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员在拼什么？林文汉与国际团队 ，揭学术界的晋升政策

别小看学术界晋升政策的影响，他说，这会影响社会的价值判断及取向，就好像当大家都认为SPM十个A很厉害的时候，学生的目标还有教学的方向就会围着十个A打转，很容易偏离教育本质。同样的，假如学术界是以发表多少篇论文来评价学术人员的成就，只怕大家只顾着追求论文的发表数，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事。

从业界回归学术界

他本身是马来西亚工艺大学（UTM）光学工程博士，专长太阳能技术和激光光学。博士毕业后，他跟随导师去了中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有导师的公司从事研发。那段时期他日以继夜工作，成功与团队实现太阳能冶炼高纯硅，获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颁发200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奖。

他在业界的经验很丰富，在中国待了10年后，因为母亲生病而决定回国。“回到马来西亚后，我决定要回去学术界，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学术界。”

可是刚回来有一段时期，他颇不能适应本地高教领域，一来觉得这里处事官僚效率低，二来因为本地大学的绩效考核偏向定量指标，仿佛所有事情都用数字来衡量，如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指导了多少位博士毕业生。

起初想法很简单，但……

他从2014年开始在拉曼大学任教。经同校的钟国强教授*介绍，他申请加入全球青年科学院（Global Young Academy，GYA），此组织的会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每年总人数维持在200位左右。

GYA有多个关注不同议题，例如难民和气候变化的工作小组。还有一个叫“科学卓越”的工作小组，此小组关注卓越科学的定义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林文汉在2018至2020年期间带领这个小组，他那篇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便是源于这小组2016年开始的一个研究，他在2018年接手这个研究项目，2021年后由通讯作者带队，而他则专注于研究。

起初他的想法很简单——他只是要发表一份报告给GYA，没想过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直至2022年，他和团队搜集及分析的数据越来越庞大，小組新領隊和成員便建议投稿《自然》。

《自然》初步审阅后认为数据不够全球化，需要再充实和更新，于是研究团队再度扩大资料范围。

*钟国强教授是《自然》同篇论文的第六作者。

研究范围涵盖121个国家

《自然》有多权威不必多言，它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高达50.5（2023年），一直处于科学期刊的顶尖水平。林文汉透露，如果投稿到一般期刊，通常审阅和修改两三遍就过了，但这篇论文走了六七遍才定稿，可见《自然》对论文素质的要求极高。

在他2018年接手这个项目时，这项研究搜集了46份政策。到论文定稿的时候，他和团队深入分析了532份政策，涵盖121个国家的190所高校和58个政府机构，题目为“学术晋升评估的区域性与机构性趋势”（Regional and institutional trends in assessment for academic promotion）。

做这项研究的其中一个挑战是语文，因为研究范围覆盖甚广，涉及大约27种语文，有些语文例如希伯来语要找人翻译很不容易。他说，其中一位论文审稿人给予高度评价，说第一次看见覆盖范围如此广的类似研究，虽然不至于涵盖全球，但包含五大洲也不简单，“这是为什么Nature很看重这个事情。”

从2018年接手到2025年发表，他用7年时间完成这项研究，期间还遇上COVID-19疫情，他经常看报告看到眼睛流泪，更不用说腰酸背疼是家常便饭。虽然很折腾，但他还是钜细靡遗地分析和记录所有重要数据，因为“可重复”和“可重现”是非常重要的科研原则，更何况论文要发表在顶级期刊，他必须更加谨慎以待。

大学排行榜是“罪魁祸首”

这项研究发现，北方世界（一般指发达国家）的国家政策和大学本身政策对于学术晋升的着重点稍有不同：国家政策比较注重定量指标（如发表多少篇论文），大学则不那么重视，大学相对比较侧重定性指标**。而在南方世界（一般指发展中国家），无论政府或大学都重视定量指标，包括马来西亚也是如此。

**文章质量，非定量性社会效益

有一点他感到相当意外，研究发现各学科所注重的要素没有太大分别，比如原本以为医学系会比较注重临床实习多过发表论文，但研究结果发现医学系跟其他科系没有两样，都同样注重发表论文这些指标。

综合这项研究还有个人长久以来的观察心得，他认为许多大学过于注重定量指标的“罪魁祸首”是大学排行榜。他说：“全部大学都在拼，逼研究人员发表一点文章，而越逼就越会变相，变相是什么？就是开始有人作弊，所以你会听到那么多文章因为数据造假等原因被撤回……这是很不健康的。”

除了要求学术人员多发表论文，许多大学和机构还很讲究论文是不是发表在Q1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的期刊），还是次之的Q2、Q3或Q4。

他认为，以Q1、Q2、Q3、Q4区分期刊不尽然正确，因为以太阳能领域为例，这个领域有一本汇集许多顶级专家的期刊，可是因为期刊一年才出一次，被引用的次数自然会少一些，结果被低估为中下游的Q3，未能真实反映这本期刊的影响力。

还有一种指标常常令学术人员很头痛，那就是从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来衡量研究人员学术影响力的H指数（H-index）。他本身也曾经遭殃，那一次他申请研究经费被拒绝，理由是研究团队的H指数不够高，但他认为这样的理由不合理，因为如果以H指数为准绳的话，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恐怕都未能达标，可他们其实有很棒的想法，却囿于种种门槛而失去机会。

即使不说默默耕耘的学术人员，说诺贝尔奖得主好了，有些诺贝尔奖得主的H指数其实不见得很高，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力极其深远，所以如果要完全靠指标去衡量学术人员的表现，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996？我007！”

另一方面，现今大学也很注重学术和产业的结合，所以往往很关心能不能申请专利，或能不能把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然而，不是所有研究都能转化成产品，像他研究的太阳能设计技术就不是一个“产品”，而且他不想他研发的技术变成某家公司垄断的专利，因为这违反他希望世界尽快利用太阳能对抗气候变化的理想。假如所有研究都要跟商业挂钩，这会偏离他从小认为做科研是为了创造知识的目的，所以他坦言为此感到茫然。

其实感到茫然的不只是他，他说：“现在你可以听到很多人不敢进入学术界，因为学术界也一样的拼搏，太累！”

他曾好奇问中国同行是不是996（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结果同行跟他说：“什么996！我们是007，12点工作到12点，每星期工作7天，任何时候都在想研究的事！”相比之下，他的情况虽然没有“卷”成那样，但也没有轻松太多，因为他常常从早上工作到晚上11点，有时周六周日也不得闲。

既然这些绩效指标把学术人员搞得这么疲惫，学术界有没有可能摘掉这些指标？

他坦承这不容易，比如要大学放弃排名就很难，校方会说现在的人都是看排名选大学，不拼排名的话要怎样擦亮大学招牌？

不过，外国已经有组织在关注学术界的内卷问题，《旧金山科研评价宣言》（英文简称DORA）是其中之一，DORA倡导对于科研的评价应该回归到科研本身，而不是基于论文发表在哪个期刊和期刊的影响因子。换言之，影响因子或影响系数，不应该作为评估科研人员和成果的唯一工具或标准。

对于学术界该如何自救，他说：“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方法是绝对的，”这是为什么需要有人一直去研究这个问题，而他感到很欣慰，《自然》在他们交稿之后也对学术界展开了相似的调查。

回归初心才是王道

这篇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是他一边研究太阳能，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去完成。他说：“其实我做得很低调，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在做，知道的人也没有阻止我，我该做的事情（研究太阳能）还是会做。”

如果查证无误，他说，这是2015年以来，再有马来西亚高校学者以第一作者身分在《自然》发表技术论文。如果将范围缩小，只论全球研究而非区域研究，上一篇由马来西亚高校学者以第一作者身分在《自然》发表的技术论文，则要追溯至1970年代，所以这篇论文今年初登上《自然》，无论对拉曼大学或马来西亚学术圈都是可喜可贺的大事。

凭着这篇论文，他应该不用担心今年的KPI了吧？他谦虚说：“OK啦……其实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很厉害的东西，我就照着我想做的去做，刚好这个题目是大家有兴趣的。”

身为过来人，他想对年轻学者说，不要太执著于H指数这些指标，因为指标这种东西说不定哪天会转风向，若盲目围着它打转其实很危险，不如老老实实按照自己的兴趣及初心，做对社会有贡献的研究，回报总有一天会到来。

他说：“你很难猜测和琢磨世界的变化，还不如真诚跟着你的步伐走，”就像他当初没想过会在《自然》发表论文，但认认真真把事做好，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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