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猷荃 | 国庆召唤宪法精神

在国庆月召唤宪法精神，才是各族人民真正应该贯彻的。当然，所谓召唤宪法精神并非死记深奥条文，而是学习法官，以有理有据的精神分析议题。

九月，依然是国庆月。这个国家叫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成立日期是1963年9月16日。在此之前，存在的国家是马来亚。

马来亚的马来文名称是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直译就是“马来土地联邦”。我国《联邦宪法》是以英文版（Federation of Malaya）为准。“马来亚”是个新创的名字，它的意义来自这片土地的历史、宪法，以及往后领袖与人民的努力，共同建造。

然而，“Tanah Melayu”从字面上看，更贴近“马来人的土地”。因此有人翻译为“马来人土地联邦”，这一说法虽非官方，却更符合部分马来民族主义者心中的国家想象。

若从这种语义出发，1963年马来西亚的诞生，就不该只是国号的改变。吸纳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婆罗洲土著为主的沙巴与砂拉越，应该意味单一族群主导的意识进一步淡化。

事实呢？大家也都知道：没有。

新加坡退出，砂拉越执政党长期与西马一党独大的国阵默契共存；沙巴则在政治动荡与发展乏力中自顾不暇。马来西亚依旧维系了马来亚时期的族群意识。在1969年“五月血”后，这种意识甚至更为强化。

一直到多年以后，政治风云变幻。随着威权政党倒台、政党势力碎化，偏居南中国海东边的伙伴再次获得关注。因为西马政治势力需要东马的支持，才能上台执政。

但，东马更在意的是，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多年被剥夺的成长成果，能否归还东马，让资源分配更为公平。

如果东马政权关注的仅仅只是这样，那“马来西亚”成立初期，迈向世俗多元开放的潜能，始终未能真正释放。

今年八月，张牙舞爪的马来右派势力，以监督人们挂国旗的戏码主导场面。那是国庆月的悲哀。

九月国庆，我们应该回归更实在的关怀。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比表面化爱国更深沉的追求。其中最关键之一，就是对宪法的崇敬。

《联邦宪法》作为国家成立的最庄重文件，包含着国家给予人们最神圣的誓言。当中，对人民最关键的，莫过于宪法第二部分，第5到第13条规定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

不过，在政治操作下，其他条文喧宾夺主，甚至成为权谋运作的工具。

正当马来右派掀起的国旗猎巫之时，司法为人民点亮了一丝曙光。那是言论自由的胜利。

今年8月18日，上诉庭一致裁定，于2020年6月5日在脸书帖文批评政府无视扣留所新冠疫情，而被政府援引《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提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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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运人士柯玉莉胜诉。

上诉庭裁定，《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旧版本中把“冒犯或令人反感”（offensive）及“惹人厌烦”（annoy）视为定罪依据的条文是违反宪法的，并宣布相关字眼无效。

法官在判词中提出《联邦宪法》第10(1)(a)保障公民言论与表达的自由，虽然10(2)(a)罗列一系列政府可以立法限制言论自由的例外情况（国家安全之类）。

然而，法官认定，《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不能以《联邦宪法》第10(2)(a)“公众秩序”（Public Order）的理由，而侵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保障。

此外，《联邦宪法》第8条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障，多年来也有许多案例，将之诠释为任何刑罚必须有度，符合“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

于是，因为有人发出“冒犯”或“惹人厌烦”言论，就要牺牲言论自由的宪赋原则，这显然也是超越合理度量的。所以《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同样违背《联邦宪法》第8条文，违宪无效。

“冒犯”与“惹人厌烦”具有高度主观性。在多元种族社会，“冒犯”与“惹人厌烦”在不同社群的定义也可以大不相同。倒挂国旗事件当中，各族的观念差异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如果政府要以“冒犯”与“惹人厌烦”将人治罪，各族群间各有各的“冒犯”与“惹人厌烦”，那么很多言论都要遭罚，言论自由自然是虚幻的。

当然，在现实社会中，主流族群会以“支配权”判定他们认为的“冒犯”才是“冒犯”，其他族群认定的“冒犯”不算“冒犯”。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心态，马来西亚少数民族看得还少？

如果在公正的法庭上，这种特权思维自然毫无立足之地。

法庭一些裁决理据虽然令人振奋，但在社会生活上，若事事都要进行冗长且烧钱的诉讼才能讨回公道，这也不是可行的。

在国庆月召唤宪法精神，才是各族人民真正应该贯彻的。当然，所谓召唤宪法精神并非死记深奥条文，而是学习法官，以有理有据的精神分析议题。

回到最基本，如果热爱这个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应以“理”为议论根据。更多的理性，更少的情绪，霸权更应彻底摒弃。这才是真正爱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