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素养/01】从报道语言到版面分配 辨识媒体性别偏见

艾米娜说，在媒体叙事中，男性更常被放在领导位置，女性则更常与传统家庭职责扣连。——这样的论述听了好多年，在今天依然是事实吗？事实上，数据确实不漂亮。大马男性劳动参与率（LFPR）约是83%，女性仅有56%。我国国会里，女性议员比例从未突破15%。

背后的原因并不单一，环环相扣。而房间里始终有一头大象，我们关起门来仔细端详它的构造；走出房门，我们无法如其所是地，把它指认给任何人看。

30年媒体仍原地踏步？

“一切仿佛Déjà vu。”

艾莎阿里（Aishah Ali）曾任新海峡时报、马来邮报编辑，这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相隔30年受邀出席工作坊，探讨新闻媒体存在的性别偏见现象，“又来？！”——是她脑海冒出的第一句话。

这些年过去，我们真在原地踏步吗？30年前国内新闻业界是什么景象？

“我当过专题记者。上任编辑后，首先要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编辑政策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你想在报纸上放什么。同时，开始有人意识到女性赋能的重要。”

1975年，第一个关于妇女地位的世界会议在墨西哥展开。“直到1985年，第三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肯尼亚举行，人们意识到，如果不调动媒体真正撰写有关骚扰、家暴、妇女健康等一切资讯，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1995年在北京的会议，多区媒体代表，包括艾莎也成了参与者。“从那以后，媒体成为行动计划中重要一部分。”

行动蓝图和现实处境是两回事。返回工作台，管理层决策者的性别比例是如此倾斜。

“显而易见，当高层女性人数稀少，女性关注的议题往往会被轻视或排除。公平来说，决定女性形象如何呈现的男编辑，并非出于歧视的动机，而是源自多年来被灌输的某种思考方式。”即使女性决策者数量增多，她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性别敏感度，也是改革关键。

要女性专家，不要封面女郎

艾莎掏出一沓剪报，那些都是她看了太生气因而收集多年的反面教材——带有性暗示的广告标语、物化女性身体的排版与标题……。是在后来艾莎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可以改变些什么。

“最明显的改变，是封面女郎的消失。”马来邮报曾用女性图片装饰封面，试图引起消费欲望。有天艾莎跟上司抗议，要他抽走这种版面。几天后，封面女郎挪到第3页。又过了几天，女郎刊在第5页，直到最终完全消失。“这是我想说的，要勇敢发声。”

在她担任编辑那些年，关于女性的资讯，不再只有时尚和烹饪；偶尔出现勇敢女性取得突破的故事，“读者会拨电表达感激，她们渴望看到这些故事，包括如何面对家暴和骚扰；看到带有性别歧视的图片和字眼，她们会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反映整体社会意识的抬头。

当年，艾莎认为，新闻报道很少正确展现女性观点。于是当政府报告年度财案，在艾莎与其他女性编辑坚持下，“我们访问女性经济专家和学者，不把女性仅仅视为没有意见的家庭主妇，成功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我的意思是，你看到了那些负面的例子，所以必须用正面的叙事抗衡。这正是守门人编辑的工作，我们必须去做。”

数十年没改变，是错觉吗？

改变有在发生，那为何今天我们依旧必须不断谈论相同课题？改革进程实在太慢。“数十年没有改变”的感叹，真不是一种主观的错觉。

全球媒体监测项目（GMMP）自1995年以来，每5年展开一次关于新闻媒体性别偏见的大规模研究，统整相关数据。纵向来看，在1995年，出现在报纸、电视与电台的新闻人物，只有17%是女性，25年后的2020年，女性依然仅占新闻人物中的25%。2020年报告同样显示，作为专家或评论员被引述在新闻里的脸孔，每四人中，只有一名是女性。

现实世界男女人口差距不大，我们还需多少个“数十年”，才能让新闻真实反映现实？

拥有十多年直播新闻经验的广播记者泰米娜（Tehmina Kaoosji），长期负责财经新闻。周旋其中，她知道，女性专家很少受邀到节目上发表看法。另一个她想到的例子，是大马政治播客节目《出去一下》，由政治人物凯里和沙里尔主持，节目迄今已有超过160集数，出现的女性嘉宾只有拉菲达（前巫统妇女组主席）和阿米拉艾莎（优景镇州议员）。

聚光灯很少照见女性，可当它每次打在女性身上，女性又是如何被呈现？有趣的是，2020年GMMP报告也提到，相比而言，女性新闻人物的出现，更常搭配图片，以及年龄与外貌的描绘。

性别课题总被国情带过

数十年前，艾莎阿里抗议媒体物化女性，看不见女性的故事与观点；数十年后，抗议的对象复杂得多。封面女郎不再可能出现，穿在女郎身上的衣物只能越来越厚长。艾米娜认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更加潜伏、阴险，“以前你看到那些图片，你可以说这是胡扯，我不看；今天，它是通过精心建构的叙事，影响你的潜意识。”

这个叙事正在形塑一个怎样的社会？当女国会议员与女运动员的穿着服装，远比她们的成就与看法来得重要，“当女性被限制怎么打扮，怎么思考，女性可以扮演的角色就会减少。”

可在这里，性别课题总被国情两个字轻轻带过。大象发出阵阵轰鸣。

媒体叙事如何影响思维？

可以谈论的，是媒体叙事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泰米娜层层为大家解剖。

每则新闻都有议程设定（agenda setting），“媒体告诉你要关注什么，什么才重要；设定议程的同时，媒体也在建构框架（framing），告诉你应该怎么思考；进而启动效应（priming）。”效应不在阅读的当下显现，却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深远影响日后一个人的言行。

以性骚扰报道为例，“我们很常看到指责受害者的叙事框架，比如提到女性身穿短裙。若有足够多的媒体如此描述，日后看到相关报道，我们自动会问，受害者当时穿什么？”

语言是有威力的，泰米娜不断提醒。

所以有些字眼再习以为常，她选择不用，比如弃婴baby dumping。“Baby abandonment是另一个可以使用的术语，出发点带有同理心，关注的是导致这个课题的种种原因。”丢弃和遗弃，意思相近，语感有别，渲染的是两种情绪氛围，“产生不同的影响。”

说到婴儿被遗弃的课题，有趣的是，泰米娜指出，“你可以在网上搜寻‘弃婴’的新闻，你有看过‘人工流产’这个词汇同时被使用，来解释具体情况吗？即使在特定条件下，人工流产在马来西亚是合法的。”可在现实生活的感知中，人工流产却像是一个隐晦的禁忌，更多人以为这是不被允许的。——另一个framing与priming的成功例子。

叙事框架的建构，不仅在于什么被放大，更在于什么被消失。

为暴力正确命名

翻出好几则近年国内英语媒体报道作为实例，泰米娜再次强调语言的力量。

比如，与其使用“12岁女孩经营网络色情生意”作为标题，正确术语应该是儿童性剥削内容（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大马《儿童法案》也有说明，若是涉及儿童在内，媒体不应使用“色情”字眼去定义相关事件。当儿童性剥削内容在社交软件流传、售卖，这其实是一起“科技助长的性别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如何为暴力事件命名，是最首要的事。”TFGBV指涉的是，通过线上工具发起的性别暴力，并实际在线下生活造成伤害。“强调一个小孩——这起事件的受害者，如何有能力经商，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马来西亚男性圈（manosphere）是存在的，并且正在蓬勃发展，而没人对此做些什么。”

没有被正确命名的，还包括“爱情包裹”诈骗案件。各语媒体习惯使用“爱情包裹”概括它，有时还会添加情绪化字眼揣测受害者心理状态，这对打击诈骗帮助不大。“其实有个术语专门形容这种情况——亲密伴侣经济暴力（financial IPV）。如果只是使用耸人听闻的字眼，我们会忽略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也没指出该负责的单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性暴力与性行为是两回事，谋杀（homicide）与女性杀害（femicide）也不是同一件事。

唯有当我们能够如其所是地指认它，才有机会看见这些事件的真实样貌，一个社会也才有可能启动最恰当的机制去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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