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土著学生陷入“反鲶鱼效应”

然而，从中学开始，我国许多土著生就已进入一种“反鲶鱼效应”状态，例如高度同质化的全寄宿中学（Sekolah Berasrama Penuh）和玛拉初级学院（Maktab Rendah Sains MARA，土著生比例逾98%）；到了大学预科阶段，他们进一步集中于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土著占90%名额）、公立大学基础课程（Asasi，除诸如博大（UPM）、登嘉楼大学（UMT）等寥寥无几的课程，其他仅限土著申请），或纯土著的玛拉专科学院（Kolej Profesional MARA）文凭课程。最终进入大学，面对的仍是封闭的教育体系，例如玛拉工艺大学和人民信托局（MARA）资助的私立大学（如吉隆坡大学，UniKL）。

这种制度化的保护机制，使土著生（乃至整个土著群体）长期脱离“鲶鱼效应”，缺乏与异族竞争或合作的机会，导致文化、思想、能力和观念趋于单一化，并造成集体缺乏危机感，容易陷入安逸，难以激发真正潜能，最终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更严重的是，这种隔离政策加剧了族群间的社会隔阂。

我国宪法确实赋予土著特权，但宪法从未授权政府以“土著特权”之名建立“纯土著”院校。1970年代推行扶持政策的初衷是善意的（缩小土著与非土著间的经济与教育差距），但历经五十余年，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保护多数群体的政策已异化成一张“反鲶鱼效应”的温床。表面上，政府不断宣称通过扶持政策培养大量土著人才，却同时在“非土著水槽”放入多条“制度性鲶鱼”（例：Matrikulasi、ASASI、热门科系种族配额），迫使“非土著沙丁鱼”在高度竞争系统中拼命游动以求存，反而练就更强适应力；而土著群体则因长期处于政策保护的无鲶鱼环境中，逐渐形成安逸心态，反而阻碍了土著群体的未来的长远发展韧性。

这种“鲶鱼vs非鲶鱼效应”的差异结果显而易见：非土著学生（尤其是华印裔）在国际学术竞赛、科研创新与艺术领域屡获殊荣；相比之下，土著群体在数十年政策支持和保护下，即便我们常看到优秀土著生被保送欧美深造，却鲜少在国际平台发光发热。笔者这些年因公务或升造而旅居苏格兰、美国和澳洲认识/观察到的马来专业人士，多选择留在海外发展。究其原因，是他们脱离了国内“保护网”，被迫与全球“鲶鱼”竞争，从而激发了潜能，这与非土著在国内外生存、竞争、脱颖而出的逻辑如出一辙。

同时，身为“大学课堂前线人员”的笔者和多位教授友人，我们也观察到大马高级学校文凭（STPM）毕业生整体素质比ASASI和Matrikulasi学生好，这可能源于它们差别甚大的考试和课堂评估制度。也就是说，公立大学长期优先录取ASASI和Matrikulasi生源而边缘化素质较高的STPM生，终将导致公立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学术基础相对薄弱；由于这类学生占大多数，畸形政策终将衍生出更严重的未来危机：假设学术能力不足的学生进入大学，仅能吸收教授50%的知识；基础能力不足的他们若毕业后再继续升造成为教授，也只能传授下一代50%的功力；如此循环，马来西亚公立高等教育质量终将陷入“代际递减”的危机。

与此同时，若私立大学能坚守学术标准，未来我国高端人才的高素质供给，很可能将依赖私立大专或海归群体。而不是公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