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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约访王礼霖时他正准备出国,在一周满满的行程中挤出两小时。当天他稍早的会议耽误了,事先来讯通知;匆匆赶到现场随即拍摄一组照片,像艺人一样在快门间变化了几个眼神、姿态。语速和动作一样快,访谈结束下楼,电梯门一开,高个子的他就迈开长腿,消失在人群中。 与其说快,不如说有效率。这大概与唱片宣传企划出身有关,日常工作琐事,唱片、影视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当。导演处女作《富都青年》一样,从制作到宣传策略算尽,成功全无侥幸。多那一份特别的,大概就是生命与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谭湘璇 2023年第6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入围名单中,王礼霖年纪最长。但他并非电影圈新人,在马来西亚娱乐圈更是资历深厚,是当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团体东于哲(郭晓东与陈泽耀)的幕后推手。 “以前哪里会想要自己当导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当导演很难的你知道吗?”涉足电影,王礼霖一开始先当制片、监制,因为擅长统筹和寻找资金。“只要我有开案子,是不是能让马来西亚的演员、工作人员开创一些新的可能?” 王礼霖的电影梦,从小就开始了。小时候与外婆同住,跟着舅舅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年纪还小,先追唱片,买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带;上了中学才比较有能力买戏票,自己跑去看电影。 中学毕业后,王礼霖从太平小镇来到首都吉隆坡修读广告设计课程。离家,等于更方便实现追星自由,每个星期留守杂志《偶像杂志》《生活电视》,追踪艺人明星的动态。和很多电视儿童、港剧捞饭长大的人一样,他向往娱乐圈,但那把钥匙在哪? 学院毕业后王礼霖从事广告工作,也面试过唱片公司宣传、电台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绊一下,才在网络媒体《红人馆》重新开始。他是编辑也是记者,负责娱乐内容,理所当然靠近娱乐圈了。 王礼霖进入唱片业,为艺人着想,他一一打电话给各种厂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请总机转接到行销部门。但当时也是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大盛世,后来MP3横空出世,唱片业受到打击。总不能让旗下歌手闲着,要替他们寻找出路,于是他也开始涉足电视,拍了《高校铁金刚》和《逆风18》。 王礼霖自认有不服输的性格,或确切来说,他的原则是凡事给自己50%去争取的机会。“不管做什么事都去试一试,失败了,心甘情愿。”他说,过程不需要多说,间中还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会说明一切。 《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富都青年》火红,王礼霖简单总结“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他也不想过分谦虚,因为团队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开始决定做社会题材,就想好策略路线。《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监制的《分贝人生》一开始就定位为影展片,用影展成绩开始发酵口碑,先让观众注意到新作。 第二波宣传关系到上映时间点。在台湾,金马效应是不变的定律。王礼霖跟团队说,就当作品一定会入围来做,早在名单公布前就先敲定在金马奖隔周全台上映,再顺势带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跑影展时,《富都青年》在3个不同国家都拿下观众票选奖,王礼霖认知到那是指标,这部电影与观众是能产生连结的。“算计”的部分就在这里,他看到机会,选了吴慷仁在监狱无声控诉的15秒片段作为入围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释出的剧照、海报、预告片段都没监狱画面,大家都在颁奖典礼上被影帝演技惊艳到,也好奇故事转折。 “如果真的没得奖,至少大家可能会被吸引。”王礼霖说,“没有人跟我们说会不会成功,可是我们就判断,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事。” 从企划、宣传策略来看《富都青年》,有王礼霖过去工作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累积。唱片制作与宣传、歌手定位、选歌、合作对象、形象包装等,每一步都在算。后来做电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标方向。 台湾移工经历成创作养分 而从故事、情感来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监制的《迷失安狄》《分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迹。 金马奖期间,王礼霖接受多家台湾媒体专访,自揭25岁曾到台湾当外籍移工。住在潮湿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着冰冷便当,报道一出还引起当地市议员关注。回想,他还是不懂为什么命运之手会把他推去台湾当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绊。但无可否认,这段经历在20年后成了他的创作养分。   当年广告设计课程毕业,投入相关行业,浮浮沉沉,因为他对广告兴趣不大。当时又流行跳飞机,他选择合法途径出国工作赚钱。当时姐姐在台湾当人力中介,原本介绍他去组装电话,却不想意外到铁厂当劳工。 1999年,已是25岁的大男生,在台第一个月几乎每晚哭着写信回家。可王礼霖说起这段过去已不悲情,还声情并茂讲到曾在工厂宿舍遇到邪门的事。妈妈在马求了平安符寄给他,当地打扫阿姨却说,“台湾的鬼要用台湾神啊,你马来西亚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养分的是其他菲律宾移工对他的关心,带他去邮局,认识附近环境,告诉他去哪里买东西。“所以是那个情感启蒙,为什么异地来到这里生活的人,互不相识,他们要给予我这样一个人关心和爱护?” 叙事中带出社会议题 还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礼霖从小在太平湖常见跨性别者拉客,“他们也是人嘛,可是我们没有再往下去看他们的世界……”又如一次随艺人拜访贫户,让他看见繁华都会常被忽视的角落,于是有了后来的《分贝人生》。 “我每次带出(这些议题)只是想提醒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发生着。”王礼霖说,“可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他没有太大的抱负,不全然想探讨社会议题,而是喜欢讲人与人之间情感浓郁的故事,叙事当儿顺便带出一些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 不过,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后,政府正草拟公民权修宪案,并在3月提呈国会。很多人因此透过电影了解无国籍人士的处境。王礼霖欣慰,电影让这个议题被看见,让大家对这些群体有多一点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带着马来西亚的电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区的观众去讨论。电影是很好的说故事媒介,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电影看到不同国家的生态、环境啊。” “《富都青年》后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继续做的,希望能带动一些可能,比方说跟更多不同的电影人或单位合作。因为我一直觉得,马来西亚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厉害、有潜力的人。如果大家觉得《富都青年》是一个成功案例,那它同等会开拓一些资源,我愿意跟这些人一起共享……” 对行业的“一厢情愿” 访谈尾声,王礼霖看似总结,却又突然反问“这会一厢情愿吗?” 不打扰,让他继续说,慢慢厘清。那些疑惑在于,他很热血在推动一些事。例如办过3届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让歌手感觉到鼓励,不要放弃梦想。又如去年贴钱办了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还特地引进台湾经典电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会。 “我会质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礼霖强调一切不为掌声,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创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贝人生》后,把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请来,让大马电影人多一个寻找资金的选择。“那我不晓得是自己爽,还是一厢情愿,还是我就帮到这个产业一些些?” 其实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番话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实也抚慰了许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们永远要知道,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 装束复原造型师刘蕊/连接古今桥梁 重现装束古韵之美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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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10年,香港新晋导演简君晋带着第二部电影《白日之下》与观众见面。在等待剧本被投资方青睐的日子,简君晋涉足商业广告、音乐短片(Music Video)、电视剧等领域,他同时也持续创作剧本,等待机会降临。 在采访过程中,简君晋举手投足间散发对电影的热爱。问起何以耐得住“剧本拍不成、改拍短片MV的10年沉寂?”他说:“把很喜欢(拍片)挂在嘴边但不拍,那又有多喜欢呢?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原因,就是因为有热情、也喜欢,所以去做(拍)。”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谭嘉欣 9月中旬,亚洲电影大奖学院(AFAA)主办的“香港电影巡礼”以马来西亚为首站,电影《白日之下》获选为开幕片放映。剧情改编自香港残障院舍虐待新闻事件,片中除了呈现报道中院友遭虐待的情景,导演简君晋以“记者”作为故事起点,同时亦探讨新闻工作者背后的挣扎。 问起为何将社会新闻作为电影题材,简君晋迅速以“感觉”二字回应,随后补充说:“每天都有很多不幸的事发生,但就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深刻,非常触动我心。我每时每刻都不停想着那宗新闻,就很想做。” 访谈过程中,简君晋的言语间无不透露对拍电影的热爱。即便如此,距离他上一部执导的电影《当C遇上G7》已过去10年。 短片获奖“赢”取入行门票 简君晋自嘲幼时便自带“反叛”特质,少年时期就离港到加拿大就学,毕业于温哥华电影学院电影制作系,“那时觉得香港学校未必重视艺术教育,所以我和家人说想去看看世界。”20岁初的大学时光,他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我的同学不只是华人,还有法国人、墨西哥人,他们的文化影响了我。当然,小时候在香港读书的那种传统教育也很重要,自然而然成为我心中的某个部分。” 2009年,简君晋从温哥华返回香港。从环境相对开放的西方世界回来,难免遭遇水土不服,他因苦无人脉无法进入电影圈。回忆起年轻气盛的自己,他笑说当时年纪小:“从加拿大回来后,不禁会疑惑‘社会为什么长这样’?” 而真正让简君晋投身入电影行业的契机,正是返港的两年后。当时,简君晋面临失恋、创业失败等一连串的不顺遂。其视力日益模糊,他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拉响了警报,最终被医生诊断为眼角膜溃疡裂开,日后或面临失明的危机。 这一连串的不幸,催生了他第一部短片《楼梯》。 挫折之后,柳暗花明了吗? 2011年,香港青年协会主办“华人青年短片创作大赛”以“挫折之后”为题。在友人的鼓励下,简君晋把心路历程拍成微电影《楼梯》。 故事以一名被上司“炒鱿鱼”的白领,拿着从办公室收拾的一箱子物品,却遇到电梯故障只能走楼梯回家。主角踩着的层层梯阶,仿佛人生中历经的挫折磨难。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任谁都会慢慢释怀、接受所有离别聚合、生活不如意…… “但也不用怕,总会有一日会回家。”电影结束前的最后一句对白,如是强调。 就在简君晋接受最后的复诊那天,低成本制作的《楼梯》击败众多青年参与者夺得“最佳影片奖”。此外,该短片也获得最佳剧本亚军以及最佳导演季军,共3个奖项。 在这样的光环衬托下,他成功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当C遇上G7》。 进一步与简君晋交流后发现,导演非他学生时期最初的梦想,“我想过当美术指导、摄影师……我想过很多东西,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能入行已经很开心了。” 殊不知,入了行才是挑战的开始。 热爱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在拍了第一部电影后,我天真地以为两年后我就有第二部,5年后有第三部,最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我有很多想拍的故事、剧本,但都找不到投资者。”没有资本撑腰的剧本,只能搁置在心中一隅,但简君晋也不曾放弃热爱拍片的自己。10年内,他不曾踏入片场,但在这期间拍摄MV、音乐短片、商业广告为生,亦没有停止剧本创作。 “拍MV也蛮有趣的,但故事就是由歌手主导,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仍希望能开到电影,但就是开不到……直到近两年才有机会拍电视喜剧《IT狗》。” 一名电影导演,10年过去,始终拍不成电影会否不甘心? 简君晋不假思索地回复:“对我来说,拍电视剧能让我继续创作,是个很好的练习机会,不然就停下来了。”对他而言,“热爱”“喜欢”的表现形式,不只是嘴上说说,更应该付诸行动。 “把很喜欢(拍片)挂在嘴边但不拍,那又有多喜欢呢?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原因,就是因为有热情、也喜欢,所以去做(拍),无论是不是电影。” 回首初踏入社会的几年后,他便意识到现实社会并非理想中的样子,惟简君晋在心中反问:“是否真的得由它去?还是可以用我的能力或天赋,尝试对社会做出一些改变?” 偶然地,他回忆起五、六年前,与一名导演友人在车上的对话。 “我们都认为,在30岁以后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多年后拍戏的方向,所以得小心地去选要拍的题材。我也问自己曾被什么电影感动、鼓励,我也想拍那些电影,去鼓励或感动其他人。”抱着这样的坚持,简君晋在“开不了机”的日子持续创作剧本,等待投资者的青睐。 直到2022年,电视剧《IT狗》大结局时,在香港ViuTV取得4.8点收视,等于约31万人透过电视收看。随着《IT狗》掀起极大的讨论,简君晋收到监制尔冬升带来的好消息,即收藏了5年的剧本《白日之下》,终于找到投资方,可以拍了。 “当时《IT狗》在香港得到很多很好的回响,当大家在享受喜悦的同时,突然要回来,因为要跳去另一个旅程。”他说。 做对的事情就不要内疚 电影播毕,戏院响起如雷的掌声。在映后座谈会中,简君晋分享说:“《白日之下》 不是英雄片,电影不似前线和新闻工作者,没有能力为谁发声。我只是希望观众可以记得这件事情,一、两个都好。”他透过麦克风说出心中所盼,坚定的语气中带点哽咽。 在采访隔日,他亦再三强调上述立场。而之所以选择以记者作为故事起点的理由之一,便是避免消费任何一方,“电影中刻画院友被虐待的画面是很震撼没错,但那是别人的伤痛。我不想哗众取宠,透过电影放大受害者和家属的伤痛,所以都是点到为止的。我们该想的是如何透过电影,承载他们的伤痛。” 他接着分享:“我和报导残障院舍的记者聊天时,其实他们也会想,做这个新闻会不会伤害受害者?但我觉得如果是对的,就不要内疚。”一如电影结尾时,通伯(姜大卫饰)在街边淋着大雨,对记者阿琪(余香凝饰)所说的话。 “电影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挣扎很相似,很多时候拍了一部片、探讨一个议题,即使是对的,其实没有人欣赏或支持你做的东西,或许10年后、20年后才有回响。但哪怕是这样,我都希望我有去做。” 不愿被限制的电影路 从挫折、逐梦、职场故事到社会议题,简君晋在写实和搞笑的剧情之间来回穿梭,“我不会拍死一个电影类别,有时会在采访时被问‘你最想拍的种类是什么?’我回答说,这不关事。” 他进一步说明,虽然《IT狗》是喜剧,但亦可以用写实、严肃的手法拍摄,“喜剧也是悲剧,同样地《白日之下》亦可以选择用喜剧去呈现。只是我觉得不对,所以才选择用写实的方式去拍。”因此,当类似问题再被提起,他都会认为“把故事说好”、“塑造好剧中角色”才最重要。 采访来到尾声,问起《白日之下》中不断强调“记者就是要追求真相”的对白,若套用在一名导演身上,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自己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作为导演当然不是追求真相。我觉得起码带给观众感动,如果他(观众)进了戏院、经历了一段旅程,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他说。 简君晋作品: (原稿上传于11/10/2023) 更多【新教育】文章: 中学老师斜杠儿童绘本作家 Colllab社计手 汇聚建筑师和大学生推动社区建设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 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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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麻坡9日讯)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的金马奖导演刘国瑞日前返回母校与学弟妹畅谈“导演做什么”,吸引约1000名高中生及老师聆听。 刘国瑞于2007年从中化中学毕业,翌年前往香港升学及就业,过程中发掘自己对电影的兴趣,就开始从事影像创作,从拍摄纪录片到剧情短片,同时也以职业编剧的身份参与电视剧制作。 2022年,他以亚裔难民为题材,首部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白日青春》,夺得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及最佳原著剧本,主角黄秋生则获得最佳男主角;剧中小演员林诺在第41届(2023)香港电影金像奖荣获最佳新演员。 刘国瑞在分享会上,以拍摄纪录片、广告片和剧情片来分享“导演做什么”,包括寻找题材、资金、拍摄团队、演员、造型与美术,实拍及剪辑配音等。 他认为,导演必须明白自己的视角是什么,负责与各部门沟通及做决策,是片子从筹备到完成都不可或缺的一员。 他披露,导演除了拍摄,也要协助宣传,所以如何保持自己的激情是非常重要的,而透过参与其他国际奖项交流与比赛,同样是工作之一。 在回答师生提问时,刘国瑞称导演收入不固定,取决于投入的资金,不像场景、美术、配音或剪辑等,多以工作天数计酬。 分享结束前,他以美国电影编剧、导演和制片人约翰·米利尔斯(JOHN MILIUS)的名言“痛苦是短暂的,但电影是永恒的”与出席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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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8日讯)国际获奖电视导演高一展受邀为《星洲日报》柔佛州采访部授课,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指导新闻视频的制作与拍摄技巧。 上述课程于昨晚在星洲日报新山办事处进行,本报柔佛州采访部记者及摄影记者出席聆听,出席者尚包括星洲日报柔佛州高级采访主任贺婉蜜、业务经理孙伟佳。 高一展的影视作品曾多次入围与荣获国际各大电视与传媒大奖,并且曾与金马影后杨雁雁共同创作电视贺岁电影《疯狂一家亲》。 他也曾在大马首要媒体担任导演兼美术指导,并带领团队为电视频道及商家品牌,创作无数的创意市场规划与作品,为品牌电视推广及宣传。 高一展在授课时将影片制作过程归类为3个阶段,包括:前期制作、拍摄及后期制作,而拍摄种类又分为单机拍摄及多机拍摄。 他鼓励报章记者在制作视频时,应打破写文字的观念,从文字文章跨越到影视文章,因为只要会写好文章就能拍出好故事。 他认为,一部视频不论长短,最重要的是在观看成品时,有没有输出现场感的氛围。 “视频拍摄讲求真听、真看、真感受。” 高一展说,在拍摄新闻纪录片时,应强化采访质量、注重生动细节的把握、保持镜头的平稳及附有镜头语言。 他也表示,在制作视频时,须把握“黄金6秒钟”的概念,在首6至10秒以吸睛的画面吸引观众继续看下去,才来透过画面叙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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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8日讯)狮城导演梁志强又有新搞作,戏言与直播平台的曹国辉“狼狈为奸”,联合打造《明星直播台》,让一众狮城艺人“再就业”。 《新明日报》报道,梁志强与曹国辉今日率领11位艺人召开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明星直播台。 梁导指出,冠病疫情期间至今,看到很多直播。 他说:“我从拍电影突然变直播,有点不适应,因为拍电影有专业摄影机在拍摄,要化妆布景灯光道具等都做。 梁导强调,疫情解封之后,这时成立直播台,是因很多艺人虽然还在拍戏,但有些已经在家里享清福,希望他们可以再出份力,贡献给社会与大众。 “我当明星直播台是第二个梁家班,我要重新再出发,让大众看到艺人的价值。” 梁导笑言,若不是与曹国辉“狼狈为奸”,他也不会开启“明星直播台”。“我与曹国辉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去年在法国看到他一人卖包,很佩服他的毅力、认真。” 曹国辉指出,新加坡领先全球,第一次有导演做开创直播台,“明星直播台除了创造力,我们还与中国逾千个制造商合作,也会到世界各国,寻找经济实惠商品,为新马开拓市场,新马两地也都可以下单。” 曹国辉指出,离开新传媒后,他从没想过做直播,因为觉得他是明星,他甚至在心底想过,第一天做直播,就是演艺事业“完蛋”了,是非常大的赌注,尤其是冠病期间八九个月没得拍戏。 “从前活在框框内,以为是阿哥阿姐,但几时有得演戏我们不懂,直播是今天我们要做,商家就会来支持,现在直播了快3年,很庆幸还有人找我拍电影。” 姚懿珊透露,之前她赋闲在家没戏拍,所幸曹国辉找上她,两人开始尝试做直播,从寥寥无几的观众到后来3、4000人观看,种种经历都是无比艰难的过程。 参与艺人还包括程旭辉、王顺达、李美玲、洪昭容、汤妙玲、秦伟、钱翰群、俞宏荣、翁清海、曾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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