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物馆／01】我们需要怎样的文物馆？

晚近20年，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设立的华社民办博物馆在各地涌现。文化资产保存基金委员会主席陈亚才挑出当中的历史脉络，1969年五一三事件和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后，华社累积了历史与文化悲情与焦虑。历史教科书一改再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甲必丹叶亚来，从正文一点一点减少到转移去附录。

华社有感文化与历史不断被官方淡化和边缘化，那么民间华团是否应担起保留和流传的责任？早在1991年，马华公会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陆垠佑就曾连同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筹建“大马华人文化城”，计划设有华人文物馆、教育馆、食品中心等。计划随即引起巫统强烈反弹，胎死腹中。来到2000年代，地方华团开始设立文物馆，例如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2001年）、世界福州十邑文物馆（2005年）、吉隆坡广东义山历史文物馆（2006年）等。

“它又是一个据点，可以作为加强话语权的表达方式。”在文物馆这个空间，华社可以透过展览的方式以及展出的内容，表达社区开拓或个别人物的贡献。陈亚才说，从社会发展来看，华社最初设立文物馆带有一点抗争意味。

来到近十年，文物馆有了更广的意义：启迪民智、加深地方认同和地方教育。陈亚才认为，本地文物馆当然可以继续扮演抗争的角色，但是，显然也可以进入社区教育的功能了。“我们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某个程度来说也跟官方互补。”

这也非常符合博物馆定义新增的一项重要条件：社区参与。林家豪认为，博物馆的未来趋势，并非依循象牙塔或政治最顶端的人一声令下而做，应由社区参与，符合社区需求而设。回顾华社历史，最早的社交中心是庙宇，才有后来的血缘、业缘或地缘会馆。当来到21世纪，会馆因会员老化，社交机能渐渐消失，博物馆是否可能成为新的华人社群交流中心？

试想，华校、华团差不多来到百年之际，若有办法调动资源设立文物馆并提升研究，而展出的东西本身就是华人的价值和精神，林家豪相信它还可以升华至艺术和精神层面的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