方便摄制团队好好拍下那场仪式中使用的8个木偶，我们请嘉户族的朋友重新雕刻了一组“道具”。虽然他们再三叮嘱，拍摄一结束，就得折断这些木偶并丢弃在偏远之地。但天真的我以为，没收服过恶灵的木偶是安全的，便将它们当作纪念品留下。结果，这些木偶跟我回家的那一天起，我便饱受失眠之苦，甚至感觉脑电波好像故障一样，一直能听到奇怪的声音，整个人的磁场也毫不对劲。我当然害怕自己被标签为迷信之人，所以在那些无法入睡的夜里，我总是不愿去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然而，每次只要我试图为这些木偶辩护，寻找留下它们的可能，我就会遭遇不幸，像是确诊新冠病毒、家里遭到爆窃、耳朵莫名发炎或眼睛冒出不明异物等等。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月，我收到了最震惊的消息——嘉户族的巫师过世了。原住民巫师过世宛如一座图书馆被烧毁在原住民的世界里，人们常说：“当一个巫师死去，就像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一样。”过去的我不曾真正体会这句话的重量，直到听见巫师的死讯，仿佛看见那些古老的咒语与祖先的智慧化作落叶，在雨林里缓缓焚成灰烬。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巫师，我紧紧握着他的双手，深深鞠了一躬，心里盼着来日还能再会。直到事后才惊觉，那原来是一场告别仪式。虽然他本来已经抱病在身，但我心中仍不免涌起一股沉重的罪恶感，是否因为自己无知地触犯了禁忌，才让他的死亡来得更快？那一晚，我再次彻夜难眠，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巫师血红的牙龈——那个被槟榔染出的笑容，鲜艳得像在展示他嚼碎恶灵Bès的证据。可真正让我心慌的，是忽然意识到：若巫师已死，那谁来帮我收服恶灵？让我辗转反侧的会是Bès Yak Yung TT Galax吗？我当然没有答案。

2月前

VIP文

VIP文

郭于珂／通往彼岸之路

小时候，我三句话不离“死”：不是“饿死了”，就是“热死了”、“累死了”。因为大吉利是，妈妈只好在纸上写下“不能讲死字”，并贴在墙上。每说一次，就要罚10仙。这个故事听起来荒谬，却折射出许多华人家庭对“死”的忌讳。由于缺乏“生命教育”，以至于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死去的亲人到底去了上面的天堂、西方的极乐世界、北方的阴曹地府，还是地下的十八层地狱。我在十几岁的年纪失去了外公和外婆。他们生前都是拿香拜佛的人，但葬礼却是唱圣歌和念圣经。第一次祭祖，我以为必须要烧纸扎品给他们在“死后世界”使用，但妈妈说，外公和外婆已经投入主的怀抱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临终前转教的。原因是两个基督徒儿子，派了一班“天使”到医院为他们洗礼。当我知道真相时，内心感到非常挣扎。一方面，我必须尊重舅舅的决定，但我又担心外公外婆“没饭吃”、“没衣穿”和“没钱花”。这道难题一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大的疑惑。就连我那位能够通灵的阿姨，也无法解答。反而外公经常将神秘号码托梦给阿姨，让她在每一年的清明节都中万字票，代替祖先宴请后人吃顿饭。若想用资本主义逻辑来理解“死人财”，当然是行不通的。毕竟从来没领过任何纸钱、纸房或纸车的外公，要如何把多余的资本从天国汇款到人间呢？说来也奇妙，我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原住民朋友教我的，而他们的宇宙观与华人民间信仰非常相似，只是形式不同。巴迪族的天国：人与树的共生宇宙以吉兰丹的巴迪族（Bateq）为例，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超自然者（hala’），并在天空中生活。届时，他们将不再需要进食或劳动，享有自由与凉爽的状态，还能在梦中拜访在世的亲友，教授一些实用的技艺与咒语。为了让灵魂顺利升往来世，他们必须采用树葬，而非埋入土地中。男女的葬法皆使用纱笼布与香兰叶编席（pandanus mat）包裹遗体，置于担架，再安放到树上。唯一的区别在于陪葬品——男性或有吹筒（sumpit）与箭袋相伴，女性则常与其传统竹梳、笛子，或其他生前贴身之物一同长眠。对他们而言，树冠是灵魂的居所，也是连接彼岸的通道…… 根据传说，古时粮食匮乏，因此一半的人变成了树，为他人提供食物。当人类奉献自身，将生命力赋予森林，那人们也能透过采集行为，重新获得生命力。只要这种互动持续存在，养分就会在植物与人类之间循环，象征人树共享生命、历史与身分。换句话说，巴迪族与超自然者构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当树林大量消失，意味着人类背叛自然，终将迎来灾难性的惩罚，而他们也不再配当“森林之子”。嘉户族的天国：借鸟羽之力飞往桃源彭亨的嘉户族（Jah Hut）和柔佛的上游人（Urang Huluk）则有类似的宇宙观。他们相信，一个人拥有7个灵魂（ruay/semangat），只有褪去这个“原初之衣”（baju awal）后，才能回到原始地——天国。其中，嘉户族的坟墓是用木头打造的金字塔，上面还有精致的雕刻。虽然在埋葬时，男性面朝日落，女性面朝日出，但墓前皆会挖上一口 [vip_content_start] 空井，供他们在彼岸洗澡或饮用。而墓旁还会摆满他们的生前物品，包括衣服、香烟和床褥等等。有趣的是，家属通常会在坟墓插上一只鸡翅膀——男性为公鸡，女性为母鸡——作为“保护伞”，协助亡者穿越炙热的沙漠，平安抵达凉爽的桃源（Pulau Buah）。法国人类学家Jeanne Cuisinier发现，灵魂以鸟的形态存在这一观念，是整个马来群岛对灵魂的最普遍信仰，而“鸡”是“鸟”的最基本形式。例如，嘉户族男童在成年礼上必须杀鸡，鸡挣扎越久，象征男子气概越旺盛。再来，巫师会命族人雕刻鸟头形监狱（Balai Berteh Kepala Burung），用以囚禁偷走人类灵魂、带来疾病的“恶灵”（Bes），并悬挂木雕鸡作为交换的礼物。上游人的天国：以舟为棺渡向大海上游人的墓碑则融合了“木舟”意象，每个家族的风格迥异，仿佛搭乘不同公司的“船型”前往海洋天国一样。家属还会在墓地周围挖掘水道，于三个角落放置石块，并分别在第3、7与第14天逐一移除，以象征这艘灵魂之舟正式起航。由于受到马来人影响，他们称天国为“麦加”，而宛如划桨一般的双墓碑（kayu nisan），则会在彼岸化作“象牙”，送给鬼王当礼物。同样的，他们的“木舟”也会埋葬各种生前用品，像是厨具、衣物、武器、香烟和槟榔等等。当一个人的尸体不见时，意味着他已变成了Datuk Keramat，栖居于上层世界。而他们一般会在人间“种下神树”，并将位置托梦给族人，作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为了获得庇护，上游人巫师会指示病人折7朵白纸花或赠送白布和白鸡，作为贡品。若白鸡回到村里，意味着Datuk Keramat拒绝帮助，病人终将无法康复。走过万象彼岸原是同一条归路这些例子显示，人类与祖先的关系皆建立在“交换”之上。为了理解此世之苦，我们构想了树冠、桃源、海洋等多种彼岸，而这些世界也彼此呼应、相互影响。那么，若天国真有不同版本，我那原为佛教徒的外公外婆，是否能顺利进入基督的怀抱？抑或他们被卡在中途，无处可归？多年后，上游人巫师告诉了我答案。他说，自己曾因染疫“死去”，一度抵达天国，看见七块巨石、听见和谐之歌，并与天使交谈，最终又折返人间。这段起死回生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一件事：“我原以为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死后会前往不同的世界。后来才发现，我们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

6月前

VIP文

VIP文

郭于珂／相遇的故事

以前担任记者，常被叮嘱：“功课要做足，才能出门采访。”但疫情之后，世界天翻地覆，视讯软体取代了记者的双脚，让我们即使身处办公室，也能连接世界各地。无论对象是多么遥远的陌生人，似乎只要上网搜寻、穿针引线，就能在云端搭起对话的桥梁，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何谓全球化力量。不过，当我想用相同的技能应对原住民课题时，却发现自己处处碰壁，时间成本更是以“年”计算。我第一次听说嘉户族（Jah Hut）有成年礼，是在2018年。当时，一位马来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个非常壮观的割礼仪式——男童会穿上传统的马来王室服饰，在山林间巡游——但他说，那只是耳闻，他自己也从未亲眼目睹。我随即上网搜寻关键字，结果一无所获。于是再转战各大图书馆，喜获几本与嘉户族相关的书籍，却没有一本提到割礼。不死心的我，又转向脸书展开“肉搜”，找到了一位嘉户族社运人士。这么巧，她即将在某月某日到沙亚南参与一场活动，我便制造了这得来不易的“巧遇”。原以为终于可以一窥这传说中的仪式，不料却因一时疏忽，只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忘了记下她的联络方式，于是这扇门又无声地关上了。 2023年，我因协助本地电视台拍摄嘉户族的治病仪式，再次踏上那段熟悉却艰辛的寻人之路。最终，我从一本书中找到线索，并透过原住民关怀协会协调员Colin的协助，在吉隆坡见到了嘉户族社运领袖Shafie，而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我的好朋友。苦等5年时间只为见一场百年成年礼从2018年开始追寻，到真正见到嘉户族的割礼仪式，整整等了5年。没人知道，那一刻的我有多么激动。作为村里的稀客，Shafie和其他嘉户族朋友不仅热情款待我，也主动和我分享他们的族群历史。根据传说，嘉户族相信自己是苏门答腊 Pagaruyung 王子的后裔。相传一百多年前，一位练成刀枪不入法术（ilmu kebal）的王子，在回宫接受割礼时，因皮肤太硬而失败。羞愧之下，他逃往彭亨，并在途中遇见嘉户族的首领，还与其女儿相恋成婚，但他始终隐瞒真实身分。婚后不久，王子终于向岳父吐露秘密。他坦言，自己已放下过去的宗教与头衔，只愿自己的儿子能以皇子的身分进行成年礼。起初，嘉户族首领担心割礼会危及孩子性命而反对，但最终仍被王子说服，相信这是锻炼意志、净化身心的重要仪式。自此，嘉户族村子只要筹足适龄男童，就会为他们换上皇子礼袍，骑坐在成年男性亲属的肩上，再由女性长辈手持阳伞随行，缓缓出巡。当鼓声响彻山林，游行队伍会逐一拜访祖先坟，接受先人祝福与庇佑，并回到村中进行割礼。那一日，宛若王室盛典，不仅为一人欢庆，更为整个族群铭记与传承。然而，嘉户族的割礼与穆斯林传统不太一样。巫师向我解释：“马来人的做法通常是完全切除包皮，而我们则是在阴茎上方 [vip_content_start] 划一刀‘放血’而已，属于象征性割礼”。他笑称，自己从未与外人谈论这些细节，并坦言，女性其实不得参与某些环节。神奇的是，自称懂得解读面相的他，突然又轻声地补了一句：“我看得出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很有决心，所以我们才愿意让你参与整个仪式。” Pagaruyung：从征服神话到相遇传说当然，我的好奇并未就此止步。相反地，每一层被揭开的面纱，都会引出新的谜团。例如，神话中的“Pagaruyung”，究竟指的是哪里？于是，我再次上网搜寻关键字，意外发现新大陆。原来，Pagaruyung是米南加保（Minangkabau）王权的中心。自14世纪中叶 Adityavarman在苏门答腊高地建立政权以来，这座宫殿不仅是政治核心，更是神圣权威的象征。历史学家Andaya指出，米南加保王室经常派遣王族后裔远赴外区（rantau），并携带具有魔力的诏书，要求当地人服从王命，否则将遭受超自然的惩罚。这种将统治神圣化的叙事，很可能早在14世纪末就随商船与移民横渡马六甲海峡，悄然融入马来半岛原住民的神话体系。例如，在色迈族（Semai）的“真实故事”（chermor）中，他们被视为亚当的最后后裔，起源于神圣之地 Mengkah，并分别迁徙至苏门答腊、暹罗、霹雳与马六甲。其中，Pagaruyung 被视为首批登岸者建立的地方；而后来抵达的马来人则因性格好战，迫使他们再度迁徙。最终，这些原住民在金山（Gunung Ledang）与之前分散的族人重聚，并诞生了“特姆安族”（Temuan，意即“相遇”）。不难发现，这些神话中的“Pagaruyung”，并非外族象征，而是原住民祖先曾经栖居的故土。至于米南加保人，则被当作那些祖先的后裔。这个叙事奇妙地反转了主流历史的权力结构：米南加保人来到马来半岛，不是征服者，而是“回家”的人。人类历史从迁徙开始当我准备离开嘉户族村子时，一位朋友又对我说了另一个古老传说：“以前祖先曾经说过，我们和华人都来自中国。很久以前，华人曾用一艘大船（tongkang）来接我们回去，并叮嘱大家上船时要闭上眼睛。但有人忍不住睁开了眼，结果船破了，我们也就回不去了，只能留在这里（马来半岛）。” 不知为何，听完这番话，我仿佛被大海卷入历史的深流，在潮汐之间，看见那些世世代代不断上演的启程、相遇、分离与重逢。尽管在国家治理下，原住民始终被归为没有名字的“其他族群”（Dan lain-lain）。但在原住民的宇宙观中，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由“迁徙”相互交织而成的——没有谁是真正的“外来者”，因为我们早已在神话里相遇。

6月前

VIP文

山林珂普

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我初次发现“种族”是被创造的，是2019年。那年6月，吉兰丹话望生的原住民村爆发16人集体死亡事件，震惊全国。一开始，他们的尸体遍布森林，葬在不同的树上，然而经过卫生部官员介入调查和解剖后，他们却变成了穆斯林，必须土葬。这些皮肤黝黑、身型矮小的原住民叫“巴迪族”（Bateq），与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峇迪布（Batik）自然一点关系也没有。在他们的族语里，“Bateq”是“人 ”的意思，有时候，他们也会自称“Bateq Hep”，意即“森林的人”（Orang Hutan）。当我询问他们是否为穆斯林时，巴迪族村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耐人寻味地说道：“以前，所有的人都是Bateq，华人的妈妈是Bateq，马来人的爸爸也是Bateq，但是神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种族’。像是马来人，他们以前也和我们一样的，喜欢吃猪肉，但是后来他们不吃了。他们忘记了，是他们想要和我们不一样，现在却希望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 “族名”具有流动性，会随时代变迁改变纵观马来半岛19族原住民，他们的族名与全球各地的原住民一样，都是被“他者”建构的，尤其是西方殖民者。这些所谓的“族名”通常是不同语言的“人”，并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关，有些甚至会随着时代不断演变。打个比方说，雪兰莪州的玛美里族（Mah Meri）原为一支海上游牧民族。有文献指出，他们曾经居住在彭亨和柔佛边境的兴楼（Endau）海域，甚至南至柔佛、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还有人声称，他们的足迹曾出现在柔佛峇株巴辖和麻坡南部的沿河地区。而这群人的“族名”至少有3个版本。根据英国学者Skeat和Blagden在《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的记载，这支海上游牧民族最初被外界称为“Besisi”。在马来文中，“Sisi”是“边缘”的意思，有可能与他们的游牧性有关。1980年代左右，又有学者发现他们倾向于自称“Ma’Betisek”，意即“长鳞片的人”。传说中，有位族人在清洗鱼只时，不慎让一片鱼鳞掉进自己眼里，结果望向远方时，以为海盗船来袭，于是马上拉响警报。由于其他人都看不见那艘船，证实为一场乌龙，所以他便被朋友取笑为“长鳞片的人”，后来再延伸为这群人的族名。那如今使用的族名“Mah Meri”又是怎样来的？背后的原因是这支海上游牧民族在15至16世纪期间，还真的遭到了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海盗袭击，因此便一路逃亡至雪州的凯利岛（Pulau Carey），隐藏在红树林里，变成了“森林的人”。虽然这片红树林后来变成了英国人的橡胶种植园，又在近代成为了森那美公司（Sime Darby）的油棕种植园，但他们的族名却被确立了下来，从此没再更改过。我们都是“人”？按照相同的命名逻辑，台湾的阿美族（Amis）和北美洲的因努伊特族（Inuit）都是“人”、纽西兰的毛利人（Maori）是“正常人”。而在婆罗洲，达雅人（Dayak）是“山区内陆人”、乌鲁人（Orang Ulu）则是“上游人”。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但若你以为西方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初次相遇，都能顺利进行“你是什么种族？”“我是人”的对答环节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人经常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也因此创造了很多荒谬和成谜的“族名”。例如，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最初被英国殖民者“登记”的族名是Jah Hĕt，意思是“Orang Bukan”。当我询问嘉户族朋友为何“不是人”时，只见众人捧腹大笑，并告诉了我一段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根据我们的族语，‘hĕt’是‘不’，‘kom’是‘可以’，或许英国人在问我们祖先问题时，他们都爱回复‘hĕt’这个词，也就是‘不懂’或‘不要’的意思，所以最后我们就莫名其妙成了‘非人物种’。” 接着，他又自嘲地说：“若祖先当初回应‘kom’的话，或许今天我们就是‘Jah Kom’（可以的人）了……‘森林的人’应该叫‘Jah Brik’才对。只不过，我们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称呼，平常被问到族名，还是会回答‘Jah Hut’。” 从Hĕt变成Hut，与后来的英国官员无法识别或误听[ĕ]这个音有关，显示“族名”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意识形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了这些“种族”以后，才能方便治理。不存在“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 “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究竟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抑或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想要厘清种族的定义还得分析其与生物学、文化、社会和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般上，原初论（Primordialism）认为，“种族”是基于血缘、地域、语言等客观因素自然形成的群体，具有永恒特质；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主张，“种族”并非自然存在的范畴，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由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所塑造的概念，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先不论哪种立场更准确，但至少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远远超过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存在能够明确划分“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人拥有多元和流动的身分认同早已不是什么神奇之事。神奇的是，尽管我们都是那个被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物种，但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种族”的煽动下摇旗呐喊，继续做一颗政治人物最忠实的棋子。更多【山林珂普】：【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11月前

山林珂普

新教育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原住民还占据课本的一两页，但在我们国家11年的义务教育中，却容不下西马任何一个原住民。” 5年前，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偶然在巴生遇见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西马原住民的存在。她说：“当我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的愧疚慢慢地变成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曾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 西马原住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痕迹难寻，更甭说从网络上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但心底对他们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于珂开始属于她一个人的追寻，“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让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他们的族名在马来西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抵达相约好的采访地点，郭于珂提着装满一本本笔记簿的帆布袋前来。翻开其中一本，首页列出与原住民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学者，上方的日期写着：2018年12月15日，这亦是她接触半岛原住民的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她将心中的疑问、眼前所看到的，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看着29岁的她，在过去5年努力的痕迹，不禁好奇在众多课题中，何以选择关注西马原住民。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郭于珂在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实习的经历说起。返马寻找切身议题 “在台湾求学时，我加入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摄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写字，当时才明白‘摄影’和‘拍照’的差别。摄影是一门专业，不是谁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课程安排，郭于珂选择白化症患者作为拍摄主题。在展开为期一年的计划中，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时不时抛出 “为什么要由你来讲这个故事? ” “你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做? 为什么是你? ”等疑问。 “我发现关心他们（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又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一个理由为这些人发声。凭什么由一个外国人帮台湾的白化症患者发声? ”当时的她陷入自我怀疑，心中不断思索：“我的创作会否因此掺杂了虚伪在里头？” 郭于珂在台湾找不到解答，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发现被遗忘的西马原住民回国后，她进入本地一家电视新闻媒体工作，却不曾停止寻找与这片土地的连接。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从小在华文教育体系内读书。加上我的公民意识觉醒在国外，我回来后发现真的不了解马来西亚，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采访中，郭于珂与来自半岛雪兰莪的原住民玛美丽相遇，“我当下非常吃惊，追问后发现半岛原住民有18个族那么多。” “我很好奇这些半岛原住民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么定义？谁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她进一步释出心中的疑惑，“为何我们可以和这些族群在平行时空下生活，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甚至会惊讶他住的村落，离你非常靠近。为什么我活到二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带着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杂陈的心情，郭于珂开始了仅属于她的找寻，再将所见所闻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异族朋友吧。”郭于珂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报道面向过于单一不足揭隐性问题 “‘玛美丽’在这群原住民的族语里，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们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叶编织的服饰，便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森林里的植物显灵了。”——摘自本刊〈看见玛美丽，发现马来西亚式Fusion文化〉一文。这是郭于珂第一次以半岛原住民为题材撰写报道，内容侧重在玛美丽族的文化和传统。重读生涩的文字和内容架构，她说：“我太迫不及待想让大家认识他们，那时的功课做不够，是不成熟的。”同年，吉兰丹发生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从那时我才开始研究历史、马来西亚制度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她认为单从文化、传统、歌曲、舞蹈等单一面向，来诠释原住民，往往只流露于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觉得更可贵。当然我希望在文字里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只眼睛，不去看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只写漂亮美丽的那面、残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写。”她说。西马原住民资料太稀有采访难度大增一群被义务教育遗忘的人、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群与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人，正意味着记载半岛原住民的资料稀缺。 “今天要报导城市的课题很简单，你很容易到达这些地方、拿到联络方式和受访者沟通。当我接触西马原住民时发现很难，首先我要接触到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透过网络，她搜寻撰写原住民学术论文的学者，抽时间参与原住民展览“巧遇”受访者，“多远我都去，因为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人可以让我问。”即便从学者手中取得联络方式，但却无法保证打通原住民的电话。 “村里没有讯号，电话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从村子里出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然而，一通电话不足以减低原住民对陌生人的戒备心，她无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为了跟一个原住民沟通，我要跨过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沟通罢了。” 原住民看待时间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从市区到村子的时间，他们不会以公里、时数来计算，而是“三根烟”。 “从市区到村庄的距离，他会跟你说三根烟的时间，非常抽象。”但实际走过以后，郭于珂发现不是三根烟那么简单的距离，“我觉得完全是一包烟的时间，怎么会是三根烟呢？”一开始的难不仅如此，采访后资讯量过大无法消化、间中储存素材的硬碟被偷……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余，牺牲休假日到外地采访调查取得的资料。 1年半后，中文网络媒体《端传媒》刊登了题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的报导，分为上下两篇。将“写新闻”等同于“交朋友” 现代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科技更加快新闻生产节奏。花上1年的时间“写新闻”，郭于珂走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路。 “现在媒体走得太快，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我们太习惯‘有就好’或‘大概写一下就好’。但我现在做着一个很慢的东西，等于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办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来，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该报道入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主办的“2021年度卓越新闻奖”。从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于珂选择重返校园进修人类学硕士。她分享，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很常无法理解原住民的对话，却意外地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书后，我一夜间脑洞大开。当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们跟我讲什么。”她举例，当问及巴迪族关于“被同化”的课题时，村长默默说了一句：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华人的妈妈是巴迪，马来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们变得不一样，现在却想要我们变得跟你们一样。对此，郭于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读了基础的人类学后，她才发现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说法，巴迪族村长的话意味着：从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们不要做森林的人，却希望我们成为你们这些城市人。 “我一瞬间更了解原住民的身分，无论我们或他们，最开始都是和森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若今天森林没有了，他们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类学帮助我了解生命的演变，解读一些无法用城市人视角理解的行为。” “其实我做的东西不伟大，反而从他们身上得到疗愈。”采访过程中，郭于珂一而再地强调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艰辛的采访路，她反倒从原住民受访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纯粹。于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适应外界的努力传递予大众，“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无法让我们相遇，我自己去制造巧遇的机会，听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左右国家局势的少数群体，极容易在社会中被同化，然后消失。郭于珂为第9届TEDx Petaling Street的讲者之一。媒体伙伴：活动日期：2023年10月14日（六）活动时间：9AM-6PM 活动地点：马华大厦三春礼堂购票详情： https://www.facebook.com/TEDxPetalingStreet

2年前

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