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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内，藏有一册郁飞签赠方修的《瞬息京华》。1992年，新译初成，花甲之年的郁飞携带新著，亲赴星洲。此行是为了赓续一段父辈的未竟之愿——代父亲郁达夫，完成那部在南洋起了头，却终未完成的林语堂译作。夙愿已偿，欣慰难免。 1940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终告破裂。母亲决定离开新加坡。临行前日，她特地来到郁飞就读的美国教会学校，与儿子作别。那年郁飞不过十一二岁，大人的感情纠葛，孩子终究是看不清的。那天下午，他懵懵懂懂地随母亲去看了一场电影，像是履行了一场静默的送别仪式。此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客居星洲。直至太平洋烽烟来袭，父亲才匆忙将他送回中国。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细述了他与父亲在南洋共度的短暂时光，也为今人重现了旧时星洲的街景与人文光影。早年读至文中提及父亲的红颜知己李小瑛，并未十分在意，只当是才子郁达夫生命中又一段萍水相逢的南洋轶事。后来方知，这位女子实则来历不凡——林语堂《瞬息京华》的译事得以在星洲开启，背后亦有她倾力相助的身影。李晓音之名，在郁飞的笔下留下倩影。然而，文献所载，她亦曾以李小瑛、李筱英等名行世。其名之流传，与上世纪中叶风靡新马华人家庭的“丽的呼声”方言广播电台紧密相连。这家源自英国的 Rediffusion Limited（最初名为 Broadcast Relay Services），于1949年8月1日在新加坡启播。据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考证，“Rediffusion”译作“丽的呼声”四字，正是出自李小瑛与其同事张轼（战后初期南洋华侨中学的教师）之手。日军撤退后，李晓音自印尼重返新加坡。1949年7月31日，《南洋商报》推出“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辑”。时任该电台首任中文部主任的她，于特辑中发表〈这是丽的呼声！〉一文，详述电台的渊源与发展，成为这段广播史开端的重要见证。这位才华出众的女性，其实更早之前就已走入郁达夫的生活。她曾一度住进他的书房，成为他生命中一位颇为特殊的红颜。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对她着墨颇多：李晓音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容貌秀丽，中英文俱佳，原任职于新加坡英国情报部，后转入电台担任播音员。约30年后，郁飞娓娓道来少时在异乡的岁月，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少年对这位闯入父亲生活的女性，那份难以全然接纳的复杂心情。文中写道：“随身有条年岁远比我大因而已经发脆的俄罗斯毛毯，是三十七年前星岛临行时这位李小姐送我的”。烽火连天，人情幽微，往事如烟，实不足为外人道。李晓音随后举荐郁达夫出任《华侨周报》主编。该报由本地名流林文庆题写刊名，于1941年4月3日正式创刊（《南洋商报》1941年4月6日载）。据郁飞回忆，其父郁达夫于同年年中接任主编。彼时，林语堂早已将注释本Moment in Peking及500美元翻译费寄至星洲，力邀他执笔翻译，并坚称此书非郁达夫不可译。他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中申明四点理由：自身忙于英文创作且不擅京话；郁达夫中英文精湛、译笔老练；其文风纯正，无生硬欧化之弊；并已附上三千余处详注以供参考。此时郁飞已然懂事，甚至鼓励父亲：既已收下翻译费，且《华侨周报》甫经发刊，若能连载父亲译注的《瞬息京华》，必能提升报刊身价。郁达夫后来果真动了笔，李晓音则从旁协助，为他斟酌文字，处理编务。未几时局骤变，战火蔓延南洋，翻译工作被迫搁置。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与远在美国的林语堂也自此断了音讯，林语堂终未能等到那个他所期许的完善译本。约在1941年底星洲沦陷前夕，李晓音搬离郁达夫住所，随英军远赴印度。 1942年2月，郁达夫仓皇避难苏门答腊，于流离间作成《乱离杂诗》12首。其中前7首，常被后世视作对李晓音的深切寄意。诗中“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一句，尤似道尽乱世情谊之，欲说还休。然此中情愫，终难定论——2014年，其女Felicia Zhang据母亲口述，以英文发表〈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明确否认二人曾有恋人关系。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星洲【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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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星洲

1955年，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应陈六使之邀，远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可惜，他的办学理念与董事会格格不入，分歧日深。就在南洋大学即将开课前数周，林语堂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新岛。这位自1930年代起旅居美国、以英文写作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对新马社会的现实与人情并不熟悉，更难体察一所由华人集资创办、寄托民族文化理想的中文大学，其内部复杂的人际与政治结构。林语堂与南洋的情缘，始终缘悭一面。早在二战之前，即1939年前后，他便将自己在美国写就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寄于当时旅居新加坡的郁达夫，请他译为中文。这部小说原是林语堂在筹划翻译《红楼梦》时的创作转折——他原来想以英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后感《红楼梦》所映照的社会距现代中国已有时空隔阂，遂决意参照其结构与笔法，另写一部描绘近代中国社会图景的长篇小说。为专注写作，林语堂于1938年春举家迁居法国巴黎。他的长女林如斯回忆：“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是空前之记录。”这部历时一年完成、长达70万字的《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出版后畅销5万册，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这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年逾40，作品甫一完成，便急于将其译为中文。彼时虽不乏通晓中英文的译者，但能令林语堂信任并托付此任的，唯独挚友郁达夫。那时郁达夫旅居新加坡，任职于《星洲日报》和《华侨周报》。林语堂特地致信相邀，并在信中明言，希望借由小说的译介，弘扬中国抗战勇士的可贵精神。他在信中写道：“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显然，从《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到《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再到《瞬息京华》，林语堂逐渐意识到，唯有小说最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 1940年，林语堂得悉郁达夫允诺翻译后，随即寄去5000美元酬金，并附上原著中引用的古典典籍、人名地名及成语的详尽注解，同时交代小说的中文书名——《瞬息京华》。然而，此时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关系已濒临崩解，他已几无心力投入翻译。当年5月26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版刊载郁达夫的〈谈翻译及其他〉，文中提及此事，并说明他曾将译稿呈交作者审定后方刊登。事实上，《瞬息京华》的译稿最终仅在他主编的《华侨日报》上刊出开篇，便告中止。1942年，战火蔓延，《华侨日报》停刊，郁达夫离开新加坡，不久殉难，《瞬息京华》的译梦至此中断。郁达夫与林语堂私交甚笃。尽管酬金早已支付，林语堂却未能如愿得到完整译稿，但两位文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却由此传为文坛佳话。 1975年，林语堂凭《瞬息京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此作也被普遍视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早在40年代初，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首个中文译本已问世，诗人卞之琳评其书名“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弟子赵毅衡后来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亦指出，该译本“并未差到太离谱的地步”。然而，当时的林语堂对此并不满意，特地在国内报纸刊登广告声明，劝告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态度颇为坚决。或许，自始至终，他心中理想的译者，始终只有知己郁达夫。半个世纪后，1991年，郁达夫之子郁飞以“子偿父债”的心意，历经10年完成《瞬息京华》全译本，被普遍认为最忠于原著，也最能传达林语堂作品的神韵。翌年，郁飞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追忆父亲当年从林语堂手中接过书稿的情景——那一年，他也在新加坡，时年12岁，记忆犹新。从郁达夫到郁飞，父子两代跨越时空，在南洋接续了《瞬息京华》的译梦。这段文学因缘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尤其是郁达夫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与南洋大学校友薛依云。薛依云指出，直到今年，在“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或仍藏有至今无人见过的《华侨周报》海外译稿孤本。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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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绍球/南洋二首

一、访康有为不遇——记某个午后造访丹绒端灯塔风在这里有时说闽南话有时也说粤语，说海浪拍向石头的腔调康先生提笔，落款处写的是： “不准倒退。哪怕一寸。” 而你已经退到南洋退到一座鹭鸶也懒得停留的白塔旁潮声像旧帝国的余音每天四次，提醒你： “你输了。” 你收起了变法的梦改用手写日记内容是：今午午餐有鱼此地椰林胜我故园一条小径通向海通向未竟的康梁合照梁启超没来只有一只猴子从灯塔顶跳下你说那是历史，朝向你自己嘲笑你还穿着长袍你试着教灯台怎么用光划破黑暗光却反问你： “你知道自己在哪吗？” 晚风再次擦过你的胡须你低头想起那年颁布新政前的早晨你也站在高处以为改革是可以直射的光可现在你知道—— 塔只照远方，从不回头…… 二、热带以南的笔锋——记郁达夫之死街角的椰影太长，长过一句未完的话你拎着一口箱子，里头是国文课本、家书和一罐尚未干透的墨印度尼西亚雨季已过，日军还没来你站在书报社的屋檐下手伸进纸堆中，像伸进过去抽出一页页未刊的民国、锄草与梦那不是笔名，是你藏身的名字不是稿费，是逃难的车费不是小说，是你不愿说的事实有人在吉隆坡见你在《原野》中沉思有人说你在苏门答腊的某个午后被几个穿军靴的影子拖走消失时带着眼镜、破鞋和几页手稿留下一句话：“不合作，因为我写字。” 你从不写烈士只写人只写在异乡煮饭时的怀乡熟香蕉的香气撑不起神明信仰在午后慢慢变凉我们后人追着你的脚印找找不到尸骨只在星洲港口边的旧报摊找到你最后一次署名的诗写着： “南洋不是我的终点，是祖国梦里的惊叹号。”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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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开得迟，才能经得久——郁达夫〈迟桂花〉读后感/赖友兴（吉隆坡）

平淡的过了51岁生日，收到三三两两的祝贺，如果说让我感到惊喜的，莫过于税收局来了祝贺生日的讯息。年过半百，对人生却愈感彷徨；生活在喧嚣、拥堵的城市的我们，想不起最近一次悠闲地吃饭是多久以前的事。闲适地出游，慢活式的赏景，而不是景点式打卡只为在社媒上分享又是多久以前的事？更甭问多久没度过一个发呆、漫步、无目的地的下午了。想起中学时有读过鲁迅的〈彷徨〉，在线上搜索一下，却意外的看到郁达夫〈迟桂花〉的文章介绍，顺手点了进去，看看能否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读过郁达夫晚期作品〈迟桂花〉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领悟：人生是一场长途跑，好与坏的时候总是在交替，何必时时在意？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人生不必扼腕随走随散的人事物，这些聚散本就像大树般的诸多桠杈，当这杈在微风中再一次轻碰那桠时，都已经历了许多的历练，都有着不同的沧海桑田。郁达夫以〈迟桂花〉做为小说的标题，故事是以翁则生迟来的婚礼为衬底，婚宴做结束，看似苍凉的事物摇身一变，带上了喜气。迟桂花表面指开得较晚的桂花，暗指翁则生迟来的婚姻、妹妹莲迟来的安稳。相信事情会有转机翁则生的一生算不上顺遂，甚至有点过分的波折，好像生命就是要看他在痛苦中来回摇摆：父亲早死、家道中落、重病缠身、被退婚、甚至想过自杀…… 最后，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恶症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减轻了、家里也勉强地干起了一点事业、居然又有人来同他议婚了。一切好像，终于得到补偿。仿佛传递了一个神谕：总要相信事情会有转机，总要相信美好总会迟到。人啊，就是这么活着的。这似乎就是我意外的收获。这些年另一件让我彷徨的是，和本家兄弟的关系日趋疏离，子侄互相疏远，彼此感情异常淡薄。我又不经意的搜索了郁达夫与兄弟的关系，结果读到郁达夫与大哥郁华关系非常不好，两人发生过过冲突。郁达夫更写信与大哥绝交，他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沉沦〉中写道：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而从该文展开阅读也得知鲁迅和亲弟关系也异常不好，他的弟弟周作人还曾像郁达夫写信与大哥绝交那样修书宣布与鲁迅断绝兄弟之情，而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搬离八道湾大院后回去取自己的书和物品时，还遭到周作人夫妇谩骂殴打，直到鲁迅过世，周作人也没有给哥哥奔丧。但两人与本家兄弟交恶的原因不一样，结局也不同。鲁迅与周作人交恶的原因到现在还没人可以弄清楚，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鲁迅，与他俩关系不远不近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但兄弟二人是到死都不再往来。郁达夫和郁华交恶原因则很清晰，就是因为大哥管教他太严厉，在郁达夫看来，他的大哥是在“欺负”他，“待他苛刻”。但郁达夫虽然一时气愤与大哥“绝交”，内心里，他还是依恋大哥，经济上，他也要依靠大哥，很快就跟大哥和解了。这看似又是我的另一个意外收获啊。

7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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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船票送郁达夫【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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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船票送郁达夫

说潘受是一位诗人，不如说他更是一位爱国诗人。那么他所爱的究竟是祖国，还是南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展开大规模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火的阴影逐渐逼近南洋，南洋华侨早已蓄势待发，竭尽所能，为抗敌救国、为世界和平以及为公理正义而战。这一年，也是潘受南渡的第七个年头，此时他正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校长。身在海外，面对日本帝国的肆虐侵略，他对祖国这一场灾难绝不能置之度外。 1938年，来自南洋各地的百余名筹赈会代表齐聚大会，共同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潘受与陈嘉庚相差37岁，却毅然接受义务秘书一职，深得陈嘉庚的倚重与信任，全力协助推动华侨赈灾工作，掀起了一场席卷南洋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他为该会成立赋诗以明志：“立国五千年忍使黄魂沉赤县；同侨八百万誓扶白日照青天。” 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群情激愤，反日情绪高涨，人们纷纷抵制日货、罢工停产、走上街头示威，巡回演出宣传抗战，并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1940年4月28日，《南洋商报》刊登消息——“华侨回国慰劳团下月赴各路慰劳军”。该团由陈嘉庚组建并亲自率领，潘受担任团长，是全团最年轻的成员。5月间，他带领团员到重庆与陈嘉庚会合，期间结识众多抗战名将及政府要员。1997年，86岁高龄的潘受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回忆道：“那次中国之行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让我第一次亲身领会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精深博大。”这支慰劳团自新加坡出发，经缅甸、云南、贵州，最后抵达重庆。随后又从四川辗转奔赴各地战区，足迹遍布十余个省份。 1941年，潘受重返新加坡。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记载，潘受曾于1941年1月至6月担任中华学校（即中化中学前身）校长。当时，《南洋商报》亦有报道，麻坡中华化南校董部常务会议已通过聘任潘受为校长（1941年1月14日）。然而，由于频繁奔走于新马两地，难以兼顾校务，潘受遂于半年内辞职。 1972年，适逢中化中学庆祝建校60周年并出版《中化六十年》纪念刊，潘受以翰墨寄怀，特赠七言绝句二首如下：其一树蕙滋兰六十年，中华声教化南天，芳菲一卷春风史，筚路从头记昔贤。其二：海氛岁值乱离秋，书剑吾曾此小游，痛忆故人冤血碧，羊昙何忍过西州。潘受在诗中既缅怀建校先贤的辛勤付出，也追忆自己与学校在日军南侵时期结下的因缘，并寄托对战乱离散与故人罹难的深切哀思。他更提及麻坡沦陷后，地方上惨遭屠杀者近二十户，其中包括“余在职时之本校董事会主席李君天赐洎董事多名，洵惨绝人寰矣。”此墨宝如今仍珍藏于该校馆藏。日军的爪牙迅速伸展，战火蔓延，新加坡旋即沦陷。潘受在战后1940年代的多首诗作中，及时记录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1948年，他在新加坡怡和轩与友人追忆郁达夫这位南来的中国文坛巨匠，写下〈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郁达夫于1938年12月底应《星洲日报》之聘抵达新加坡，直至日据时期，最终在1945年8月29日日军战败投降之际，于避难地荷属苏门答腊离奇失踪。 1942年2月，潘受原已购得小电船船票，计划携家眷自新加坡这座“围城”逃往临近的苏门答腊小岛。郁达夫得知后，亦表示希望同行。临行前一晚，众人下榻怡和轩，郁达夫携行装前来，除衣物外，还带了一瓶白兰地、十余块牛肉干及一部《诗韵》，准备在船上吟诗唱和。当晚，他们畅谈共饮，别绪未生，反添几分欢愉。酒酣之际，潘受忽然决定将自己的船票让予郁达夫与胡愈之，送二人先行离去，自己则另寻他法分途逃亡。世事难料，郁达夫终客死异乡。战乱之际，他化名赵廉卿，滞留印尼，最终遭日本宪兵杀害，尸骨无存。潘受悲痛不已，赋诗悼之：“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一死换千生”，确是对郁达夫的至高敬意。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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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书藏我家/何国忠

罗孚在〈叶灵凤的后半生〉说叶灵凤藏书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叶灵凤一提即眉飞色舞。《新安县志》在广州和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叶灵凤检验后确认内地所藏有残缺，仅存3部中他的《新安县志》最全。新安涵盖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县志》所含历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国殖民政府关注这部书。叶灵凤在世时有人以数万港元求让，价钱相等于今日币值数百万，诱惑力虽大，叶灵凤置之不理，只让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供学者参考，没有封锁知识。于公于私，两边平衡。定居香港以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叶中敏在〈爸爸去世后〉回忆说“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杆维持。记忆中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挨过一顿饿，没有少穿过一件衣裳，家中还雇有女佣帮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当爱书人易，当藏书家不易。王学泰在〈闲话藏书的闲话〉说他一度爱收古旧书，后来放弃，钱有尽，书无穷，古旧书市非他所能染指。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王学泰只进不出，不愿将书当商品，终究无力和珍品周旋。叶灵凤虽不卖书，但是月月有余钱添购，积少成多。罗孚说叶灵凤家里“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爱书就会藏书。藏书不读书，多为书商。藏书又读书，多为文人，翻了再翻，将书读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爱书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纸张，样样讲究。收入多年，阅读时小心翼翼，书相完好如新。至于购买不同版本，做校雠工作，则进入研究行列。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都有类似经验。叶灵凤对郁达夫敬重有加。他说他的藏书“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郁风有一篇题为〈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的文章，说叶灵凤和郁达夫有相似的读书、藏书、失书经验。郁风散文好画作好，她是画家黄苗子太太，郁达夫侄女。她说三叔郁达夫不管身居何处，“便如吸烟一样上瘾的不可一日不读书。” 用钱换书心诚始终郁达夫买书、失书的经历不断循环。他有不少书留在日本，带不回来。随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时，都存藏书。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大骂日军。他说战乱最难恢复的莫如文物图书。他在杭州所失之书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来的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下至商务、中华之辞典及名人年谱。他说“像同文石印的《骈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他还收有明末清初禁书，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百名家词抄、诗抄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近六百余种。另有英、德、法、日文书两万余册。郁达夫留下感叹：“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序言说1939年1月郁达夫到槟城，温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钟，郁达夫出现，说早上7点出门找旧书店，在一家印度人书店买了一大堆好书。其中有几本是德文的王尔德，郁达夫说“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钱”。爱书是天生的，旅游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逛书店。从前不管是从照片或亲身参观，对以书为壁的庄严布置，羡慕非常。书架直达壁顶，人在其间，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书架也有藏书，让自己开心的好书不少，但是都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或善本，价钱与买入相比，只有贬值，离真正藏书家定义，相去甚远。马来西亚有人以销售名画致富，却没听过有人经营善本书维生。说来或是幸事，没有流连其中，少了诱惑，少了失书之悲凉。 “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句子。我最近写“物莫不聚于所好”，挂在书房。任何物品都会汇聚在爱好者手中，叶公喜龙，真龙最后忍不住，走到叶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观。阿堵之物指金钱，蒲松龄说爱钱者多，富有者少。因为鬼神不喜贪钱无度的人。面对痴心人，鬼神则不生气。爱书人将书藏于自家，用钱换书，心诚始终。蒲松龄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对痴书者是有怜悯之心的。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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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的星洲战友

与大多数曾经旅居新马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郁达夫与南洋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却因为他的性命终于南洋，铺垫了一场“生死恋”，这七十多年来终究叫新马的读者引以为憾。郁达夫旅居新马只有三年两个月的时光，然而他带给当时新马文坛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未退。 1938年底，郁达夫带着婚姻的伤痛抵达新加坡。“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这是《毁家诗记》的第16首，后来详加注解：“建阳道中，写引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此诗写于他前往南洋途中，隔年于香港的《大风》刊载。这话竟是一语成谶，“郁达夫”成为马来西亚一代写作人的“集体记忆”。郁达夫到任之后，开始接手《星洲日报》多份副刊的编务。对这位早在上海已办过《创造》季刊的专业编辑而言，这份任务绝对难不倒他。他先是接下《晨星》、《繁星》，之后又有《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星期刊的 “文艺” 副刊，同时创办了《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所编辑过的文艺版位实不能尽数，郁达夫见证了马华文坛战前纷纭多元的文艺版位。郁达夫原就铁着“上南洋作海外宣传”的心志，这时期他已不再写小说，也不可能再有心思写小说，倒是抗战的政论和文艺随笔，他写了不少。郁达夫抵步南洋不久，即1939年1月1日，《星洲日报》的新年特刊即刊载他第一篇政论〈估敌〉，此后一周内每隔几天，《晨星》和《繁星》都有他的文章，从不间断，直至日军占领，郁达夫逃亡避难荷属印尼。 1939年，星洲日报拟出版《星洲十年》，记述30年代新马社会的发展变迁，找来了关楚璞任主编，其他编委则有郁达夫、姚楠、许云樵等。按姚楠的记述，郁达夫当时非常忙碌，社交应酬也多，《星洲十年》的编纂，郁达夫实际上是处于顾问的地位。当时姚楠已开始投身南洋研究的工作，隔年，他和刘士木、张礼千、许云樵等人于新加坡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并创办《南洋学报》，郁达夫不仅参与了该学会的发起，同时担任了两届理事，对南洋研究的工作非常支持。他著名的南洋游记〈马六甲纪游〉即发表在第一辑《南洋学报》上。彼时正是烽火战乱之时，个人生死和国家安危，朝夕不保。郁达夫和他的南洋战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也为了学术与知识的推动，努力办报、写作、研究，同时协助促进马华文艺的发展。身陷绝境，他们更是惺惺相惜。郁达夫和王映霞破镜难圆，最终决定在星洲协议离婚，时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的关楚璞即是见证人，他说郁王二人离婚后，郁达夫认为不做夫妻，作朋友也好，短期内仍同居，王映霞回国之前，郁达夫还在新加坡南天酒楼设宴，题诗送别。姚楠和郁达夫也是同仁编辑，私下交情甚笃。1939年，姚楠还在星洲日报报社工作。战乱时期，他想在南洋成家，举办婚礼，但因为双方家长都在上海，只好找来比他大十几岁的郁达夫作主婚人。姚楠回忆道：“他一口答应，后来我们结婚时，他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我们的婚约产生了效力。《星洲十年》的编纂处同人那天大部分到场参加，并拍摄了团体照。这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纪念。”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逼近新加坡。不少南来的中国文化人陆续回国，包括姚楠。郁达夫这时已为儿子郁飞买好了船票，并请随行的姚楠照料，自己却留了下来。新加坡沦陷之前，郁达夫逃往苏门答腊。曾任《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也是当时跟郁达夫一起逃亡28人中的战友回忆，郁达夫就在防空壕里问过他，“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他的回答是——“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身在战乱中的文人战士，命运堪虞难免。1945年初，他写下遗言：“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是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9日，郁达夫从此“消失”了。今天，我们再读郁达夫在南洋最后的文字，唏嘘无比。他于1940年4月19日《晨星》上写道：“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报刊上做过慷概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的指导者。” 郁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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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日式的裸露与坦荡

郁达夫总是自嘲自己是夹缝中生存的“零余者”，无一刻不是觉得自己是世上多余的人，或也因如此，他故意蔽美扬恶，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他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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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死在南方的郁达夫

郁达夫于二战前的1938年抵达新加坡负责编辑《星洲日报》副刊，他对当时华人社会的文教工作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其人其事仍为后人所记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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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俊奇 | 郁达夫岁月如铅，少年初静

郁达夫吃蛋，泰半是听取和他一同寄宿“支那”同学说起的饮食术，要是夜里做了伤害身体的事，第二天就得赶紧吃“鸡子加牛乳”补回来，这样才不会精神萎靡，才不会误了学习。吃蛋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郁达夫。但前提必须是生熟蛋。并且必须以一种老派的，带点南洋风情的吃法：将两颗热水焖得半熟的鸡蛋，用茶匙轻轻敲开，倒在浅浅的碟子上，然后撒上酱青和胡椒粉，赶紧端起来呼噜呼噜，一股脑儿灌进嘴巴里——蛋摊凉了就腥了，青春也是。而我想起的，是少年时代留学日本的郁达夫。想起他夜里在被窝内的手不规矩，伸进了裤裆，第二天就会溜到宿舍的后院，趁房东女儿不留意，手忙脚乱地抓起两颗鸡蛋，活生生地敲破了灌进肚子里——有一次被逮着，房东的女儿故意作弄他，明知道郁达夫也有份轻轻拉开澡房的门，在氤氲混沌里偷偷看她洗澡，却问他知不知道他那几个“支那”同学总爱偷看女孩子洗澡，可不可以帮忙劝劝他们哪，说完还“噗嗤”一声笑出来，把另一颗鸡蛋塞进他手里，那你今天再多吃一颗吧。而郁达夫因为害臊，涨红了脸，全程低下眼，两只手一直来回搓弄着碗沿，不敢和房东女儿的眼神交接，可他体内生机勃勃的青春啊，正呼呼作响，随时准备喷薄而出。 [vip_content_start] 因此郁达夫吃蛋，泰半是听取和他一同寄宿“支那”同学说起的饮食术，要是夜里做了伤害身体的事，第二天就得赶紧吃“鸡子加牛乳”补回来，这样才不会精神萎靡，才不会误了学习。因此我马上联想起夏目漱石，他的那一部《少爷》，也写了和鸡蛋相关的故事。他说少爷寄宿的旅馆伙食什差，少爷不过是稍稍提起自己喜欢吃白薯，老板娘就干脆省下功夫，每天都只给他准备白薯，于是他只好偷偷在抽屉里藏些鸡蛋，一次吃两个，好替自己补补身体。后来有一次，少爷受不了欺压，决定惩罚仗势欺人的副校长，于是从袖兜里拿出预先藏好的鸡蛋，痛快地砸到副校长脸上，虽然那鸡蛋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原本是少爷偷偷藏起来准备留给自己补身体的啊。而关于吃，既然谈得兴起，或者我们暂且岔开去吧——老年的夏目漱石胃不好，却有着一根名副其实的“甜舌头”，特别爱吃豆沙年糕这类难以消化的食物，而少年时候的夏目漱石，食物是他探索生命意义的其中一把钥匙，他好吃甜食，文章里处处有意无意，记载他年轻时吃过并且念念不忘的食物，比如一碟3钱5厘的米粉团子，比如一粒一钱的包子，甚至还有一块5厘的豆沙年糕——而他钜细靡遗地把每一样吃食的价钱都记录下来，何尝不是顺道把他走过的美食路线事先替大家串联下来，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留下线索让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吃遍他提起过的美食？尤其是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他俩一直都把夏目漱石视为天字第一号偶像，初到日本留学，特地租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专门找夏目漱石爱吃的甜食，并争先模仿夏目先生的举动和喜好，那情怀之澎湃之热烈，和现在的铁粉骨灰粉比较起来，实在没有太大分别。反而是郁达夫。我想起郁达夫，往往先想到他对美食的奋不顾身，然后才慢慢想起他浪漫颓废的文体和风流成性的一生。郁达夫对吃十分讲究，胃口一点也不文艺，这恐怕是连鲁迅先生也都知道的事。有一次两人吃饭，边谈边吃，郁达夫竟然不动声色，吃掉了一斤重的甲鱼，还有半只童子鸡。我零零散散读过郁达夫的日记，最为吃惊的是，吃，竟然是他每日一记头等重要的事。他不吃泡饭，却对平日下饭的小食绝不马虎。喜爱荷包蛋，喜欢油汆花生米，也喜欢松花皮蛋，说是贪它们亲切可口，随处可得。不像他在东瀛留学的时候，每次看见端上来的四角高盘里的菜肴，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木片似的牛蒡，常常让他食之无味，欲哭无泪，极不甘心自己的味蕾受尽屈辱。就好像郁达夫和王映霞初初走在一起，明明日记里记的应该是约会时的浓情蜜意，可郁达夫记下来的，几乎尽是追求王映霞时请客下馆子吃饭的场面，每一次郁达夫把王映霞约出去，根据郁达夫的日记，发现他们电影只看了一回，饭倒吃了6次，其中5次郁达夫还把自己喝醉了，他们的爱情始末，看起来是千里姻缘，实则是推杯换盏，用饮食换回来最终落得一塌糊涂的男女关系。因此读郁达夫的日记，他最爱记录的，还包括了一日食程，比如“早晨访川上于沙面，回来在太平馆吃烧鸽子”；又或者“顺便去宁波饭馆吃晚饭，烤了一块桂花年糕同食”，把那个时代的人情和那个时代关于吃的情趣，都兴高采烈地记录下来，跟他平素写的散文和小说，那流动的忧郁，以及春风沉醉的气韵，还有作品里惶惶然不知所措的迷茫，终归有好一些距离。甚至郁达夫认为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中午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顿很满足的中饭”。完美的吃食，还有淋漓的性爱，包括到妓院寻花问柳，到招待所和女侍应暗通款曲，对郁达夫来说，都是很写实很人间的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他的坦荡荡和不加隐藏，在那个时候的文艺圈子里，曾经掀起了不小的惊涛骇浪。我还记得，刚和王映霞结婚那段日子，大抵是想老老实实地把往下的日子过好，所以郁达夫就对准备为他洗手做羹汤的王映霞说，要烧出好吃的菜，就一定要交学费，咱俩先到各大餐馆吃几天，然后一边吃一边研究一边偷师，一定会煮出好滋味来。可见性格上，说到吃，郁达夫也有他先天下之乐而乐的一面，在餐桌上更是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他兴高采烈地带着王映霞到处找好吃的，没两下子就把一个月难得挣回来的稿费都吃光了，王映霞心里着急，可郁达夫一点也在乎，还笑着安慰妻子说，我们现在花些小钱，偷了师往后自己煮，就不需要到外头吃，又省钱又有滋味，何乐而不为？而除了王映霞，郁达夫最常结伴一起吃饭的对象是鲁迅，亦师亦友，十分亲密，两人在吃食和喝酒两方面，口味都对得上，每每鲁迅收到学生或朋友赠予的好酒，通常都会转赠给郁达夫，并且郁达夫在文章里也写过，鲁迅送他两瓶从绍兴带出来的陈酒，已有八九年的陈年酒色，郁达夫心里马上盘算，这么好的酒，一定要烧几道好菜才配得起——最重要的是，那时候的鲁迅和郁达夫惺惺相惜，如果人的心粗了，交情馊了，吃得再精又有什么意思？除了鲁迅，平素和郁达夫交往频繁的文人，还有一个沈从文——只是和鲁迅相比，沈从文显然是最不爱下馆子的那一个。一来节俭。二来，沈从文卖文的收入怎么跟鲁迅比？我还记得沈从文有一次提起郁达夫请他下馆子吃饭，当时沈从文被生活所逼，都已经入冬了，身上仅穿着单衣，郁达夫看了心里多少有些酸楚，尤其冒着削面如刀的北风踏进沈从文住的地方，又窄又霉，而且冬天也没生煤，日子显然过得十分窘迫。于是郁达夫便请沈从文到附近的馆子吃饭，还点了一道姜葱爆羊肉，饭后郁达夫掏出5块钱付账，店家找回来的余钱，全数都塞给了当时怀才不遇的沈从文。后来沈从文很老了，都整七十多岁人了，还念念不忘当时的情景，笑得十分天真，像个孩子似的对人说，那时候的5块钱多大啊，他请我吃了饭还把找回的钱都给了我——这情景沈从文一直记在心里，逢人就说，生怕自己会遗忘，一定要自己一辈子都不可以忘记。而我怎么都算不上对郁达夫特别倾心。无论是他一蹴而就的文体，抑或他颠簸跌宕的人生。我后来看周润发演郁达夫，演的是郁达夫改名赵廉并改行卖酒之后的那一小段缓慢而迂回的频临结尾的人生，而这恐怕是周润发演过的从里到外最文艺的角色了吧，虽然只客串了约莫两分钟的戏，周润发穿件白衬衫，戴一付窄窄的圆形眼镜，并且不断掏出一块小小的白色毛巾抹汗，那时郁达夫在印尼，南洋天气炙热，烈日恶毒，仿佛随时可以将人烧成一团火来，可中年之后的郁达夫，情欲的火焰兴许已经被浇熄了一大半，烈的反而是被激发出来的为正义为公道当仁不让的烈士情绪。那阵子逃难的时候，郁达夫和朋友开了一家酿酒厂，酿出两款颇特别的酒，一款叫太白，另外一款叫初恋——因为郁达夫说，喝酒就好像初恋一样，喝得越多，就越容易醉。如果说不同的城市，就会对不同的作家戳下不一样的雕刻，巴黎教会了班雅明的是迷失的艺术，而日本给郁达夫留下的，却是弥漫着不肯退散的孤独与哀愁，即便后来他落脚南洋，岁月如铅，少年初静，那一片苍郁的绿，也绿得仿佛一年四季都是哀伤——郁达夫真正的风流，并不单单只是在枕席上，而是他后来裁剪掉的生命中大量的纯风景，以及他原本准备匿藏在饮食男女背后的传奇性，他不是登徒子，也不是真烈士，正如他儿子郁飞说的，他只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用文字解剖和缝合自己的文人，而一个诚实面对自己的人，又怎么可能在乱世尘俗中完完全全全的清净无尘？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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