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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小时候,我超爱看《GTO》。除了因为男主角帅,更让我着迷的,是他总能在学生最无助、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依靠。那时的我常常幻想:如果我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在我迷茫时给我勇气,在我犯错时依然拉我一把,该有多好。 当然,我的老师也都很好。虽然他们并不像鬼冢那样麻辣,却总是尽力唤醒课堂上昏昏欲睡的我,告诉我要脚踏实地学习,要懂得“得理要饶人”,要学会用理智压住火气。他们甚至会在我因家境清寒,每个月缴交学费满脸尴尬的时候,默默帮我先垫上。 因此,我暗暗立下志愿:将来我也要当老师——我要当放牛班的老师,像GTO一样,陪伴、拯救那些正在迷失的灵魂。 毕业后,我身边的同学几乎都成了老师,唯独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为了生活,我当过记者,也当过政治人物的助理,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工作。那时候的我常常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年轻。或许现在没有站上讲台,但只要我在社会上多历练、多积累,有一天我一定能把这些故事带进课堂,讲给我的学生听。 终于,在数年之后,我如愿成为了老师。只是,当我真正走进课堂,我才发现教师的世界和当初想像的并不一样。 当年的我们习惯了鞭打教育,父母再三叮咛要尊师重道,老师说的话几乎就是圣旨。但如今的孩子成长在截然不同的时代,他们更大胆、更有想法,也更敢于质疑。做老师,不只是要面对孩子,还要面对家长。 压力从未踏进学校大门前就开始:清晨五六点发来的家长短讯,下班后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有时甚至在深夜,当别人都已休息,我还在和家长讨论如何陪伴所谓的“问题小孩”。 久而久之,我心里渐渐冒出一个念头:如果鬼冢能是学生的GTO,那么,我能不能也成为家长的GTO呢?或许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孩子的成绩单,而是一个能理解他们焦虑、陪伴他们一起走过教育困境的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些年里,我无数次找回以前的老师,一起喝茶、聊近况。话题不外乎“现在的孩子和家长真的很难教”。有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大笑,也一边叹气,仿佛彼此都在替对方寻找一点安慰。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起我的老师:“为什么你可以在教育界坚持那么多年?难道你不会累吗?”她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摇摇头说:“我也不懂啊,就这样教着教着,不知不觉几十年就过去了。” 听到这里,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着说:“那我大概是报应吧。小时候太坏蛋,现在被老天罚当老师。” 不过,或许正因为我走过那些路,现在才更懂孩子吧。每次看到那些小屁孩在班上捣蛋,我总是用眼角余光盯着他们,一边斜眼,一边半玩笑半认真地放话:“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 有时候,我还会预测他们的动作:“我知道你下一步一定是打算这样对不对?”说完他们就一脸懵,摸不着头脑地问:“老师,你怎么知道的?”我笑着保持神秘地回答:“因为我有预知能力。” 其实哪里有什么预知能力,不过是我当年也干过同样的事,知道他们的小心思罢了。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收起小动作时那种被抓包的表情,我总是又想笑又感慨:这些孩子就像当年的我,只要有人懂,就会慢慢软下来。 老师也曾是问题学生 我还记得小一时班主任说我的脸好臭,小二时说我很叽喳,一定会留级,上了中学又一天到晚在班上搞小动作,不是睡觉就是和同学一起把老师气走。当然我们并不是真的坏,当校长宣布老师辞职时,我们会用尽方法挽留老师,告诉老师其实我们只是想找个平衡点,大家好好沟通。虽然老师最终与我们和解,但还是觉得换方向会比较好而离开了我们。 我总是特别在意学生的情绪。学生在课堂上发脾气,我不会立刻责骂,而是把他唤来办公室,先了解他的问题;有学生考试时放弃作答,我不会急着训话,而是告诉他,没关系,你只要跟你自己竞赛,比上次的那个自己进步,我没有要你拿很高分。我常想,若老师能选择理解,而不是放弃,也许很多“问题学生”就不会变成真正的问题。 很多时候,孩子的情绪就像一条被卡住的河。他们想说,却不知道怎么说;想被理解,却又害怕被责,而老师能做的,就是帮他们疏通那条河。哪怕只是耐心听完一句话、给一个眼神,都足以让他们知道——他们被看见了。教育,并不是去改变学生,而是陪他们一起找到出口。 我遇过几个印象深刻的个案,当中包括有个小女孩因为父母离异,显得特别不开心,她夹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有时候妈妈来接她,她也不会特别开心,她跟身边的朋友说妈妈总是鞭打她,说是为她好,要她努力读书,但是她觉得妈妈不爱她,妈妈甚至阻止爸爸见她。有几次爸爸来看她,两父女在我面前哭。清官难审家务事,所以我也不便多言。我只能趁着人不多的时候和小女孩说,有什么记得和老师说哦,老师会陪着你的,然后每天见到她,都问她你今天好吗?她每天微笑着对我说,老师,我很好哦。她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看着她那种小小年纪就被迫懂事的神情,我心里酸酸的。 这小女孩也曾经发过信息给朋友,字里充满轻生的念头,沉默的外表下藏了一颗脆弱的心。也许对一个孩子来说,被喜欢、被理解,才是她活下去的力量,我当时吓得不轻,我一遍遍想着她那句“我很好哦”,才发现那句笑着说的话,其实是在拼命掩饰。直到后来她转校,沉默了两年,我才看到她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在跟了爸爸,她和弟弟很开心。我也在这些年不断地搜寻她的名字,发现她在新的学校不断获奖,看来生活还挺不错。我心里那块压着多年的石头,终于轻轻落下。 有时候,老师的幸福就这么简单,不是因为学生取得了多辉煌的成就,而是他们终于能平安、快乐地继续生活。回想以前每天不断问她“你今天好吗”,我很想现在再听到她衷心的说一句:老师,现在的我真的很好,是真好! 我有很多已毕业的学生,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他们偶尔会回来探望老师,有的会给我们发信息,或跟我诉苦,说上了中学的课业很繁重,很怀念以前小学作弄同学、作弄老师时老师生气的样子,还不忘吐槽他们的学弟妹很糟糕。我总说:喏,那不是你们以前的样子吗? 咦,这句对白很熟悉,我的老师也这样说过我。我忽然明白,原来成长就是这样,当你开始理解别人曾经的辛苦时,你也成了更好的人。 老师这份职业,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种下的种子,不一定会亲眼看见它发芽。但当有一天,那些孩子在更远的地方安然绽放,我们就会在心里悄悄地笑。
6天前
连续在【星云】版读到几篇关于榴梿的文章,不禁令我有所感触,因为吾师唐承庆先生曾经出版过一部专谈榴梿的论述。 专谈榴梿的书,的确不多见,尤其中文方面的,更如凤毛麟角。所以老师文本《榴梿诗话》出版之后,成为我争读之作。也属巧遇,我和文友们的合著《我们的歌》也在香港艺美同年面世。唐老师的《榴梿诗话》出版于1961年,也由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出版。 《榴梿诗话》薄薄的一本仅有63页,若要与今天动辄三四百页的著作权衡,真个天差地别,难以定调。但在当时,百页以内的作品不在少数,时代风气使然吧﹗ 唐老师崇尚“我手写我口”黄公度浅白易懂的五言诗,本身也善于五言诗创作,而且能够“出口成诗”。记得有一回,有位日本柔道武术家到学校推广柔道,说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什么一个妙龄懂得柔道少女足以轻易扳倒几个壮汉,柔道最适宜妙龄女子防身云云……。说得不只男生怦然心动,连女学生也痴迷入醉,忘记了唐老师还有一堂课。等到我们回到教室,见到黑板上留下一首五言诗。诗云: 弃文而就武,不知师心苦; 儒林传一序,明日再来补。 (当天正好教到〈儒林传序〉一文) 当年掌校的是广为人知虚怀致祥的陈致超校长,据悉陈校长与唐老师属旧识,招聘唐老师到校教授华文乃理所当然、顺应所需。记得开学当天,陈校长请唐老师上台演讲,只见唐老师神情淡定,炯炯有光的眼睛横扫一下台下的学子,开腔说: “我从繁荣而带点浮华风气的新加坡,来到这个宁静朴素的小镇江沙,心情也从激烈的跳动恢复了安详平和。从学生服装白衣黑裤和白衣黑裙看来,小地方也凡事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唐老师的演讲声音宏亮,内容也掷地有声,非常吸引台下的我们。 讲声落下,掌声立刻“啪啪”响起。我还记得,那掌声悠扬闲适,仿佛今天依然回荡在我心窝,袅袅不去! 那年我升读高二,刚好唐承庆导师成为高二班华文导师,让我于第一时间有机会受教于承庆师。我猜测,唐老师年龄莫约四十出头,国字脸,嘴唇边长着一颗黑痣,整个脸颊型态具备威慑力。 唐老师讲课,抓住课本从容不迫,缓缓演绎,从不翻书后的注释。可见唐老师的博学多才,学富五车,书中答案早已镂刻心扉。 唐老师的书斋,叫随斋。关于随斋,也有个故事,值得一提。 根据唐老师自己的说法,早年他壮志凌云、心怀大志,所以书斋取名“三立斋”。三立者︰立德、立言、立行也。可惜后来年纪渐长,感觉一事无成,所以把“三立斋”改为“三不立斋”。又过去几年,认为“三不立斋”仍然坠入“三立”的构想,念念不忘原意,随后又把“三不立斋”改为“随斋”。 看来唐老师费尽心思,将书斋一再改名,确是有一番人生沧桑的回忆与感受。唐老师原是台湾驻新加坡大使的特派秘书,后因联合国转向承认中国大陆,唐老师失却了秘书一职,唯有改任教职。所以被陈校长招聘到崇华母校,同时也促成了我们难得的师生缘。 随着唐老师来到崇华母校执教,他的大公子唐中也转学到崇华就读,所以我们成了同窗。崇华中学毕业后,我因经济关系无法深造,进入园丘当督工,一呆消耗尽是25个春秋岁月,山岚云海,一飘而过。 那次火锅成了最后一面 回忆唐老师,真是无尽的思念,一缕一篇,都是长长的缅怀。 再提唐老师的五言诗。他出入随意,出口皆文章,举手尽诗意,完全是黄公度的追寻者。 就因为随斋关系,唐老师又被称为“随斋诗人”。举个实例,就像他在教室等待我们太久而闷然而去,也会用五言诗表达,足见他在这方面的随意潇洒,唾手可得。 《榴梿诗话》原文,连载于60年代的《南方晚报》的〈晚园版副刊〉。《南方晚报》虽是当时唯一的一份晚报,销售却也极其有限。所以,当时读过《榴梿诗话》原文的人可能不多。可经营晚报的出版人在编排方面却毫不含糊。 也即是说,《晚报》的编排十分讲究,非常精美,唐老师连载的《榴梿诗话》自然更不例外,除了绘制一幅版头画,另外还加了一个框图,看去十分炫眼。可见编者对唐老师的作品另眼相看,更因为与品质有关。当时我有一位同学订阅晚报,我几乎每晚出入他的家,为的是不想错过唐老师在该报连载的《榴梿诗话》刊载。 《诗话》连载结束不久,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一本《榴梿诗话》,原来这本就是在《南方晚报·晚园》刊出的《榴梿诗话》,书市上架我就马上采购了,以免向隅。 唐老师的大公子唐中,崇华毕业后到台湾深造,我因家境拮据,独靠家母执胶刀维持,没萌发升学的梦想。所以高中后离校,就拿起割胶刀回到绿色树林里“切切切”割取胶乳液,讨取三餐温饱。不久获得机会,陟升为一名督工,有机会对胶工指指点点,纠正他们的错误。 回说唐老师的《榴梿诗话》。能够把有关榴梿的诗词搜索收录成书,的确不简单,而且也很耗时间;但是,唐老师实现了。可惜的是,唐老师只重视旧体诗,对有关榴梿的新诗,一概不录。新诗一不仄韵,二不讲对仗,三不讲音律,在唐老师的眼里,完全不被看待为诗的。 其实,这和多次与唐老师对话时,老师对新诗所持的态度,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唯我们师生的情缘,并未因此而疏远;对唐老师的谆谆教诲、意犹未尽,这令我始终难以忘怀。尤其是老师所著的《榴梿诗话》,展读回味时而有之,更觉得《诗话》对榴梿的陈述,非一般普通作者所能详尽。 自陈致超校长退休之后,唐老师也告别崇华母校,回返新加坡养老,我们的师生缘暂时告别。直到有一天,我不经意间想起“随斋”的往事,唐老师所著的《诗话》涌入脑际,就直接写了一篇回忆唐师的文章,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发表。陈校长读到,把报章剪寄给唐老师,我和唐老师于是又恢复了联系。 感激陈校长的热忱,让我和唐老师用文字恢复了师生缘。原来唐老师退休之后回到新加坡,并没有停歇手中笔,以金礼生笔名写专栏,每天一篇千字,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时事短论。后来还将这些论述收集出版,书名为《金礼生文集》和《金礼生二集》。 这期间,唐老师在新、台之间时有往返,因为唐中在台湾的清廉署任职。1980年我出席亚洲作家大会,唐老师刚巧也在台北,我们便相约在唐中家里吃火锅,想不到,那次竟然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缘聚。因为不久唐老师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进了老人院。 继《榴梿诗话》之后,《金礼生文集》已成为唐老师的遗作。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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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前
我的工作台在教室前方,那张褐色的木桌,陪伴我走过了15年的教学时光。 每天早晨7点,我总是第一个推开教室门。阳光从东侧的窗户斜射进来,在讲台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我习惯性地走向那熟悉的桌子,轻抚桌面上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钢笔水渍、粉笔印记,还有学生们送我的小贺卡压在玻璃板下留下的印痕。 这张桌子不大,却承载着我作为老师的全部使命。左上角永远放着那叠批改了一半的作业本,用红色回形针整齐夹好;桌上有我的保温杯,里面泡着菊花茶,嗓子哑了就润一润。 最让我有安全感的是桌子右侧的两层小抽屉。第一层装着各种颜色的笔:红笔批作业,蓝笔写板书,还有那支用了5年的绿色荧光笔。第二层是我的“百宝箱”:创可贴、橡皮筋、图钉,学生们有什么需要,我都能从这里变出来。 最享受批改作业的时光 这个工作台让我安心,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与学生们的每一次相遇。站在这里,我能清楚看到教室里每一张面孔。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样子,也记得他们在我面前的成长轨迹。 上课时,这张桌子是我的指挥台。我在上面摆开教学挂图,拿起教鞭指向黑板。有时候讲得兴起,我会走下讲台与学生们互动,但总会不自觉地回到这里,因为这里让我感到踏实。 课间时分,这里又变成了学生们的“咨询台”。他们围着我的桌子,有的问学习问题,有的分享生活趣事。那些瞬间,我觉得这张普通的木桌成了连接师生心灵的桥梁。 下午批改作业是我最享受的时光。红笔在作业本上留下评语和分数,每一个“很好”、“加油”都是我对学生的鼓励。看到进步明显的作业,我也不由为他们感到开心。 放学后,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整理桌面,把明天要用的教案放在显眼位置,将批改完的作业整齐摆放,最后用湿巾把桌面擦得干干净净。 有人说老师的工作台简陋,比不上办公楼里的现代化设备。但我觉得这张桌子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高档,而在于它承载了多少教育的梦想和师生的情谊。在这里,我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深夜备课时,台灯下的这桌子就是我的小宇宙。在这里,我为明天的课堂构思生动的开场白,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练习。这里见证着一个教师最纯粹的初心和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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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书画艺术家余斯福老师逝世一周年了。余老师字仲甫,祖籍中国广东省东莞县,1944年出生于霹雳怡保,是客家人。余老师生前在马新书画艺术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曾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总会长、书艺协会署理会长暨评审主任、中华人文碑林顾问,亦曾在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林登大学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担任讲师或顾问。余老师也是新加坡墨澜社发起人、南洋美专(马)校友会副会长,曾于2017年获“第八届马来西亚文化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家。 余老师就读芙蓉中华中学时期,美术受教启蒙于“马来西亚现代艺术教育之父”鍾正山。之后,在新加坡南洋美专求学期间,深得马新书画艺术家施香沱垂青,收为入室弟子。施香沱是我在马来西亚念博士班期间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缘故,求学的4年时光里,我曾多次向余老师求教,获其悉心指点与解惑。完成学业之后,我返回了中国。在余老师逝世一周年之际,不由回忆起向其求教的点点滴滴。余老师耿直厚道、以诚待人、正直公正的品格;身材高大,谦恭有礼,和善微笑与人交谈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远在中国的我,唯有隔海寄托自己的无限怀念。 一、初次访谈 2022年6月,经由玉佩老师的引荐,我初次在余老师的工作室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施香沱书法艺术。 初见身材高大的余老师,小个子的我,颇需举头仰视。然而,余老师谦和友善的言谈举止,令我初次拜访艺术家前辈的忐忑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余老师的工作室布局简洁美观,进门便是一间整齐陈列有各式摆件的小厅;往右手边走,是一条通道,靠墙放置一面书柜,摆放有各式的书籍,种类最多的当然还是书画类的书籍。余老师晓得我此次是为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而来,但不确定我的功课积累是否能直接进入访谈,便从书柜取出一本施香沱文集《香沱丛稿》,以及一本施香沱书画印作品集《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交待我看完之后,再访谈。 我在此前已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功课,便回余老师:“学生之前已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过《香沱丛稿》,又在吉隆坡邱如财先生‘WELLS’拍卖行翻读过《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内容熟悉的”。余老师听了很高兴的样子,爽朗地说道:“很好,那我们可以开始访谈了。” 余老师告诉我,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位学生,分别在工作室做过一次施香沱的访谈。第一位是玉佩老师,第二位是一位韩国女生,皆为撰写硕士论文而来。我是第三位来访谈的学生,为撰写博士论文而来。访谈之初,余老师说,他一生有两位最重要的老师。前者是其母亲郑淑英——一位奉献杏坛的华校教师,不仅教他知识,亦教会他许多做人的道理;后者则是南洋美专求学时,有幸遇到的恩师施香沱。在工作室,余老师让我翻阅了与恩师施香沱的亲笔往来书信。余老师十分珍惜恩师的书信,专门使用一本大小合适、每页皆为双面塑料套装的本子,将它们一一整齐封装。 见到我埋头一面一面地翻看,强记着内容,余老师便让我给这些书信拍照,并告诉我,这些书信都是他整理过,可以向来访的研究者公开的。作为一名来访的博士生,我原本不敢奢求拍照。余老师对于晚辈研究工作的支持与信任,令我心存感激。除了施香沱书信,余老师还让我观赏了《香沱墨宝》《施香沱书石鼓文》,以及《说文解字标目、咏物诗选合册》等施香沱书法集册。访谈之中,回忆起与恩师数十年的情谊,余老师不禁潸然泪下。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对待事情认真细致,不忘师恩的前辈。 只看作品 不看姓名 结束了访谈,已到正午时分。临别之前,我欣赏了余老师新近出版的个人书画作品集《余斯福画册》。念硕士班期间,我亦勤于传统书画技法,如今见到这些技法精湛,格调高雅的作品,怎能不被吸引呢。余老师见到我对这些作品发自内心地赞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二、再度拜访与电话求教 2023年5月,为进一步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我联系了中国福建漳州的江焕明、阎铭与许江鸿等3位当地文史专家,赴施香沱离开中国之前居住的“施宅”进行了一次异地研究。返回马来西亚之后,我再度拜访了余老师。一方面,将此次在“施宅”调研时收获的访谈见闻、文图资料与之分享;另外一方面,则是预备向余老师请教我在魏碑研究之中遇到的不解。此后,在施香沱书法艺术研究的过程之中,我又几次通过电话向余老师请教。 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余老师见到我携带而来的“树德里”拓片(施香沱父亲施拱南题写),非常高兴。余老师告诉我,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师公的字。在分享“施宅”所见所闻之后,我向余老师请教了自己在研究魏碑时,所见北魏与东魏两个时期书法艺术风格差异的不解。余老师从北魏民族逐渐汉化,文化风格逐渐趋于温文尔雅的角度,解释了两个时期书法艺术风格转变的缘由。我听后茅塞顿开,也由此认识到:余老师不仅擅长书画技法,亦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书法艺术风格颇有钻研。 访谈结束,余老师建议我,应该到新加坡与施香沱之子施一般做一次访谈,并立即拨通了施一般的电话。介绍我的名字时,余老师说:“这位学生单名一个‘洋’字,‘南洋’的洋”。我当时心想:“这样听来,我老爸当初给我取的名,似乎注定了我今天与‘南洋’有缘”。 其后,在研究施香沱书法艺术传承之时,我选择了其几位弟子的书法作品分析艺术风格。其中,包括余老师的一件隶书楹联“书存金石气,室有惠兰香”。观察与分析后,我拨通了余老师的电话,想确认自己的分析能否得到他的认同。余老师听罢不仅认同,也鼓励我今后写作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大胆一些去写。我想,写作时因为惧怕出错而缚手缚脚,或许是我那时的一个特点吧。 这次的电话请教很简短,余老师问我,能否听清楚他说话,因为他的喉咙不舒服。我回答能听清楚,劝慰余老师多休息,减少疲劳。那时的我,为撰写博士论文最后冲刺,日夜敲字,没有特别留意与询问余老师的病情,以为余老师只是寻常的喉咙不舒服。其实,余老师那时已患重病。如今的我,多么懊悔:为何当时没有体会到余老师的病痛,为何当时没有多询问一句余老师的病情,为何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与余老师通话了。 【尾言】 余老师曾告诉我,他在担任书法评审主任时,只看作品,不看姓名,以求公平与公正。在书画艺术这条并不好走的坎坷道路上,余老师以其坚持不弃的追求,卓越出色的成就,朴素正直的作风,赢得了众多的友情与尊重。 谁言四月芳菲尽,绿荫窗外几许思。此时此刻,我已返回中国,在家里的小窗之下敲完此篇文字。人间四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窗外已是绿荫一片。我不由回忆起:初次访谈之后,余老师将我送至工作室楼下,那儿亦有绿荫一片。余老师的不少画作,亦喜欢晕染绿色。南洋的植被常年葱绿,绿色的淡雅与其象征的勃勃生机,或许正是余老师心中眷恋与喜爱的色彩吧。余老师,您的艺术品格与艺术才情,令我们无限怀念;您创作的书画艺术作品,万古长青,永驻人间。
7月前
学年尾声,学校安排各科目老师给会考班学生加课,除了时间表里的弹性课时(意即3个小时带同一批学生),周末亦有加课。这批考生81个,一个人对一大群,同事说简这也只有你可以顶得住,太大班了。少年人坐在大礼堂用长木凳当桌子,或书写或分组讨论或看投影,每间隔一个小时,让大伙休息5分钟,伸伸懒腰上厕所或闭目小憩。课堂结束前我总道谢“辛苦大家了。考试已近唯请大家不要太焦虑,做可以做的就是了,也不要忘记运动。”唯有健康的身体及心理,做好准备并处理情绪,才能承受周边的无形压力,人生路上才能走得更远。 上完中五的课,自礼堂走上来校园,巧遇毕业许久的学姐来办公室替女儿询问中一新生入学申请事。“老师好久不见,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走路很快啊。”望着眼前笑容靓丽的美少妇,记得是执教早期的学生。“老师你还有多久退休?我们这批都毕业很久了。” 时光飞快。“老师还有10年。不知道可以顶到那时吗。应该会提早退休,主要还是看健康状况。”屈指一数,24年,算是学校的老家伙。 疫情后这几年,认识的同道选择提早退休者不在少数。听到最多的早退原因是不能认同教学模式的改变,或必须兼顾繁琐事务——无止境的文书报告、重复再重复的电脑输入系统等、带学生出队各种比赛等、健康负荷不了。自己负责田径队伍二十多年,每年赛季前备战一个星期5天长达几个月,课堂教学不能少,学生人数多及忙碌日常中挤时间训练学生参与诗歌朗诵及文创等学术比赛,每日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故假日必拎上脚车出门骑游去,骑游,是让自己跳脱忙碌日常的管道,更是重要的解压方式。那时忙归忙,未曾浮现 “健康顶得到吗”的问题。 4年前冠病确诊后身体健康衰退得厉害,人容易感到劳累。一头白发,这几年带队在体育馆最常听到其他学校教练问:“老师你很健康masih sihat,还可以带队”,或“老师你什么时候退休?”与自己同龄的同道多已淡出教练圈或当管理层,故没继续活跃绿茵。出席课程或活动时也常被问及退休一事。每回听罢人们的询问,总是回答“还有10年退休,不知道可以顶到那时吗。”我为2024年做复盘,发现这句话不知觉中讲过多次。 膝盖急性关节炎来袭 前年8月因膝盖退化急性关节炎来袭双脚几乎不能行走,骨科专科宣判唯有服食类固醇药物减缓疼痛及延迟恶化情形,最后有幸寻得中医治疗调节身体,两年来改变运动模式,每天清晨上学前做强化髋骨提升膝盖支撑力及负重伸展等不伤膝盖的运动。傍晚回到家则超慢跑或骑短途的半个小时维持心肺功能。骑士的小强打不死精神,我仍旧运动不停歇,以最适当的模式去适应老化及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不适。 新的一年,提醒自己删除这句“不知道可以顶到那时吗”。老友说简你已经很努力但我们不能不认老啊。此言没错,我不怕自己身体老去,但思想不能被打败,继续工作运动阅读生活中调试心态。不管顶不顶得到那时,至少当下,我已经努力。
8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