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痛觉残留


二战结束80周年,在迈向九十、一百周年的过程中,关于日据的个人经验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绝响,记忆的持份者,将不再是亲历者而是复述者。时至今日,华社与国家的记忆固然有落差,但在地域社会里,不同持份者的视角,也在失传、矛盾及被诠释中不断调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马新华人习惯上也将8月15日视为二战结束纪念日。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与我国政府的官方态度相比,全马各地华社则不乏自发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其中,吉隆坡广东义山在8月15日前后,办了一连3天的系列追思与纪念活动,除了有14日新落成的南侨机工纪念公园暨南侨机工纪念馆开幕,还有15日的二次大战公祭仪式,“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及“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碑”前凭吊;16日复有“捌拾追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日据烽火‧南侨机工马来亚篇》舞台剧公演,做好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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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关系,抽不出身,我只能抱憾缺席前面的活动,仅专注于周末研讨会的报告,也在现场遇到许多师长与学人同道,分享交流间,受益良多。马大文学院院长黄子坚教授的主题演讲里有一番话让我格外深思:华社对于二战的纪念与追思,是否要与国家的历史和记忆交汇?在我看来,历史记忆的表述,大致可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3个层面,而在研讨会中我所报告的是柔佛马西(Masai)地方华人的二战经历与追忆,恰好是在处理个人经验与社会记忆彼此之间的落差问题。根据战后初期华社自发的调查,马西市镇曾在1942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公历3月1日)发生屠杀,殉难者据查有28人。而在马西附近,有一处名叫东山的采石聚落,也在同一天发生屠杀,殉难者超过百人。在后来关于该地区的二战记忆中,在战后紧急状态下彻底消失的东山聚落,那段屠杀变得最常被提及的“历史”,甚至上一代的马西人,可能只听说过东山有屠杀,却不一定知道马西也有。尤有甚之,1988年立于马西老义山的“日本蝗军屠杀殉难者总坟”碑,仅过30年,便几乎无人问津;惟在拾金迁葬过程中,却发现有人类骨骸、子弹壳、铁线等物件,虽可证明殉难并非空穴来风,却遗憾记忆几近失传。
为配合二战结束80周年,我也与北干那那地方营造工作者徐铭权合作,趁此时刻举办“走读北干那那殉难公冢”活动。北干那那(Pekan Nanas)是战后紧急状态才形成的新村,但在其周围曾有许多战前聚落和种植园,如今当地能找到、与二战华人屠杀记忆有关的公墓有三处,其中两座分别收葬1942年3月9日,而南峇株(Jeram Batu)一带发生的集体屠杀,其中有不少当时从新山或笨珍来到此处避难者。二战结束后,本地与外地的殉难者家属与公众,分别在福建和广东籍贯的义山上立碑冢纪念与祭祀,曾经每年都有人在北干那那新村负责募款以资清明扫墓,但如今老者凋零,拜祭者益少,似乎也不再是当地重要的集体记忆了。
二战结束80周年,在迈向九十、一百周年的过程中,关于日据的个人经验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绝响,记忆的持份者,将不再是亲历者而是复述者。时至今日,华社与国家的记忆固然有落差,但在地域社会里,不同持份者的视角,也在失传、矛盾及被诠释中不断调适。历史从来就不是个人经验的总和,而是不同时代掌握话语者的选择。作为历史的学生,我更倾向观察、记录和理解这种选择的过程;但作为国民和社区的一分子,又始终希望痛觉在化为公式般的年份和数字,或激昂顿挫的肾上腺素之前,能够再残留多一些人性的实感,为国家历史与社区记忆的交汇,创造更多的空间。
延伸阅读: 莫家浩|屠杀记忆 莫家浩/寻墓启事 莫家浩/再造祖坟 莫家浩/神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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