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出版／03】因为不满，他们跳进坑里，做自己想做的书

那些镇上没见过的书，有人开始卖，就会有人来买。可是不满未曾消退。

自己喜欢的书，内容虽好，但Zaidi也常常看见疙瘩。“有时觉得封面不够美，有时觉得书名不够好。”于是心里暗自设下目标，5年后要投入出版，做出自己满意的书。筹备资金的过程拖慢步伐，黑白书店第一本书8年后才出版，是印尼诗人Wiji Thukul的诗集《Aku Ingin Jadi Peluru》（我想成为一枚子弹）；随后也做边缘历史书籍。

心中的不满，是指引方向的灯塔。“不是说我很厉害有很多出版点子，只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没有的？为什么没有？那我们必须做，必须自己做。”

找不到经典文学马来译本，自己来做

南边的马六甲，也有一名青年心有不满。

大学读工程系，却也开始接触世界经典文学，手里经常捧着大文豪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卡缪、塞万提斯……特别喜欢《唐吉珂德》里想当骑士的“疯子”。读着读着开始思忖，这些都是“公众领域”（不受版权约束，可自由使用）的书籍，为何市面上不见马来译本。“奇怪吧，我也有点像是生气的感觉。”

那就自己来做。

今年34岁，Ahmad Luqman在2023年末开创Pipit Press（麻雀出版社），短短一年出版10本经典文学马来译本。看似冲动，其实酝酿已久。

“疫情期间，什么都不能做，当时我已有几篇翻译手稿，已经想做独立出版。”后来却辗转当了农夫，窝在菜园种辣椒，扎扎实实的劳力活，也用工程知识研发农业技术。“把梦想忘了。3年后停工，懒得再找工，决定创业。”因此一人出版再艰难，Luqman笑说，怎样都不会比农活辛苦，“虽然当时收入更多。”

出版社取名“Pipit”麻雀，埋有他对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戏仿，“麻雀很小，到处都有，这么普通的东西，人们不会在乎。”可这么一只小麻雀，出现在可兰经里一则篇章，却是愿意来来回回飞到远处取水救火的鸟。“其他动物问，为何要做这种傻事？它的回答我很喜欢——如果我不做，还有谁要做？”

一人出版，也可以是用普通身躯做着值得敬佩的傻事。

封面设计很重要，好看才能吸引人阅读

傻气的地方在于，自己觉得无比重要的书，不会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怎么让读者轻易看见自己相信的价值？

对Zaidi来说，酝酿一本书的生态共有5个部分：作者、出版社、美术设计、书商和读者，“彼此必须关系密切，要做好朋友。举例，如果内容很好，出版很好，设计很烂，书本送到读者面前，tak laku。意思是，如果作者不能接受修改建议，那我不做。封面设计也是如此。”

Zaidi特别在意封面是否好看，那是吸引读者的要素。“封面太重要了，我不管，就算好封面要3个月来完成，我也愿意等。尤其是马来书，我觉得过去的设计很老派，不太好。”曾有一名槟城华人购买黑白书店出版的印尼作者著作，“我好奇问他理由，不多华人会读这样的书，他说喜欢书本封面。”

Luqman也有他的美学坚持。麻雀出版社的翻译书系拥有统一设计，口袋尺寸，方便携带，封面再搭配一幅艺术画作，“我想要封面一开始给人有种害怕的感觉，但又能吸引他们拿起来翻。”

他以卡缪《异乡人》为例，封面画作灵感源自美国喜剧演员博·伯翰（Bo Burnham）的影片缩图，“他有一首歌叫‘艺术已死’，很符合小说的哲学思想。”《异乡人》主角烟瘾浓烈，但封面总不能明目张胆抽烟，“会有审查，所以我们选了这张图，”手掌遮着脸颊像是在点烟，“其实博·伯翰手里握的是麦克风。”

隐晦的含义可以引起各种猜想，不也是一种营销策略？“可以这么说。我看到网上有读者揣测小说和喜剧演员之间的关系，像是一个谜，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语言无边无际，创造新词容纳新思想

异乡人，马来书名译成“Yang Terasing”。Luqman说，把“yang”挪到句子前端，不是马来文常见语法，而马来文却无其他词汇替代英文的“the”。——这正是英马翻译的意义，拓展一门语言的边界。

“马来文词汇量有限，翻译的过程，我们需要创造新词、使用不同的句子结构，就能有开放的空间容纳新的概念和思想。”Luqman也坚持将行文译得日常、口语，“不要太文绉绉。我们想要现代一点，直接一点，面向年轻世代。”

创业第一年，Luqman蜗居奶奶的百年马来高脚屋埋头冲刺，“很烧钱。”所幸市场反应不俗，每本书首刷100本，放在网上卖，也送到多家独立书店贩售，陆续迎来二三刷。“最好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Malam-malam Putih》（白夜），我想是在TikTok上吧，年轻人重新发现这位俄国作家，突然流行起来。希望我们的书可以引领浪潮，对吧？”

听从Zaidi建议，今年Luqman放慢脚步，“专注做好三四本主打书。以前会想，为什么亏钱，何时才能赚钱，现在比较成熟，”白天兼职接案，夜晚才做出版，不让自己依赖单一收入。毕竟现实还有账单要缴，不能全然是唐吉珂德那般理想主义。

两人是同行也是好友，每次相逢，话题都离不开书。“这是独立出版圈子最棒的事，我们会互相支持，”同时也有良性竞争，Luqman说，“我们面对相同挑战，也有自己的ego，看到别人做了什么更难的书，自己也想进步。”

最终获益的，将是拥有更多选择的读者。

从小志出发，让自己的诗被看见

读者的反应总是有趣。

常年在早市卖书，人群来来往往，什么反应Zaidi都见过。“喜欢的很多，不喜欢也很多。相比10年前，年轻顾客变多了，应该是社媒影响所致。”Luqman也开始固定到马六甲UTC摆摊，“读者会支持我们做的书，但更难得的是，我们可以把书推介给非读者。有人读了会吓到，似乎唤起某种创伤，有人则很喜欢。我喜欢看见这些即时的反应。”

马英场域的独立出版圈子渐渐活跃，像是近期在怡保和吉隆坡都冒出小志市集，是独立出版人聚首的场合。Zaidi和Luqman是常见脸孔，同场也有另一个活泼的熟悉身影。

“在摊口推销的我，会比你现在看到的更加激昂，大家都笑说我像是打了兴奋剂。”槟城Working Desk出版社创办人许武汉以小志起步，后来也涉足书籍出版。“重要的是，看到对的人前来，找到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读物，再看这些人如何回馈整个社群。”

最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制作的刊物叫作小志（zines）。

中学开始写诗，大学接触更宽广的本地文学图景，“看到这些作品在纸上展开，很迷人。”放眼望去，不见扎实的英文诗作发表平台，“我想，如果有人已经在写作和出版，为何我不也试试看？”

考量印刷成本，书不是可行的形式，“既然到处都有传单和小册子，那我也找找看哪个印刷商愿意把我的诗，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印成小册子吧。”一册印刷费两三令吉，若是售价10令吉，“复印10份，已经回本。”那年2013，许武汉24岁。

在他看来，小志的形式让出版变得轻松便宜，因此也有余裕承载传统出版社难以负担的小众内容。

一人出版也可以轻装上阵。

不再是一个人的路，而是串联社群的平台

出发以后，路上会遇见同伴。

许武汉陆续在文学节、市集摆摊，“也才知道在全马都有小志的社群。”先是出版自己的作品，后来邂逅更广大的槟城作家社群，彼此展开合作，每年召集写作者投稿诗作，出版小志年度诗选NutMag，至今没有中断。

经年累月，许武汉开始为人所识，人们接踵前来请教，想要效仿印刷刊物，却又无力为自己营销，许武汉只好担起其他作者的出版业务。于是干脆在2018年创立Working Desk出版社——办公桌缩在家里一隅，是他处理出版工作的角落。

平时摆摊、送货都是独自奔波，“如果你在怡保、吉隆坡看到Working Desk出现，那都是我从槟城搭火车、巴士，扛着包裹抵达的。”正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他清楚知道，自己更需要与他人紧密合作，才能把事完成。

“与其说Working Desk是一个出版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串联社群的平台。”

出版品聚焦文学路线，近来有意开拓美食、旅游攻略，有时也会无偿制作拥有社会教育意义的内容，包括自爱与性别意识等课题。白天有在教育机构任职，出版社的经营也就可以不全为了收入，常常为了自己的喜爱，做一些明知不会获利的决策，“我真的想要支持本地社群的作品。”

披星戴月摆摊的日子，常是睡眠不足，只靠咖啡维持身体运作，“真的是kerja orang gila，如果不是因为热情，没有人可以走下去。”10年过去，他看见槟城作家社群越发茁壮，疯癫于是有了意义。“每次听到有人说，我怎么没听过这名作者，他写的东西挺好耶，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

一切的形成，不过是从“折纸、钉纸”的小事开始。

每年至少出版一本，做别人没有的题材

可出版背后的责任并不小。“以前只有卖书，你只想着要准备顾客很难接触的书籍，”Zaidi说，成为出版业者，“责任更大，你要思考，市面上缺少什么类型的书，你要去做别人没有出版的题材。”比如口述历史、沙巴历史，马来西亚并不多见，“我出版了两本这样的书，是我觉得特别的题材。作者对小出版社的信任也很珍贵。”

每年定下目标，至少出版一本书，“有多就算奖励，”至今累积16本。问他长久经营的窍门，一人出版除了减去员工和店面的开销，Zaidi说：

“去跟所有人打交道，所有所有人，喜欢书的，不喜欢书的，你会得到很多想法。像我在早市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钱没钱，愚蠢或聪明，我都跟他们交朋友，学习他们厉害的优点。”

如果自己是那只做着傻事的麻雀，出版读物如水浇灌，那么在Luqman眼中，火又象征着什么？

“不阅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不阅读这回事，让我们少了同理心。这是小说的作用。不是说读书就能成为最好的人，但至少让我们变好那么一点点，至少我们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里，更开放，更包容。人类心中关于善恶的挣扎，正是经典文学探讨的题材。如果阅读不能让一个人变好，那他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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