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智／肝胆相照

曾锦祥当年到“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馆”中国人民签到登记时，其气质刚柔并济的毛笔字，被时任高级外交官黄润岳先生给看上，进而询问先父是否愿意到领事馆工作。就这样，先父便与黄润岳先生结下了难得的缘分与后来共事的珍贵友情……

1947年8月，一艘载满中国南来侨民的轮船抵达新加坡港口，船上下来一位23岁的年轻中国人。此人名叫曾锦祥，后来与当地一位土生土长名叫张秋英的华裔女士结婚。之后在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的隔年，张秋英女士于柔佛峇株巴辖中央医院生下了我。

两位中国年轻人在马来亚开展缘分

话说先父当年到“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馆”中国人民签到登记时，其气质刚柔并济的毛笔字，被时任中华民国特派吉隆坡领事馆的高级外交官黄润岳先生给看上，进而询问先父是否愿意到其位于吉隆坡安邦区的领事馆工作。就这样，先父便与比他大3岁的黄润岳先生，自此结下了难得的缘分与后来共事的珍贵友情。

二战后的国共内战，1949年最终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失守大陆的国民党政府，为了保留实力“转进”台湾，于是所有国民党派驻海外之外交官接到通知，让他们二选一，决定解除外交官职务继续居留于侨居地生活，或随国民党政府撤守台湾。时任驻大马外交官、学富渊博的黄润岳先生，作了第一选择留在马来亚从事教育工作。黄先生于1950年到了芙蓉中华中学，当上了高师班主任，把仍留在尚未关闭的领事馆工作中的前下属先父曾锦祥，拉到该校成了高师班执教老师。在那里，父亲认识了小他8岁的母亲。

过后的1951年，黄润岳先生受柔佛州峇株巴辖龙引（Rengit）的郑振中先生邀请，到了刚成立的“新文龙中华中学”，当了14年的创校校长。所谓新文龙者，乃新加兰（Senggarang）、文律（Benut）和龙引三个地区的联合统称。黄润岳先生自此，开始有了新称呼“黄校长”。而一直都与黄校长从领事馆到芙蓉中华中学共事的先父曾老师，再度被黄校长“拉”到新文龙中华中学，也当了14年的老师、主任。

华文教育最风雨飘摇时，黄校长挺身而出

黄校长于1961年，在华文教育风雨飘摇，马来西亚华校教总时任主席林连玉先生，因反对《达立报告书》建议改制华校而遭英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并被吊销教师注册证，而其他5位教总副主席不敢接任的情况下，黄校长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力挽华教狂澜。

在紧张捍卫华教大业时刻，黄校长务须集中精神常到吉隆坡教总开会商讨对策，学校一切大小事务，唯有交给他极其信任的曾老师代为处理。在1956年，黄校长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教育文凭课程，以及1957年，赴美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国际教师研究班进修，这段黄校长缺席时期，一切校务也全都由曾老师代为处理。据知，在争取华文教育最重要时刻，黄校长毅然立下遗嘱，交待万一有所不测，其财产、家中大小事务该如何处理，皆一一列明遗书之中。此重要文字嘱咐后事的遗书，就交到他最信任的曾老师手中妥善保管。一直到黄校长卸下全国教总主席后，曾老师才将他代黄校长保管的遗书奉还。将遗书写好交好友人保管之破釜沉舟安排，加上林连玉先生为华教奋斗被递夺公民权也在所不惜的可歌事迹，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先辈们在捍卫华文教育大业上，是如何的牺牲与付出的。

1965年，郑振中先生往生黄校长离开龙引，到了马六甲培风中学接任校长一职，曾老师再度被黄校长“拉”到培风并肩打拼。当时的培风，在1960年马共紧急法令结束不久，校务非常复杂且政治化，我们俩家的小孩，常在校长与先父晚上彼此到对方家，商讨重大校务的时候，大人严肃谈事，小孩乐得交流，也奠定了第二代子女，从小一块成长所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至今。

人一生际遇，常在大时代的演变而变得轰烈可歌可泣。肝跟胆何以相照，唯有在这个时代里生活之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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