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恒／《夺命护理师》诡谲莫测的白衣死神
观看丹麦剧《夺命护理师》（The Nurse）时，正好是加护病房的执勤期，深感现实中医护人员要想伤害病人，其实远比戏剧来得容易。各类强心剂、生理盐水和药物皆为透明液体，有心人可以混合使用；呼吸器的设定高深精密，稍稍调整亦可伤人于无形；抢救过程如果稍有怠惰，即可为病人的病情带来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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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杀人案”（Medical Homicide）并非孤例，只要上网一搜，即能得出全球各地的耸动标题──“俏护士连续杀7婴留诡异字条”、“不忍病人受苦，荷兰护士杀24新冠病人”、“安省护士杀害养老院8名老人”等。医疗杀人案比一般谋杀案更难侦办，因牵涉复杂的医疗伦理。很多时候，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其死亡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医护人员拥有专业知识，不少杀人案至多只被定性为判断错误，而非蓄意谋杀。以《夺》的剧情为例，由于此类案件很难引起关注，所以每当警方想要开档调查，很多死者早已火化，死无对证。
《夺》讲述资浅护士Pernille到一家医院任职，与学姐Christina相处一段时日以后，赫然发现Christina是杀人魔的惊悚故事。《夺》向观众呈现这名护士如何滥用他人予以的信任逞凶，为病患注入吗啡和地西泮。只要她值的夜班，总是发生各类紧急状况。即使是其他同事，也不过认为Christina的运气较差，把她的夜班笑称为“Christina’s shift”。后来Pernille发现事有蹊跷，向上级反映，反而被标签为善妒的后辈。
护士为什么想要杀人？
为了更深入理解医疗杀人案，我观看以著名的“查尔斯‧库伦（Charles Cullen）案件”改编的美国电影《良心护士》（The Good Nurse）。查尔斯的作案手法和Christina大同小异，他把胰岛素和地高辛以针筒注入生理盐水，悄无声息地杀害病人。查尔斯16年来辗转9家医院，虽然各家医院对他早有怀疑，却为了大事化小而仅仅以行政理由将之辞退。直到电影中的警探企图揭发案情，还受到政府单位的掣肘和医院的故意拖延。官官相护的作风，让更多无辜病人受害。
回归这两部作品的讨论，我认为两者皆不是成功的悬疑剧，因为凶手及其干案手法早已昭然若揭。更遗憾的是，两部作品都没有深入探讨凶手的杀人动机与心理。我需要从另一部讨论查尔斯‧库伦案件的纪录片《追缉杀人护士》（Capturing the Killer Nurse）方知查尔斯自幼被欺负，被边缘化，于是对社会有报复心态。而《夺》中的杀人魔Christina则刻画得更加片面，只是被怀疑具有戏剧性人格，渴望关注，却没有赋予属于她的声音。
医疗决定的责任
我原也期待两部剧的审案过程，若能在控辩双方的辩论过程探讨医学伦理，包括安乐死及病患临终的医疗意愿，将使作品更具深度。纪录片中，查尔斯如此自辩：“我不忍心看他们受苦，所以才杀了他们。”《夺》的Christina亦喜欢向Pernille强调，急诊室是战场，护士可以越权，自行下医疗决定，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意。单凭这几句剖白，即能深入探究所谓受苦的定义与程度、医护权限、病人亲属和医疗人员在做出医疗决定时的协商智慧。
《夺》当中的事发医院位于丹麦较落后的地区，院方行政管理欠善、法律不保障贫苦人民，才让Christina有机会草菅人命。政经地位滞后，是否更容易促成“父权模式医患关系”（paternalistic model）[1]，《夺》亦着墨不多。
剧组避重就轻，没有挑起冲突，于是失去化解的机会。因为“医疗杀人案”而高喊“削弱医疗人员的权利”的口号过于武断，制定一个造福医患两造的方案才是上策。以马来西亚为例，吗啡作为危险药物法令管控下的药品，哪怕是医疗使用也受到严格监管。扩而言之，两部作品中有关配药室的纰漏、医疗人员的精神健康和欠缺透明的院内审查机制，皆是全球医疗机构不可轻视的前车之鉴。
[1]扫描二维码了解 Emanuel, E. and Emanuel, L.（1992）针对“医病关系”提出4种模式，分别是：父权模式、资讯提供模式、诠释模式及审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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