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雯/十年漂流

得知我的原乡后，马来同学和老师两眼发光。来，说句吉兰丹话看看！面对一张张兴致勃勃的脸，实在不忍叫他们失望。

Nok kecek gapo?（要说什么呢？）我从有限的词库里挑出最有把握的一句，故作轻松脱口而出，就此糊弄过去。

有！有！有那个味道！对方总是不吝于拍手叫好。

我的吉兰丹话说得不好。小时候上学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行我素，家乡话都是在离乡后才开始练习。初时还将标准马来口语和吉兰丹话混淆不清，sama说成supo（serupa），对方一听立刻看穿底细。哈，你是吉兰丹人。吉兰丹土语像一门密语，在境外的花花世界里辨识同乡，口音一对上便是ore kito（orang kita），心里莫名一股暖意。后来侦测密语变成我的日常消遣。

某次在大学杂货店里听见店员在高谈阔论某人的八卦，说的是这门密语，店里学生人来人往，只道没人听懂。我抓了面包到柜台准备付钱。Hok ni jual lagu mano？（这个怎么卖？）终究忍不住自揭身分。收银员先是一愣，露出浅浅的尴尬的微笑：ore kelate jugok？（orang Kelantan juga?）结完账走出店门，背后的密语声量明显小了许多。

毕业后在吉隆坡工作，侦测游戏越发玩得起劲，拓展到侦测吉兰丹式华语。如果在公认的lah、loh等马来西亚华语语助词中探测到loi，同乡便近在咫尺。你好了吗？还没有loi。没有独立意义的尾句，去掉也不影响句子的表达，却为“还没有”增添无奈与不耐烦的色彩。

记得曾经在高中华文老师面前，同学向我要回她的笔，我还在奋笔疾书，随口应了句“还没有loi”。华文老师一脸严肃，语带讪笑地批评我：loi（囡）什么loi，我还zai（仔）咧！若能回到那个当下，我定会告诉她语言体现地域文化，并无优劣之分。

每每搭机回乡，一踏入飞往哥打巴鲁的登机口，还没上机仿佛就已回家。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口操熟悉的腔调，马来话、华语，甚至是福建话，都充满浓郁的吉兰丹乡音，尤其在福建话的对话里，听到“你”（li）不再是loo，还掺杂了吉兰丹话用词，便更确定自己没走错登机口。

年少的时候，我曾为自己说得一口“标准”的华语，而莫名沾沾自喜。来自中国的同事甚至感慨，一个马来西亚人的普通话竟说得比中国人好。我如今只是礼貌浅笑，心里再无波澜。切换口音仅为对方听懂，促成有效沟通。嘴上字正腔圆说多了，心里却渐渐懂得唯有乡音，才是最终的归属。

走出家门，习惯了放大镜般查视外面的大千世界，回头看自己的家乡，竟看得比以往真切。既看见了乡音的稀珍，曾经只为果腹的日常食物也不再平平无奇。出发南下上大学之前，在升学网站见到不少留言，都在担心公立大学食堂里没有提供华人餐，就怕吃不惯。我当时还心存侥幸，想着我这自小给不少马来餐喂饱的胃，出远门上大学至少不会水土不服。可当我从大学食堂点来一碟nasi kerabu，米饭刺目的蓝色素直接扎穿我的眼球，配料全是苍白的豆芽和包菜丝，怎么都找不到炒椰丝和鱼肉碎的踪迹。这蓝花饭，一碟惨白发蓝的面相，着实病得不轻。

我小时候从不挑食，长大后挑的都是小时候的味道。某日课后，到讲堂后方的小食肆解决午餐。醇厚的吉兰丹土语飘然而至，隔壁桌的两名马来女孩撕下印度煎饼蘸咖喱，两人歪着嘴角显然不太满意。要是有白糖就好了，蘸白糖才好吃！她们自以为打着暗语，定没料到桌边有个不像吉兰丹人的同乡全听进耳里，还如捣蒜般点头。在外乡浸渍数载，总算习惯了蘸料的不同。可后来漂流到南马和新加坡，roti canai却易了名叫roti prata，我差点没认出它来，还道是另类的印度煎饼。

前两年迁到南半球的城市，我的挑食症越发严重。遍寻当地独有的美食，只有炸鱼薯条吃得下口。尽管有不少小区汇集各国的地道美食，专治外乡人的胃，可13澳元吃曾经3令吉就能吃到的蓝花饭，手指的肌肉记忆始终不让我掏出钱来。天价的外食不是天天吃得起啊。我潜藏的做菜人格因此被迫激发出来，香米白饭配荷包蛋、枸杞炒大白菜、焖茄子、鱼露小辣椒炒蕹菜、肉骨茶搭配蒜米辣椒酱油，在异地搜罗熟悉的食材，躲在厨房里刷开视频捣鼓老家的味道。

将成品的照片发到群组里。看起来还挺像模像样，母亲在底下云淡风轻地回应。你现在住的地方有了厨房，吃方面就方便很多，不过回来还是别想进我的厨房。文末配上一只小兔大笑的动图。谁回家了还想进厨房啊？我发文回怼，再附上吐舌的表情符号。

十年一路南下，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家乡的面貌却越来越具象化。从前不曾在意的细枝末节，在回忆的镜头里不断放大再放大。这些年同外地人一样，透过各种媒体看自己的故乡，才知道能否吃猪肉和上电影院竟是件大事，没有电影院的吉兰丹更是匪夷所思的传说。

小时候每个周五晨早，随母亲到哥打巴鲁市区的大巴刹采买，总要绕过两三条街，到旧车站附近一个俗称“肉店”的菜市，打包一包卤猪头皮给午饭加菜。沿着贩售干货的商铺走到尽头，角头间垂挂各种血淋淋的猪肉躯块敞开着卖。一旁雨棚底下的小巷人来人往，前头有泰裔或华裔大婶在卖菜，后头有马来大婶在卖鱼。

“肉店”对街也十分壮观。穆斯林同胞们在柏油路上铺席而坐，虔诚地面向伊斯兰党总部大厦，静心聆听扩音机里的宗教师讲道。五彩斑斓的人头和密密匝匝的白帽，在四行宽的大马路上盛放。比起吉兰丹能否吃到猪肉，我更好奇扩音机里一波波激昂的声浪蕴含什么养分，滋养着这片花海。

在雪隆独自生活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索然无味。到电影院看电影，只是为沾染一番人间气息找来的借口——穿越人山人海的商场，再躲进电影院里继续与孤独相处。从前看电影特别有仪式感。小弟二妹总要提前几周向全家宣告某某电影即将在电影台首播。电影首播一般在周六晚——吉兰丹周末的最后一天。傍晚的厨房饭厅亮起了灯，我们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目送门框外慵懒的黄昏一点一点消逝。饭后，母亲把餐桌一收，直接把碗盘给洗了；老爸如常到庭院里浇水，一边抽他饭后那根烟。我们姐弟仨，该写的功课赶紧写完，该洗澡的赶紧霸占浴室。9点钟一到，一家人准时挤在小小的客厅，坐等电影开播，随时进入讨论剧情的状态。

有次电影播到一半突然停电。两眼一黑，全世界骤然陷入万籁俱寂。这时候能清晰地听到墙上挂钟的秒针愈敲愈慢，时间仿佛坠入一条悠长的甬道。身在暗处，门外的夜色竟敞亮如昼，能看清老爸停得歪斜的老车和邻居家的屋脊。月光本就足以将一切映照得明明白白，但人们更习惯仰赖灯火照耀的方向，去窥探不熟悉的暗角。我看着烛火燃烧时光。烧融的蜡聚积底座的罐头顶，再无容身的罅隙，眼看有些窘迫。新融的白蜡终于沿着罐身，涓涓淌向广阔的桌面。那时或许便已预见自己终有一天会如那新蜡溢出狭小的罐头顶盖，可究竟将流向何方？我盯着安静跳动的火苗，心也跟着忐忑。

停电中，空气在墨色里静止了。毛孔渴望凉风纷纷敞开，不料却渗出油汗。老爸忽然一声吆喝：走！去坐车吹冷气！全家浩浩荡荡上车，驶出黑暗的地界，朝甘榜小路昏黄的路灯驶去。我倚着车窗，目送一盏又一盏孤傲的路灯掠过，互不打扰的间距之间，偶有甘榜屋微弱的灯火穿插其中。

看灯，仿佛是从小养成的消遣。更小的时候，每逢苏丹华诞，总少不了到哥打巴鲁市区看花灯牌楼。三个不大不小的小屁孩窝在老爸幽暗的车里，抬眼看那五彩斑斓的灯牌，仰望车窗外华丽璀璨的夜晚。后来在城市里看灯，吉隆坡的夜景将繁星迁到大地，可那些星星看着像是一只只闪着悲泪的眼睛。每每搭车路过，前方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我前去的方向。

于是，我又走了。年少时未曾妄想改变世界，却也不愿妥协而选择远走。十年漂流，漂到如今这个位置，回望来处，时而感觉自己总算能像个旁观者平静地观望，时而却不尽然。母亲在电话里哀叹天气实在太热了，我裹紧厚毯，竖耳倾听远洋另一端熟悉的人事、亲戚令人愤懑的行径，还有从政客嘴里吐出叫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与母亲煲上两小时的电话粥，也不知何时褪去毛毯，挂电话时还差半刻钟才到午时，火辣的阳光已然透窗涌来。蛰伏在深冬之中，谁能想到早晨离奇的浓雾一散，竟扫清一切障碍，任烈日肆意蹂躏大地。那灼人的痛，并不陌生，赤道的艳阳终究还是找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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