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博览新村

举凡大马人，即便不知新村之由来，想必也知新村之存在。1948年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为了断绝本地华人与马来亚共产党之间的联系，1949年颁布的“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将原本散布于郊野的华人自然村村民强制集体迁置到新的地点，是为“新村”。时至1954年，马来半岛已有约480处新村，人口近60万，其中华人居民达九成。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后，随着时代演进，地方发展变迁，新村数量也持续减少，步入千禧年后，房地部将原非新村的重组村及渔村也列入范畴，可获政府常年发展拨款，使“新村”数量不减反增。截至2024年，全马新村已达627处。

新村既然那么多，理应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何况时代变迁早已令新村的治安功能洗去，取而代之的是产业转型与人口流动的冲刷，再加上重组村与渔村的“加盟”，新村博览会理论上具备了展示新村内部及村与村之间的社区多样性，并做到如博览会看板所言：以“在地叙事、集体记忆”为核心，成为理解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一张生活地图。

这些愿景在博览会中确实有所展现，在楼上新村馆展览的部分，来自中南马地区的9个传统新村、2个重组村及1个渔村社区营造者参展，试图为参观者呈现12种不同的村落景观；楼下的“中南马新村好品”展销会颇具规模，叫卖气氛热烈，除了让我选择困难症大发作，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本地食品手信产业的潜力；然而我也能从中看到某种潜在瓶颈，像是商品同质化现象已显露，冷不防让人以为中南新村是处处虾米辣和姜制品的世界；12座新村馆，几乎馆馆都一定介绍村里的华小，同时也馆馆都几乎看不到非华人的元素（唯二例外大概是阿依沙叻的洋神父，和东甲馆里有国家元首点过睛的狮头），结果真的营造出了“新村九成皆华人”的意象，却难免省略了当年的剩下那一成。

我的感想，如果新村创生真能体现多元社会价值，或许有两个要素应当留意：一是如何多元地回顾其过去与现在，二是如何无中生有未来。沙威新村的学人同道成钢与秀君，通过长时段参与观察，着实记录与尝试深描新村里的老人、小孩、外籍、女性等次群体，为我们揭示一幅幅相当熟悉，但又鲜少正视的新村风貌，是转化为新村未来文化资产的超前部署；北干那那的社造同仁铭权，在快要没有黄梨的黄梨乡里，与手艺人合作重现当地中秋节放“风筝灯笼”的集体记忆，这次也让“灯月”在博览会里升空；东甲的社造同仁伟荣，从街头装置艺术走向非遗手艺传承，试图通过传统纸扎和狮头技术的在地产业化实践，许地方年轻人一个未来；我从前的学生松卫从事3D打印业务，也在博览会上展出成品，开拓客制化和量贩化3D打印地方文创纪念品的市场。因此在我看来，如今南马的新村社区营造经验，即是从过去的审视及对未来的想象里找到多元共性，贯彻到当下的创造中去。对此，我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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