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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回答我是谁

杨双子近作《台湾漫游录》不仅在中文世界广受瞩目和好评，更是少数成功“出圈”译成外语通行的台湾文学作品。近期适逢吉隆坡诚品邀其前来讲座分享，故安排访问，讨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创作小说的背后经过，以及现实环境如何影响她的个人写作。报道：本刊特约李宣春摄影：本报林明辉杨双子本名杨若慈，“杨双子”原是她与已逝的双胞胎妹妹若晖共用的笔名。其成名代表作《台湾漫游录》于2020年出版，后由金翎翻译成英文著作。2024年，这本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大奖，也让杨双子及其小说被更多人看见。杨双子将小说的发想推溯至2014年。当时的杨双子与妹妹决定要写历史小说，并思考台湾哪一段历史最值得描写，并能帮助台湾人理解自身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最后她们选定1930年代。杨双子解释：“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是女性，也希望书写女性角色；其次，希望她们能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成为故事的主角，并在现代化的脉络下展现行动力。因此，1930年代成为最佳的时间点。” 杨双子和杨若晖锁定日常生活的描写，包括衣食住行。食物是华人社会普遍关注的主题，旅行则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于是她先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开时节》，从家庭与校园出发，再逐步扩展到旅行。虽然《花开时节》出版于2017年，但仍不足以呈现日治时代女性能够旅行的广度。 “后来我决定将女性旅行作为《台湾漫游录》的主题。查阅许多资料，发现1930年代旅行在台湾已相当普遍，甚至在1936年已有民间可搭乘的飞机。如果家境宽裕，搭飞机并不算罕见。虽然我的主角没有搭飞机，但她们透过火车与轮船旅行，这已经能展现出当时的现代性。” 逐步扩展的日治时期女性描写 2017年《花开时节》出版时，许多台湾读者惊讶于1930年代的社会样貌。到了2020年，杨双子继续创作《台湾漫游录》，并将查过的大量资料纳入，包括台湾铁道从基隆到高雄的完整路线。小说展现了早在100年前，台湾就有非常完善的交通建设，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事实。杨双子本身是铁道迷，对铁道发展有深厚认识。日治时期的台湾，除了有纵贯铁道，也因应林业需求而建设林业铁道、糖业铁道，以及部分矿业铁道。她解释：“殖民者为了彻底利用台湾物产，修筑了绵密的铁道网络。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因此日本全力经营，既要展示帝国的治理能力，也要将殖民成果带回本土。” 杨双子分析说：“这种（殖民者的）双重性格，让台湾人面对殖民统治时情感复杂，一方面确实遭受剥削，另一方面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蒸汽火车在西方早已出现，但在台湾却因清朝治理不善而无法发展。日本统治带来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台湾人很难用单一角度评价。” 铁道象征了文明与现代性，也促进了族群交流。台湾中央山脉阻隔东西，过去交通不便，加上语言差异，族群间交流有限。她又补充，但随着纵贯铁道与官方语言的推广，沟通变得容易，进而催生“台湾意识”。1908年纵贯铁道全线通车后，从基隆到高雄只需一天，而不再需要经过数日的船程。这对台湾的认同发展意义重大。 “百合”书写：殖民下的爱与情感《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写到日本名门出身的小姐青山千鹤子前往台湾游历，结识担纲翻译和伴游的台湾女子王千鹤，两人从北走到南，一路上吃喝各地美食，更发展出暧昧情愫。有些讨论点出了书中安插的GL（Girls’Love）因素。GL对应的是早已蔚为风潮的BL（Boys’ Love，男男情谊）。GL与BL与“传统”意义上的同志文化或同志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同志文学的一大特征在于探讨性别权力的对立与张力，经常回应现实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父权体制或身分认同等议题；然而在GL或BL的文本里，权力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浪漫化、唯美化的叙事。此类作品更强调情感的浓烈与角色之间的亲密连结，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恋爱氛围，也就是常被读者形容为“美得冒泡”的沉浸式爱恋情境。对于GL，中文世界发明了“百合”名词以代称。杨双子表示：“百合的定义其实相当广。最广义来说，只要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暧昧或敌对——都能算作百合。女同性恋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但百合不限于此。它也可以是单纯的友谊，甚至仇恨、嫉妒、亦敌亦友的关系，都可以被读者解读成百合。” 她又补充：“与此相比，过去娱乐文本里，女性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明确的女同性恋，要么是互相竞争，例如后宫争夺。这样的描绘忽略了中间庞大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女性情谊’。我希望借由百合的书写，探索并呈现这一块。” 由此回到《台湾漫游录》来看，当杨双子在小说里处理殖民与权力批判这样的“硬议题”，同时又描绘旅行过程、美食享受与女性情谊这些“软元素”，小说本身的“力道”会不会相互抵销？杨双子表示，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现了一股言情小说热潮。她在大学时写过4本言情小说，硕士论文也以言情小说为研究对象。言情小说常见的设定是“爱情能克服一切”，例如总裁与普通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 “然而，我认为爱情并不能解决一切。我在《台湾漫游录》里，刻意借用罗曼史的框架，却告诉读者：殖民带来的障碍，爱是无法克服的。这正是我想挑战的文化想像。台湾读者习惯了‘爱情可以化解困境’的叙事，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再者，过去我们谈殖民，多半聚焦在战争、饥饿、剥削等‘硬议题’。但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学，其实也书写过人际往来的细腻面向。例如台湾人明知被剥削，却在生活中仍会遇到善良的日本人，这让他们难以将所有殖民者一概视为仇敌。这种复杂情感，正是我想要呈现的。” 她也提到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人陷入两难：一方面被教育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被日本社会接纳。这种认同的矛盾与痛苦，战后一直少有人讨论。她希望透过小说处理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议题。创作里的“台中精神” 杨双子的小说时常会出现台中。她说：“它的城市性格深深影响了我。台中和台北、台南不同，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台湾有句俗语：‘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台北艋舺，这些地方历史悠久。但台中其实是因为纵贯铁道而诞生的城市，只有百来年的历史。” 她认为，台中的特性就是“求新、求快”，愿意尝试各种可能，拼凑出火花。这样的精神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对各种题材都充满好奇，总想尝试新的书写方式。台中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一种精神。它不像台北或台南那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也不像鹿港那样带有宗族聚落的色彩。台中是一个因铁道而生的城市，充满移民与新事物。这种特质让台中人少了些历史包袱，更倾向于创新与尝试。 “在创作中，我自然也受到这种氛围影响。我的小说融合了历史、旅行、食物、女性情谊与殖民议题，看似元素繁多，但对我来说，这正是台中的样貌——多元、拼凑，却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由文学弥补食物和建筑都能保存历史痕迹。建筑在她眼中特别有趣，它一旦建成就不会轻易改变；但食物不同，菜单会调整、食材会被替换。“比如说古建筑——台湾人在这100年间平均身高已经改变了，走进旧建筑时，会感觉屋子很矮。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历史痕迹。” 空间同样如此。早年的街道狭窄，是因为没有太多车辆，如今却经常塞车。“从食物、建筑到城市空间，这些都是文学能书写的素材。我希望透过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 访问最后的杨双子表示，《台湾漫游录》回应的是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透过历史梳理，搭配饮食与旅行，帮助读者思考“我是谁”。她感谓：“历史研究偏向记录事件，很少描写个体的心理或情感。但文学能做到这一点。文学能补足历史的不足，把人的痛苦、快乐与挣扎呈现出来。” 对她个人来说，文学是一种让人静下来思考的方法。社会里存在太多难题，而她没有其他专长能回应。文学于她，就是唯一能够处理这些难题的方式。更多【人物】：王荣义解开梦谜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从街边演到舞台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练就火箭奇迹

3月前

人物

VIP文

许国伟 | 朋友入籍新加坡，不是不爱国

相较于种族、宗教或母语，超过八成受访者觉得身为“新加坡人”是构成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几年前，一位朋友放弃了马來西亚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见面时，他聊起一件往事。他中学毕业后就到新加坡升学。他说，8月31日那天，他们整群马來西亚人都会在宿舍里高唱大马国歌，很用力很大声地唱，就是要唱给新加坡同学听。在那个大马人被称为“联邦人”的年代里，朋友或许感受到不平等的目光，心中总有一股闷气，要为国家出一口气。 “不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是马來西亚人。” 多年后，马新发展的差距更大了。他从永久居民，再选择成为新加坡公民。他淡淡说了一句，“生活啊……”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年轻时，国家与爱国是很模糊的概念，可是踏在国外的土地上，不论是工作或求学，才会体会身为马來西亚人的感受，什么种族不再重要，什么宗教信仰不重要，国籍才是自己身份代表。照理，种族和宗教不同，不应也不会成为国家身分认同的差异，更不应也不会成为界定爱不爱国的理由。但，现实是否如此？翻查资料时看到，2009年时默迪卡民调中心有项调查指出，非马來人比马來人更喜欢称自己是马來西亚人。反观，马來青年最少自称是马來西亚人， [vip_content_start] 可能受到家庭背景、宗教或教育影响，他们通常先把自己视为穆斯林和马來人。时间來到2025年，今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 62%的马来西亚受访者认为“成为穆斯林”对于“真正的马来西亚人”而言，“非常重要”。简而言之，就是宗教摆在第一位，是比国籍更主要的身分认同因素。再看看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最近发布的调查，相较于种族、宗教或母语，超过八成受访者觉得身为“新加坡人”是构成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说白了，国籍是身分认同的最主要因素。这么一來，我也似乎明白了朋友选择成为新加坡公民，然后也很快融入自己新身分的原因。如今的他，就是完全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国庆时自发挂国旗，对新加坡的爱国歌曲也朗朗上口。回看马來西亚。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诲是要爱国，国庆时我们也要挂国旗，我们熟悉且好听的爱国歌曲也不少。爱国的教育和爱国的环境，我们一点都没有少。但，为何政府和政治领袖还需要一直呼吁爱国，呼吁挂国旗？这些年來的政治变化大和政客骚操作，人心躁动不安，人心要更浮夸。于是，爱国变得越來越形式主义，也越來越复杂。政治人物喊爱国，还添加了大量宗教和种族元素。其实，爱国需要回归初心，回归简单。看到国旗飘扬，內心会感动而不是冷漠，听到国歌奏起，內心会庄重而非无所谓。这一切，当然还需要各种努力。这，就从把国籍作为身分认同的主要因素开始吧。相关新闻：内长：今年首半年 6060大马人入籍狮城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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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颖慧.阿克马重要，还是仅仅是政治便利？

阿克马或许是这场争议的代表人物，但他并非造成这些争议如此有效的条件的根源。只要我们的政治继续重视身分认同而非包容性的国家建设，就总会有另一个“阿克马”准备走到聚光灯下。

4月前

VIP文

全国综合

团结部长：强化国家身份认同各界建设多元和谐社会

团结部长拿督艾伦达干说，团结部对各界人士为建设大马和谐与良好发展的公民社会，所付出共同的努力表示赞扬。

10月前

全国综合

带你看世界

日国籍栏将可填“台湾” 中外交部：别搞小动作！

日本的国籍栏将允许填写“国家和地区”，意味着台湾人不必再填“中国”，而可写成“台湾”；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批评，更怒斥日本“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

10月前

带你看世界

文艺春秋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成舅感

居住在台中的姐姐刚生了女儿，于是我就有了成舅感。 7月杪，李女士飞往台中探望她素未谋面的外孙女，我从北部下来，陪同她这段时间在台中的行程。虽然台马两个地方的文化属性接近，生活在此处可以很轻易地转换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人而言，依然会有许多无法适应的地方。李女士在台的这几天都在和我抱怨，旅店提供的早餐不好吃，也找不到想要喝的咖啡，即便是便利店的热美式、拿铁或速溶咖啡都不符合她想要的味道。于是想劝勉经营奶茶店的台湾女婿去销售马来西亚的白咖啡，但这都被李女士的女儿否决。这背后牵扯到许多地方文化的因素，即便语言与肤色相同，我们依旧无法将自己的文化喜好想当然耳地套加在其他文化身上。文化是如此，人也是。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文化接近的马来西亚人到了这里，都会感到隔阂的不适应，更何况是其他跨越种族和语言的人呢？许多文化从来没有接受的可能，只有勉为其难的习惯与妥协。这令我想起过去曾到台文所上课的日子，当时旁听了一门“跨国移动”的课程，内容涉及跨国的移民、移工和外籍新娘等课题。这三者的共通性都是一个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居民，如何透过人口流动的方式，去寻找更好的生活。外籍配偶无论是婚姻买卖或自然结合，对于现今社会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话题。但很少会有镜头关注到他们的生活，尤其来自贫困地区又从事轻微工作的移民配偶，缺乏个人发声和露面的渠道，逃跑、愚昧和骗取居留的刻板印象更是形塑出社会负面的形象，成为隐藏在城市中的阴暗面。比起来自贫困国度的居民，人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光鲜亮丽新移民，为何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又如何夸赞自己所处的这个地方，来从中获取文化的优越感。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台湾，同样也可以是马来西亚。这就显得马尼尼为所写的故事为何如此珍贵。她在2013年出版的《带着你的杂质发亮》中诉说：“十年来，作为一个被视为弱势的外籍女人，我成了一只动物。我的作用是生育、煮饭。当我反抗这一切，我的婚姻就毁了。我知道，我只能隐匿地说这些话，没有报纸愿意刊登这样的文章。”书中内容讲述自己为了居留在大学毕业后就跑去结婚，随即被围困在婚姻生活，并展露出对丈夫、家婆和小叔全家的不满，颠覆人们对外籍女人在新家庭中的悲情想像。外籍配偶在许多人的想像中都挂有一种弱势标签，特别是来自贫困的第三世界东南亚的婚姻移民——年幼贫困辍学，为了生活嫁来这里，展现出刻苦耐劳，贤良温顺，以及带有点悲情的模板故事，一再地在影视剧中上演。（他人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想像，如同我们对欧洲的想像一般，许多人都说不出英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的差别，反正都是差不多的欧洲国家。）我们无法反驳这世界确实有许多这类群体的存在事实，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无法将别人的文化、故事和背景再套加在其他人的身上。曾听马尼尼为在她的讲座中谈及，即便居留在此地那么多年，也拥有一张硕士文凭，却还是收到过政府的招生通知，内容是为了帮忙外籍配偶更好的适应当地，而邀请去上识字班的故事。荒诞的故事仿佛一再强调，即便自己拥有多少成就，却还是会被归类为一个弱势外籍女人的想像中。台中的姐姐与我透露，她赚的钱其实比她的台湾老公还来得多，开着十几万的日产汽车，租了间四层楼的房子，有一层是自己的工作室，还养了三只猫。这三只猫叫什么名字我从来都没记住，反正黑色的就叫hitam，黄色的就叫kuning，虎斑纹路的就叫harimau，骄傲地一再和其他来过她家的人如此介绍这三只猫的新名字。对于命名，我保持着满满的成就感。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导生宴【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虚化的写作【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

1年前

文艺春秋

全国综合

争取公民权多年终如愿终以大马人身份庆国庆

今年的国庆月，他们终于可以以大马人的身份庆祝了！

1年前

全国综合

文艺春秋

牛油小生/黯然神熵

回南大听讲座的路上读完《神熵之岛》。诗人吴怀晨在后记里谈到他从南投横越台湾到花莲的山路探险，童年埔里Kaxabu族外婆讲给他听的山林神话，鹿野忠雄的登高笔记，以及921大地震的种种……的时候，我坐在双层巴士179号，从先驱路转入南洋道，进入南洋大学的遗骸，南洋理工大学借尸还魂的躯干，车身震荡，注意力稍稍离开书页，右手边那条我大学时代走过无数次的绿色丘陵有盖走道竟已被掏空，架起高架桥水泥柱，鬼手把一切都翻成泥黄，列车就快驶入校园了，一种现代性愿景，到时候，要出入岛屿西侧边陲的南大校区就再也不是什么麻烦事了，那时解封疫情，旅游业复兴，游览车车队驶入南大校园观光，走的不再是坦克当年驶入的路径，打卡的却是同样的历史，在籍学生受不了游客骚扰，最后校方规定旅游团必先注册，等到日后列车开进校园，又是另一种风景了吧。南大位处边陲，读大学那阵，住宿舍，懒得出门，远离新加坡国际大都会的繁华绚丽，静守在自己安逸的小小世界，打电玩看动漫办校园活动，自在生态中一如校园里偶尔会出现的马来穿山甲，摇头摆尾地在最后的乐园里迷醉，安分地做一只濒临绝种的动物，最近也才发现，原来新加坡禁绝盗猎，热心复育，穿山甲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数量攀升，经常被路人拍摄到腼腆的可爱模样。真不知道地铁工程会怎样影响南大校园周遭自然生态，那些野猪家庭、猕猴会到什么地方撒野，那些难以名状的昆虫蜘蛛又会在哪里筑巢织网？但等到完工那一天，以新加坡的效率，美丽花圃、豪华公园的造景，又将覆盖那些曾被破坏的物景吧，到时候，这块失落之地又将被国际媒体誉为全球自然与城市结合的完美样板，在全球宜居城市排名又添几分。高海拔雄山峻岭的台湾岛与柔波似平缓丘陵的新加坡有什么可比性？南岛语族、华人移民、西方与日本殖民、从热战到冷战、城市化、新兴民族意识、意识形态对立、夹在国际强权之间……似乎也不是不可比的，也许这座岛国也可以依样画葫芦，临摹一首神伤之岛，让那些马来黑熊、马来虎、麝香猫、庞蒂雅娜、巨乳奶奶、拿督公、大二爷伯、齐天大圣、九天玄女围着莱佛士花，谛听罗摩衍那、种姓制度、梵音、共产乌托邦和圣诞老人，在清真寺堂晚祷声伴奏中迷乱而熵，混沌不可名状。买这本书是在台北国际书展，印刻白亮亮的展摊，额满兑送我两张书签，小小温馨。那天台北还是暖呼呼的天气，我穿一件短袖牛仔外套，凑了这场繁体中文阅读嘉年华的热闹，妄想自己也是世界华文写作的一员，渴慕着认同，期待被重视，却找不到一个别人应该读你的理由。B在台上谈起311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发生后那几天，我们初次见面，刚好到东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被安排在早稻田大学教师公寓留宿，而他男友惊喜登场，我把主人房让给他们，B津津乐道，我却贫嘴说你难道忘了是你们把我赶出宿舍了吗？虚构一场大地震后凄冷东京街头流浪记。其实当时的细节我全忘了，只记得余震很大，我在报告的时候大楼都在撼摇，一如我们在新加坡收集学生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已经不读村上春树时的心灵震荡，会后几天总是盯着手机资讯，却还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到河口湖欣赏富士山美景，直到新闻报导公路遭余震波及关闭，我才急忙忙赶到机场过夜，换机票提早回家。对谈的沙龙位置靠近厕所，路过厕所、有点好奇的人群善意坐下充场给我打气，台湾人的温暖撑着我直到走出世贸一馆，向晚的天才开始变化，由优雅的J领路下走到初次见面的X投资的地下酒吧，竟越走越说不出话，天气一下子降到冰点似，生理机制把所有能量都燃烧给我御寒，脑子一片空白。J请老公给我带一件外套，我摇摇头，说什么只要喝一杯就好，最后何止一杯？续杯再续杯，天南地北聊，心底却担心隔天离开台北要到花莲玩，海风自广袤太平洋来，我这个热带傻子准备的衣装肯定不够用了吧，果然，更兼雨水飘飘，冷得刺骨，脚趾头都麻木了，只好赶紧在花莲大街随便买一套衣服御寒。懒惰策划，随便上网订了太鲁阁峡谷一日游行程，我这个无可救药的平凡游客，看清水断涯，走沙卡礑步道、九曲洞、燕子口，跟着导游先生在天险里赶鸭子，节奏有点太快，全来不及欣赏，直到结束台湾之旅回到新马，读到大地震消息，一对新加坡夫妻疑似失踪在沙卡礑五间店峡谷深处，我才意识到命运何其弄人，我不久前曾踏足见证的那鬼斧神工，在地壳颤动的刹那，成为其他人命运黑暗转折的瞬间，我躲过了一劫，庆幸之余，又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远方的灾异与他人的不幸，只能追踪救灾的新闻，看那读那接连几天IG故事，险象环生的地震场景，狂踩油门倒退避开落石风暴的轿车，幸运躲进石棚底下前后土崩瓦解粉尘一片迷茫只能不断爆粗惊恐的司机，摇晃的高架桥，倾倒的大厦与奋力救援的队伍……或许台湾岛与新加坡岛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地壳的舞动与静止，日常生活居安思危的确切与想像之别。一边读《神熵之岛》一边唤起匆匆花莲之旅的种种，那几天我就住在宁静美仑溪畔的一间民宿，吃附近颇有名的花枝米粉、炸鸡排，喝台湾啤酒，雨中逛节约街的白水商号，隔天雨樵懒人书店店长又把我引到时光二手书店入手与《一袋米要扛几楼》异曲同工的《伊欧涅斯柯戏剧选集》集读到里头那篇“秃头女高音”，现实原不过走音的世界观，噗嗤一笑。那两天还认识了写写字采编学堂有意思的杂志书，以及一趟因为东北季风而不得不取消的赏鲸航程。也许是因为花莲的美，或孤独旅程的遗憾，或这本诗集自带的特殊魔力，我一股劲来就是特别想给我带的几个学生专栏作者推这新创的神话，安排一场读书会，却在南洋岛国大雨轰隆的星期六下午发现，对于17到20出头的他们而言，直排繁体是攀爬阅读的第一道障碍，台湾原住民文化又是另一层膈，更兼不习惯长诗，读起来相当吃力。我才意识到我的天真，三四十年前华语普及的岛国新加坡曾习以为常的直排繁体阅读，在政策震荡之后，已是覆巢之下。幸存的雏鸟面对简体横向的世界，前提无非中国巨大市场的功利，以及一点点的慎终追远。新加坡华语文逐渐被遥远大陆统一的今天，纽西兰被新西兰取代，电单车取代摩托车，被镇守下来的，只剩下巴刹、巴士和德士司机一些日常词语了。诗集第58章，莎曼珊南岛语回赠课，“mata”是眼睛，其实马来语“mata”亦然，眼睛，复数“mata-mata”就成了警察，很多的眼睛，监视。动力火车节目上谈新马经验，“jalan”“lima”的排湾族语与马来语通，指“路”和“五”，认真调研，通用词单一定更长。 1955年成立的南洋大学，曾把境内马路以中国地名命名，就像蒋介石的台北地理实验，但校园大楼用的却是马来亚州属名称，天真的双重认同。渴望马来亚独立的新加坡华人，战后热情学习马来语，南大出现杨贵谊等年轻人刻苦自学，编出一套又一套华-马与马-华字典，可惜理想的马来西亚婚姻仅维持两年便在种族关系紧张中缘灭，独立的新加坡，失去马来亚的南大，最后被合并，遗址留给南洋理工大学，道路易名，大楼均以阿拉伯数字与罗马字母拼贴。在那场尴尬的读书会，我眼前的新加坡华人少年少女，再也不能理解南岛语族之间在语言上的关联了，而在马来西亚受过教育再到新加坡生活的人才不经意发现，他们比许多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还要新加坡。 “Makan angin”，我对学生们说，“吃风”就是兜风、出去玩的意思。我喜欢这种使用身体去感受的词汇。或“kacau”，张贵兴老师《鳄眼晨曦》写云落人祭鳄鱼时说：“大伯公鱼，我没有轧交你，你也不要轧交我……”那“轧交”就是骚扰的意思，你不惹我我不惹你，马来语本意混乱，马来西亚国家马来语参考中心字典条目下例句好有趣，什么“pemimpin-pemimpin Perikatan menenteramkan keadaan kacau di Singapura”，意思说某个联合组织平息了新加坡的混乱局面，读了有种恶趣味的即视感，其实反讽马来西亚混乱的自身，也颇能点出新马之间暧昧情仇，前任总爱偷偷取笑你。熵，热力学第二运动定律，倾向于无序之平衡，混沌，不正是“轧交”之美吗？闽南语“莫”加马来语“kacau”再加个我，曾是多少人的口头禅，如今新加坡日常语言中的“轧交”也早已被“sabo”给替代。 ——英语“sabotage”，搞破坏。吴怀晨在书中提到“返来做番”的概念，那是一种失去身分后的重拾与重构，我向那五对年轻的眼睛分享，最近新加坡不就有一群年轻人在拯救方言吗？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因为失去而必须追索、重造，在各自的神熵之岛，创造自己的神话。创造神话，是排他而独善自身，还是认肯世事变迁的适应与交融，我更倾向于后者，不要害怕身分的混沌暧昧，哪怕过程必然艰辛。 179号巴士绕行南大校园一圈，离校前会经过我曾经住过的7号宿舍，那时住了两年，偶尔会借用厨房煮咖哩鸡或辣沙幼米粉请同学吃，考试周不想读书还经常拿个篮球到宿舍旁那残旧的篮球场投篮纾压，没什么了不起的记忆，我却老爱说我是7号宿舍的人，无可救药。如今人去楼空，静静望着泛岛快速公路，等待被拆解重建，毕竟那条快速公路也曾经是南大的校地，只不过被征用，才贯穿自己原来的身体，至于建校时最早的山门，正版南大牌坊v1.0，多少年来被孤立在公路的另一端，黯然作为一段不愉快历史的纪念碑。相关文章：牛油/牛油的联想牛油小生／Last Play 牛油小生/无猜（上）

1年前

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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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

在公馆大学兼任教学助理已有3年之久，一般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教授上课时的一切设备操作、影像录制、列印讲义、批改作业、计算成绩、讲座报账等事宜。通常一任聘期约5个月，一个学期结束后就要重新去敲定下学期的工作安排，如果遇到互相看对眼的相熟教授，就会绑定彼此来避免在下个学期都踩雷。每学期开会要挑选担任哪一班的助教时，偏爱去选择国际生的课程。这3年来带过许多班级，从初来乍到基本对话都非常困难的国际生初阶语文班，到能流畅对话和书写的进阶语文班，以及特别设立的中文系国际生班都有带过。遇过的学生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许多不知名的国家甚至需要上网搜索，才能准确知道坐标，就像他们也不太会知道马来西亚其实在哪里一样。我总需要语重心长地解释，那是位于赤道，一个炎热且平凡的国度。脱离自己的母语体系，去进入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是跨越大半个地球，从美国、墨西哥、蒙古、韩国等地，阔别成长十数年的故土独自奔赴而来。他们的背景与程度不一，尤其是初阶语文班的学生，批改作业的过程是有趣与痛苦的并立。所有的观点是如此新奇，将文字生硬地拼凑在一起，而我需要根据每个辞汇的摆放去串联出线索，然后通灵揣测出原本想要表达的意义。观看每份学生的自我介绍作业，他们对自己身处异域的印象阐述都不相同，各种的文化冲突与新颖体验，都在一次次更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他们在这陌生土地的许多“第一次”我都并无参与，不过是透过作业的阅读意外窥探了他们的过去。但这一切却是如此的熟悉，他们的许多故事我也似乎都曾经历，仿佛在勾勒自己过去早已淡忘的记忆。是啊，毕竟我与他们一样，都是这里的外来者。 5月初，应课堂老师的安排，带领国际班的学生到校外去参观展览，结束后与几位日本学生到附近的餐厅吃午餐。他们点了份炒饭，闲聊中谈起日本的饮食文化，我问他们说：炒饭、拉面、饺子都是日本常见的中华料理，那日本要怎么区分中华料理和中国料理的不同？无论日本、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其实都已透过好几代人的时间推移，将食物的味道与印象从原初的发源地转变为符合当地的饮食味蕾，驯化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这是马新华人饮食与中国饮食的区分，也是日本中华料理和中国料理的不同。一份外来的食物传输到异域，会被时间与其他文化驯化成不一样的味道，然后成为在地饮食的一部分。有时，我也开始厌恶起我的舌头，渐渐地，我的舌头似乎不再属于自己。它开始不耐辣，不耐甜，无法再承受全糖和全冰饮料的冲击。过去曾发誓永远不再吃的台式烧腊饭，在多年后也渐渐地不再觉得难以下咽而产生抗拒，这顿时令我感觉到一种被驯化的恐惧。总觉得马来西亚人都有一种变色龙属性，每到一处新地方就能很自然地抛弃自己的特征，来融入新环境。好几次与台湾友人谈到国外的作家时，我们聊起了波兰的诗人辛波丝卡，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威尔斯的诗人狄兰托马斯，以及他们充满异域语言与想像的作品。各种语言和意象在每本书间不断跳跃，进行着跨越时空的世界旅行，以至于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经常忘记，他们口中的外国人其实也包括自己。于是我又在每学期教学助理的会议上，再次挑选了批改国际生班级的作业，一读再读那些外国学生写下的蹩脚烂作文，来抗拒所有驯化过程的起因。他们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虽然肤色和母语或许与我并不相同，但他们其实与我更为接近，都只是这里的外来者。相关文章：胡玖洲/昨日故乡【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投稿须知【文学意见.回应】胡玖洲/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答章楷治书

1年前

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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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我们这代的认同——给一位中国研究生回的信

有中国研究生以我的长篇《遗梦之北》写论文。来信问所写的内容是否认同。其他略过，就“边缘处境及身分认同”这题，我给她写了封信。后来学者林建国给我建议：很认同。我觉得可以发表，让中国学者及研究生们参较。他们有机会应到大马待个至少一两个月，才会理解我们在地想法。你的信如能发表，就能省下我们其他人很多解释上的力气。你好：先说我的感觉吧。中国学者读马华文学，比较注重作者的身分，从中找到一些“中华民族”特质，说明这是“海外华人”的文学，有着“心系祖国”的深层情结。对此，我认为得先厘清“马来西亚华人”和“海外华人”这两个概念，对研究马华文学，能避免陷入“先入为主”的盲点。基本上马来西亚没有“移民文学”。而五四时期，或战前南来的文人作家，他们的作品不能笼统地列为“马华文学”。实际是“侨民文学”。因为那时马来亚还没独立，是英国殖民地。而“海外华人”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中国学者有的还没厘清。在他们的认知上，“海外华人”即“中国移民”。等同严歌苓、虹影等作家，他们本来是中国公民。换言之是从中国移民到国外，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华人”。这些作家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移民文学”。马来西亚并不存在这样的“海外华人”，而我们这一代人土生土长，因此马华作家的前半生是没有“祖国”的，也没有乡愁，但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然而又有别于余光中的乡愁。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而我们呢，就只有文化的原乡，是：“父亲在远方以北，母亲在南洋此岸”我认为这是比较贴切的说法。尽管没有身分的原乡，也没有“移民文学”，可马华文学展现得更多的是先辈的历史足迹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这些一直都是马华作家的创作命题，却都不是刻意的，也不是马华作家故意为之。而是文化与传统同是一条血脉，与生俱来。如果你对马来西亚的历史有所涉猎，必会有所了解，因为意识形态，因为政治上的种种原因，马来西亚与中国于1974年始正式建交。而且那时国人赴华仍然有着许多限制（我最引以为憾的是，我的父亲没能活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做梦也没想到，马中关系会发展到如此友好——中国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父亲那一代人连做梦也不可能梦到的！自父亲南来以后，他再也没有踏足中国的土地。父亲的乡愁是余光中式的“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自懂事以来，父亲就给我们讲述许多祖辈的事迹；他对祖辈的祟敬，对童年时光的美好追忆，而更多的是对故乡的缅怀。你说的对，我的作品有我的生活经验与创作原型以及成长历程。我把童年印象深刻的事物写进小说里，从而反映那个年代的社会气息和人文景观。这些对我而言，既是美好也是惆怅的，我总觉跟它的关系如同父母般地血脉相连。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小说里所写的传奇人物，那些诡异的事件，甚至可以与历史事件连结在一起。我的用意是反映地域的特殊性，即多神膜拜与迷信。这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这都源于中国沿海的地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带过来的——是移殖后而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民间信仰。我本身是不相信这些的。比如小说中写到的蛙战，其实从科学角度是不难解释的，但在民间，则不乏这种思维。中国经历了文革，这些都没有了，但在南洋却都被保留了下来。民间信仰是文化的一环。至于神灵的存在与否，信则有，不信则无。而宿命，亦非我所要表达的，只是意在反映小说人物的思维，以及那个年代的社会氛围和对命运的认知与判断。相信神灵的威严或许会让智慧受到置疑，然而认同生命是卑微而惶惑的，则与民智无关。于此种种，我有着深刻的体会。并早已转化为我内心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这些故事在无情的岁月里被尘封，甚至消失殆尽。这可说是我写《遗梦之北》的意图。以上的，希望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相关文章：【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浮想联翩【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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