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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即时国际
新华社时评批评赖清德附和高市早苗言论 “丧失民族立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言论点燃中日新一轮外交烽火。中国官方新华社周二深夜时发布评论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附和高市早苗的言论,是丧失民族立场,为了“倚外谋独”失心疯。
2星期前
即时国际
读家
【读家说书】从校园霸凌到国会革命,人民监督权力的历史与现实
编按:面对权力失衡与制度失灵,我们常常会感到无力。中国四川江油一名14岁女生遭受霸凌、官员却漠视父母哭跪的新闻,更让人想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揭示的残酷现实:如果权力集中,人民的权益终究难以保障。《自由的窄廊》更提出“红皇后效应”,提醒社会必须不断追赶巨灵国家,才能不被压制。 上个月,中国四川江油一名14岁女生惨遭多名女生殴打、辱骂长达4小时;当地警方疑因加害者父母背景而未及时立案,仅受轻罚了事,结果引发上千民众自发集会为其讨公道,警方强力镇压之下多人受伤及被捕。此外,面对哭跪磕头的受害者父母(父亲身障,母亲聋哑),官员却一副漠不关心,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不断要求在场声援的民众散去。 多年前我曾在官员疏忽职守的网络新闻底下留言须施压官方,一名网民反驳:“如果对官家恶言相向,以后还怎么要求他们做事?”尽管传统的封建王朝覆灭已久,恐怕部分华人还有一种“圣主降世,天下大治”的浪漫想像。若把权力全部都上缴,那与俎上鱼肉有何异?更广纳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保障更多人的权益,这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主旨。 ◢国会让各个阶层互相制衡 英国早期实施封建制度,国王赐予贵族土地,以换取军事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只要贵族联合起来,架空国王并非天方夜谭。约翰王因为王位继承,宗教和领地纠纷而不得人心,封建贵族群起反抗并逼迫国王签署《男爵法案》,也就是《大宪章》的前身。从《大宪章》衍生出来的议会由25名贵族组成,负责监督国王实施该宪章,当中第39条明文规定国王必须根据法律而非个人的喜好,来对一个自由人拘禁、剥夺财产、放逐或杀害,人身保护的概念由此而生。虽然当时的《大宪章》主要保护对象是贵族,而非全体人民,然而,这就是英国迈向政治多元的一个迹象。 1265年首度选出国会,初始成员都是由封建贵族所组成,后来慢慢又加入了骑士和富裕的上级阶层。由此开始,政治权力不再只是集中于国王一个人的手中,而是广泛地分布于与国王紧密结盟的精英、工商业以及往上移动的农民新阶层,各个阶层互相制衡,要想通过任何法案都必须得到更广泛的合作,方能成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英格兰内战,还有光荣革命中对抗极权君主的中流砥柱。 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促进英国的羊毛贸易,规定人民必须随时都佩戴织帽。威廉·李趁此机遇发明了可替代人工织布的机器,效率奇高。但伊丽莎白一世拒绝赋予威廉专利权来推广该机器,因为一旦获批,国王的经济特权将受到侵害。1601年,国会朗读了一份独占权的清单,包含多达七百多项物品,衣食住行几乎无所不包。国王不仅可任意把任何物品列为独占品,还可授予亲信独占权,同一时间人民却饱受剥削。幸运的是,之前政治改革让国会能够在1623年通过《独占法案》,禁止国王授予新的国内独占权(法案效力没有覆盖海外贸易)。这使到富有创意的中下阶层,可凭借自己的能力累积财富,向上流动,促使英国经济蓬勃发展。 ◢光荣革命奠定宪政原则 伊丽莎白一世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都想要强化王权,当中就有查理一世、查理二世以及詹姆斯二世父子仨。查理一世的专权独断引起了不满。其中一项政策就包括了采用强制借贷政策,强迫人民必须“借钱”给他,然后又单方面改变借贷的条件,拒绝偿还债务,导致民怨沸腾。1642年,查理和国会之间的内战爆发,保皇派战败,查理一世也被处死。尽管有前车之鉴,复辟后的查理二世和弟弟詹姆斯二世依旧继续作妖。 自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以来,英国自立新教并奉为国教。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完全无视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家机关要职的规定,大肆安插亲信,不但迫害新教徒,还损害资产阶级和新贵的经济利益。虽然满心怨怼,但国会想到一旦他信仰新教,女儿玛丽登位就可拨乱反正,也就按下了逆反之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喜得麟子,玛丽从此与王位绝缘。为了避免英国沦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属国,国会伙同玛丽和其夫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把老父亲给罢黜了。因为詹姆斯二世太不得人心,国王军纷纷阵前倒戈,国王流亡法国。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足以光荣后世,光荣革命的美誉由此而来。 政变之后,玛丽和威廉共治英国。从光荣革命确立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后世大多数国家共用的宪政原则。当中就包括了君主不能暂停或废除法律、非经国会允许,国王不得征税、未经国会允许,英格兰不能有常备军。法案也规定了国会必须时常召开,而非如往昔般随国王意愿,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由此可见,原本属于国王的军政财法权,全都过渡到了国会手上。胜利果实并非只由精英阶层独享,平民百姓也分到了一杯羹。法案赋予了言论自由、选举发声的权利。人民可以透过请愿向国会表达心声,庞大的人群让国会不敢忽视底层人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个人财产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放开手脚去创新、创业而无惧积累财富会被任意剥夺,这大大推动了英国经济发展。 ◢国家机关与公民权利达致均衡 虽然广纳式政治与广纳式经济相得益彰,然而成功国家也可能重堕失败国家的泥沼,以《自由的窄廊》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巨灵)权势过大,人民毫无基本权益保障,国家掉出自由的窄廊。 古希腊是其中一个国家体制从无到有的例子当中,最符合国家巨灵受制约的例子。希腊的黑暗时代过渡到由一群代表富裕家族的执政官或首席行政官统治。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关系,就如巨灵不存在的国家般,菁英阶层冲突不断,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幸运的是,上天赐予古希腊一个为政治局面掀开新篇章的领导——梭伦(Solon),他改造了雅典的制度,通过官僚化国家机构,把司法权从酋长手中过渡到集权中央政府,提高国家威权之余,也提高了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 为了达致国家机关与公民的权利均衡,他也把过去主要由菁英控制的政治机构,向所有男性公民开放。另一方面,他把土地交到佃农手中,让公民从地主中解放,并立法取消所有以服劳役偿还债务的契约,以及禁止以个人人身作为担保的贷款方式,此举让公民从行之有年的陋习(规范牢笼)中解放。当中最贴近近代“人人平等”观念的改革,就是制定《侮慢法》(Hubris Law)。此法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诉讼,而且同样的法律,一样适用于菁英和一般公民。更让人惊讶的是,任何人对奴隶施予不法行为,也一样可以在此法下遭到制裁。 ◢民主制度要如何运行得好? 后继者更深化了相似的政策,下放更多政治权利予平民,例如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将众议会席次向所有30岁的男性公民开放。此外,他订立《陶片放逐法》,把流放制度正式化,让群众集会每年可以投票决定是否放逐某人,以此制约权势。带领雅典人在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中打败波斯人的大英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也曾在此法下被放逐。种种政策保障了公民(社会)的权益不会受到权势恣意妄为地剥削侵犯,因此希腊才会成为人类文明中璀璨的钻石。 从希腊的例子,作者就带出了“红皇后效应”这个观念:想要打造富强的国家,国家巨灵和社会必须互相竞争,以达到权利均衡的状态,避免国家巨灵恶化成专制政权,或成为权利被架空的纸老虎。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有足够力量的中央集权势力(国家巨灵),才能让社会有追赶的对象。 简而言之,民主制度要运行得好,社会公民不应该只是选举时把票投给心仪候选人,然后妄想他们会带领国家走上巅峰。胜选议员很大可能会屈服于个人欲望或者政党意志而背叛承诺。此时,人民就必须更频繁地监督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能更有效地施压。只是我国非政府组织要壮大到能影响施政方针的地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吴惠春 / 杀戮与秩序的悖论之路——战争不是正义,但文明曾因它而塑成…… 【读家说书】动物也会变态、变性,还厌女?跨物种看性观与性别观……
3月前
读家
草堂书架
张草 / 蒙古人眼中的中国史
作者认为这种以假想的汉民族为中心、充满狭隘地域性的中国史,不过是混合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被害者意识的产物。 蒙古人读中国史,感觉正如《红楼梦》开场所言:“满纸荒唐言。”不禁会问:怎么被他们写成这样子? 作者是蒙古裔文化人类学家,生于蒙古,参与蒙古考古工作,目前在日本担任大学教授。他在本书一开始就矫正几个错误。例如:“汉民族在东亚一隅建立高度文明,屡屡吸引来自北方的野蛮骑马民族袭击,但他们都会被汉文明同化,因此伟大中华文明恒久传承。”光是这句话就有3个误点。 所谓汉文明,其实只是指中原(黄河河套平原)的一个小区域,而该地最原始的文明或人种,早已完全灭绝。根据考古证据,所谓夏商周三代,夏人属壮侗语系,殷商来自西伯利亚南部,带来青铜器和甲骨文,秦出自西北游牧民族,隋唐皆鲜卑族后裔(所以大唐女性服装才会“忽然”变得很大胆),大宋赵家可能来自突厥(今新疆),更不用说元朝其实是大蒙古帝国的东亚殖民地。简而言之,中国史大部分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只有汉、明可称为汉人王朝,从有信史的殷商至大清约3600年中,只占18%。 春秋战国古书文法跟大唐不同,因为源自殷商的文字早在南北朝被阿尔泰语化,更不用说今天被视为中文的北京话,文法早就蒙古化。 再者,被中国史定位为蛮族的游牧民族,分布范围从西伯利亚到欧洲,文化、人种繁多,乃两端文明的沟通桥梁,才是世界史真正的推手。他们从西北带入马匹、车战、炼铁等等中亚科技,才能征服中原。 中国史敍事向来很奇怪的塑造“被害者史观”,来自1179年朱熹向皇帝上奏,试图在金、辽包围中,定位弱国的地位,强调文化自尊,演变成南宋流行的新儒教(朱子学),如同冤魂般影响至今。但实际上,“中国是某个特定民族的居所”这种主张根本不成立,如果将历史扩大成“欧亚大陆史”,就会看到各民族的动态流动,和不断重复的兴衰过程,例如元朝的青花瓷,就是契丹人跟阿富汗贸易得来的青金石颜料、中亚的伊斯兰风格,加上宋人烧瓷技术而完成的逸品。 作者认为这种以假想的汉民族为中心、充满狭隘地域性的中国史,不过是混合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被害者意识的产物。更何况现在强行把蒙古、西藏、维吾尔等民族纳入虚构的中华民族,来推动同化政策,结果产生更多对立。 他深知游牧民族自古以来长期和世界各文明接触,向来注重礼节和义理人情,和狭隘的地区性文明不同,例如中共和锁国的大明都畏惧宗教,反观元、清都对宗教宽容。 考古泰斗苏秉琦也曾在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强调不应将各朝视为一脉相承,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史,但他的说法不符合国家标准呀。 更多文章: 张草 / 音乐系军事高手 张草 / 基因圣战三十年
3月前
草堂书架
即时国内
安华:不单靠体魄与武艺 团结自律让民族更强大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出,马来民族的力量不仅来自体魄与武艺,更关键在于纪律、品德与对文化的坚守。
3月前
即时国内
星云
不叫泡菜的泡菜/千羽(吉隆坡)
说到泡菜,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酸辣开胃的韩式Kimchi。红彤彤的外衣,裹着大白菜的脆爽,在烤肉店、在石锅饭旁、在辣炒年糕之间,不请自来地跳上了餐桌,成为了“韩国味道”的象征。 可此趟再游韩国,导游却说:“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不叫它‘泡菜’了。”我一愣,还以为是听错了。“不叫泡菜?那它叫什么?”他笑着说,“我们现在都叫它‘辛奇’,也是Kimchi的谐音。之所以改名,是为了避免与中国四川的泡菜混淆。‘泡菜’一词,在中韩之间,变得有点……敏感。” 敏感?这两个字,像是打开了一扇原本未曾留意的大门,让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关于一道菜的命名,更是关于文化认同的深层对话。 泡菜,从来都不只是一种食物。在东亚文化圈里,发酵菜肴是一种古老又共通的智慧。从中国西南的坛子菜、老腌菜,到朝鲜半岛的各种Kimchi,再到日本的浅渍、味噌渍,这些看似平凡的小菜,其实都是民族在岁月中发展出的保存技术,是与自然共处、与季节对话的生活方式。而正因如此,它也承载了各自文化的精致差异与深厚情感。 Kimchi走出韩国,成为国际知名的代表菜肴,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体现。韩流文化的推动,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韩剧、韩综、韩食认识了这种红辣鲜亮的发酵菜肴,它不仅是饭桌上的配角,更成了韩国身分的一部分。韩国政府甚至为Kimchi申遗,推动标准化生产、出口认证,将它正式纳入国家文化资产的范畴。 然而,正因为“Kimchi”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得愈发遥远,其中文翻译“泡菜”却逐渐引发争议。在中文世界,“泡菜”早已有着根深蒂固的地方属性,是四川的酸辣,是台湾的清爽,是各地妈妈厨房里的自家配方。语言上的重叠,让这两个文化体系在一个名词中相遇、重叠,进而生出误解与争论。这并非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当不同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相遇时,语义边界的必然摩擦。 韩国是在为文化正名 语言,是文化的边界,也是文化的载体。当“泡菜”这个词汇在中韩之间呈现不同的理解时,实质上暴露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自身文化、如何争取在国际语境中被正确理解。对韩国而言,明确Kimchi的命名,是在为文化正名;而对中国而言,捍卫“泡菜”一词的多样性,则是在为地方风味与历史记忆保留话语权。 也许,这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常见的“命名权”之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食物作为最直接、最有亲和力的文化符号,常常成为跨文化认同的交汇点,也同时暴露出我们对“归属感”的敏感。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词汇,每一道菜,甚至每一口味道,都会因为它所代表的文化背景而显得意义非凡。 或许,我们终究无法避免文化在传播中被误读、被争议,甚至被标签化的命运。但真正值得珍惜的,恰恰是这些背后的故事与人情,它们来自不同的土地,却都诉说着关于家庭、关于民族、关于传承、关于生存智慧的共同主题。泡菜也好,辛奇也罢,它们的底味来自盐,香气来自蒜与辣,而那令人魂牵梦萦的回味,则来自岁月的沉淀,因为,时间,才是最温柔、也最倔强的调味料。 因此,与其说是“敏感”,不如说是“在意”。在意的是自己的文化被如何命名,在意它是否被正确理解与尊重。这样的在意,不是排他,而是渴望被看见、被承认、被珍视。
4月前
星云
即时国际
金与正放狠话拒与韩国谈判 “我们早已不属同个民族”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副部长金与正周一发表讲话,称朝鲜对韩国方面制定何种政策、提出何种提议均不感兴趣,直接打脸韩国总统李在明喊出的“修补关系”愿景。她更直言,双方已经不属于同个民族。
4月前
即时国际
焦点
【越界看历史/01】不同视角回顾大马 打破界线看历史
“如果不以民族国家为起点,马来西亚的故事会是什么模样?” 作为研究机构,众想大马(Imagined Malaysia)自2016年创办以来,一直在寻找官方课本以外,诉说国家历史的其他可能。今年1月,众想大马展开“Malaysia Unbound”计划,试图超越国界划下的堤防,通过一个个故事,看见线的两端,人们曾经如何相濡以沫。
5月前
焦点
VIP文
语言是民族重要特征 罗填水:掌握多语言才能立足
吉玻潮州会馆会长罗填水强调,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沟通工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必须要掌握多种语言,才能在社会中立足、向前迈进。
5月前
VIP文
VIP文
张家威.印巴和解遥遥无期
长期的军事对峙,大大限制了和平的空间,更甭提两国民族之间的和解了。
7月前
VIP文
百格纷
常穿汉服出外遇“困扰” 他们为何坚持推广汉服?
大马作为多元文化大熔炉,各族群都保有各自的传统文化及特色。自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的我们也对此习以为常。不过,像这群人一样,亲身实践汉服推广,让古装走入日常,在我国就较为少见了。
12月前
百格纷
周刊专题
【丰收节/03】吉隆坡婆罗洲土著节,散场后留下什么?
5月24日至26日,第三届婆罗洲土著节(Borneo Native Festival)在中央艺术坊展开,上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东马游子,聚集在武吉免登游行,提前庆祝丰收节。高高的羽毛帽、清脆作响的铃铛服饰,以及色彩鲜艳的神秘图腾,在吉隆坡大街缤纷绽放……
1年前
周刊专题
大柔佛
李群熙|不忘初心,极积为新纪元购南大楼筹款
众所周知,语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每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否则,就如失去灵魂的躯体,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或被消灭。 同样的,如果人活着,而没有本身的语言文化,就等同于一具行尸走肉,没有了生命力,没有方向。 语文本身不单是沟通的工具,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失去它,犹如失去一切。 华文教育是华族的根,华族的灵魂,不容他人剿杀和消灭。 华教一旦灭亡,华族就失去根、失去灵魂,惟有任人摆布、欺凌和宰割。因而,不忘初心,维护华教,人人有责。 发展和捍卫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各民族的基本权利。单元教育违背了此基本权利,应被严厉谴责和批判。 正因为语言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所以古今中外,各民族都为发展本身的语言文化而奋斗,或为捍卫本身的语言文化而战斗。 也因此,历来的统治者都深知,要消灭异族,首先要瓦解该民族的语言文化。 近代列强在大肆侵略、占领他国的过程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强权征服他国的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强力推展本身的语言文化,挤压、改造和禁止被侵略者、被殖民者的文化,以达到瓦解和消灭其他民族的最终目标。 走笔至此,想起读过一篇《最后一堂课》的课文,说的是,法国被德国占领,德国强制法人读德文,法国老师韩麦尔在上最后一堂课时声泪俱下。最后与同学们悲伤告别! 欲发展本族的语言文化,和欲消灭他族的语言文化,千百年来,进行着剧烈的,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从1819年,梹城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我国的民族教育走过了约200年的历程,期间,与其说是血泪史,毋宁说是奋斗史、战斗史! 早期,受到英殖民统治者的重重压迫,而继承其衣钵的联盟政府等,亦不遑多让地高喊“Bahasa Jiwa Bangsa”,更加紧欲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终极目标,因此推出多项法令和强硬手段,力图削弱或消灭他族的语言文化。 试举其荦荦大者,计有:《巴恩教育报告书》、《拉萨报告书》、《拉曼达立报告书》、褫夺林连玉公民权、否决独大、“茅草行动”、《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等等。 在新加坡,李光耀政权则通过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等报告书和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等,关闭南大,令人发指。 然而,有压迫就有斗争。华教并没有在迫害中走向衰落或死亡,反而越斗越强! 陈嘉庚、陈六使捍卫华教,名留青史,林连玉“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学生血书抗争,挑战李光耀,董教总成立,独中湼槃重生、统考获好评,南院、新纪元、韩江学院先后开办,让华教的千秋大业更加茁壮成长,绽放光芒。 创办于1998年的新纪元学院,于2016年升格为大学学院以来,取得长足进展。学生亦倍增至4000人,其中包括近500名国际学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代主席林裕于去年新纪元欢庆25周年时宣布,以5500万令吉购买一栋现成的大厦,命名为“南大楼”,意即继承南大未竟的宏愿,传承南大精神。 新纪元大学学院随即展开筹款活动,并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尤以南大校友和各地老友会最极积,据悉,迄今,已筹获千万令吉以上的款项,而且捐款还源源而来。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忘初心,齐来为新纪元添砖加瓦。是盼。
2年前
大柔佛
我们
大马,你的名字是多元 各族交融 织出锦绣画卷
不论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还是切实可行的目标——马来西亚民族,都不该是各族同化的产物,而应是多元交融的画卷。
2年前
我们
读家
【读家说书】德纯 / 重回马来亚半岛
马来西亚历史课本忽略了华人的贡献吗?或者只是寥寥数笔,简单交代而已?阅读本期【读家】,我们一起追忆祖辈的过往,看看跟你的马来亚的印象,相符吗? 2014年,我国小学四年级开始增设历史课,而中学历史课本近年也逐渐更新,可是整体而言,本地历史课仍有严重的缺陷。大马虽自诩为多元种族和文化,历史课本却经常忽略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及事迹。 白伟权教授的《赤道线的南洋密码》虽然是为台湾读者所撰写,先认识南洋,进而聚焦马来半岛区域研究的书,但对土生土长的大马华人读者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读物。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摒弃了本地历史课本的大历史叙事手法,选择从微观出发,描写的人物事多与下南洋的华人有关,华裔读者读起来备感亲切。 本书由3个主要的核心单元构成,分别为“历史的基因图谱”、“跨域的社会精英”和“横向跨界的历史”。 在“历史的基因图谱”中,作者带领读者从甘蜜(Gambir)这种古老的经济农作物出发,让读者了解这株近乎绝迹的植物,当时如何联系着新加坡—柔佛两地的关系。从这段历史中,读者了解到种植甘蜜不仅为柔佛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在引入甘蜜种植的同时所推行的港主制度,更让华裔劳工顺势扎根在马来半岛这片土地上。虽然后来港主制度随着甘蜜种植的衰退而逐渐消失,可是其生活习俗和地名等却保存了下来,例如现今永平和丰盛港等地区,就是当初港主制度下的新兴市镇。 ◢战争后的拿律,易名“太平” 除了甘蜜种植,作者也考究了马来半岛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拿律战争(Larut War)的发生地。拿律战争可谓影响深远,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是透过这场战争来干预各州王室的事物。传统历史课本上提出,这场战争是由于霹雳王室内部争夺矿区的收益,并各自派出代理人争战,此外就没有太详细的描述了。 然而通过本书,我们还知道拿律是当时北部最大的矿区,由两个分属“海山”和“义兴”的华人帮派负责开采。这两大阵营长久争夺矿产资源,加上马来统治阶层的政治纠纷,引发了长达10年的拿律战争。历史上的“义兴”由惠州客家人和新宁、新会的广东人组成。“海山”则由增城客家人为主,加上番禺、南海和顺德的移民组成。拿律战争不仅是一场关于矿区和政治的战争,也牵扯了华裔劳工的籍贯宗族。根据作者的考究,战争后的拿律易名为太平(Taiping),以期许这片土地永远和平安宁。 作者也在第一单元谈及拿督公信仰的诞生。拿督公信仰是华裔融入马来半岛以后诞生的产物,虽然类似于土地公,却带有浓重的马来文化,例如“拿督”就是马来语Dato的音译,此外拿督公的装扮,以及不吃猪肉等习俗,无一不以马来文化息息相关。 ◢你知道张氏兄弟、陆佑、胡文虎? 本书第二单元“跨域社会的精英”,让大马读者惊喜连连,皆因这些精英是对马来半岛发展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量级”人马,却被历史课本所忽略。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来自苏门答腊的张氏兄弟、陆佑、还有胡文虎等人。这些人的事迹之精彩,任何一人的经历都能够拍成一部波澜壮阔的电视剧。 且说说张氏兄弟。张氏兄弟出生于清末,原籍广东梅县松口。早期他们原打算离开清帝国到槟城闯荡,可看到槟城在英殖民政府打理得井井有条,便转而到棉兰(Medan)发展。棉兰如今之所以成为印尼苏门答腊的首府以及第三大城市(约有50万华人左右),其中原因离不开张氏兄弟的开发深耕。如果说棉兰是当时张氏兄弟实际经营、发展事业的地区,那么槟城就是他们的社交网络舞台。他们在槟城最大的关系网是张弼士和谢荣光,而张弼士也可说是被本地历史课本“遗忘”的人物。身为“大清国驻槟城第一人副领事”以及槟城华人领袖,张弼士对槟城发展有极大贡献。 张氏兄弟是张弼士的子侄辈,也被带入了当时槟城上流华人的社交圈子。棉兰与槟城这两座城市,就这么联系了起来。根据资料,当时苏门答腊的粮食和鸦片多数进口自槟城,槟城也是苏门答腊北部物产的出口地。槟城和棉兰社会的同质性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两地都是以福建人为主,福建话口音十分相似,同样夹杂了大量的马来语。张氏兄弟虽然只把槟城当成社交舞台,却对当时的华人公益活动不遗余力——著名的极乐寺就是获得张氏兄弟资助下建成的。如今极乐寺仍留有《张煜南颂德碑》,以及纪念他们功绩的张氏兄弟塑像。 另外,陆佑可说是马来半岛经济发展的主要功臣之一。陆佑祖籍鹤山,13岁到新加坡打拼,在21岁到拿律发展。在拿律那段期间加入了义兴,累积了大量资金和人脉,自立门户后,一跃成为马来半岛首富。通过此书,读者不难理解许多马来亚发家的华人发展模式,往往与统治阶层关系的经营相辅相成,这些华裔富商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也经常对地方输捐回馈,协助地方政府建设各种基础设施,从而为自己的生意带来利益。至今,大马各州都有“陆佑路”(Jalan Loke Yew),以纪念陆佑对该地区的贡献,而吉隆坡的仙师四爷庙也存有陆佑肖像。马来西亚兴业银行的前身,也是由陆佑创立的广益银行合拼而成的。 作者也提到《星洲日报》创报人胡文虎。胡文虎这个名字,也许年轻人已不熟悉,但他推出的“虎标万金油”却家喻户晓。胡文虎的万金油生意,起初源于缅甸,后来才把总部迁至新加坡,商业网络覆盖当时的马来亚半岛。此外,胡文虎也十分热衷马来亚华教,许多华小华中都得到胡文虎的捐款,其中包括槟城钟灵中学、怡保女校、马六甲陪风小学等。 通过这些华商的故事,不难总结出早期的马来亚,国家界限相对模糊,马来亚就只是由华人社会中商业网络和宗族联系所交织出的人文地理——南洋。在这些南洋华裔富商发家的同时,读者更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独特的民族性和爱国情怀。 ◢邱氏族人,槟城街头无所不在 本书的第三单元,“横向跨界的历史”则是把镜头聚焦于一些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造成的特定历史结果。例如新江邱氏族人如何离开祖国,在南洋扎根打拼并发家。邱氏族人以籍贯为纽带,联系着所有同宗同族之人,一代又一代不辞劳苦的经营着槟城。今天走在槟城街头,邱氏族人的影子无所不在,从有名的龙山堂邱公司到槟城的天德路,甚至是新江小学,背后象征着邱氏族人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对槟城的影响力。碍于篇幅的原因,许多精彩事迹就略过不表。 总体来说,虽然作者希望让更多台湾读者透过本书了解马来半岛的历史,可土生土长的本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更大的感触,甚至茅塞顿开,好像接触了马来亚历史的另一面。或许如开篇所说,本地历史书的视角大多从马来民族和大历史出发,也缺乏“以小见大”并且集中于华裔下南洋后的历史叙事,作者这本书刚好填补了空缺,不禁让更多人想去了解马来半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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