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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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看世界

奥斯卡获奖后屡遭针对巴勒斯坦导演住处遭以兵闯入

巴勒斯坦金奖导演阿德拉告诉美联社，以色列士兵13日突袭搜查他位于约旦河西岸的住家，向他妻子询问他的去处，还查看他妻子的手机。

3月前

带你看世界

精彩系列

特职世界 | 贺世平：拍片理性舞台剧感性当导演，娱己也娱人

导演这职业，对部分人而言或许显得特别，在过去的年代，多少都有家长不太鼓励孩子选择念导演，贺世平也遇到这个情况。

3月前

精彩系列

星云

【童诗】战场与剧场/星随（梳邦再也）

爸妈吵架像电视里的肥皂剧演了一整天，最后谁也没赢可一转身，爸爸却递上了遥控器 “来，咱们看个电影和解吧” 哥哥借我的书，从不还他说是“借”的，明明是“夺” 每次问他什么时候还他总说：“等我看完这章！” 妹妹哭闹像个小台风一刮起来全家都得撤退她说：“我不是生气，只是表演” 但每次全家都得给她鼓掌妈妈做饭的味道永远不对 “怎么放这么多盐？”我问她她却一本正经说：“这叫家传秘方” 我只能默默地喝水，忍住泪水爸总是忘记拔掉插头说“我做错了吗？” 但每次电费单一来他总是得在全家面前背锅家里每个人都像导演争得不可开交，但谁也不愿服软不过最后决定的总是狗它只需要一个眼神，大家就安静了

4月前

星云

人物

台湾导演侯季然／不设剧本，放任拍出不同的样子

台湾导演侯季然十年来拍了三季《书店里的影像诗》，每集3分钟，一季40集。换言之，他已经记录了120家书店，遍布台湾本岛与离岛。拍的是书店，他却发现自己记录的是“书店老板”这种特别生物，套杨照的话叫“gentle madness”，温文儒雅的疯狂。后来，他感觉自己记录的是时间、时代。“要去记录一个时代，不一定镜头要很大，或是要访问很多很重要的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现场。”他更喜欢的方式是，从一个寻常小人物的生活片刻，去看那个时代的痕迹。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黄冰冰 6月7日，诚品生活吉隆坡，台湾导演侯季然主讲“以纪录片凝视书店风景”，分享拍摄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的点滴。他展示一家狭窄的书店“人文书舍”，老板是外省老兵，自行修补破损的书封，在书背上用毛笔字补上书名。“那么可爱的一个老板，他后来去世了，我很感恩有机会可以记录到他。” 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家书店。连锁书店本来就大，独立书店越来越变成时髦，吸引文青打卡。侯季然记录的，首选二手书店，再来是社区里的传统老书店。那也是回忆，每个小学生要养蚕宝宝时，社区书店老板就会变出桑叶。渐渐地，他发掘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书店。每天抽烟、开计程车的半百中年人，开了一家“老武侠”。1960年代武侠小说流行开来，盗版横生，不止有金庸，还可能有因为金庸红了而起名的“银庸”。侯季然认为“老武侠”是现在华语世界里，收藏武侠小说最完整的地方。 “武侠虽然是华语世界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类型文学，但它像是一片原始森林，无迹可寻。”他很庆幸，记录到这个位于破旧公寓里的，且不会出现在文青地图上的书店。又或另一家收录在第三季的书店“佛化人生”，原本专门卖佛书，后因身心灵风潮兴起，开始有了塔罗牌、印度瑜伽、冥想、脉轮、光的课程、人类图等书藏。“我觉得它是现在台湾最独特的一家书店。” 侯季然眼中的书店、影像与诗看书有一种特别的自由侯季然说，小时候去书店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方式。小朋友的探险梦，总会想着去更远的地方，例如越过家门前的一条马路，或者搭巴士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兴奋莫名。身体的位移，是物理上的开拓；而在书店里沉浸于漫画或小说，也是一种开拓，把思想带到更远地方。侯季然很着迷于书中的探索。少时读洪建全基金会出版的系列少年小说，还有每月报到书店必买汉声出版的《中国童话》。精装版、图文并茂、故事精彩，少年无从抗拒，献出人生第一次熬夜，翻完整本书已经天亮了。看电影得买票，看电视需待在家，通常与父母相伴。但是看书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离开家，独自泡在书店，有一种特别的自由。电影带来的想像看电影也自由，沉浸在大银幕中的2小时，就像跟世界脱节，消失在地球表面。侯季然没有念高中，而是到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世新大学）就读。学生流行翘课，“因为这个学校的放任，让我有那么多空间去看电影。”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很流行MTV，即影音包厢或视听中心，租影碟或录影带在小房间观赏。当时有本杂志叫《影响电影杂志》，介绍都在电影院看不到的欧洲、南美洲文艺片。在包厢看艺术电影，也是开拓想像的过程，所以侯季然越看越爱上电影。不爱看诗拍的东西却像诗 “说老实话，我其实从小就不爱看诗，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懂，这几行读完，然后呢？”侯季然自然很难与诗连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拍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像诗。” 如何解套？他想，诗是割舍，用很少的材料表达一个更庞大的事物，或无可名状的东西。“诗也是一个叛逆的过程，不讲清楚，不遵照既有法则，没有文法，打破一切规则的创作方式，所以它是很叛逆的东西。” 与书店老板展开缘分全因“自由”这一点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侯季然小时候的娱乐不外乎阅读和观影。读小说也好，看电影也罢，娱乐之所以发挥作用，在于戏剧张力。那些紧张、刺激、冲突、悬念，不断吊着胃口，让人一直想看到最后。一投入进去，就能让人忘记所处的环境，脱离现实。金庸的武侠世界如是，史蒂芬·史匹堡的《ET》《圣战奇兵》《侏罗纪公园》一样，能让人置身世外，忘记自己。后来他发现另一种状况，有些书写并不是很奇幻的东西，甚至也没什么冲突。身边很小的事情、感受、心情，原来也值得写，可以这么写。“会有一种更深层的感觉，不是忘掉我自己，而是想起我自己。”也许很多人和侯季然的感觉一样，读到某些东西，“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我写不出来，但他帮我写了。” 那个东西或许就叫做“共鸣”。像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的静与慢，让侯季然有很漫长的时间与空间去想自己的事，“你在看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很多事情是与你有关的。”这让他发现另一种创作可能，好像自己也能做得到。 2000年左右，数码摄像机（DV）发明了，一人拍片，不需要大台机器、发电车或胶卷。侯季然彼时在政治大学广电所，借了一台DV自己拍。所拍摄的实验片《星尘15749001》，获得2003年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泡书店、看电影、诗，侯季然享受的从来就是自由。他不喜欢按表操课，享受拍片过程总有的变幻莫测。“我希望这段过程里面的所有，每一天的天气、每一个人的心情、每一个我遇到的人和事的化学作用，都进入电影里面。”最后的成品，会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与周遭人事物的交互作用。为什么会拍《书店里的影像诗》？“就是觉得他们很疯狂，gentle madness。”侯季然邂逅的书店老板，无视于一般主流价值，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他被这种斯文的疯狂吸引，“那个madness代表一种自由。” 侯季然疯狂吗？他自认拍《书店里的影像诗》就很疯狂。任性，告诉投资人没有剧本或脚本，放任他应每间书店拍出不同的样子；也因为那么没谱，团队出行只知大概，实际去到现场再接招。任性也发生在，剪接时要非常勇敢地割舍掉一些大家都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有人问，那些书店有那么多故事，为什么不是完整记录下来？“但是对我来讲，能够抓到一个moment，那是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跟拍老板收书，转乘公车、捷运、火车、客运，全程一句话没说，书店只有结尾一幕。“对我来讲，这（书店画面）就是第一个要被割舍掉，因为这是大家可以想像的东西。” 期待能一个人完成所有事的那天最后谈AI。原以为拍出《书店里的影像诗》的侯季然会排斥那么没人味的科技产物。他又给了不按牌理的答案，“我其实一直都是很相信科技的进步会带来人类的自由，就像DV的发明，不就拯救了我吗？” 他只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关注AI，所以比较叛逆地还不感兴趣。“其实从以前我就一直期待科技的进步，可以让我一个人拍电影，让我可以一个人就做完所有的事情。” 正当大部分人都在担心工作会被AI取代时，侯季然又找到另一种解释方式，把它看作减法过程。“如果我某个部分被取代，那剩下来的我，是不是更本质的我？” 他试用AI写剧本，效果不好，AI好像只懂得往理想、正面的方向发想。他赞同知名主持人蔡康永的说法，AI不会沉默。而艺术创作很需要沉默，人跟人的相处很需要沉默，这个沉默是不做任何事情，但是AI不会做。“所以我觉得AI反而会带领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更多【人物】：穿越世代的音符，大友直人 x 牛田智大共谱古典新章演员兼音乐人凤小岳／做音乐玩音乐，然后让大家听懂我在唱什么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在口号泛滥的时代，有自觉才会自由

6月前

人物

百格新闻

住外甥女隆市豪宅香港名导演张坚庭列大马3优势

香港著名导演兼演员张坚庭日前来马。经过数天在马来西亚的生活，他列出大马3个优势，称大马是“第二家园”的好选择。

7月前

百格新闻

狮城二三事

王冠逸首执导短片喜获国际认可

从演员迈向导演之路，在柔佛州新山出世的艺人王冠逸，以首部执导短片《ESKY》，入选“好莱坞最佳独立电影节”的最佳新晋导演。

7月前

狮城二三事

即时国际

刚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巴勒斯坦导演遭殴打及以军逮捕

刚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纪录片《唯一的家园》（No Other Land）的联合导演亚伯拉罕表示，该片的巴勒斯坦联合导演巴拉尔周一在约旦河西岸遭到定居者攻击，并被以色列军方逮捕。

9月前

即时国际

即时国际

德国之声 | 特朗普正在导演“一部慢动作经济恐怖片”？

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关税、政府裁员和支出冻结措施，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可能受到损害的担忧。

9月前

即时国际

狮城二三事

终于知道为何导演都不吃饭雅慧：转战幕后体会其中辛苦

（新加坡5日讯）新加坡艺人雅慧走出舒适圈，成为制作公司的合伙人，转战幕后当导演后体会到其中的辛苦，终于知道为什么导演都不用吃饭的！《联合早报》报道，雅慧在社媒分享一段相当有意境的视频，宣告自己走向幕后的新动向。她写道：“台前，我用表演传递情感；幕后，我用镜头讲述故事。演员与导演的双重身份，让我在台前幕后，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人生的无限可能。” 她受访问时说，她去年到泰国拍摄电影《被逼英雄》时，认识了一家制作公司的两位老板，他们聊着聊着就发现彼此的远景一致，所以邀请她加入公司。雅慧去年10月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主要负责创意和拍摄的部分。 “我拍摄了两个视频，是很好的磨炼。” 她目前在构思一个关于心理卫生的视频，如果提案成功就可以拍出来，然后希望能到外国参赛。熬夜学习电脑设计程序转换跑道让雅慧觉得困难的地方是电脑，因为演员不太需要用电脑，使得她开始的时候，连很普通的设计程序都不会。她说：“前阵子需要跟客户呈现提案，我的伙伴就不断教我怎么用，我硬着头皮每天熬夜学习，所以我消失了几个月，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其实就是忙着学新的东西，但还挺好玩的。” “我还是要多看、多学，上网看了很多不同的广告和视频，看导演用什么拍摄手法，剪辑和效果等方面也是我必须学习的。” “我的优势是在叙事和戏剧效果方面，但是广告要在30秒内说出一个故事，对我而言是挺新鲜的，我还在学习。” 雅慧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处，是如何让客户相信她的公司。她表示公司还新，提案时比较难让客户信任并把项目交给他们。 “其实我是蛮有信心的，如果接到案子，我拍出来的东西应该挺有感动度的，毕竟都演了十多年的戏，在表演跟执导方面，应该比其他的制作公司占优势。” 要走出舒适圈不是容易的决定，雅慧当初没有犹豫，因为她想要尝试不同的东西，加上又离开了电视台，所以想趁这时候学更多东西。她强调最爱的还是演戏，只是目前未有新剧邀约。体验外面世界的残酷当了导演后，雅慧才发现当演员是非常幸福的。她说：“我们拍视频需要先有概念，然后写台词、剪辑。演员拍完就可以收工，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每次说当演员很辛苦，其实做幕后更辛苦。” “我第一次当导演拍视频时，一片肉饼我只吃了半片就吃不下，满脑子都在想着拍摄，原来当导演真的不用吃饭的，我现在完全了解为什么了，因为真的很累！” 雅慧2023年2月离开新传媒，目前仍是自由身，而单飞的这两年让她感受颇深。她说，外面的世界非常残酷，比如说要拿到一个宣传的案子是很不容易的，她一次次感受到失落。 “朋友跟我说，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这让我感受非常强烈。以前也知道现实的残酷，但当你需要直面这些，感受是更深刻的。” “我没有失去信心，只是觉得大家很习惯某一些合作模式和对象，不太会给新制作公司机会，可是有时候要打破传统的思想，接受不同的事物，才有不同的火花。”

9月前

狮城二三事

汶莱

参加亚洲国际短片影展 . 汶导演获最佳演出奖

汶莱先锋电影制片人西蒂卡玛鲁丁（Siti Kamaluddin）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参加第61届亚太影展的汶莱导演。

12月前

汶莱

新教育

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卡蜜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是当今备受国际影坛瞩目的印尼新锐导演。自2011年以首部长片《海洋魔镜》（The Mirror Never Lies）一鸣惊人以来，她迄今已完成5部长片、两部短片及一部Netflix影集。一转眼，幼时从未想过要步上父亲后尘的她，竟已在电影路上走过13个年头，还成了柏林影展、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艺术殿堂的常客。在大马艺术电影圈，卡蜜拉的名字并不陌生。《海洋魔镜》及其第二部电影《舞吧舞吧，孩子们》（The Seen and Unseen）都曾先后在吉隆坡播映。今年7月底，她的第四部长片《娜娜：逝水年华》（Before, Now & Then》在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播映，她也应邀来马，参与映后座谈。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娜娜：逝水年华》讲述的是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她后来再婚、嫁入豪门，却面对丈夫外遇、旧爱往事频繁入梦的生活挣扎。有一天，她结识了丈夫的情妇伊诺，对方竟成为她唯一信任的朋友，间接推动她迈开脚步、追寻自由。此片最深入人心的部分，莫过于其华丽的画面、梦幻与现实的交错，及魔幻写实的处理手法。2022年甫上映之际，美国知名文娱媒体《综艺报》（Variety）就曾赞誉它“如王家卫遇上阿比查邦”，两位香港及泰国名导，确实是卡蜜拉的心头好。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因此，她用历史碎片，为《娜》蒙上的一层面纱，还原当年对时局的困惑，也让不熟悉印尼当代史的影迷对那段日子倍感好奇。 “新秩序在我念中学时坍塌。那时的我虽尝试去理解，却不太能搞清楚背后的意义，仅是对新秩序前后的社会氛围差异记忆犹新……因此在电影里，你会一直看到某些事件、持续听到某些资讯，但无法知悉全貌。” 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娜：逝水年华》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娜娜：逝水年华》讲述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后来再婚却面对一堆挑战与生活挣扎。（取自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官网）让女性角色的塑造自然而然发生卡蜜拉镜头下的作品，皆以女性为主角。《海洋魔镜》讲述12岁少女学习接受出海失踪的父亲已经死亡的漫长旅程；攸关峇厘岛文化的《舞吧舞吧，孩子们》呈现一名峇厘岛女孩在双胞胎弟弟重病期间，带着悲伤进入灵性舞蹈世界的故事；《第三次求婚》（Yuni）则讨论少女Yuni对于是否该三度拒绝求婚的挣扎——人们相信，3次拒绝求婚的女子，就再也嫁不出去。然而，女导演并非希望借此彰显女性主义主张，而是在借由影像表达意见时，自然而然的创作抉择。 “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电影让我能转译想法、感受和点子，让我看见自己。我的作品多少会与自己的事有连结。拍《海洋魔镜》时，我确实热衷潜水、热爱探索印尼的海洋。我对印尼的海有很深的情感，亦有许多疑问。” “（所以，在说故事时）我更能贴近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当我不断地塑造女性角色，人们渐渐看到并给予肯定。” 卡蜜拉直言，过去的印尼社会，大声疾呼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换来的往往是异样眼光及距离。因此，她选择把焦点放在如何说好故事、处理故事脉络，让女性主义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地发生。 “我不喜欢太刻意或局限，倘若有个故事更适合用男性角色去呈现，那也没问题。重点是我要说怎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非常不同的需求。” 父亲光环下的挑战与不安卡蜜拉已是万众期待的电影人，但即便是在马来西亚提及她，熟悉印尼电影者仍会立刻联想到她的传奇父亲、印尼当代最重要的电影人嘎林·努戈罗和（Garin Nugroho）。 1990年代，新秩序来到末期，印尼本土电影几乎死亡。卡蜜拉如此形容记忆里的那几年：“没人在做本土电影，电影院不放映印尼电影，只有好莱坞制作，电视时代也来了。我父亲是当时唯一还在拍片的印尼导演。” 嘎林声名在外，卡蜜拉小时候却不曾想过要学拍电影。转捩点出现在她中学时期。威权政府垮台，印尼迎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人们再次享有创作的自由、加上操作简单的手持摄录机问世，拍电影成为青年间最火热的潮流。迫于同侪压力，卡蜜拉不得不拿起摄录机。 “我很多朋友也想拍片，他们认为必须邀我加入团队，因为只有我有个导演父亲。我当下才发现自己对拍片一无所知。父亲常在其他城市拍片，我没机会参与；但朋友们总认为我懂得很多。我忽然觉得很羞愧——怎么会这样？”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要对电影有些了解，当时又心系人文情怀的摄影创作，因此选择学拍纪录片。” 尽管卡蜜拉后来爱上了纪录片，她的电影路并未就此展开。喜爱观察世界的她，中学毕业后远赴澳洲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主修社会学系。与此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不把“想拍电影”挂嘴边，毕业后投入拍摄时，她也不轻易说出自己是名导演或电影人。 “那种谨慎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电影有天赋、这是否我的天职？” “当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导演，人们会期待你从一开始就那么优秀。有人说，我得和父亲有区别，不该拍艺术电影，而应做商业片。可我是在他的熏陶下长大的，我要如何非常不同？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擅长商业片或艺术电影。” 在拍电影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寻找自我”常是创作者的起点、作品的第一个命题。为确认自己是否是“被电影选中的人”，卡蜜拉大学毕业后终于着手边拍电影、边找答案。带着“我是怎样的创作者、是否有热情和天赋？”这个疑问，她完成了首部长片《海洋魔镜》，找到自己做事与说故事的方式、听见自己的声音。这还无法满足她的疑问。怀抱着另一些问题——“身为印尼人、我是谁？什么是印尼人？”，她继续往前，拍出《舞吧舞吧，孩子们》。 “让我确定拍电影是终身志业、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刻，是在完成《海洋魔镜》后，先后制作两部短片《Following Diana》和《Memoria》的时候。有个非常短暂的瞬间，我看到了一种召唤、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现在，卡蜜拉不再介意人们将她与父亲相提并论，也不纠结创作路径是否需与父亲有区别了。相反，她在一些作品中与父亲合作，两人甚至曾在澳洲的一个影展竞逐同个奖项。 “我可以因为他庞大的身影而感到负担，但这是所有孩子都会面对的课题。即便你父亲是个生意人，亦会面对其他冲突或困难。” “我也必须承认，我在这里（电影圈）是占优势的。有些我无法解释的能力，是源自父亲的教养，我在他给的书籍、他听的音乐、他说的故事、他批判思考的教育下长大。我的观点和同理心，很多时候同样来自于他的影响。” 坦然面对个人成就与父亲、与身边人、与大环境的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习惯探讨的议题。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母亲 2021年至2024年，卡蜜拉接连3年推出长片（《第三次求婚》、《娜娜：逝水年华》、Netflix影集《香烟女孩》），冠病疫情的暴发期，意外地成了她的多产之年。眼前身形娇小的卡蜜拉，似有用不完的精力。育有一双子女的女导演，如何在拍摄与家庭间分配时间？她笑言，自己的主业其实是一名母亲，没有固定的日程表，“我正好碰上这个温柔教养（gentle parenting）成为主流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找保姆，亲力照顾两个小孩。” “我的一天通常很混乱。清晨5点多起床，为孩子做早餐、送他们去学校或去上才艺课的空档，我会抓紧写剧本、处理些工作或阅读。” “在印尼，妇女会带小孩到菜市场或田里工作，所以我也尝试把小孩带到片场。我会先告诉团队，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在跟一名导演工作，也是在跟一名母亲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卡蜜拉的伴侣亦是印尼新生代导演及制作人依发依斯凡沙（Ifa Isfansyah）。生儿育女后，两人互相协调，只要其中一人在执导电影，另一人就会配合转当制作人，将时间留给孩子。印尼影坛素有女导演的历史，首名女导演拉特娜· 阿斯马拉（Ratna Asmara）早在1950年代就推出过3部作品；改革时期，印尼本土电影回到影院，女性导演及制作人同样功不可没。卡蜜拉说，“或许也因此，我不曾（因为性别）而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到、或担心影坛是否女性友好。前辈们珠玉在前，她们有份打造这个产业。” 更多【新教育】：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

12月前

新教育

新教育

导演廖克发／当纪录片导演之前，你必须先是思想者

廖克发导演的纪录片，往往涉及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不即不离》触碰马共题材；《还有一些树》追溯英殖民分而治之政策与五一三事件；《野番茄》聚焦台湾二二八事件的个体生命经验；《由岛至岛》揭开二战时期台湾人协助日军征战东南亚的事迹。为了梳理历史脉络，他经常翻找马、台、英、澳等地的国家档案（archives），嵌入作品里。过程中，很多质疑是不能丢掉的——这些历史档案由谁创建？为何创建？藏有什么隐议程？洞悉这些以后，自己又该成为一名怎样的纪录片导演？报道：本刊李淑仪图片：自由电影节、互联网纪实影像发展与殖民历史紧扣 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定居台湾的廖克发回马出席自由电影节。以“档案在电影中的创意运用”（Creative Use of Archives in Film）为题的讲座上，他分享自己如何在作品中解构官方档案影像，再重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叩问他真正关心的议题。为何必须解构这些档案？讲座开端，他向现场观众展示一组台湾原住民女子的档案照，那是由日本民族学者在日治时期所摄。照片中，女子身穿传统服饰，脸颊烙有刺青图纹。 “今天，我们说这些照片展示民族学的美、社会学的真，保留19世纪早期原住民的样貌。当年那些摄影师也是带着良善的意图进来，他们相信自己是为学术贡献。” 但，我们或许都没想过，捕捉这些照片的情景，往往涉及暴力。 “作为殖民者，日军拥有先进武力，他们走入部落，命令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拍照。如果你是这名女子，你有什么感觉？” 是的，很多保留至今的档案影像，实由殖民政权摄制，里头释放着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殖民者自诩的“善意”与“帮助”，不一定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美好。就像如今我们歌颂照片的真善美，却没看见原住民女子身处恐惧中。 “身为纪录片导演，你必须问自己，是什么驱使你拍片？因为你更有资源？还是你相信自己更优越？不要忘记，当年的摄影师也认为自己正在帮助原住民，他们没有察觉女子的害怕，也没有察觉自己的权力。你不该无视这些事，否则不配当一名导演。” 看见别人的残暴，同为掌镜者，怎能不也低头审视自己拍片的动机。 “你必须先是思想者（thinker），才能成为纪录片导演。” 幽默解构档案影像　纪录片不等于真相廖克发思考的议题很多，“种族”是其中一个。2019年推出《还有一些树》，他在片子里发问：“是否曾有过一段古老的时间，在种族这个词还没被发明而成为借口以前？” 他到大马国家档案馆重访“以前”，寻获不少英殖民政权摄制的宣传影片，都在渲染“种族阶级”的概念——殖民者必须将自己放在金字塔顶端，借此合理化对其他民族的统治；那么，谁排第二？谁在底部？又是谁说了算？ “整个种族阶级的观念，是殖民帝国带进来的。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分而治之’这个词，”至今仍是我国无法挥散的鬼魅，“殖民者利用影像与数据，企图证明各族发展程度不同，而白人最优越。这套想法，全建立在档案之上。” 摄制《还有一些树》时，廖克发大量调用英殖民档案影像，经过拆解与重构，想要叩问的是——今天我们还要继承这种思想吗？比如，他截取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在1956年拍摄的纪录片《永恒的特米亚人》（Timeless Temiar）片段，“这是档案馆里最有盈利的影片，获得很多国际奖项。他们（殖民者）真的走入部落去拍。”可在镜头里，观众看到的却是原住民依据指示“演绎”他们的“日常”。廖克发如何解构这个片段？他选择幽默和讽刺。在《还有一些树》里，紧接在《永恒的特米亚人》片段后面，是廖克发模仿英国人使唤原住民男子“向上看、向前走、不要看镜头”，指导他如何演戏的画面。 “这是我把玩影像的方式。我想展示给观众看，这些所谓介绍原住民的影像其实是怎么制作的，他们叫原住民做些平常不会做的事，跟观众说这就是他们的习俗。” 把玩影像，是剑指掌权者之举，也是给观众的重要提醒：“Documentary doesn’t claim the privilege of truth”，廖克发说，纪录片并非虚构故事，却也不代表拥有真相，“我们应该始终对制片者保持怀疑。我要我的观众质疑我，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我展示的东西。” 怎么面对／绕开版权问题使用档案影片，很多时候无法逃开版权问题。他还记得，首部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需要挪用大量源自大马、澳洲、英国和日本的档案，其中有数部日本动画深深抓住了他。那是日本政府向孩子播放的宣传动画，将日军入侵他国之举，诠释成一种英雄式的打救，帮助弱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政权的欺压。他很想在自己的片子里使用这部动画，于是写信给电影公司和动画师家属，却没能获得批准。“没办法。这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石。” 2021年摄制《野番茄》时，他又想起这部日本动画。但没有版权许可，又能怎么办？ “我聘请台湾动画师依照原版动画重画一份，再做一些改变，放入我的片子里。”这么做，并不能摆脱版权法的管束。“但若你感觉自己真的想要做这部片，那就做吧。如果被起诉，我也做好准备承担后果。” 为何如此执着？“因为我想让观众明白，为什么他们（《野番茄》主人公；在日治时期长大的台湾一代）这么热切为日军奋战，因为他们被这些动画操控了。” 档案影像的版权费，多是按秒数计算。拍片这些年，廖克发不是没有疑惑，很多档案影像当年原是摄于马来亚，拍的也是这片土地的人，“今天我要用它们来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却要向国外机构申请批准、缴付昂贵费用，这合理吗？” 档案的拥有权应该归谁？当年的帝国政权？还是被摄者后代？——廖克发在讲座现场提出这道问题，邀请观众辩论与思考。“当年殖民者拍摄马来亚人民，并没有问过他们的意愿，为何如今却要向我们索取费用？这并不是无理的问题。” 在廖克发看来，比起遵守版权法的规条，他更在意自己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是什么。“你要真的觉得有使用的必要，你要真的想用这些档案来提出你认为重要的问题。” 拍片是为了发问与思考　导演的责任是模糊界限廖克發在《野番茄》里想叩问的又是什么？《野番茄》其中一名主人公，年轻时曾加入日本军队。作为一名在日治时期为日军效力的台湾人，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身分。除了重制日本宣传动画，廖克发也在台北和高雄档案馆中翻出旧报章，里头印有日本殖民政权的演讲稿，字里行间将台湾人贬为较低等的人。“当我们说档案，指的不只有影像，可以是文字、声音或照片。《野番茄》的开头，我找来一位演员，在不露脸的情况下演讲这篇真实存在的文稿，这是他们当年发表给学生听的演讲。” 他质问现场听众，若大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长大，从小接受日军教育，长期接收这些讯息，我们又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洞察这些动画和演讲背后的隐议程？ “如果你是当时的台湾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被日本人瞧不起，台湾被看作是不发达的地方……所以台湾人会加入日军，借此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廖克发清楚，观众太喜欢选边站。有时，导演的责任，就是模糊这条分裂人群的线。 “观众总是相信自己站在对的那方，坏人则在另一边。与其轻易评判别人，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去思考。我们必须警惕，人是很容易操控的，通过影像，通过媒体，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很危险的。”他接着说，“所以我们必须反抗大马的电影审查制度。” 空间不算太大的讲座会场响起掌声。当我们意识到，纪实影像的发展脉络，与殖民历史和操控思想息息相关，廖克发认为，如今的纪录片导演更不该单纯为了“记录”而拍片。 “对我来说，拍纪录片是为了发问，这个问题对你意义重大，所以你必须拍出来。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发问，那就别拍。”他并不反对导演让自己的身影走进片子里。“有人认为要跟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不，我不相信这套说法。没有‘主观性’这回事。你需要置身在片子里，让我看看你是谁，让我看看你要通过拍片质问什么，并对你的问题负责，透过拍摄过程去思考。” 更多【新教育】: 海洋生物学家本·菲茨帕特里克／守护全球独特海湾维持座头鲸生态系统马大植物园一座隐秘的知识丛林拍短视频意外蹿红，Ms Shirley——教华文的印裔老师树艺师树木的医生

1年前

新教育

狮城二三事

谢韶光宣布复出狮城导演摩拳擦掌

（新加坡16日讯）阔别演艺圈近20年，62岁谢韶光本月宣布复出，观众们对他回归后的作品无不期盼。狮城导演受访时有话说。梁志强：盼看他与国煌飚戏《新明日报》报道，导演梁志强对是否邀请谢韶光拍电影保持开放态度，“当然希望。韶光是这么好的演员，现在我们拍电影的人，都希望能找到好演员，来一起打造属于新加坡的品牌。” 询及许多观众觉得李国煌撞脸谢韶光，梁导幽了老朋友一默，直言谢韶光比较好看，那两人是否有机会同时出现在他的电影？他不排除有这可能性，“两人都是好演员，希望可以看他们同场飙戏。” 巫培双：大男主独立电影曾执导过《天堂鸟》、《天公仔》等电影的巫培双，表示想找谢韶光拍独立电影，“因为新加坡电视剧难有50、60岁大男主的角色，就算有，身边也有很多小朋友的角色，因为需要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他隐退了近20年，想找他演一部完全让他一个人演完，可以尽情发挥的独立电影，比如Tom Hanks的《Cast Away》或Matt Damond的《The Martian》，独自困在狭小空间面对恐惧，甚至可以是困在组屋里面临死亡等。或者是如《Wonderland》电影里的李国煌和宏荣，以他为主，靠演技，很有内涵。” 巫培双表示，选择独立电影，让韶光不需要在20年后复出就背负商业电影的票房压力，也认为韶光可以做9点档剧集以外的多元化尝试，“比如另类的网剧，才不会受年龄层的限制，如陈天文的《Mr. Unbelievable》、洪慧芳也凭《花路阿朱妈》冲出新加坡，打出一片天。” 王国燊：盼一起研发角色《男儿王》导演王国燊表示，非常期待与韶光有合作机会。“他在息影前已展现他的宽广戏路，所驾驭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风格和层次的张力已是天花板级别。所以回归演艺圈对于编剧导演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至于什么角色和故事适合他，“我反而想知道他心目中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一起研究开发，应该会是一个收获满满的过程。” 蔡于位：（盼用AI）与黄文永合演执导《Wonderland》的蔡于位，也期待有机会与韶光合作，“他要隐退时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真的是演戏最棒的新加坡演员，很多人都很向往看他复出的作品会是什么。至于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会看他本身希望做什么、想要避开什么样的形象、有没有向往跟哪位同事合作等。” 而蔡于位本身期待看到谢韶光与谁同台？“可能（利用AI）带黄文永回来一起演戏，肯定很有看头。”

1年前

狮城二三事

星云

5月下不成的雪/方昂（槟城）

1969年，513事件爆发。之前1967年，槟城发生种族骚乱，官方宣布伤亡人数：8死137伤，我那时17岁，所处华人住宅近山区，出入两通道，一被堵死就无路可逃，我记得那时壮年的爸爸和青年的三姐夫，两人站在院子里，手抓棍棒和锄头，满脸焦虑紧张。家里人心惶惶，粒声不敢出。后我们到亲戚家避难。白天马路上来回逡巡，荷枪实弹的军警，让楼上窗口偷窥的我们个个大气不敢透。《五月雪》，雪血同音，但我没看到、没嗅到也没感到血。513课题是禁忌，文学若以文字出之，用明喻、暗喻或隐喻，诉诸想像，庶可近之，文学本来就是隐藏的艺术。电影作为艺术，当然涉及想像与感知，但主要还是声光色影的艺术。隐喻偶尔为之无妨，但若主要讯息都借诸隐喻，恐就伤及视觉艺术的筋骨了。513本来就是不可触的种族冲突课题，导演要触，空手入白刃，伤的是自己，牺牲掉许多撼动人心的影音色，牺牲掉自己的艺术。少了核心部分戏的第一部分没有当时大选及选后的各种角力、阴谋、激荡，就少了山雨欲来之前的风满楼；没有街道，商场，戏院，各个公共场所的慌乱、喧哗、逃亡、暴动及人群，就少了影片直接撼动人心的核心部分；没有事后的支离破碎、人体狼藉、鲜血淋漓、就少了劫后的冲击余波。这些不被允许出现在银幕上却又不可不出现在银幕的情节片段付之阙如，导演剩下的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电影的娘惹人物及文化，男女的不平等，巫华的不对等地位是这部戏主题的支线。巫华的不对等地位应该着墨甚至渲染（还是得小心拿捏），因它与主题密不可分；但娘惹人物及文化，男女的不平等，着笔过多就分散了凝聚力。不知是导演不得不为之以丰满影片（因主题不能畅快淋漓），还是这些是他节制不了的心头爱？多数影评说第一部分比第二部分好看。我却比较喜欢第二部分，阿英的固执，及最后的嚎啕相当感人。（就我对第一部分的观感，固执及嚎啕几乎无关于第一部分）当然，《五月雪》应该看，特别是对513几乎一无所知的七字辈之后的年轻人。但我得说：可惜啊。

1年前

星云

全国综合

尼日利亚导演盼有“大马坞” 流利马来文惊艳网民

“未来某天能把马来西亚电影带入好莱坞，并让‘大马坞’（Malaysiawood）这个词诞生，是我的梦想和目标！”

1年前

全国综合

狮城二三事

勇拒导演不合理要求张玉华：当艺人要懂自爱

（新加坡26日讯）离开新加坡演艺圈多年的张玉华近日复出，她认为当艺人最重要是懂得自爱，如果决定出卖原则和尊严，就须面对日后的代价。《8视界新闻网》报道，张玉华当年的演艺事业发展迅速，不但有机会到海外拍戏，还和不少知名国际影星合作，如谢霆锋、陈晓东、苏永康、谭耀文等。她说：“可能自己有一副‘国际脸’，就是很容易被西方演艺圈接受，穿起东方传统服饰也完全没违和感。” 她回想当年在外国演戏，曾被导演要求拍完戏陪他吃饭和逛街。她说：“因为不想影响拍摄进度，我还是顺着导演意思，有一天，对方竟然示爱，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这些行为已超越我的底线，我想尽办法婉拒，却遭来导演的刁难，同一场戏要多次重演。整部杀青后，我酝酿已久的情绪顿时爆发。” 张玉华认为，当艺人最重要是懂得自爱，因为粉丝这么爱你，怎么可以不爱自己？她说：“如何保持初心，成了我一直鞭笞自己想法。我心里有个指南针，方向必须明确，有时候走偏了，指南针会把自己拉回来。” “对生活必须有爱，对自己、家人、艺术、娱乐圈的素质，都需要有爱。” 她表示，有些艺人为了演出机会罔顾底线，失去原则，但是如果决定出卖原则和尊严，日后的代价必须面对，做了就别后悔。

1年前

狮城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