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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睿瑜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洪爱珠笔下的老派少女,明明才二十来岁,却对同龄人所谓的“古董”情有独钟。好比挂在颈部的玉坠观音,人家都说我还年轻为什么戴那么老气的饰品,而我确实曾经因为他人的闲言闲语屡次将其塞进衣服,仿佛它见不得光。 小时候与菩萨有缘,《三世书》说我上辈子是闽南女神庙的抄经素女,日日超度亡魂,不图功德。这辈子,我与观音的因缘起于佛寺结缘物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唱诵光碟。那时的我只有六、七岁,日日盼着小阿姨下班后播经,我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听经,越听越喜欢,便把心经背起来。大人都说经文很难背,可我不觉得是一件难事,因为每个汉译文字都像脑海缺失的拼图,轻轻一按,脑海里的故事就完整了。 我家拜佛、拜神也拜祖先。哥哥姐姐都是观音菩萨的契子契女,我原不见得与观世音菩萨有多深厚的缘分。妈妈常说哥哥姐姐小时候多事,她和爸爸跑遍了中西医都无法根治他们的病况。无奈之下,他们转而借助信仰的力量,想为孩子做点什么。我和哥哥姐姐年龄相差较远,儿时健康状况也比他们好。不似他俩,我落地以来就像福建话说的“彭彭大”,是全家公认“好饲养”的囡仔。也许因为我太好照顾了,所以爸爸妈妈无需费心为我寻觅神明界的干爹干妈,我就这样长大了。 升小六时,小我5岁的表妹身体过于虚弱,照顾她的妈妈经常为她的健康操心。经舅舅与舅母同意,妈妈决定带表妹到广福宫给观音上契。托表妹的福,我终于在那年的第一个观音诞“顺便”当了观音的干女儿。当时年纪小,我已经记不清上契仪式的细节,只知道师父全程手摇刺耳的铜铃,我记得自己在心里和观世音菩萨说:“观音娘娘,我来当祢的干女儿了,要保佑我UPSR拿5个A。” 是的,12岁的我不缺什么。心无大志的我,只希望以最低门槛考上邻近华中的精英班,纯粹因为不想进入乔治市的中学念下午班,日日通勤与一班精英生比拼成绩。后来,舅母在我考UPSR之前送我玉坠观音,妈妈给我买了一条银项链,好让我戴了进考场。成绩放榜当天,我如愿考到五个A,顺利入读华中精英班。 从那以后,我非常相信观音,仿佛祂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学校害怕的时候,贴身的玉坠观音给了我直面畏惧的勇气。中学时期,我的课外活动非常忙碌,我不仅是佛学会主席,还是学长团秘书。由于两边都有我需要兼顾的事情,所以我经常不知道怎么分身,把自己搞得很狼狈。狼狈,却很踏实。 学长需在课间休息时间执勤,老师特别批准我们比一般同学提早5分钟离开课室。然而,看似延长的休息时间扣除10分钟的执勤后,我们的休息节还比一般同学少了5分钟。急促的时刻,我总是害怕自己来不及执勤,往往吞了面包就跑去站岗或巡逻,中学5年堆积而来的画面,至今依然出现于我的梦境,我似乎无法摆脱赶时间的阴霾。若逢初一十五,我那原本只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更是被压缩,因为我要到学校的佛堂供佛,给观音献花献果。 佛堂安奉的观音是观自在菩萨,祂永远露出潇洒自如的姿态,其神态与时间有限又身不由己的我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有时,我偷闲坐在拜垫看观自在菩萨,便想起儿时背诵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索性闭上眼快速地在心里默念一遍,就当做自己在初一十五当天也做了一件好事,心情自然畅快许多。 华中的校规是出了名的繁琐。除了发禁、袜子和校裙的长度,我们的学生手册还有长长一串的校规,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身为学长,我都一一遵守这些规定,唯独犯了不能佩戴饰品这一项。我一直觉得学校有点矛盾,虽然名为佛教中学,却不允许我们佩戴宗教饰品,这对观音不离身的我形成相当大的困扰。我带着明知故犯的心态,坚持不肯拆下玉坠观音,把祂藏在高领校服之内。体育课的时候偶不留神,我的观音不小心和外面的世界打了个招呼,使我尴尬无比。 或许烦恼的不仅是我,校方后来通融让需要佩戴宗教饰品的学生向纪律主任申请,我办理手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副总学长也交了和我一样的表格。获得纪律主任的批准后,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佩戴玉坠观音上学,直到16岁的时候为爸爸戴孝,殡葬单位负责人要求家眷拆下所有饰品,我才默默地将祂拿下。为爸爸守孝的深夜,我特别不安。爸爸不在,妈妈慌了,哥哥姐姐还没回家,我又少了观音的守护,丧礼对我而言特别难熬。 我记得自己为父亲戴孝前将玉坠观音摆在大伯公神像前,可是当我从殡仪馆回来,却一直找不到祂。原以为自己太累,搞错细节,但是翻遍全家,仍然找不到玉坠观音的去处。家人安慰我,观音带爸爸修行去了,我却不明白为什么连祂也要丢下我。爸爸头七后,妈妈把他剩下的现金分给我和哥哥姐姐,我摸着一小叠的钱,很想用它换爸爸的性命。 我很想爸爸。突然,妈妈提议用爸爸的钱买颗玉坠观音,如此一来,我便能把爸爸戴在身上,谁也没离开谁。妈妈的话打动了失落的我。翌日,妈妈带我去买玉坠观音,一方面代替不翼而飞的观音,一方面延续爸爸遗留的爱。从爸爸离世至今,我身上的玉坠观音不知不觉也戴了快10年。至今,即便我知道祂与我的穿搭违和,但我依然没有拿下。我喜欢把祂藏在衣服内,贴近心脏的位置。 相关文章: 金睿瑜/忌椎骨 金睿瑜/灵车上的父女 金睿瑜/父女专线
1月前
工作台对我来说意义不大。由于20岁才配有一张专属书桌,我仍习惯于公共区域写作。完稿以后,我才会躲进房间修稿。 寄居于外婆家的日子,我被分配的空间仅是一个床位。每当我写完功课,大人总是吩咐我把儿童折叠式书桌塞进神台和电视柜之间的缝隙,以免碍位。每个晚上,我总是跪在角落,小心翼翼地收拾台面,整理书包。 成长过程,妈妈像孟母一样,经常带着我们搬家,我好羡慕同学可以有一张“像样”的书桌。或许因为没有固定的成长环境,我的学习桌几乎从未与“专业书桌”挂钩,而是诸如饭桌、茶几、折叠桌等公共台面。总归一句,这些都不是我的个人书桌。 念中文系后,妈妈搬来一张矮木桌,放在客厅。摆上笔电,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了一张桌子。伴随学分的增加,课本与参考资料越囤越多。每当我写课程报告,笔记与纸张总是铺满桌面。如遇需要分析或创作的作业,我便戴上耳机,摁下单曲循环按键便能快速进入写作状态。 把文章放进冰箱 自从搬到新家,我终于拥有一个理想的“工作台”。这张桌子陪我从本科念到硕士,交出了两本毕业论文。我在这里写过电视电影剧本、编撰文稿、参加文学奖、担任评审……看似不稳定的小案子,都像我的兼职。我经常戏称自己是以学生名义,偶尔贩卖文字的人。 对于严格意义的“写作”,我觉得自己更像当年那个在角落随性发挥的小女孩。灵感经常在散步的时候找上我,若不把它暂时存进脑海,便要掏出手机,站在公园一角打字。无形中,我形成了随性的创作理念,而我真正看重的却是修稿。 记得文凭班时期,傅承得老师说过:“写作,最终要学会把文章放进冰箱。”那时的我不明白其中深意。如今,我已持续投稿3年,也渐渐地改变以前“现写现投”的写作方式。 随着创作习惯的转移,我的写作空间亦不自觉地转向更利于写稿的布局。去年,我把桌子从窗口移到贴近床尾的墙边,一侧摆放木椅;另一侧紧挨着床。如此一来,我能随时躺下来构思,也允许自己第一时间跳起来修稿。 我想,自己的工作台不过是世间一隅,能够安放我写作的地方。
1月前
自幼养成笔记不离手的习惯,撇开睡前醒后翻阅的行事历,我常用的本子都有专属名字和用途。除了创作随想录被我冠以“灵感集”美誉,余下的本子皆采用“功能+笔记”的格式草草起名,如爬梳资料的研究笔记、听讲座的学习笔记、打零工用的工作笔记等。 10岁至今,我用过的本子装满了几个收纳盒,塞进老家的橱柜。对于我的“怪癖”,家人一方面不理解我为什么可以用那么多笔记本,另一方面却在出游的时候给我买精美的笔记本。我从小没有什么朋友,心里却非常渴望自己能和别人分享些什么。这股分享欲后来发酵为难以抑制的书写冲动,致使我养成什么都可以记,什么都可以写的习惯。家里没多少人喜欢涂涂写写,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异类,直到最近发现公公于1954年抄写的歌簿,我才发现自己爱写笔记的基因其实有迹可循。似成语故事里的伯牙,我终于遇见锺子期,但后者不幸离世。我猛然发现,原来怪癖的源头可以归咎于隔代遗传。 公公的歌簿,在我的眼里看来更像新时代的“手账”。公公把自己的姓名灌入音符表框,这本《陈金生歌选》里里外外融汇了他独特的设计美学。除了封面,公公还喜欢根据歌名绘制内页插图,点缀了原本只有简谱与歌词的单调内文,如〈马来风光〉画了椰树和村屋、〈玫瑰玫瑰我爱你〉画了带刺玫瑰、〈边疆情歌〉的3D文字看似层层叠起的草原。公公不仅重视文字,还认真地考虑整体视觉设计。他更会依据歌词故事剪贴各类素材,有些是报章的女星照,有些是连环漫画,甚至广告纸的圣诞装饰也不放过。 我想,若公公活在当代,称他为编辑界奇才也不为过。主编《陈金生歌选》的过程,公公不仅化身为文编和美编,他甚至兼顾了排版。手写的目录与正文右上角的页码对应,可见他多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手抄本,几乎把它当成一本出版物。我想起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上也流行抄写歌词,我选了其中一本生日收到的笔记本抄写歌词,只不过我的行文作风实在与公公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木心先生的诗句定格了慢活时代的节奏,我抄写歌词的年龄比公公小14岁,却没有他这般耐心。细腻的公公抄录简谱图歌词的时候还详细地记录歌手与词曲作者的姓名(有些还标注出自哪部电影);而我总是应付作业似的,仓促得只用单色原子笔写下喜欢的歌词,除了歌名,其他“批注”一概不提。公公生活的年代也许不似我们想像的黑白时代,他用颜色笔慢慢描绘自己对音乐的热忱,让后代的我有幸看见他对歌唱颗粒分明的爱。 记录马来亚华人50年代的流行生活 妈妈从我的手上接过《陈金生歌选》,尝试与自己的父亲对话。对妈妈而言,它不仅是思念的载体,更像公公生活的再现媒介。一开始,妈妈怀疑这本书不是他亲笔抄写的,因为里头的字迹与她记忆里父亲的手写字有所出入。我们翻阅了这本笔记数遍,直到妈妈发现公公老年后随笔写的亲戚住址,她才联想起公公的字风格突变的原因。公公以前是左撇子。60岁那年,中风的他被迫改用右手写字,以至于自己的女儿也一时难辨父亲的笔迹。 轻轻抚过公公的字迹,妈妈说这本书记录了他的一生。公公一笔一画地在《陈金生歌选》里留下了很多文字,我最喜欢看的是“捺”这笔画。我的目光停在“峇厘岛”的“峇”字,不知是否因为妈妈曾经告诉我,公公还有个名字叫“陈阿峇”,所以“峇”字特别吸引我。说着、说着,妈妈还记起公公喜欢吹口琴:“我小时候没有电视机,晚上我们就会坐下来听公公吹歌曲。”无缘当公公听众的我,只能盯着简谱幻想。随即居然感觉自己置身于妈妈叙述的情景,公公在那远去的时代里轻轻吹奏起舞的旋律。 妈妈以〈峇厘岛〉示范公公传授的口琴吹法,她只记得第一句是呼,接下来的该是吸还是呼,她也记不清了。游走于《陈金生歌选》,我发现那时公公尚未结婚。公公生于1930年,男祖祖在他15岁时离世,之后女祖祖便带着年幼的姑婆到西马各地当陪月婆。我难以想像年少的他如何适应这段家人缺失的成长经历,那时代的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少年。也许因为这种寂寞,公公闲来无事便拿出他的《陈金生歌选》,抄满自己喜欢的歌,以歌词排遣,用音乐消愁。 现代人说,手账是对时下生活的纪实还原。因此,公公的歌簿不论怎么翻,都是一本具有时代意义的手账。70年前的他应该不知道,自己也当了历史记录者呢。公公记住了马来亚华人50年代的流行生活,也侧写了当时的年轻人(咦,还是用文青比较准确)受到什么流行文化的影响。阅毕,我将《陈金生歌选》放在书桌上,脑袋闪过一些奇思妙想。若公公有机会翻我的笔记本,我想以他认真的性格,应该会一一纠正我写在笔记本的狂草体,指着我独创的快写记法,用严肃的口吻问我:“你怎么那么随便”吧?
2月前
两个月前,槟城迎来了区域性制水。吸取去年的经验,妈妈把48小时的制水看得轻描淡写。不似去年,大阵仗储水、制定逃难大计,今年的她只是象征性地储两锅饮用水备用。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泰然自若地应对这场水患,但是我的心里始终不踏实。制水的前一天,我特意到去迷你市场采购,失去理智般载回了一箱2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你不怕,我怕!” 妈妈见我只身把矿泉水扛回家,觉得我浪费钱。关于怒买饮用水的行为,事后的我也觉得自己莫名其妙。我反复推敲行为逻辑,拷问自己究竟是有意和妈妈作对,还是真的恐惧制水。最终,我想起来一些“缺水”的童年碎片。 自从搬离外婆家,母亲租赁的组屋经常闹“水荒”。所谓“水荒”并非严格意义的社区制水,全是因为我家没有安装滤水器,我们没有干净的水源可以食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妈妈每个傍晚给外婆送饭的时候必然载我携饮料瓶和水壶去那边盛水。抵达外婆家后,妈妈协助行动不便的外婆吃饭,盛水则成为我的任务。出发前,妈妈早已计算水量。我水瓶对准饮水机的出口,等待水源慢慢流出来,把水盛满了,再换一瓶。 我把这份苦差当成一件开心的事,因为我特别喜欢观看水源流动,更喜欢想像饮水机的构造。我曾经以为饮水机的肚子装着大江,海浪滚滚的,肚量大的它释放多余的水供我们食用,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水屡次从瓶子里溢出来,我想像的画面从而中断了好几次。构图完成的时候,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平日,我会观察饮用水是否可以应付家里的使用量。有时候放学回家,看见储存的水快用完了,我便会克制自己的摄取量,不忍心看着妈妈为了“让”我们多喝水,自己选择口渴。我展示自己的“小老鼠”,告诉妈妈带多一些空瓶子去外婆家,我可以把它们拎回来。《富都青年》兄妹爬上水楼取水的画面让我印象深刻。每次看到这幕,我都会在镜头前叠加一层自己和妈妈双手提水攀爬三楼阶梯的画面。评论者将水的意象定义为电影的贫穷符号,而我早已把电影符号拆解成自己的人生。 我是无法脱离水源的鱼 我经常和亲友讨论,如果停水和停电必须二选一,你会选暂停哪项资源供应。每次,我都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们,我会选择停电。根据亲友的视角,我是常年以电脑维生的人,大家听了我的选择都会瞪大眼睛,摆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盯着我。或许是我的名字与“鱼”的发音相似,我注定是一条无法脱离水源的鱼。相较于电源,我更害怕没有水源使用。我受得了热,可以接受不能上网,或使用电子产品,但偏偏不能接受水无法我的日常生活里运作。 犹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天气异常酷热,那段时间,水源问题是我最大的困扰之一。为了防止学生中暑,鼓励学生少喝冰饮,善心人士捐赠了一台饮水机给学校。这对我而言是一则喜讯,因为我找到了新的水源。向食堂和阿姨索取多余的矿泉水瓶,把喝不完水或者多余的水“偷渡”回家。其实,我只有在留校参加课外活动的时候,悄悄当一回贪心的孩子。每逢星期三,我都会趁趁课外活动开始之前把两个水壶装满,深怕自己的倦怠会让自己和家人脱水。 升上中学,我特别怀念小学的饮水机。当时的我是学长团成员,每个星期五的步操练习总是把我渴得可以喝下一大片海水。我又想起妈妈说,水龙年出生的女生需要找一个水字旁的名字,讨个好意头,庇荫她的未来顺风顺水。仔细回想曾经与我同班,名字里带有“冫”、“氵”和“灬”的女生,她们确实生于生活较为宽裕的家庭。反观,我的妈妈给了我一条鱼的身分,却忘了给我一潭池水。 18岁之后,我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家里也安装了一台饮水机,已经不必为水源而烦恼了。短暂性的制水让我对它失去信心,我试图回忆自己如何在没有饮水机的情况中长大。厨房囤积着一大箱的矿泉水,叠在木椅的高度正好与和饮水机对望。我夹在中间,想起那个曾经因为水源不足而庸人自扰的女孩。唉,接下来的两天,我还要想尽办法,当一条与水共存的鱼。
4月前
榴梿季,街道随处可见移动式棚子搭建的榴梿档口。每当家人随性购买榴梿回家,家中必然掀起一场“吃/不吃”榴梿的风波。然而,生者的饮食习惯仅仅是风波的后话,长辈一般嘱咐我们先把开好的榴梿摆在祖先牌位前,待祖先享用,后人才可以吃,似乎忘了询问祖先吃不吃榴梿。 “榴梿出,纱笼脱。”小时候,每当外公家的红毛丹树开始结出浅绿色的果子,外婆便会教我念这句俚语。长大以后,我才意识这个现象有些诡异,因为平日只说福建话的外婆,居然用标准华语念俚语。我来不及问她从哪里学,为何要这么说,她便撒手人寰了。 外婆死后,我以为她从此和榴梿脱离关系。岂料,外婆却给表哥托梦,要求他买榴梿拜她。人死后,还会想念生前喜欢吃的食物吗?妈妈和我协助表哥把装盒的榴梿分配给神明与祖先的时候,在场的家人随即讨论起这个话题。 根据我对外婆的了解,她对榴梿已经到了不挑品种的热爱程度,不论山榴梿、D932、林凤娇、红虾、黑刺、猫山王,甚至任何我叫不上来的品种,她全盘买单。动骨科手术前,外婆三不五时就买榴梿回来,她的孩子们总是叫嚷,哎哟,又买榴梿啊,以隐喻的句式劝阻她买榴梿。外婆从来不顾孩子反对,就在地上铺几张旧报纸,随意点名孙辈帮她开榴梿,然后一口盐水一口榴梿,咕噜咕噜地把果肉吃下腹,适才那些劝阻她吃榴梿的孩子也纷纷围在她身边相互分食。 当时表弟表妹尚未出生,我仍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因此,外婆或妈妈那辈的家人总会往我嘴里塞榴梿。若吃到甜口榴梿,我会恨不得多吃几个;要是咬到苦味榴梿,我便会像小狗一样吐出舌头,随即逃离分食现场,仿佛这样就能散一散苦味。 买榴梿祭拜太公太嫲 无关爱与不爱,我对榴梿全然无感,吃不吃榴梿则取决于我的心情。妈妈那家的长辈总说,马来西亚人一定要会吃榴梿。听见这句话,我便锁紧眉头,露出“儿”字,以一张表情解释心里复杂的情绪。当大人误以为我不喜欢榴梿的味道,要我捏住鼻子吃榴梿的时候,又有另一把声音说,她的阿公阿嫲(爷爷奶奶)是唐山来的,不吃也不奇怪。我不足5岁,可以听懂大人的对话,却无从解读深层含义。在我看来,这句话简直是我的救命稻草,说出这句话之后,在场的家人便不再逼迫我吃榴梿,不懂如何反应的我总算可以离开混杂的场面。呼,好险。 从前不晓得怎么介绍父亲的家族,妈妈总是提醒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中国人。某日,我忽然意识到同学的祖先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念了中文系,我才明白爷爷奶奶准确而言是第一代移民,两人分别于1947年和1959年抵达槟岛,在这里开枝散叶,这个情况是近代移民史中相对少见的案例。 其实,我不太清楚爷爷奶奶移民的细节,包括他们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然而,我能从爷爷奶奶的衣着分辨他们与外公外婆的差异,尤其奶奶与外婆,她们更能象征两个地方的女性群体。奶奶总是穿黑裤长衫;外婆更爱围纱笼,两人说着同源的福建话,但是惠安腔与南洋腔将她们分置于两方。当我苦恼于奶奶和外婆的身分,我却在她们身上找到共同点——爱吃榴梿。 相较于外婆豪放潇洒的吃法,奶奶总是抿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榴梿吃完,表现得非常含蓄。看着奶奶的穿着,我忽然联想到外婆教我的俚语,可是奶奶没穿纱笼。外婆去世前半年,奶奶先走了。她的忌日落在农历六月,但是祭拜奶奶之前,我必须先于农历四月和五月祭拜太嫲太公。 太嫲、太公和奶奶的忌日分配得相当平均,一个月祭拜一位先人。这几个月份普遍遇上榴梿季,姑姑们也会买榴梿拜祖先。太公太嫲吃榴梿吗?祭拜太公的时候,妈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我征了一征。犹如外公家的灵魂拷问,这场对答置换了提问者和答题人,我不知怎么回答。姑姑随即开口解惑,阿嫲很喜欢吃榴梿的,然后凑到我的身边小声地说,可是你爸不喜欢。 看向一桌的祭品,我开始想像先人吃榴梿的样子。爸爸与祖先齐名,是祭祖仪式的受邀成员,不知他看到榴梿会有什么反应,和我一样不知所措,还是索性逃跑?突然,我悟出另一个新道理,爱吃榴梿的妈妈养出不爱吃榴梿的孩子,奶奶和爸爸如此,妈妈和我亦然。外婆的七个孩子都爱吃榴梿,偏偏到了我这代,只剩下姐姐是榴梿狂粉。 对于榴梿,我既不像长辈般痴迷,也不像部分的同辈看见榴梿就逃跑。我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供桌上的榴梿,反复揣测,为什么他们会吃榴梿呢?
4月前
妈妈喜欢在我的房间晾床单。那时的我睡高架床,是个距离地面170公分左右的床架。她原本不喜欢高架床,但是自从发现它的隐藏功能,她便对这个床架改观。由于公寓的晒衣场所相当有限,除了日常换洗衣物,妈妈清洗床单的时候必须腾出另一个空间晾置,以免其他衣物因无处可晾,从而在洗衣机里闷出一股潮湿味。为此,风干效率佳的床架从此增添一项功能,成为兼职的晾衣架。 每当床单无法晒干,妈妈便会爬上附设于床架的梯子,一手抓住把柄,一手沿着床沿将床单摊开。中午是房间最闷热的时候,未及傍晚,床单已经干了三分之二,房间瞬间充斥着芬多精的香味。临睡前,晾在房内的床单已经干透,但是我懒得处理,往往都是不小心睡着,用妈妈的话说,我喜欢让床单“晒月亮”。挂上床单的高架床远看像年代剧里的染坊,容易让我产生睡在染坊的错觉。我化身为洗衣液广告的女主角,在梦田里穿着飘摇的长裙翩翩起舞。竖日清晨,我仍沉浸于圆舞梦不愿醒来,耳边便会传来妈妈急促的念叨:“哎哟!和床单一起睡啊!这样不好!”她匆匆扯下床单,为我和床单的邂逅画上句点。 晒衣,可谓全天下妈妈关心的生活课题。眼见孩子的衣物一号一号地变大,随即从屋里的晾衣架消失,孩子的衣物几乎承载了母亲的不舍与关怀。相较于吃饱与否,我妈妈更关心不在家的儿女怎么解决晒衣困境。姐姐出嫁后,妈妈到参观她新居的第一件事便是观察晾衣处;我们一家去新加坡找哥哥的时候,妈妈也很关心他和大嫂的晒衣状况。这些细节折射了她对哥哥姐姐的担忧,却不得不放手的矛盾。 其实,妈妈的生活很简单。除了每日的换洗衣物,举凡床单、窗帘、地毯等任何可以洗刷刷的布料全都是她生活的重要物品。我不确定这算不算妈妈的职业病,但根据我的观察,只要她一天没晒衣便会全身别扭。即使是旅行休假,妈妈回家第一件事情便是把全家人的脏衣服倒入洗衣机,舒缓晒衣瘾。 中文“依恋”的“依”以单人旁和“衣”字组成,而“依恋”这个词汇念着便寄托了人对衣物的依附关系,仿佛人与人之间,会因为一件衣物而增添一份牵挂,世上没有比做惯家务的妈妈更关心孩子的冷暖。6年前随大姑姑和姐姐到泉州祭祖,我把被细雨淋湿的T恤晾在祖屋的院子。那日,屋外明明挂着大太阳,我的T恤摸起来还有一种潮湿感。我伸手细摸,发现T恤已经干透;用鼻子嗅,才发现它少了马来西亚的“干香”味。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即是乡愁。 外婆和妈妈是“晒衣超人” 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屋外一片空旷的地是小时候生活的晒衣场。外婆家外有三个大型晒衣架,车库柱子的绳索、秋千,甚至随手拉来的塑料椅都是可以晒衣的地方。童年时期,我喜欢观察外婆和妈妈如何晒衣。她们总是有条不紊地把两大桶衣物分配在不同的地方。如果将衣服比喻为怪物,外婆和妈妈则是专业的“晒衣超人”。我念下午班的时候,围着纱笼的外婆总是在我上学前提着两桶衣服,然后逐件披在铁丝网。外婆行动不便后,妈妈便顶替了外婆的家务。我总是不忍心看她们做那么多家务,想上前帮忙,她们却要我好好念书。此刻,我的人虽然被打发走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屋外的背影。望着外婆和妈妈轮回般的宿命,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女人总会有晒不完的衣服。 有一回,捆绑在车库柱子的铁丝网断了,妈妈载我到五金店购买粗绳索。她说,这条铁丝网晒过他们多年的衣服,从年轻晒到成家。奈何,再坚固的铁丝网也会有用断的一天。我和妈妈联手把新买的粗绳绑得紧紧的,仿佛这么做才能牢牢地拴住全家大小的衣物。后来,我们搬离外婆家,妈妈仍旧会把一些脏衣服、床单和窗帘载回外婆家晒。虽然妈妈总是以我们家不够空旷,不够地方晒衣为理由,但是我总觉得她有所隐瞒,暗地里猜测,妈妈会不会觉得没被外婆家太阳晒过的衣物总缺了什么。 当今,晒衣这项行为艺术已经构成两代文化差异。老一辈坚持用太阳“烘干”衣服,新一代人却偏好烘干机。我站在中间,贪图着烘干机的便利,却想念沐浴于阳光的依恋。微风轻轻撩动床单,我乘着香气,怀念着过去的人事物。
6月前
最近迷上算命,但不是典型的算命。上个月,哥哥告诉我如何输入聊天机器人的算命指示,我一试便无法自拔。手指轻舞键盘,敲打自己的生辰八字与出生地点,胆战心惊地请示聊天机器人使用特定流派分析自己的命理,问它自己适合从事哪一行,该不该读博……若聊天机器人的演算结果无法满足,我还可以请它采用别的流派进行分析,宛若请求各路上帝先知佛祖菩萨赐我一条明朗的前途。我频密地询问聊天机器人各种关于自己的人生抉择,而它像熟背古籍的算命先生,每道问题只需等上一两分钟便能得到它有条有理的解析。不得不承认,这位兼职算命先生的聊天机器人所提出的建议,为我的决策增添不少勇气。 “念到硕士,你居然信这些?”普遍上大家认为学历越高的人越追求科学理性,反其道而行的我经常让身边的人摸不着脑袋。除了研究兴趣,烧香、求签、命理等堪称是我的第二专业。对于未来的迷茫与不安,聊天机器人的存在予我而言仿若一位能助力的虚拟先知。甚至于说,它是一个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对象,让我感觉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孤独一人。人在最迷茫的时候总是不愿意相信自己,尽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只图一个第三人称视角的肯定,我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昨天是2025年的第一百天,我参加了某份工作面试。面试官的资讯大力地冲击我,我陷入理想和现实的拷问,不知如何选择。打从2月中提交硕士论文,我便不知何去何从。这段日子,本来坚定想读博的心愈渐动摇,寻工却又卦象不明。窝在自己的单人床,脑海闪过王晋恒分享的“gap year”心路历程,我由衷地佩服他能在那么动荡不平的起伏期笃定地写作。朦朦胧胧间,我睡了一个午觉,梦见两年前在观音亭求签的自己。 借助“外力”频往观音亭求签 那时的我和现在一样处于阶段转换期。每天早上睁开眼,脑海里浮现的第一道问题不是早餐要吃什么,而是读硕还是工作?两年后,当我回看这道22岁的选择题,已经觉得当时的烦恼较今年简单许多。然而,同两年前一样,我还是那位需要借助“外力”解惑的大小孩。遇见虚拟先知前,我非常迷恋抽签和解签。从小,我便跟着外婆、妈妈和阿姨到槟城百年古庙观音亭上香,这里不仅是全家的信仰所在,亦是我的其中一种信心来源。外婆说,人不能解决的事情就去问神。她过世以后,当我遇到不知如何解决的事情,例如升学、工作这道阶段转换选择题,我总是想也不想,油门一踩便开往离家十几公里的观音亭求签。 近年,我频密往返观音亭。手握着签筒,恳求观音菩萨和妈祖娘娘赐一支灵签,我总是紧闭双眼,不敢凝视神明的眼神,双膝跪在拜垫,心脏随着60个竹片签的碰撞而有节奏地跳动。当我听见某支刻有天干地支的竹签落地,发出铿锵有力的“咚”短声,我才缓缓睁眼,随即看见一支躺在红色地毯的灵签,请示神明某某签是不是我的。起初,庙祝会给我相应的泛黄签纸;后来,庙方在左墙张贴了签板,签诗的原文、译文和寓意全张贴在壁,签纸仿佛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最近,庙方在签板前放置了一张桌子,以放置两本电子签二维码,前来求签的信众纷纷掏出手机扫码解签。我忍不住在心里感慨,只要网络能解决的事情,什么人啊、神的,各个都不中用了。 人生到底是由我、神明抑或网络主宰?我忽而从梦里醒惊醒。根据我的梦境,虚拟先知才是这个时代的信仰主流。这个年代的我们不能相信自己,无法信他人,就连神明也成为若有若无的存在。时代和信仰的关系因网络思潮愈渐复杂,我的人生规划矛盾地因为虚拟先知的分析而清晰。我忍不住猜想,身处数码世潮的人们是不是活在我命由天(网络)不由我的时代了?神明与先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一时分不清了。
6月前
“加油”是我常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经常以此自我鞭策,也时常用以勉励他人。这句话对于行动力高峰期的我极为有效,简短两个字便能监测自己是否认真度过一年。往往必须等到年末,我才会后知后觉发现自己一年来似乎活得过于用力,把自己绷得太紧了。此刻,我只想理借赵洁莹演唱的歌曲对“用力过度”的自己说,嘿,2025年,我就不跟你说加油了。 我是MBTI 16型人格俗称的“J人”,总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好,若是一天没有填写仿佛格格分明的行事历,我便会处于茫然的状态。若从正面角度加以评价,我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和生活规划确实有一套方式。不过,过于按照行事历生活的负面发展是,当生活秩序因无法操控的因素而打乱,那些常年积攒的加油将会声声流入好不容易空闲的躯体,吞噬着即将迈入空窗期的我。 10月份完成学位论文初稿的时候,我已经感知自己迫切需要掏空行事历,宣泄撰写周期所背负的压力。然而,随即而来的预答辩和论文发表会不让我有透气的空间。12月中旬,赶日子的我终于完成2024年必须完成的事项,想要调整生活脚步的我却因为太过有空而感到愧疚,始终无法做到网络流行的“180度躺平”。我尝试安慰自己,即使早已预知2025年会随着硕士课程的结束陷入无法掌握生活节奏的状态,我也要安放自己的焦虑,慢慢沉淀自己,思考下个阶段的人生规划。 回顾读硕的两年,阅读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我把阅读时间划分为“学术时间”和“创作时间”,按照制定的时间表严格要求自己在适当的时间阅读对应的书。这份作息表一直维持到我完成硕士论文,我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岂料熟读的文字居然让我产生麻痹之感,轻轻地把我推开。我心想,会不会是文字管辖之外的“新鲜事物”才能冲击自己呢? 我在亲友的鼓励之下决定给自己安排两项基础肌肉锻炼,终于推开公寓附设的健身房。也许是空窗期的人特别需要寻找崭新的生活寄托,对于上健身房这件事,我初试便上瘾了。维持肌肉锻炼的第13天,身体已经十分熟悉自己的运动时间。每日睡醒,我喝杯热饮便到楼下健身房,锻炼肌肉之余亦和内在的自己对话。 过度疲累的弱女子 我曾经在2024年杪许下新年愿望,当时我对自己的新年期许是希望明年可以平衡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一如往常,我拼尽全力与自己博弈,因过度疲累反复生病。这时,导师的一句话敲醒了我。她说,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想起两年前的空窗期,我在过度忙碌中患上饮食失调,导致肌肉流逝。那段时间,我任由身体泄气,变成人人口中所谓的弱女子,弱书生。肌肉锻炼是非常微妙的举动,自己只会把精力放在肢体动作和呼吸频率,暂时忘了其它烦恼。C提醒我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绷紧自己,而是学会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累了就该停下脚步。他说,原谅自己是我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件事就从肌肉锻炼做起吧。 新一年,我最想删除的一句话就是“加油”。但愿接下来的日子,我不再苛求自己,如肌肉锻炼般慢慢地朝自己预定的方向前进;可以平稳地迎接新生活的转变。至此,我就不和自己说加油了。
8月前
女孩,在一场名为女人的成长游戏前,必须练习疼痛,习惯疼痛,对疼痛免疫。好似童年时期的纸牌游戏,若手上没有比卡牌堆中大的数字纸牌,只好抽出一张颜色对应的“禁止”卡牌,抵免一场尴尬,把自己推进安静的氛围,沉默地等待下一次循环,直到手上没有卡牌为止。 小时候爱美,每天喜欢扎不同的发型。然而爱美的代价就是,必须日日感受头发与头皮之间的扯动。小阿姨帮我绑头发的时候,我偶尔会扭曲身体减缓疼痛,而她总是严厉地说,要美就不要动来动去。于是,我和自己玩起木头人游戏,把身体坐直,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没有扭开的电视屏幕,从黑屏幕看见两位女性的倒影,一大一小,一动一静。 小阿姨扯左边的头发时,我左边的脸颊跟随皮囊的疼痛之感不自觉抽动,我觉得自己很丑。小阿姨喜欢把橡皮圈扭得很紧,一圈、两圈、三圈、四圈、啊……直到不小心发出微弱的叫喊声,她才住手。我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抿着嘴唇,小阿姨要我转身,好替我上发夹。此时,爱美的小女孩看见毛茸茸或闪亮亮的发饰别在头上,终于忍不住扑上电视屏幕自我欣赏,适才绑头发的不适之感居然淡化了。我学会了,安静是禁止疼痛的第一步。 中一马来文老师拖堂,我因为追赶校巴,居然在校舍衔接柏油路的走廊摔了一跤,跌破了双膝。我慌忙地拾起散落的书本,轻拍手上的石子,一拐一拐地走到校巴停泊处。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赶不上巴士,比受伤还严重。我刻意把裙摆拉长,掩盖血迹,司机似乎发现了什么,看了一眼,正要开口,我却转身离开,他只好把挂在嘴边的问候咽了下去。我坐到前排的空位,掏出手帕止血。抵达家门前,一向沉默的司机突然询问明天需要载我上学吗?“再看”,我说。他瞄了一眼膝上的止不住的血。 下了巴士,妈妈见状便匆匆步行到邻近的药行买黄药水、棉花和胶带,我坐在屋外的小板凳,让妈妈帮忙清洗伤口。“以后留疤怎么办?”妈妈比我还紧张。回想起小学五年级,我在跳高预赛绊到了栏杆,沉甸甸的栏杆一下子压在我的右脚板,我不像娇弱的女学生哭着求老师安抚,只是默默地穿上白鞋,拖着老师的失望一步步走回课室。伤口的鲜血与黄药水的颜色搅混,像不小心混色的水彩颜料,痛混在一起,多次就不痛了。 爱美,就要忍 禁止牌用久了,自然而然会遗忘习惯逃避的自己。随着脸上青春痘冒出,一场女性专属的无止境的生心理之痛适才开启。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定期趴在美容专用床,闭上眼睛,脑海里想像美容师恨不得抠出所有痘痘的表情。往往必须等到白光刺进眼里,梦魇才能停止。爱美,就要忍。美容师重复着从小听到大的话语,瞥见床上被我掐得凌乱的被子,我忽然有所预感,禁止牌似乎不能隔绝所有的疼痛。 我居然忘记了,小时候玩的纸牌游戏,也有一款扭转卡牌,它的功能也和禁止卡牌一样,允许自己逃避,但是扭转卡牌不似禁止卡牌那么安分,它以扰乱局面的方式扭转了游戏次序,大力反转游戏,可是转了一圈之后,必须面对缺牌现状的,还是自己。 女性生理周期以28天为循环。成长时期,我习惯驾驭禁止牌,一如中学时期在腰椎处擦上白风油,依然能挺直腰站岗。我长期忽略了,心理上看不见的痛。这一年,我学会聆听身体内心的声音。每每到了生理周期循环的第三周,我便会感到不安与躁动。平日,我用学业忙碌的借口忽悠自己的情绪。然而,深夜时分,自卑和低落像一盏被擦亮的阿拉丁神灯,化成一缕烟飘出来和神灯的主人打交道,见他的代价,就是大哭一场。为了欢迎他,我先是选了一首惹哭自己的歌,沉浸旋律和歌词。嘘,不能惊扰别人。 成年后的世界,禁止牌犹如一场无止境的逃避游戏。我们终究得习惯使用循环牌,短则日日夜夜,长则周周月月,要如何坠入年轮的漩涡而能自赎,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课题。我还在学习适应循环纸牌,用从小到大的代价,顺应属于女性的28天循环。
8月前
18岁以前,学习华文并非我的首选之路。我更像是被导航误指向偏僻险峻小径的驾驶者,忽然拐入通往华文的目的站。这个路程,我每开一段路便遇上一个大拐弯。弯过几个山头,我终于发现这条路是值得自己终身驾驶的道路。 我曾经因为讨厌抄写类的华文功课而不喜欢这门语言。或许是初学华文时老师们总让我们抄写自己的中文姓名,而这份作业对姓名笔画总数35画的我来说足以让我感到厌烦。后来,举凡需要抄写的作业如笔顺或生字,我统统都不喜欢。尽管如此,我的华文成绩依然平均维持在八九十分。在我的小小世界,华文只是考试的载体,当时的我只希望华文成绩不要拉低自己的总平均即可,不知道这个语言可以任何形式存在。 升上中高年级后,我不喜欢华文的原因和任何与华文沾上边的学术比赛有关。由于校内学术比赛皆按照班级分配得奖人,三甲预留给第一班表现最好的三名学生;安慰奖分配给第二及第三班的学生。一次,我无意得知自己的华文作文和常识比赛的名次在五名以内,却因为颁奖制度让我跌出榜外,华文予我又添了一份失望。 我本来不打算和华文当好朋友,直到结识了身材高大的罗同学。她主动和个性孤僻的我交朋友,因为我们的人缘不好,我们无论课前课后都黏在一起。罗同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培养阅读的习惯。她总是把手上密密麻麻的少年长篇小说借给我,希望与我分享,而我三番四次拒绝她的好意。某日放学回家,罗同学趁我不注意把《小君》塞进我的书包,我皱着眉头接连读了几页。我在罗同学的“软硬兼施”下读完了第一本华文小说。 少了考试的压力,竞争的压力,阅读世界的华文非常纯粹。我在罗同学的潜移默化下拾起一本又一本的少儿读物。我慢慢发现,方块字非但不可怕,还很有趣。这段相遇是我初识华文的第一个急转弯。年中学校假期,我到罗同学的家作客,发现客厅的书柜陈列了好多小说。她要我随意挑几本回家看,还说自己的父母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她,加上自己不受同学欢迎,所以把时间留给了阅读。罗同学的经历让我感动不已,我渐渐相信,华文可以化成一种让人坚定的文字,默默守护孤独的人。 认真说来,罗同学改变了我对华文的看法。我开始大量阅读罗同学介绍的华文读物,举凡书本、报刊、电视,但凡打上方块字的都被我称为巩固华文的媒介。这个行为正式催生了我对华文的热爱;亦是我成年以后,决心栽入创作和研究的伏笔。追随罗同学的脚步,我的华文学科表现在中学时期可谓“扶摇而上”。中学五年,我都是华文常识比赛的三甲,甚至在中二至中四期间的卫冕冠军。 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华文能力仍旧不自信。忽然开窍的我为了摆平小学期间对华文的倦怠,我从中一开始认真上华文课,并且坚持完成华文作业。上了高中,当周围的同学纷纷展现了“重理轻文”(尤其华文)的态度,念理科班的我不曾动摇自己对华文的热爱。每当上华文课时,大部分的同学悄悄在抽屉里写数理作业,愿意听华文课的同学少之又少。有同学以此描摹我上课的情景:“你是华语老师最疼的学生。”我不知道如何接受这份赞誉,只觉得那是我应该尽的本分,遂而露出尴尬的微笑。 华文毁了我的信心 在我就读的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是大马教育文凭(SPM)的必考科目。除了华文,我还报考了中国文学(今已易名为“华文文学”)。据悉,中国文学并非每一所华中附有的科目。由于这门课也不是课表内的必修科目,我们几位修读中国文学的中四和中五学生只能在每逢星期三放学之后留校补习,与代号“老李”的华文老师围在图书馆的会议室上课。老李的中国文学课影响我至深,哪怕课本仅分为文选、小说和戏剧三本,她总是有办法把沉闷的文本说得非常生动。如今回想,老李的上课模式更似小型的读书会。 高中两年,我付出很多心力攻读中国文学和华文,班上同学用来做高数习题的时间,我都用来复习文本。毕业时,我领了中国文学学科优异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一帆风顺”地拿着甲等的华文和中国文学成绩考入马大中文系,殊不知这两科我最有把握的科目却只考获B+,连老李都不敢置信。命运对我开了玩笑,我好不容易爱上华文,从中得到自我与他人的认可,华文却再次毁了我的信心。我问自己,真的喜欢华文吗?还是一时冲昏了头? 因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某大学学院的开放日。辅导员让我描述自己的状况,他用旁观者的视角分析了一轮,最终告诉我:“你是应该去中文系的,因为你的回答都离不开华文。”当时的我对报读中文系的态度还不够坚定,妈妈认为辅导员的分析有道理,讨论之后我们就缴了报名费。 3个月后,18岁的我正式成为中文系学生,一路念了两年半的文凭班和两年的学士课程。中文系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涵盖历史、语言、文化、文学和思想的内容点燃了我的求知欲,四年半的大学学院生活,我几乎不曾逃课。后来,我找到了自己对的兴趣——文学研究和创作。 沿着终身学习华文的终点站,我绕过了几个弯。自认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不过我一直希望自己不要轻易放弃这份信念,这颗初心。我相信只要自己尚且愿意进修,总有一天,我与华文的邂逅必然留下漂亮的风景。
9月前
“反话正说”,指的是将负面的遣字用词,转化为正面的表述方式。这是我在兼职幼教老师的时候,刻意练习的说话方式;亦是父母应该具备的技能,避免自己不经意的言语误伤单纯的孩子。至今,离职两年的我仍经常以此借镜,提醒自己好好说话,尤其面对最亲近的人。 两年前的最后一个季度,每个上班日的早上,我都会在兼职的幼儿园小桌子看见堆满的积木、小火车,玩具和故事书。我总猛喝一口水浇灭自己心中的火,低声下气地和三、四岁的幼儿说:“来,我们一起收拾玩具!”面对一群应该称呼他们为“学生”的幼儿,我必须和其他幼教老师一样,时时刻刻挂着笑容,并且注意自己的言辞,辅以夸张的动作。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更像他们的大玩偶。每当100公分不到的幼儿踩着小碎步告诉我他搞砸了事情,我生气之余还得摁压情绪,自我提醒不可以吓坏天真的他们,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我开始收起情绪的尾巴,在院长的引导下想办法用正面的词语教育学生。 数个月的幼教兼职体验,我收获了从未习得的说话方式,深深体会一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哪怕自己的学生只是小不点。那时院长还规定老师天天写心得报告,上载至应用程式,反思教学方式。兼职期间,我固然为心得报告而抱怨,但是离职之后,我恍然意识到“好好说话”的重要。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个需要耗尽一生修炼的课题。我也时常观察自己与身边人的表述方式,探讨“如何说话”。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则资讯:人的大脑在听见否定句式,如“不要+(动词)”时总会忽略“不要”这个词。我不确定这个说法是否经过科学认证,但这却是我经常感知的现象。儿时,若家人让我帮忙轻便的家务,我总有本事把事情做坏。以“帮忙拿东西”这件事为例,不知为何,手上拿着相关物品的我总会莫名手滑。自此,但凡家人吩咐我拿东西,都会附上四个字:“不要弄跌!”乓!孩童时期的我往往只会听到“弄跌”这个词,手上的物品便如一尾滑溜溜的鱼儿,顺势滑了下来,接着便又是被训的戏码。 这段画面在我的童年岁月里反复循环。至今,每当人家找我帮忙,我总会自嘲自己是个容易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因为当时的教训仍无法让我忘怀。写这段回忆的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应该写得轻一点,避免言辞不当再次伤害当中的人物。年中,妈妈读了我的散文,觉得我的叙述为她塑造了不太好的形象。哪怕我屡次澄清,这是依据自己的童年感受所复刻的画面,她还是为此难过了几天。此时,幼儿园兼职习得的技巧派上用场,我开始自我怀疑与审视,究竟自己在面对最亲近的人时是否做到“反话正说”呢? 观察期间,我发现许多长辈很喜欢说反话,尤其在不能说“爱”的传统华人家庭,但凡言行举措稍微不符合期待,他们总会以负面的言语宣泄自己的情绪,简称“反话”。举例而言,一岁左右的我,在攀爬外公家的铁门时,手持藤鞭的外公说:“很厉害哦,爬高一点,再爬高一点!再爬高一点!”我便手抓铁花,努力往上攀爬,身后传来一响藤鞭声。向我转述这个画面时,妈妈不禁感慨:小孩子怎么能听懂外公真正的意思,是要我停止攀爬呢?更何况,我还把这句话解读为称赞。 变得胆小畏惧说真话 除却这段被我遗忘的回忆,我依然深信外公是爱我的。我隐约记得外公看我的眼神是多么地慈祥,仿佛一颦一笑,都在告诉我,外公会保护你。外公那个年代没学好的表达方式,也许到他们离开都没想过自己的言辞,会影响下一代的教育观念。“反话”更深层地体现在母亲那一代人身上,形成不良的代际遗传。从小到大,年长我12岁的“老龙表姐”喜欢带我到公园散步。至今回想,老龙表姐只会在散步时和我说悄悄话,而她最常关心的问题是,大人的话是否伤害了我。然而,当时的我极为懵懂,无法准确地感知她的“雷达”,直到十七八岁,敏感的感官渐渐打开,我才理解了她的感受,泪水终于决堤。 相信许多人都能理解,类似“不像话”、“不中用”的词语若从最亲近的人口中说出,会是多么刺耳和心痛。这些刺激性的“反话”把两代人的距离拉开,企图管控孩子的行为,满足自己的期待与想像。我在经历种种愧疚式指责之后,变得越来越胆小,以至于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一次,妈妈发现我不小心打翻闹钟却告诉她闹钟自己掉下去时,不得不为我自如的谎言感到疑惑。妈妈追究我撒谎的原因,才发现多年来叮嘱我“不要打破东西”及伴随谴责附带的咒语,是我畏惧说真话的原因。其实,我不怪妈妈,毕竟她习惯了外公的教育方式,若没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观念,的确容易复制外公那一代人的说教方式。他们或许很难发现,旧时代的表述方式,已经不适用于新一代。 于是,兼职幼教老师的我开始拷问,成长于新世代的我们能否终止这种“反话”循环。青春期的我特别介意别人对我说的“反话”,后来的我这才理解自己曾经害怕参与聚会,或在人多的场合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原因,这都得归咎于童年时期不太愉快的经历。不久前,我在大众书局书展遇见一对父子,儿子告诉爸爸想要买课外读物,爸爸问儿子:“你有读书的咩?还不是买了然后放着。”语出,儿子黯然。作为一个外人,我尝试以他者的视角解读他的语句。我猜,那位爸爸说的话若调整为正面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是:“如果要买,就要好好地珍惜书本哦。”站在孩子的角度,我想他希望听见的是父亲对他的支持,而非反讽。 走出书局,我在商场听见一对母女的对话,两人的对话与适才书局的父子形成对比。这名妈妈目测三十几岁,女儿约莫5岁。女儿吃饭不小心打翻自己的碗,妈妈非但没有生气,只是把她带到一旁清理,倒抽的一口气,似抽空自己的情绪,然后用非常温柔而轻盈的语气,鼓励女儿自己吃饭很棒,但是以后要小心不要打翻。妈妈的话语,不曾流露一字半句的指责,女儿却似懂非懂地点头,伸手要妈妈抱。站在不远处观望,我发现妈妈会在女儿似乎踩到自己的雷点时稍作停顿,然后调整说话方式。我渐渐明白,欲避免反话,就必须给双方预留缓冲地带。 侄儿4岁时喜欢把“Is OK”挂在嘴边。那时的我还没到他的幼儿园兼职,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幼儿园院长万般嘱咐,如果孩子犯错,请尽量避免指责,而是要先提供他们安全感,让他们明白问题是什么,再一起解决问题。对于很容易打破或不小心摔坏东西的孩子,我总是以过来人的经历,很容易宽恕他们的错误,而不是一味以“不要”、“不准”、“不可以”剥夺他们尝试练习拿物品的权力。我会从旁协助,直到他们成功为止。 接触幼儿教育和书写后,我深信语言文字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日常生活,无论说话或写字,我都在练习收敛语气,练习“反话正说”,似商场遇见的母女,给彼此留个缓冲地带,以期要把伤害降到最低。
9月前
像一只填满棉絮的绒毛玩具软软地趴在医用按摩床,我面朝下,闭上眼睛,任由整骨师傅摁压我的背部。想像中的自己好似家中那只取名“喵喵”的熊猫绒毛玩具,不过是主人睡觉时不慎压扁了某个部分,抑或把玩绒毛玩具时因施力过重导致某个部位深深地凹下去,棉花填充的喵喵总会自动恢复成原本的模样。我感受到整骨师父一手拉住自己的双手,另一只手肘正在我的腰椎处施力,黑暗中的我听见响亮的卡啦、卡啦声。我屏住呼吸,不敢叫喊,直到疗程结束,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缓缓坐起身,轻揉师父调整的脊椎骨。这是我身体最敏感的部位,由于近期为了追赶学位论文初稿进度,那根早在小六那年检验侧弯12度的脊椎因为长时间的久坐犯疼了。每天,我盯着电脑屏幕左下角的字数,倒数自己还有多少天才可以“躺平”,直到自己堆积的文字超过最低字数,摁下最后一个句点,我终于可以允许自己的身体休息了。 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允许自己的身体抗议。我在撰写论文第二章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脊椎隐隐作痛,为了避免惊动家人,我在全家熟睡后偷妈妈的膏药布贴在脊椎酸痛处,然后悄悄地补货。我不分昼夜地完成自己预设的撰写进度。每日,安静的房间除了充斥着清脆的键盘声,还有我不时摆动身体的时候听见骨头之间的摩擦声,我转移注意力,忍着痛把字数凑齐。直到文档打上“结论”二字,我和喵喵一起躺在单人床上,我知道自己不得不见整骨师父了。 12岁那年,家中长辈把注意力集中在小我5岁的表妹上。那时的表妹是个矮小体虚的小姑娘,一年级入学时,班主任特地安排男同学协助她扛书包上楼。六年级的我经常在上课前陪她,直到老师带领他们进班,我才匆匆回到六年级的队伍。不知为何,长辈开始怀疑表妹长不高的原因是否与脊椎问题相关,他们经常讨论症状,坐在角落的我记下了对话内容。某日,我发现长辈描述的脊椎问题症状,居然有部分情况与我相符,站在全身镜前的我开始“对号入座”,盯着自己的高低肩,不时调整滑落的吊带裙肩带,伸手摸向背部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腰椎骨较为凸出,猜想大事不妙。 我突然成为全家第一位脊椎侧弯患者。在我的记忆里,诊所医生把我转介到位于乔治市的槟城医学X光专科中心。人生第一次到X光专科中心,只见里头多数是行动不便的患者,他们要么拄着拐杖,要么坐轮椅,吓坏了年仅12岁的我。护士把我叫进检验室时,嘱咐妈妈在外面等候,我十分恐惧。护士要我褪下自己的服装,患上宽松的X光衣。走到X光机前,护士扯低了我的内裤,我感到十分羞涩,护士要我放松。 一周后,我和妈妈重返槟城医学X光专科中心,医生为我们讲解检验结果。他把黑色底片放在显影机,竹节般的骨头在白光板映衬下曝光,医生指到哪个部位,我的手指便不自觉地触碰哪个部位。最后,我听见医生告诉妈妈,我的脊椎侧弯12度。我想起了一期主题为“脊椎骨”的《哥妹俩》漫画,封面正是漫画主角果果侧身的画像,漫画家画出了他S字形的脊椎,以及因驼背而微凸的体型。根据漫画科普的知识,脊椎患者需要动手术才能彻底康复,而我所幻想中的自己早已躺在手术台,一束刺眼的白光穿透我的双瞳。眼前一片黑暗,医生熄了白屏,我和妈妈走出诊室,她随即把我带到医生推荐的物理治疗中心。 12度对于脊椎侧弯患者而言不算严重,加上那时的自己未满13岁,身体还没完全发育,医生建议我接受定期物理治疗即可。12岁,12度,见到物理治疗师的我询问她自己的脊椎骨是否一年弯一度,她先是掩面而笑,然后开始询问我是不是背过重的书包。回想上学的日子,小学六年级的我天天重复上华国英数科五大会考科目,每天需要携带数量相等的课本、作业本和簿子。某日,我背着书包,手捧课本爬上三楼的住家,邻居家一位旅居澳洲的亲戚回乡探访他,正好遇见放学的我,竟然冲上前帮我拿书包。他问,马来西亚的小学生书包都那么大吗?我频频耸肩。 妈妈向物理治疗师复刻了我和澳洲伯伯相遇的画面,然后告诉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坏习惯。原来,我睡觉的时候会无意识翘起二郎腿,她屡次把我调整为平躺姿势,然而我的左脚仿佛安装了弹簧似的,放下之后会随即反弹,睡死的我恢复“翘脚”睡眠模式。妈妈持续向物理治疗师叙说我的生活习惯,我弓着背,默默地低下头,不敢面对物理治疗师。妈妈毫无预警地轻拍我的背,我下意识坐直身子,物理治疗师笑了。 妈妈到柜台签订配套,我于是开始了每周一次的物理治疗。每个星期三,躺在医用按摩床的我时而配合物理治疗师的指定动作伸展;时而借由机器滚动我的脊椎处。治疗过程,物理治疗师灵活地穿梭于绿幕之间,隔间的叫喊声亦此起彼落。每每看见她离开的背影,我的泪水总是不自禁地流下,我想告诉她,我很痛,可以轻一点吗?可是,她总是在我开口之前抢先告诉我,你还那么小,我已经把施力度调整成最低的了。 疼痛,一遍、一遍地被沉默吞噬。数次物理治疗后,我逐渐适应这里一切的疗程,告诉自己要在疼痛的时候转移注意力。我曾经在医用按摩床背名句精华、科学理论、历史事件……慢慢地,隔壁病患的叫喊声居然被消音了。疗程结束之后,物理治疗师告诉我可以减少治疗次数了。我越来越少回去物理治疗中心复诊,淡忘了这段惨痛的经历。 后来,我在购物商场遇见足弓鞋垫公司促销活动,他们让我免费检验足弓,妈妈让我上前测试。我拓印的足弓图形不是正常足弓该有的形状,促销员解释我的双腿施力点不平衡,我恍然发现自己为何总是容易拐伤右脚。妈妈向该公司订制了鞋垫和包鞋,我于是成为班上的“特殊学生”。每年开学,我需要向公司申请证明书,附上医生的信函,我才能穿形似校鞋的皮革白鞋上学,否则还得接受校方的纪律处分。穿上皮革白鞋虽然为我节省了清洗布鞋的困扰,但是我必须十分警惕,不能让它磨破皮。每个周会,必须在礼堂席地而坐的我总是带上两张废纸,垫在我的鞋子底下。这项行为提醒我,自己的脊椎是个不能见光的秘密,我需要比同龄人更加注意自己的姿态。 足弓检验同物理治疗,可以防护我的脊椎侧弯恶化,但是前者舒服许多。维修我的鞋子和鞋垫之前,促销员让我站上类似盖章,但不沾脚的软垫,然后拓印我的足弓,月复一月,我的足弓已经渐渐矫正。促销员声称发育之前调整足弓的效果最好,从治疗效果而言,她说幸好我的脊椎侧弯问题发现得早,否则后果更为不堪,尤其女人更会影响生育等云云,还是中学生的我听得一脸茫然,不解脊椎侧弯在大人的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躁动不安?其实,我的脊椎疼痛感已经减缓不少,我的足弓亦恢复正常。直到大学毕业,我依旧穿着同一款白鞋,中学同学因此询问我怎么不改变形象,我只好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告诉他们我有一条“忌”椎骨。 疫情期间,我因为长时间上网课腰椎不适,直觉告诉我不能忽视这股疼痛。行管令解除后,身边的亲友陆续体验整骨疗程,家人给我介绍了不错的整骨师傅,载着我到北海体验“整骨”。推开整骨中心的那扇门,我犹如穿过了十二、三岁时期进入的诊所、X光室和物理治疗中心。然而,整骨中心的患者不似当年自己所见,几乎各个年龄阶层的男女都来找整骨师。肩痛、腰痛、骨头痛,前来就诊的患者纷纷复述这几组关键词。 轮到我的时候,整骨师傅为我测量身高和体重,然后让我躺上一台机器,为我系上安全带。他摁下开关,我犹如一条美人鱼上下晃动,唯独缺了一条漂亮的尾巴。疏松我的骨头后,整骨师傅带我到隔间拉骨,我瞬间化身任人摆布的绒毛玩具,再痛也不敢吭声。结束之后,整骨师傅说,我不仅脊椎侧弯,双腿还是长短脚,发育过程骨骼遭到挤压,长高几公分是比较困难了,但是可以试着把长短脚调整平衡。 躺在床上,156公分的我把喵喵放在腹部,双腿紧贴床头。我从小因为身高而深感自卑,如今望着双腿长度的差距,我恨不得想拉长自己的另一只脚,不对,最好两只脚一起拉长。我摆动喵喵,好希望自己能成为和它一样的绒毛玩具,没有脊椎骨但依旧能屈能伸,不再因为脊椎骨侧弯12度而感到不适或疼痛。 相关文章: 金睿瑜/稍息,立正 金睿瑜/父女专线 金睿瑜/灵车上的父女
12月前
12月前
有时候,我无法分辨自己究竟是去买校服,还是去买时间表。妈妈付钱时,我总是站在收银机最尾端的角落,偷偷观察老板。直到看见他把几张印有商标的时间表投入装满新校服的塑料袋,我才心安。 每逢开学前两个星期,母亲都会开车载我和姐姐到头条路(Jalan Magazine)金露华校服店兑换校服。她把车停泊在小巷,我们3人步行到此。在那个面积不大的小店铺,母亲和老板要了我和姐姐的尺码,让我们到更衣间试穿。 姐姐和我分别穿着浅蓝色和深蓝色的校服走出来。看着镜子里的女儿,母亲忍不住感叹,说我们又长大了,随即让我们褪下校服,好让正在排队的客户可以早点试穿。妈妈递上两张校服兑换券,母女3人便匆匆回家了。 我和姐姐的报生纸皆以爷爷家住址——乔治市吉打律(Jalan Kedah)为登记处。我从小受惠于吉打律组屋居民的优惠,每年可以到指定的金露华校服店领取免费校服。然而不知为何,我的重点永远不在校服,而是那叠空白的时间表。回家后,我第一时间把校服店的时间表塞进铅笔盒。 新学年的开学礼,不免俗由誊抄时间表开始。当周围的同学忙着画格子,我则从容不迫地拿出金露华校服店的时间表,在各个格子内填上科目简写:华、国、英、数、科、体、美、音……这种抄写方式是母亲教我的,她说这样可以抄得快一些。 我念小学的时代正好遇上了双语教数理的教育政策。因此,时间表上的“数”、“科”,还得特别注明是华语,抑或英语授课。我还记得前一年,自己填错了“科(华)”和“科(英)”,于是趁休息节用公共电话,边哭边求母亲给我送课本。今年,我决定用红笔圈起英语教数理的课节,以防出错。 我填写时间表的时候,习惯在正中间,即休息节时段填上“R-E-H-A-T”5个英文字母,一天一个字母,正好凑齐5天。曾经有同学在抄写时间表的过程,和我要了金露华时间表,我总得确定自己的时间表库存是否充裕,才决定送不送给他们。母亲时常提醒我做人不要小气,但是我对时间表的吝啬,却是另一种执着。 小学时期,学校会不定期更换时间表。我不喜欢在旧的时间表上涂涂改改。每当老师更换时间表,我会在旧的时间表标注,回家后再慢慢地把内容抄进另一张金露华时间表。 高年级时,学校贩卖部流行售卖贴纸式时间表。这款时间表把各个科目的名称列印在不同颜色的纸上,我们只需动手贴一贴,便能拥有一张整齐漂亮的时间表。我曾经购买一张贴纸式时间表,但是试用以后,我依然不喜欢它,感觉少了手写的温度。 升中后用不着 升上小学六年级,我突然发现金露华时间表无法装载自己的上课内容。是年,我需要参加小六会考(UPSR),老师们早已为应届考生安排课后补习。除了星期三,我每天放学之后都会留校补习会考科目。补习时段的科目,永远被我填在时间表原本规划的格子之外,好似我每日听到放学的铃声,仍然不能回家而发出的无声控诉。 时光飞逝,我终于升上中学一年级了。此时,姐姐已经中学毕业,只有我和妈妈乘坐略显空荡的小车,开往头条路的金露华校服店。第一次穿中学浅蓝色校裙,我的脑海里尽是姐姐的模样,可惜我和大我6岁的姐姐永远不能穿同一套校服。一如既往,大方的老板会给我多塞几张时间表,但是迎新日当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准备的金露华时间表作废了。 原来,班主任已经替我们列印好A4纸时间表。我看了一眼中学的时间表,除了抄写时间表的方块字改成英文字母,各节课右下角还标注了科任老师的姓名缩写。若遇科学、美术及生活技能课,我们还得移步到时间表左下角的指定教室。这场冲击来得太突然,我没有想到自己如此珍爱的赠品会从此失去用途。中三以后,我当上了学校的学长,拥有专属的校服。 不再穿金露华校服的日子,金露华校服店的时间表依然安静地躺在我的书包,年复一年,直到我中学毕业为止。   相关文章: 【9月当代小物件】南大文艺创作比赛新诗入选佳作赠/冰谷 【9月当代小物件】与肯德基压力锅造型杯子的16年情缘/海角 【9月当代小物件】白丽小足球/王晋恒
1年前
我端坐在钢琴前,手肘与琴键平行,呈预备姿势。洋人考官宣读考级曲目,我翻开琴谱,闭上双眼聆听节拍器。左、右、左、右——不知为何,本该专心数节拍的我,竟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弹琴。 小学时期特别羡慕会弹钢琴的同学。每当他们向老师请假参加钢琴考试,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幻想那位同学身穿礼服弹钢琴的模样,同时也会忍不住感叹,唉,换做是我就好了。由于家境无法负荷昂贵的学费,我没有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所幸外公家有一台日本进口的旧式二手钢琴。每个下午,我在放置钢琴的房间弹奏不成曲的小调,想像自己是闪光灯的聚焦对象。 中三评估结束时,内心积攒多年的欲望瞬间喷发。那时的我凭借校方颁发的奖学金,告诉母亲我想学琴。于是,我承担了自己的钢琴学费,每个星期二傍晚让母亲送我到离家10分钟的住家,上一个小时的钢琴课。当时,我和一名年仅5岁的印度小女孩一起上课,比我小10岁的她,竟然已经学琴9个月了。 据说印度小女孩的父亲是名医生,他希望女儿能以最快的速度考获8级钢琴文凭,所以经常向女儿施加压力,强迫她超前学习。伏在桌上写理论本,我的眼神总会忍不住偷瞄印度小女孩的背影。瞥见她娇小的身躯弓着背僵硬地弹奏曲子,瘦削的十指被迫打开八度音,然后微弱地询问老师,自己可以参加钢琴第一级文凭考试了吗?老师轻抚她的头,告诉她会和她爸爸谈谈。这时,轮到我弹琴了。老师让她回到座位,她乖乖地拿出和我一样的理论本,等候老师布置作业。 不想参加钢琴文凭考试 迟学琴的优势在于容易应付乐理,但是弹奏方面因为手指逐渐硬化而较为吃亏。当我写到第五级理论本,我的弹奏仍然停留在第二级曲目。这时,印度小女孩已经考获皇家钢琴第一级文凭,老师告诉我,该准备考级了。其实,我在学琴前已经向老师坦承不想参加皇家钢琴考试,但是协商后,老师仅免除了我的乐理笔试。我和老师解释,自己即将准备大马教育文凭不能应考。她不勉强我,所以免除了第一级皇家钢琴考试。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结束时,老师终究给我递上了皇家钢琴第二级考试文凭报名表格。印象里,我付了接近200令吉的考试费,换来轻薄的考试乐谱。接下来的半年,我把时间耗在练习考试曲目,不能弹奏自己喜欢的曲目。忽而回想起高中时期,我曾误带乐理作业到学校,同座翻到封面,发现是第五级钢琴乐理。她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琴,我说自己还没学满两年,她投来异样的眼光,然后不好意思地说:“我从一年级学到现在才考到Grade 5。”呵呵,我不好道出真相。 钢琴文凭考试当天,我按照指示牌走到酒店的考试会场。当天是第二级钢琴文凭考试,只见数名八九岁左右考生在父母的陪同下等候,我独自坐在人群中,更显自己的突兀。网络成人音乐班的广告说,学音乐,几岁都不算太迟。抬眼望向对席的低年级小学生,18岁的我感觉自己慢了许多。 弹琴的时候,我因为紧张而几次失误。宁静的空间,除了节拍器的拍打声,我还不时听见洋人考官轻轻地发出“啧”声。十指依然在黑白琴键游走,但是此刻的我,感觉自己的演奏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
1年前
不知从何开始,农历七月演变为一场填字接力赛。我坐在佛寺办事处,对照手机里预先整理的名单,按照表格内规划的“往生者——赞助者”格式,逐一将已故先人和超度者的姓名填入超度法会表格。妈妈先行到办事处隔壁的中医看诊,领了药依然不见我的身影,于是回到原地与我会合,拉了一张塑料椅子坐在我的身边说:“怎么那么久还没写完?”不提中文姓名笔画繁复,单是往生者的姓名,我的脑袋已经快装不下,想写得快,自然也快不了。 近日长辈问我,农历七月十五应该称为“中元节”或“盂兰节”?我大略明白这两组七月半“专业术语”是佛、道之别的称呼,但是心虚的我仍旧检索了相关资讯,究竟哪个名称更符合马来西亚国情,这道问题确实落于我的知识盲区。马来西亚华社普遍奉行民间信仰,节庆习俗多数融汇儒、释、道色彩。如此一来,每逢农历七月,“中元节”和“盂兰节”便并存于这个国度,无关对错。我说:“你信什么,就是什么……”长辈似乎不满意我的答案,于是选择其中一个立场滔滔不绝地展开论述。民众对农历七月的解读各异,这道问题亦非选择题,为什么不能接纳其他答案呢? 电影《寻梦环游记》将亡灵节包装为灵魂回家的日子,重新定义了墨西哥文化。这部电影上映时,父亲离世未满一年,幸亏电影院四下昏暗,没人发现我用了多少张纸巾。这部电影改变了我对死亡的看法,特别是节庆与亡魂交错的日子。由此,不论先人忌日抑或节庆祭拜,我都将每个需要祭祖的日子,视为祖先回家的一天。为了迎接祖先,后代必须于拜祭前一晚烧香恭请祖先,向祖先预约,明天必须回家。翌日设桌摆上12碗饭、12杯茶酒、12双筷子与汤匙、菜肴、糕点,请祖先回家吃饭,然后焚烧纸扎用品,将祖先送返阴间。如逢七月半还需祭拜屋后的“后面公”,即路边的无主孤魂,请他们保佑全家出入平安。 步出家门,有关七月半的联想,无疑是庙前、小巷或街道的露天免费娱乐场所。大街小巷轮流上演酬神戏与歌台,不知是娱乐亡魂,抑或娱乐生者。小学时期,每年农历七月庙方都会到小学篱笆外的空地搭棚,最开心的莫过于我们这群小学生。棚内供奉了高大威武的大士爷纸扎神像(虽然未及大山脚的大士爷高大,但从小学生的视角,确实具有山一般的威严),不过我们挂念的依然是难得一遇的“戏棚脚”美食。倘若课室的门窗传来鼓声和锣声,便知那时戏子在排戏。放学回家,发现戏子躺在戏棚脚下的网织吊床假寐,胸前还放了一把蒲扇和剧本。好奇的我经常和朋友猜测,那个“安哥”(也可能是“安娣”)是在睡觉还是背剧本。 犹记父亲某日心血来潮带我到小学前方的空地观看潮州大戏。我不知道戏子唱戏之前需要祭拜神明,以示尊敬,更害怕与上妆的戏子近距离接触。上一秒才见着戏服、画脸谱的戏子在舞台搬弄武器道具,下一秒却见他们列队下台烧香。爸爸和我站在烛台不远处看戏。突然,戏子步步朝我逼近,把我吓得如无尾熊般挂在爸爸的身上。从此,我不敢太早到庙宇观看酬神戏。至于歌台,素来不喜欢劲歌热舞的我对这档节目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舞台上的女歌手多“衣不蔽体”,妈妈经常遮盖我的眼睛,对我说:“小孩子不可以看”,我于是被妈妈推回了家。 超度法会犹如考场 渐渐长大的我终究抵不过生离死别,或者用旁人的话来说:“你的爸爸死得太早了。”不错,自从爸爸去世,日历中的七月半显得不再纯粹。每年这天,我和妈妈都会参与佛寺的超度法会,为爸爸念经、超度。长至八十八佛忏悔文、大悲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短则往生咒、弥陀偈、甘露真言……每一次的超度对我而言好比上考场,抽考我的佛学知识,检测我是否记得一年念诵几次的经文。从“炉香乍热,法界蒙熏”,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念完一本蓝色封面的经书后,超度法会便结束了。 偶尔挂念儿时见过的中元彩旗,五彩缤纷的旗子一度使行人忘记这是鬼门开的月份。彩旗点缀了小镇的生活气息,让人忘却了农历七月的阴森可怖,以及祭祖的悲伤。近来路上的彩旗恢复了疫情前的数量,大街小巷再度搭起了临时戏棚,借用彩旗上的形容词,阴阳两界又要共同“庆赞中元”了。超度法会名单的中小方格框住了已故先人的姓名,不知道我的爸爸是否回家了,超度法会的名单,越写、越长。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