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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读过古典书籍的文人,多半喜欢为书斋起个名字。这些斋号,或标榜志趣,或寄托抱负,或聊作陶冶,全凭主人一念。在马来西亚,我所知道的,就有萧遥天先生的“姜园”、王宓文先生的“惕斋”、管震民先生的“绿天庐”,既风雅又顺耳。 像我这种读过几页书的人,也免不得附庸风雅一番。似乎不如此,便难在爱读主义、谈玄论理的圈子里显得与众不同。于是翻检古籍,觅得一个顺眼的词,便给自家安上“夕惕斋”之名。这句话出自《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或作“夕惕若,厉无咎”,大意差别不大,不过是时时自警,勤而又谨罢了。 恰好我身边有几位喜好篆刻与挥毫的朋友,其中一位我称作易学长,闲来便替人刻章题字。几年前,他还在新山的时候,为我刻了一方“天南夕惕斋”的印。天南,自然是新山。我其实不太喜别人口中的“边城”二字,总觉得不够文雅,又带几分自贬意味,便自作主张改了称呼。后来北上槟城,大概是怕弄丢了这方印,也就没带上来。 怪念头省钱不成 然而人生免不了诸多不如意,我也不例外。离家北上时,心里总压着一块古人所谓的“块垒”,久不能散。于是兴起怪念,便把“夕惕斋”改作“莒斋”,提醒自己“勿忘在莒”,记得为何来、为何去。其后写文章,有时署名“庇能莒斋”,有时署名“吉礁莒斋”,全看人在哪儿。如此一来,“夕惕斋”便算是过去了。 不久前,骆兄回槟,约我吃饭。我称他师兄,那是因为天狼星诗社的交情。骆兄文笔不俗,书法亦佳,性情爽朗,谈吐间常带几分风趣,又透着冷面笑匠的味道。去年我出版《夕惕斋诗稿》,扉页题字便是他的手笔。骆兄说,那是临黄庭坚的字,笔势清劲沉着。我这外行,虽不识笔法之精微,却也看得出那几个字落笔有骨,收放自如。 见面的那天晚上,他大包小包而来,不仅送了我好几本管震民先生的诗集,还从袋里取出两幅“夕惕斋”。我爱不释手,回到大伯公街便收得好好的,打算哪日装裱挂在书房。然而人一奇怪,便连想法都怪了。看着那两幅字,我忽又起了用回“夕惕斋”的念头。原因有二:其一,字实在好;其二,更实际的,是省钱。怎么说呢?用回“夕惕斋”,既不用另刻印章,也不用再求人题字,能省下不少。至于什么“勿忘在莒”与“不忘初心”,就让它们随风去吧。若一定要文雅地解释,那便是——莒斋,太戾气了。 于是,世上又多了“庇能夕惕斋”、“吉礁夕惕斋”这样的署名。至于它能延续多久,还得看我哪天又起了别的怪念头。当然,“预先”省下来的那点钱,终究还是花了——在岛读书店买了朱正先生的《鲁迅百图》,又顺手带走了李欧梵先生的《铁屋中的呐喊》。回到住处,心里盘算着:这一趟,不亏。只是想着想着,又觉得像是省了钱,却又什么都没省下来似的——究竟是钱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1月前
3月前
3月前
3月前
我读大学时,鲁迅仍是中国现代文学课堂的必修篇章。然而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于国内中文系中已显式微,渐入沉寂。反观马华文学传统,鲁迅影响却深刻而广泛。文学史家方修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与左翼思想主轴,其理念与创作无不显露鲁迅的深刻印记。他的杂文《避席记》即为鲁迅研究成果之一。早在1950年代,鲁迅已毫无保留地影响一代学人与文艺青年。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的谢诗坚曾直言,方修堪称马华文坛鲁迅精神的“代言人”。 在那个时代,人人寄望鲁迅之笔能拯救社稷、抗衡权势。尤其50年代初期,殖民余绪未散,社会秩序初定,鲁迅几乎成为那一代人心中的精神导师,时时引领和召唤他们为马华文学和教育事业而奋斗。马华作家云里风即不讳言这一影响。彼时他罹患肺病,久治无效,写作方起步。若不是因为一套《鲁迅全集》读了又读,他后来不可能走上写作之路(〈鲁迅对新马华人社会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正记述了这段生命转折。 吴天才亦是于此时期深受鲁迅精神感召的一人。南洋大学首届中文系毕业之际,校内风波未歇,高层领导悬缺,学术与行政一度陷入动荡。在这般紧张不安的时代氛围中,鲁迅几乎化为莘莘学子心中的精神坐标,借用谢诗坚的话,“鲁迅俨然已成为南洋大学的精神校长”,于无声处提供指引与支撑。至1960年代初,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编的《大学青年》与学生会出版的《大学论坛》先后推出鲁迅逝世纪念特辑,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当时校园风气,以“学习鲁迅”为志业,几近成为一种文化自觉的标杆与象征。 吴天才生于1936年,恰值鲁迅辞世,命运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呼应。他以笔名“江天”出版诗集《鲁迅赞》,以诗抒怀鲁迅之精神风骨。此书成于90年代,付梓于退休之后,然他对鲁迅之情感崇拜,实非一时之作。早在18岁风华正茂之时,吴天才便写下纪念鲁迅的诗作〈有一个人〉,此见,鲁迅精神早已在这位马华青年心中深深扎根。 年过五十,这份对鲁迅的情感始终未退。吴天才亲赴上海,拜谒鲁迅故居与墓地,归来后写下——“鲁迅安静地/坐在石椅上/眺望莽莽神州大地沉思/而今已变成/开朗的笑颜。”这一刻,无疑是诗人对自己半生信仰的一次低语回应。 这份执念之于他们那一代文艺人,得以延续数十载,并非没有原由。自1973年起执教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王润华,便以学术之眼,长期致力于鲁迅精神在东南亚的传承研究。2012年,他特邀鲁迅之孙周令飞访马。面对新马诸多深受鲁迅影响的文化传人,周令飞深为动容,坦言如此广泛而深远的精神影响,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鲁迅的思想足迹远不止于新马。王润华其后主编《鲁迅在东南亚》,为我们勾绘出鲁迅思想在本区域传播的文化地图,更印证其影响早已超越文学,深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化为一种深沉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华人社会精神建构的重要支柱。 今日之于年轻一代,“鲁迅神话”或已不复存在,然其精神遗产,依旧在时代深处隐隐发酵。也因此,那些与鲁迅精神深度契合的文坛前辈,尤值得我们回望与凝视。吴天才与王润华,皆是南洋大学语脉中的鲁迅传人;他们以自身的写作、研究与文化实践,延续着那股曾震撼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5月前
平淡的过了51岁生日,收到三三两两的祝贺,如果说让我感到惊喜的,莫过于税收局来了祝贺生日的讯息。 年过半百,对人生却愈感彷徨;生活在喧嚣、拥堵的城市的我们,想不起最近一次悠闲地吃饭是多久以前的事。闲适地出游,慢活式的赏景,而不是景点式打卡只为在社媒上分享又是多久以前的事?更甭问多久没度过一个发呆、漫步、无目的地的下午了。 想起中学时有读过鲁迅的〈彷徨〉,在线上搜索一下,却意外的看到郁达夫〈迟桂花〉的文章介绍,顺手点了进去,看看能否有些意外的收获。 据说读过郁达夫晚期作品〈迟桂花〉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领悟:人生是一场长途跑,好与坏的时候总是在交替,何必时时在意?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人生不必扼腕随走随散的人事物,这些聚散本就像大树般的诸多桠杈,当这杈在微风中再一次轻碰那桠时,都已经历了许多的历练,都有着不同的沧海桑田。 郁达夫以〈迟桂花〉做为小说的标题,故事是以翁则生迟来的婚礼为衬底,婚宴做结束,看似苍凉的事物摇身一变,带上了喜气。 迟桂花表面指开得较晚的桂花,暗指翁则生迟来的婚姻、妹妹莲迟来的安稳。 相信事情会有转机 翁则生的一生算不上顺遂,甚至有点过分的波折,好像生命就是要看他在痛苦中来回摇摆:父亲早死、家道中落、重病缠身、被退婚、甚至想过自杀…… 最后,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恶症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减轻了、家里也勉强地干起了一点事业、居然又有人来同他议婚了。一切好像,终于得到补偿。仿佛传递了一个神谕:总要相信事情会有转机,总要相信美好总会迟到。人啊,就是这么活着的。 这似乎就是我意外的收获。 这些年另一件让我彷徨的是,和本家兄弟的关系日趋疏离,子侄互相疏远,彼此感情异常淡薄。 我又不经意的搜索了郁达夫与兄弟的关系,结果读到郁达夫与大哥郁华关系非常不好,两人发生过过冲突。郁达夫更写信与大哥绝交,他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沉沦〉中写道: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 而从该文展开阅读也得知鲁迅和亲弟关系也异常不好,他的弟弟周作人还曾像郁达夫写信与大哥绝交那样修书宣布与鲁迅断绝兄弟之情,而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搬离八道湾大院后回去取自己的书和物品时,还遭到周作人夫妇谩骂殴打,直到鲁迅过世,周作人也没有给哥哥奔丧。 但两人与本家兄弟交恶的原因不一样,结局也不同。鲁迅与周作人交恶的原因到现在还没人可以弄清楚,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鲁迅,与他俩关系不远不近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但兄弟二人是到死都不再往来。 郁达夫和郁华交恶原因则很清晰,就是因为大哥管教他太严厉,在郁达夫看来,他的大哥是在“欺负”他,“待他苛刻”。但郁达夫虽然一时气愤与大哥“绝交”,内心里,他还是依恋大哥,经济上,他也要依靠大哥,很快就跟大哥和解了。 这看似又是我的另一个意外收获啊。
7月前
1985年成立的华社研究中心是民办机构,不只注重政经文教资料的收集,对于重要课题研究,从不缺席。日积月累,成果累累。其资料室是国内外学者经常流连之处。 陈忠登医生为华研出钱出力。在他领导下我参与运作超过10年,举办过几场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几本书。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到处筹款。 陈医生经陈金狮介绍,认识第一位主任陈庆年。那是1986年,陈庆年以《南洋商报》主笔身分退休加入新机构。陈医生提故人,顿了顿:“他是半导体巨头英特尔总裁陈立武的父亲”。 当时37岁,在马大医学院教书多年。华人同事中多受英文教育,不熟悉华社事务。陈医生认为知识分子不该只守专业圈子,适当地介入社会有助于提高整体华人面对困境的应对能力。 语言障碍导致华社对西药认知贫瘠。他在华研的起点工作是找《南洋商报》联办讲座,用中文将医学知识和词汇引进华社。陈医生长久思考的不只是医学问题,他也注意社群互动。他是虔诚基督徒,这层关系让他感受到不同宗教彼此对话的重要性。他通过华研,邀请不同背景的学者参与论坛。 被排除在国家发展主流之外是华社共同心理,华研成立是时代所需,原本附属在十五华团之下。1993年正式注册,陈医生和董总代表陈松生为信托人,义务担任过的位子包括学术委员会主席和董事会主席。2008年他退居二线,被委名誉主席,始终对华研关怀备至,筹钱又出钱,一贯始终。 陈医生六呎身高,如今年过七十,昔日玉树临风之貌一样可以追溯。相由心生,从内散发的气质和学问才是他让人觉得亲切的原因。他在《俯首甘为孺子牛》引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话:“是人的思想,而不是所拥有的金钱决定一个人是否真富裕”。的确,在思想面前,宝石变得一钱不值,它的价值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消损,它是为真善美滋生的养料。 追求真爱与美善 陈医生是亚洲知名的脑神经权威,对于提升第三世界医疗水平他全力以赴,经常列国穿行。他生活简朴,对贫穷或公益事却常施以援手,我目睹多次,他的病人和学生最知,其人格感化不少我圈内朋友,姚迪刚2022年在他感召下接任华研主席,迪刚介绍华研时常以陈医生的大我精神开头。 陈医生亲身经历脑科医学的突飞猛进,对学者的耕耘与研究念兹在兹。2025年3月我策划“情在马来西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请他以华研为题作报告。他举马来西亚医药研究院(IMR)为例,百年前这所研究院因为脚气病的突破性研究震撼医学界,水平被公认为接近诺贝尔奖得主。可惜后来管理失当,沦为普通的医药测试中心。 医学如此,人文研究中心更应该守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民族精神是否长存,有赖身分认同的维持,其支撑点则靠历史记录。“以色列在1948年,灭国二千年后复国,因为其民族有一本历史古书。是的,是《圣经》让这个民族产生强烈的身分认同。”陈医生说。 中华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假如不是因为史学家为我们保持记录,炎黄子孙的民族概念就无法延续,他说《史记》功德无量:“若不是司马迁,我们如何能用华人二字形容自己。” 陈医生是立百病毒研究专家。他最近接受访问,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突然说计划以立百病毒为题著书。“立百病毒故事复杂有趣,你觉得我是不是疯了?”她问。陈医生一愣,以为听错。他感触万千:“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需要一个英国姑娘书写?难道我们子女当中,找不到适当及有兴趣的人吗?” 陈医生做报告的环节由我主持。“找不到适当及有兴趣的人”让我情绪一时波动。该记录下来的故事就应该责无旁贷,累积起来,就是华人对建国的贡献。陈医生语重心长:“就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是外来人了。” 人生数十寒暑,结交到衷心敬佩的朋友,能让我们觉得自己也是有价值的人,并会因为有这位朋友感到骄傲,这辈子没有白活。 《俯首甘为孺子牛》,书名来自鲁迅名句,舍“横眉冷对千夫指”不用,留下半句。医者只想救人,不喜对抗,他倾向融合或磨合的解决方案。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人生的意义应该建立在“追求真爱与美善,并以献身的精神服侍人。” 《俯首甘为孺子牛》初版于1998年,再版于2021年,这是一本探讨生命意义的书。当他在研讨会中引司马迁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结合他书中所言,我终于理解他每天早上4点便起身工作的动力。
8月前
“如山忧患一肩担,风骨由来胜铁男。毒蜮几番狂射影,鲲鹏九万快图南。炎凉旦暮君何苦,衣狗推移我久谙。独喜蕉红椰绿地,推窗日日对晴岚。”1964年12月31日,在南洋大学教书的苏雪林写〈狮城岁暮感怀〉四律,这是第二首。 她说身上背负着如山般的忧愁和苦难,但气节比铮铮男子坚定。多次被暗箭刺伤,仍如鲲鹏展翅,志冲九万里高空。世态炎凉,朝夕变幻,不必为此苦恼。白云苍狗,彻悟后心情坦然。有机会居住在红蕉绿椰的土地,倍感欣慰。每一天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让人喜悦的晴朗山岚。 此诗牵扯两文人,一是鲁迅,一是胡适。 反鲁迅“几乎成了我的半生事业”,这句话苏雪林说过不止一次。查看她生平事迹和著作,鲁迅在世时少见她恶言相向。1928年3月,她将连印四版的《绿天》送给鲁迅,扉页写“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 沈晖《苏雪林年谱长编》引鲁迅日记说1928年7月7日二人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中初次见面,此后虽无往来,却不涉负面看法。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高度评价《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她说鲁迅小说用笔深刻冷隽,句法简洁峭拔,体裁新颖独创。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虽只出版《呐喊》和《彷徨》,却“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苏雪林第二天读报知晓。她在日记中写“彼与余素无关系,只以七八年前,曾替杨荫榆女士讲了一句公道话,匿名作文丑诋我,以后暗中伤害我亦有数次。固彼与余算立于敌对地位也。” 杨荫榆即杨绛姑母,当北京女师大校长时被鲁迅公开责骂。苏雪林日记没有公开,但是给蔡元培的信却被公开了。信中她大骂鲁迅。此信并抄录一份寄予胡适。1936年12月12日,胡适回信说他理解当中愤慨,但不同意攻击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说斯人已逝,应该撇开小节,只论其思想并注意当中几度变迁:“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苏雪林的喜欢与不喜欢 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可以仅凭直觉,可以基于缘分。抽丝剥茧后还可以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爱好、职业,甚至对方朋友圈等因素中寻找依据。物以类聚,一般人会往倾向于自己性格的人倾斜。但是逆反心理也经常出现,有一些人喜爱和相反性格的人一起,越是不同,越可能产生吸引力。 胡适的圆融风度和苏雪林的处事态度相悖,但她对他人品的敬仰一生不变。她爱恨分明,对不喜之物不假辞色。这种性格本可以在鲁迅的待人接物中找到共鸣,但鲁迅的刻薄杂文与左倾立场,又使她无法认同。鲁迅对胡适的嘲讽也让她难以忍受。 1992年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到台湾,工作重点包括访问九五老人苏雪林,他想要“当面问问她对鲁迅和胡适为什么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回答说鲁迅“人格分裂”。为何持续不断谩骂鲁迅,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陈漱渝访问她后写〈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题目感性,重心改变,访问到最后已在沧桑人生着笔。 扯远了,再回到〈狮城岁暮感怀〉四律第二首。1962年2月胡适去世,苏雪林写多篇怀念文章,引发反对胡适的文人抨击,笔战越演越烈,诗中的“毒蜮”指她心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文人。 《中国时报》主笔寒爵以〈《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证明苏雪林拥鲁,在反鲁的台湾戒严时期,此类告密可置人于死地。她如法炮制,投信治安机关,表明自己反鲁人尽皆知,反鲁即反共,引申说反对苏雪林者就是反对反鲁反共者。针锋相对,互扣帽子,彼此最后心力交瘁,没有人是赢家。 1961年,她因为不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迁怒胡适,在8月9日写信给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她是女人,“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林之受其沉重打击者凡二次矣”,又赌气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则亦已矣。”她无所惧,“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之食也。”但是一周后,她写信请胡适宽恕,说不逊之词,都因“恃宠而骄”。 引我注意是她早有到南洋念头。1964年9月,她来到短暂净土,在南洋大学工作一年半,依旧写文章,依旧做学术研究,依旧用功,期间没有听过笔墨官司。马新是福地,苏雪林安详地当一名学者。
9月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不到两个月,东三省沦陷。九一八后有一二八淞沪战火,接下来满洲国成立。华北动荡,民众不安。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说当时心情:“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又引丁文江感触:“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 大纷乱中使不上力,牢骚声中,有人转换视角。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函四百余份征稿,提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两个问题,他说不论国家或个人,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142人,244个梦想,北京中信出版社在2014年重新整理“新年的梦想”,以书名《1933,聆听民国》让史料再现,更多人有机会细察前人心情。 正文前有两幅丰子恺作品。第一幅他画一位小孩将地球仪置入装满水的水盆中不停洗刷。文字介绍说“漫画家丰子恺为这期特刊画的封面,他的梦是: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第二幅他画一位母亲嘴吹吸管,另一头衔接孩子肚脐,漫画配文“母亲的梦”,文字介绍说“做母亲的梦想着像吹面人似的,把小孩子一下子吹成大人好去挣钱”。 我这一辈人吃过苦,对丰子恺的勾勒感同身受。“污垢”是时代写照,“挣钱”重要是因为穷怕了。生活不安定,每个人梦想美好社会降临。 我挑熟悉作家逐一看。在上篇“梦想的中国”中,夏丏尊说他所做的中国梦“都是恶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巴金说他“对这命运是不能够甘心的”。叶圣陶“希望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洪业加了“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施蛰存说他心存小百姓梦想,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百姓们都舒服。”当然也有人宏大叙事,以大同世界、天赋人权、社会服务、消灭不法势力、解放弱小民族等课题立意。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国难当前,想要在新年期间笑口迎人不易。下篇“梦想的个人生活”,编者所说“痴人说梦,心怀希冀”一语深得我心,苦中作乐重要,幽默、趣味和品味才是年味元素。 郁达夫说因为被压迫结果,他想成为“一个古代的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老舍说生命只求有趣,他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洪业希望自己“少病,少生气,多工作,多玩”,茅盾希望“神经衰弱不再增剧”及“每天运动半小时”。叶圣陶“希望少得闲暇,随便到近处走走,就只三五天也好”。 胡适“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被关10或15年。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星期日例外。前提是有书可读,可以向各图书馆借书,可以把藏书搬进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这才是理想生活,“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鲁迅没有参与。他在大年初一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后,写了〈听说梦〉,发表在4月15日的《上海文学》。文章被此书当成后记用。“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他说他明白编者苦心,“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 梦是不可缺的。1923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可惜的是可以做梦却不能轻易写梦,有权力的人“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有梦想的人被杀,例子比比皆是。 言犹在耳,讲大同梦想的杨杏佛在半年后被刺杀,即使鲁迅看得远,还是极度难过,“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为好朋友写悼亡诗。从前在马大,吴天才和林水檺两位老师不止一次背给我听。 甲辰年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结束前,重翻此书怕漏,发现周谷城写的是“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新年快乐。
10月前
“鲁迅去世后,停放在万国殡仪馆的小房间时,梵澄一清早就去吊唁,悲伤至极,泣不成声,当时他告诉许广平,鲁迅给他的信,可以集成厚厚一本。”这是赵家璧在《文坛故旧录》所记。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也提徐梵澄。他说鲁迅晚年十分看重周文、葛琴及徐梵澄,为他们改稿写序。周文1952年去世,葛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残,只有徐梵澄长寿平安。 鲁迅宠爱徐梵澄,他告诉许广平“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赵家璧说他收鲁迅49封信,其中8封谈徐梵澄所译《尼采自传》。徐梵澄写有〈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长2万字,眼高手高,文气飘逸,灵光处处,隽永耐读。 赵家璧说鲁迅死后,徐梵澄“杳无音讯”。原来侨居印度33年,从事教学、著述与翻译。1979年回国,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样大隐于市,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终身未婚,甘于淡泊,饮食起居自己料理,不收生,不立门派,独来独往。扬之水和陆灏因为编者身分,和徐梵澄来往频密,二人在2009年合著一本小书《梵澄先生》。 徐梵澄用英文介绍中国文明,著作包括《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易大传——新儒家入门》,又用中文介绍西方文化,翻译《尼采自传》和《苏鲁支语录》等书。他在印度文明造诣更少有学者可以匹比,中译印度哲学经典有《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论》、《五十奥义书》等书。悠悠人生,视一切偶然。他告诉扬之水,他并“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又引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徐梵澄常写古诗,扬之水爱“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一句,说“很有韵味”。徐梵澄身材瘦高,爱散步,人和诗,学问和悲喜,处处引人联想。 最可贵的是可掌握意愿 虽然担当得起重量级学者称呼,著作曲高和寡却可以预见。俗名因为鲁迅关系,稍有提升。20岁时,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寄给鲁迅,经推荐后刊登。到鲁迅家,目的为领稿费,却更爱听教诲。他启程到德国留学前一天,向鲁迅告别,不断出现沉默时刻。鲁迅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说是所存稿费,却比平时增加。走时鲁迅送到大门口,他鞠躬,一伸身,鲁迅突然目光辉射,执着他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徐梵澄说。 1929年8月,徐梵澄入海德堡大学。鲁迅托他代购版画及书刊,徐梵澄所选,皆为精品。二人信中内容,虽有不少涉及银钱、书画汇收之事,但是讨论艺术品之余,可看到美学造诣。徐梵澄在大学选修几门艺术课,闲中学习版画创作。鲁迅珍藏版画中有6幅徐梵澄作品,其中一幅鲁迅中年半身像,用在鲁迅编译《一天的工作》包封上。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纽,刀法粗矿有力,颇有特色。”负责编辑的赵家璧说。 徐梵澄有不同常人作风,鲁迅欣然接受。鲁迅推荐徐梵澄杂文时说他“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徐梵澄要求保留原稿,鲁迅请许广平代劳,抄了几次许广平发牢骚,鲁迅只好亲自动手。他向《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求助,说抄录费力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内有人抄写否?”徐梵澄不知自己要求造成鲁迅困扰,他以为鲁迅身为大作家必有助手,原来是两老代劳。徐梵澄说他自己“真该死”。 鲁迅的信不幸在抗日战争时,和徐梵澄藏书同时丧失。徐梵澄记忆力超强,“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所以记得。”〈星花旧影〉共引述14封来信内容。 第2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徐梵澄说鲁迅在谈话中,多次讲到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鲁迅校刊过《嵇中散集》,将嵇康诗句“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改动,嵇康原意说人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可以随心所欲掌握意愿,无怨无悔追求理想。徐梵澄说他“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我忍不住用毛笔将嵇康诗句抄了下来,虽然知道所谓境界,常常知易达难。
2年前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鲁迅诗作〈无题〉,内容说面黑老百姓流离失所于荒芜野草中,不敢慷慨悲歌,不敢引发动地哀声。鲁迅心里千头万绪,但是他思维开阔,连通广袤大地。虽然表面沉寂,却坚信春雷即将萌动,将黑暗化为光明。 1934年5月日本作家新居格到上海拜访鲁迅并求字,鲁迅以诗作相赠,落款“戌年初夏偶作,以应新居先生雅教”,其中雷一字,用古字“靁”。1961年10月,毛泽东以狂草横幅书写,送给到访日本民间代表团,纸高33厘米、宽85.5厘米,毛泽东说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又要郭沫译成日文。毛泽东加持,媒体宣扬,诗更为人所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新居格以日文发表文章纪念,同年11月被译成中文,以〈鲁迅其人〉,刊登于上海《国闻周报》。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又说鲁迅成就“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 新居格于1951年去世,1976年鲁迅展览会在日本仙台举行,其夫人把鲁迅手迹拿出展览。新居格崇拜鲁迅,其夫人说,裱好的诗作,“挂在书房里,以便经常诵读,缅怀鲁迅,激励自己。” 诗里诗外,都有故事。其中惊雷二字,更是马大学生多年心中抹不去痕迹。我1984年进马大念本科时,参与华文学会复办工作,对春雷大汇演历史步步追踪。马大华文学会1974年12月被令关闭,春雷大汇演是导火线,除了零星剪报,政府为此事所发表白皮书我一字不漏阅读。 李亚遨所编,2010年出版的《于无声处听春雷——1974年春雷事件的回忆与见证》,书名不瞒鲁迅提供的精神资源。吴建成回忆1970年他入马大就读,大一下学年收到传单,有些惊奇,因为之前华文学会宣传文字全篇英文,偶尔出现中文,也只为点缀用途。“才知道马大华文学会改组了,从此以后不再英文至上” 。能进马大者,都是天之骄子,马来文英文皆可,如吴建成者,在意中文尊严。心灵被触动,毅然加入华文学会,后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我整个生命因此而蜕变。” 吴建成形容那段岁月“浪漫又自豪”,他爱中华文化,情怀不孤。赖兴祥在英校念大学先修班时,华文是第二语文,滋味不好受,进马大后参加华文学会,和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的人一起,顿生“殊荣”之感。 姚丽芳和陈丽碹捕捉当年印记,感受大体相似,以“无怨无悔”形容冷暖经历。刘崇汉说关心社会,走入民间为“正道” ,侯亨能说是“气概”显露。事发三十多年后,虽曾沧桑,澎湃心情,依然可见。 马大华文学会在1972年举办“春自人间来” 南北马巡回演出,各地华团如教师会、校友会、华文独中协助承办,随后学生以文艺推动社会改革的热忱不断强化。1973年马大华文学会联合四十余华团筹办春雷大汇演,为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募款。当时政府排斥左派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浓烈,华文学会和社会运动结合,很快成为被怀疑对象。1974年3月春雷大汇演3位筹备成员被捕,但是其他人不畏惧,坚持完成任务。一切准备就绪,4月彩排时,警方郑重告知不批演出。1974年12月,政府以共产党渗透校园为由,查封马大华文学会,更多学生被拘留。 12年没有华文学会 春雷惊蛰,一声巨响,受影响的不只当年马大学生,后来者的大学生活也变了样。马大整整12年,没有华文学会存在,筹办文化节目举步维艰。中文系学生自由度相对宽广,但是参与者不能涉及外系学生。悲情笼罩校园,不知如何寻找空间控诉。 李亚遨在序文说虽然春雷大汇演无法正式演出,却不愿历史成灰,遂编书从头细说。他说数十团体联办,数千演员参与,数千幕后工作人员默默付出,受关注度是空前的。马大华文学会串联南北马以及东海岸团体,频密出版快讯,韧度和深度,确实值得纪念。虽然只在吉隆坡一地演出,“如果在国家室内体育馆连演7天,观众可达4万人。改为容量较小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9天演20场,亦会有2万5千人。”李亚遨说出他们策划时的激昂心情。 侯亨能回想从前,忍不住加一句:“我们那一代人现在还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时代变了,表述方法必然不同。我读鲁迅诗,读马大华文学会历史,始终相信冷漠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性。
2年前
1934年大年初二鲁迅写〈过年〉,他说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 鲁迅谈过小孩过年。在〈阿长与山海经〉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想到明天买来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在〈祝福〉中,他描绘民间对新年的重视:“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1894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为在乡试贿赂考官沦为钦犯后,周家自此没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时,为节省路费,回家次数有限。在日本留学7年间,更是没有机会享受家乡过年气氛。 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教书。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教育总长蔡元培安排鲁迅至教育部任职,此后大事小事日记可见,节日一并标明。1916年除夕“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1917年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918年大年初一与周作人“览厂一遍”,厂甸庙会售卖字画、旧书、古董、手工艺品、年画杂货、各式玩具,鲁迅常去淘货。 1919年除夕“背部痛,涂碘酒”,初一晚“服规那丸三粒”。同年7月,鲁迅和两位弟弟商量后,卖绍兴祖宅,购置八道湾胡同住所。母亲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北京,跟原本寓居北京的周作人一家,全住一处。1920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祭祖仪式,日记仅见一次。1921年大年初一“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922年日子一样单调,除夕“游小市,夜爆竹大作,失眠。”大年初一日记只留四字:“休假,无事。” 鲁迅从家庭所得温暖有限,母亲安排的婚姻以悲剧收场,他和朱安建立不起感情。1923年和周作人闹翻后,春节给他蒙上更多郁闷气氛。1924年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一李遐卿携子来访,留他们午饭。初二下午许钦文来,晚上,他难抑寂寞,“失眠,尽酒一瓶”。 鲁迅对过年不上心,却因为几天假期,起床稍迟,不是逛书店,就是和朋友吃饭或投入工作。1921年大年初一写完〈故乡〉。1924年大年初三,小说〈祝福〉完稿。1925年大年初一,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又写成〈风筝〉,初二“夜译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933年大年初一分别为好友许寿裳、画师望月玉成和台静农书写自撰诗三首。 组织家庭后心态变化 1927年和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孤家寡人。1928年除夕,鲁迅“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929年大年初二,“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农历呼声不绝于耳,激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比农历科学,不改变即无法接轨国际。起先有圜转空间,阳历、农历并用,后来发现效果不彰,遂下重药。国民政府在1929年,坚决废除农历,推行阳历,新年假期改在阳历1月1日至3日。农历新年不放假,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移至阳历元旦。报章社论甚至喊出“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农历新年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辞旧迎新根深蒂固,非阳历所能取代。农历变“废历”,老百姓顿时有失根之感。1935年除夕鲁迅写信对友人黄源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自己组织家庭以后,鲁迅心态变化。1934年春节他“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鲁迅放鞭炮始于1933年周海婴4岁时。那年除夕夜,他“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他爱看孩子嬉戏。 鲁迅1934年所写〈过年〉意有所指,他不同意农历新年被压迫。可喜纪念节日不少,可是“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他说农历新年是自家东西,格外庆贺,“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鲁迅的〈答客诮〉。对孩子没有感情未必是真豪杰,怜爱孩子不见得不是大丈夫。寥寥文字,鲁迅解释简单哲理。他说兴风狂啸的老虎,也会边走边回头,看顾小老虎。 春节习俗不少,若无情字围绕,无家人加持,无小孩笑声,一切逊色。看电影,放鞭炮,和家人一起,且行且珍惜,当然鲁迅事先不知道自己人世间的岁月原来如此短促。
2年前
黄贵文先生问,有没有空喝茶?我说有。以为中东的战争和以色列会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到咖啡馆,见马仑先生也在那里,就不约而同,换了一个题目:马华文艺。 马仑是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看见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坛。他总是随时随地让人们接近文坛。他走向喝茶地点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准备送人的文艺书。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著作。他替那些很少出来打交道的文友们送书。 马中断交那些岁月,中国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关于它的被转述的消息都是些坏消息。中华文化成为国家的弃儿,中华儿女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讲不清楚,即便是纯表演的舞狮舞龙不也被骂了一通?还有谁要跟你谈马华文艺?还没开口,就觉得眼前仿佛站着一个独裁者,你说什么他都立刻反对。 然而我们凭着简单的喜爱接近着它,感觉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仿佛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华文课开在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经一片肃静,唯有我们这个华文班还有一点声音。 喜欢新诗和华文刊物的几个同学,私底下进行讨论和分享,却不让学校和老师知道。书包里的华文刊物,上正课时不能让老师或巡察员看见,看见了是要被没收的。我们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学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时,几家华文报的文艺园地,每个星期都会开出两三朵文艺的花。好像开在沙漠上,非常的艳丽。 我读书的时候要帮父母亲做农事。家里有几亩橡胶园,“收胶”后的下午,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便一面擦着手背仍旧发出臭味的胶丝,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间杂货店找报纸看。武侠小说和新闻往往已经握在别人手里,文艺版却鲜少有人问津。只要找到准没有人跟你抢。可有时它无端端失踪,因为店主认为这张不重要,拿去包东西或垫蔬菜去了。 通常也只有武侠和文艺我能好好读上几段,然而要从头读到尾却很少能够做到。一来环境吵杂,二来总有人邀我下象棋。尽管如此,作家们的名字被编者放在显眼的地方,掠过眼帘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云里风、原上草、一介、陈雪风、梦平、芭桐、马仑、高坤镇、凝秀等,随便列举便有这好几个。感觉上他们是一群人,散布在各地,有着共同的理想。 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 连篇累页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 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10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 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 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 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栋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 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 他讲话时声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 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 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 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 集子里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 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需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 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 对于“名声”我们无需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 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
2年前
新年夜晚,老人坐在窗前仰望广漠蓝空。一颗流星划过,坠落在黑暗之中。他低下头,看着前面两条路:一条阳光普照,鲜花盛开。一条阴暗潮湿,蛇蝎遍地。突然发现自己正步行在第二条路上。他大惊,绝望大喊:“回来吧,我的青春,让我重新选择我的路。”这一喊,把自己弄醒了。大喜,原来是梦。他不是老人,他还年轻,梦中走错路,陷入困局,醒来就是重来,前路宽广。 在绿原的《绕指集》读到此故事,法国作家让·波尔·里希特撰写,志在说教。我脑海中跑出几幕小学情景,老师带着藤鞭,但无阻学生喧嚣和蹦跳。又想起干浄白衣蓝裤,总在放学时看到一二处污渍。没有珍惜光阴的概念,虽然功课应付自如,底子却是好玩放任。绿原说“作者故意把它只写成一个梦,以便给主人公留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浅白道理。几十年寒暑,活得如何,心中早有账本。里希特的小故事,上年纪者读来只有青春不再的无可奈何。路好路坏,皆是过去。年轻人有梦,年长的人不曾破例,认老时候,梦更多更频,进入里希特所叙述的梦境不无可能。不管途中有没有绝望高喊,醒来独坐窗前仰望广漠蓝空,感叹一句,岁月不可能回头了。 鲁迅有一篇题为〈立论〉的散文,说有孩子出世,办满月宴,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发财,得到主家感谢。又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升官,也得到主家恭维。却有一客人说孩子将来会死,引起众怒,被痛打一顿。口不择言不遭人喜,社交场合有本身约定俗成的准则。与其说人类热爱谎言胜过热爱真理,不如说一般人怕老、怕病、怕死,忌讳不吉利唇舌。 人人希望长寿、健康、样貌永驻,没有人愿意目睹身体退化,不过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防老、抗老,保持青春心态,不过是人生过程中的美学调剂,拉锯一阵,最终理解人在宇宙间渺小如尘埃,地球不因我们出现才开始转动,也不因我们老去放慢转动速度,懂得拿捏就是艺术。“艺术”是绿原所用词汇,我借来一用。 不必担心无所事事 “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这是《鬻子》中鬻熊自我介绍。他在周文王面前辩护自己在猎场虽然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英姿凛凛,但是献策助国,90岁的他不言输不认老。古今中外,宁在职场上病故的人不少,战国名将廉颇的例子家喻户晓。他年老不忘战场,无奈赵王拒绝,郁郁而终。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批评者有其立足点,生老病死是常态。虽然有一些人在体质或心理比同龄人强大,但是从亮丽舞台退场是迟早事,坚持不老只会增加被羞辱的风险。 1950年10月周作人写信给康嗣群,说他托友人方纪生找书画大家陆和九,刻自己笔名寿遐一印,不料误刻成遐寿。方纪生拟请陆和九重刻,但周作人觉得篆文有意思,既已刻好,干脆配合篆刻,改自己笔名。寿遐或遐寿,皆高龄之意。当时周作人65岁,他在1948年已自称“寿遐老人”,早已认老,笔名刻错,小事一桩,顺其自然,更见韵味。 郑板桥留有“难得糊涂”四字让人喜欢。所谓糊涂,实则清醒,那是回应扰攘社会的策略。利害关系此起彼伏,乱世之时更要掌握分寸,进退拿捏考验个人智慧。人情若不练达,天天如履薄冰,身陷险地或不知。糊涂的清醒或清醒的糊涂,不过是为自己寻找安宁之地,不害人,走走小我路线,要求不高,不应苛责。难得糊涂,充斥着浓浓的自省成分,郑板桥写下来,提醒自己天天反思。过去既然是自己走过来的,未来当然也要自己走去。少点得失心,也要为“不做名人而奋斗”,这是巴金晚年写信给冰心时说的话。 3年疫情期间,我大半时间在看书,疫情过后,给书本的时间不减。翻书之余,读不少作家涉及退休或晚年生活。“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这是杜甫名句,诗人早就告诉我们不必担心无所事事,自在的生活不是人人享有。“感谢造化给予了我多余的岁月和家国的安宁,我可以除了照顾我自己的内心以外,不必再追求什么身外的东西,于是读书变成了漫步山阴道上,随处都可留连了,这回才真的懂了于不求甚解之中,每有会意的乐趣。”我读书不忘寻章摘句,鹤西在《初冬的朝颜》提及退休10年的生活,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心得。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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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日综合电)周二晚上的万圣夜,上海市淮海路、巨鹿路人满为患,警方当晚对巨鹿路158号区域采取“只出不进”限流措施,地铁淮海中路站也封站应对。上海年轻人连续数夜在街头cosplay(角色扮演)迎接万圣节,在众多变装中,不仅有传统惊吓妆容、漫威名人和卡通人物等,还有网红李佳琦、核酸检测人员等中国热门话题人物。 上海年轻人在万圣节变装狂欢中玩出了社会元素,被网民称之为中国的“万梗节”。除了再现如来佛祖、甄嬛等经典影视角色,亦有举“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牌子的鲁迅,抱高考教材的黑眼圈高中生等本土元素。 此外,还有年轻人取材于现实,有冠病疫情防控中无处不在的“大白”,有颓废不堪的挂上“乙方”牌子的打工人,还有人带着电脑、上面写有“决战双十一”。一名男子戴上“淘宝一哥”李佳琦头像,身穿印有“哪里贵了”的黑色T恤,讽刺花西子79元眉笔事件。还有一男子身披跌幅惊人的上证指数走势图,旁边一人手中拿一把韭菜,讽刺中国股市“割韭菜”的现象,引起热议。“韭菜”指的是被官方或者商家压榨的普通民众。 根据网络上的视频,一位参与者办成了民国时期的作家鲁迅,在人群中背诵起了鲁迅写过的文章,鼓励年轻人发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说到这里,他身边的警察开始阻止他讲话,并在旁观者的笑声中被赶走。另一段视频显示,两位扮成“大白”的人被警察带离了活动现场。具体原因不详。 花西子79元眉笔事件是指,李佳琦近日在直播活动中介绍79元一支的花西子眉笔时,看到有网民留言说越来越贵了,他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该言论一出立刻引发热议,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引发退粉潮。 对于“过洋节”争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称,万圣节被“中国化”了,吁“国人别怕洋节”。(明报∕美国之音)     上海延安中路,鲁迅在街头发表演讲 随后被警察驱赶离开。 pic.twitter.com/5rB21GHV03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October 3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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