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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

有人说,工作台是个“静止的空间”,给人专心埋头苦干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台,却是一幅“流动的风景”,不在书房,也不在办公室,而是藏在我车子的后车厢里。车子停下,尾门一掀,那方小小空间便成了我的工作台,我随身携带的诊所。药箱、文件夹、记录本、氧气瓶、消毒用品,一件件紧紧挤在一起,像临时拼装的方舱。乍看凌乱,却各有其位,伸手就能找到所需。别人桌上摆着咖啡,我的“桌面”堆着止痛的“吗啡”、手套和输液瓶。偶尔,手套和消毒棉片还会在车颠簸时自己“滚动”,像在提醒我:“滚一滚,前面还有一站,别偷懒。” 车子是我的同行者。它载着工具,也载着责任,奔波在大街小巷。当临终病人无法来到诊间时,我便把安宁疗护带到他们的家门口。于是,我的后车厢便在城市街道、公寓停车场、乡间小路边轮番亮相。家,也许是一个故事的终点,但也是临终关怀照护的起点。推开家门,总会遇见不同的眼神——有焦虑的、疲惫的、也有释然的。卧床的身影、紧握的手、压抑的叹息,这一切让我明白,所谓工作,不只是记录数据,而是陪伴痛苦中的人,守护他们在家中的尊严。 在这里,我写下病患的心跳和呼吸频率,也轻轻记下“今天,他笑了”。有时,那是疼痛缓解后的笑,轻松而温暖;有时,那是走到旅程尽头的笑,平静而安宁。无论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我都愿意将笑容,作为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温柔。 颠簸中的温柔 然而,这样的温柔并不轻易得到。这条旅程并不轻松。午后的赤道阳光炙烤着车厢,闷热得像一口蒸笼,空气里混合着汗水与雨前的湿气。忽然,一场突如其来的热带骤雨,让我在后车厢下活动时,纸张被雨点溅湿,墨迹一度化开。驶过乡间小路,泥泞与坑洞让工具在车里颠簸摇晃。可就是在这样的风雨与颠簸里,我学会了坚持,也更加珍惜那一声平稳的呼吸。每当疼痛缓解,病患安然入睡时,那份满足感总能冲淡所有的不便。 旅途中,也常有意想不到的温柔。有人悄悄塞来一包自家栽种的红毛丹,里头夹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满谢意;有人递来一包Kopi-O-Ikat-Tepi,说一句“辛苦了”,眼神里盛着深深的感激。那一刻,后车厢已不仅仅是工具箱,而是一座临时的港口,承载着温情与记忆。它简陋,却写满片段,存放无数故事。它让我在一段又一段旅程里,见证生命的重量,也收藏最温柔的瞬间。 今天的工作从车里开始,明天也许也一样。只要路还在延伸,只要还有人在家中等待,我的后车厢就会继续打开。它是一张会移动的桌子,带着责任与温柔,在一条又一条道路上,照亮那些需要安宁的家,也照亮我自己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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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迁往新居后,有六七个年头,我与阿嫲同房,她睡单人床,我睡地板。阿嫲起初手拄一根拐杖,行动自如,自己的事都鲜少假手于人,包括整理床铺、清洁痰桶、洗刷沐浴、用餐……直到后来跌倒骨折,康复后改用四脚拐杖,她才日渐需要依赖家人。而生命倒数的后期,阿嫲的精神状况让生命的旋律完全变了调。长寿的阿嫲活到93岁,忆起阿嫲人生最后的阶段,总有几个历历在目的场景萦绕脑海,挥之不去。 难忘那个天地变色的夜晚。 客厅里,大人在闲聊,小孩嬉闹着。愉悦的氛围中,默不作声的阿嫲从沙发爬起,拄着四脚拐杖慢慢踱往后厅。突然,她停下脚步,喊了一声:“唛乱啦!”周遭的嘈杂声戛然而止,众人视线聚焦阿嫲。我走到阿嫲跟前想安抚她,怎知她睁大眼睛望着我,愕然道:“你……你的脸怎么会这样?鼻子做什么那么长?”听到阿嫲这么说,我们都大吃一惊。 那一刻开始,阿嫲仿佛在人生的轨道上岔开了另一条不归路,自此回不到正途。我们的日常亦犹如在波浪中颠簸的小船,再也平静不了。阿嫲生活在幻觉与现实之中,精神状况时好时坏。白天,我们不敢让她独处,家人外出工作或处理事情时,总有一人留下看顾她。 “蚂蚁”一度困扰着失智的阿嫲。“做么痰桶那么多蚂蚁?”阿嫲一面念叨,一面拿布把痰桶盖抹了又抹。无形的蚂蚁爬满她如厕的地方,擦拭了这儿,又爬到了那边,令她烦恼不已。跟她说没有蚂蚁是没用的,她只会怪嗔旁人否定她明明看见的东西,唯有配合着她用手随处扫一扫,敷衍着说蚂蚁没了,都扫掉了。 睡房的窗户挂着红黄翠绿花草图案的布帘。阿嫲仰卧在床上,指着眼前的一片“草地”,喜滋滋地跟我分享:“看,好多鸡啊!”她仿佛回到当年饲养家禽的时光。公鸡总在天蒙蒙亮时喔喔啼;毛绒绒圆萌可爱的小黄鸡唧唧叫着紧随在母鸡身后。阿嫲浑浊的眼珠荡漾着柔和的微光,松垮的嘴角勾起美丽的弧度。 有时候,阿嫲显得精神奕奕,她独个儿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与空气中的街坊聊得很起劲,时而发出笑声。我最怕阿嫲和她记忆中的冤家吵起架来。她瞪大眼睛,声嘶力竭地与眼前的对手争辩着,骂着。若家人前去劝解,她就激动地向来者投诉对方的不是。偶尔,她的虚拟世界发生了重大事故,令她焦虑无比,甚至急哭了,催我们迅速去处理她应付不了的事。或许那是阿嫲苦难岁月的影射吧——饭店里永远忙不完的活儿;火爆丈夫和倔强内弟没完没了的龃龉;两个大家庭三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摩擦;还有两个儿子英年早逝的锥心之痛。失智,似乎没让她淡忘了这些,反将过去压抑在心底的委屈、怨气与悲恸都倾泻出来。火山口喷发的滚滚浓烟、炽热火焰与岩浆,谁阻止得了呢? 忍不住对阿嫲大吼 不知何时,阿嫲的四脚拐杖已换成了轮椅;有时,她自己推,更多的时候,家人帮忙推。再后来,她渐渐分不清白天夜晚,时间对她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一天晚上,我在阿嫲的喃喃自语中,用两块小毛巾捂耳迷糊入睡。半夜,疲惫的灵魂被撞击声惊醒。昏暗中,只见轮椅在狭隘的空间挣扎着,轮椅上的人奋力趋前,试图打开上锁的房门。我起身捻亮了白炽灯,揉着沉重的眼皮,问阿嫲要去哪儿。 阿嫲神情紧张,语气急促地说道:“他们在后尾等我了,我要出去!”我没好气地把轮椅推回床边,说外面没人,叫她去睡觉。安顿好她,熄灯躺下没多久,耳边又闻声响。阿嫲又起床爬上了轮椅,转动着轮子要出去赴约。精神不济的我受不了一再的折磨,忍不住对阿嫲大吼:“我说没有就是没有!”阿嫲愣了一下,像是给我唤回了现实,旋即瞄了我一眼,别过头低语:“这么大声……” 后来的后来,阿嫲慢慢进入临终阶段,长时间卧床,只食少量液状食物。她渐渐失语,对来探望她的亲人不再有任何反应。我们察觉她呼气渐长,吸气渐短,心知她不久于人世。一天半夜,我起身趋前探视,看见阿嫲原本起伏的胸口没了动静,鼻孔探不到气息,身体尚有余温。阿嫲走了…… 阿嫲离世多年,那段烙印在脑海里,不堪回首的长照回忆,包含了几许遗憾。当初怎么就当失智症是年纪老迈的必然现象,没想到寻求医疗援助;而资讯尚未普及的年代,也没能及时掌握相关的对策,日子就在折腾中度过。略堪告慰的是家人一直以来都陪伴侍奉在侧,阿嫲晚年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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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30日讯)虽然长期家暴家人,但死者临终前的一句“我爱你”,让弑父的青年泪如雨下,懊悔自己行为但为时已晚,再多的泪水也换不回父亲的生命。 《8视界新闻网》报道,高庭今日审理的义顺4道21岁青年佘杰凯(译音,英文名:Seah Jie Kai)因持双刀弑父而被判坐牢六年案件,律师的求情书揭露死者临终前的对话,脾气暴躁令人不敢接近的死者还是深爱着儿子。 被告认罪后,其代表律师苏尼尔求情时透露更多案发细节时说,被告手持双刀追上父亲时,后者并没有反抗,即便被告动手砍他,他仍然走向他。 父亲捡起刀但未反击 混乱之间,被告再次挥刀,父亲这才举手阻挡,并把被告推到楼梯间。被告想走开但父亲抓住他的脚,还掌掴他导致他的眼镜脱落。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告的刀子掉在地上,父亲虽然捡起但他没有攻击被告,而是自己走下楼,被告在那一刻“清醒”发现父亲血流不止,就跟在他身后。 当他看到父亲倒在地上后,上前哭着告诉父亲:“我曾经真的很恨你。”父亲睁开眼看着被告,突然为自己多年的暴行道歉说:“对不起,我爱你,请你原谅我。” 被告说他当时突然觉得很伤心,哭着要父亲杀了他,但父亲没有动手。 被告之后想自行了断谢罪,把刀子架在脖子上,但父亲虚弱对他说:“不要,不值得。”说完后,父亲就没了动静,被告选择躺在父亲身旁喊着要邻居立刻报警。 律师还说,即便是被捕后,被告仍哭得不能自已。他配合警方的调查,交代案发经过,也很懊悔自己的行为,表示往后只能带着这伤疤生活。 长期被家暴 被告患抑郁症曾想自杀 被告之后被诊断患有慢性适应障碍症和抑郁症,控方表示病情不是犯案的理由,促请法官判他坐牢7年到12年。 律师则说,死者长期家暴家人,被告的母亲、哥哥和姐姐以及他自己和死者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从小就害怕待在家里,也会学母亲“减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 求学时期,被告宁愿去打兼职工或者留在学校或去图书馆,也不愿提早回家,就是为了避免和父亲碰面。 律师还说,被告的哥哥受不了父亲而早早搬出去,姐姐也曾搬走,但母亲在2021年患癌后,姐姐又搬回家照顾她。死者讨厌这个小儿子,一度说他根本不该出生,让他留下阴影一度想自杀,但想到母亲又坚强活下来。 律师认为,被告长期患病但没有获得妥善治疗,案发时一时失去理智,恳请法官判监不超过五年。 高庭法官下判时强调,被告和家人遭死者虐待无法构成他杀人的理由,最终判他坐牢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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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3日讯)七旬老翁临终前录下心跳声,“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加进最爱的歌曲中,为家人留下念想。 《新明日报》报道,邓善文在2019年不幸罹患间皮瘤(Mesothelioma),这是一种覆盖内脏表面薄层组织的癌症。 他在2020年接受化疗与电疗后短暂康复,但去年11月却复发,最后在今年2月23日因肺炎去世,享寿74岁。 邓善文与太太李月香(75岁)结婚50年,育有3个女儿。 小女儿邓燕燕(46岁)透露, 父亲年轻时在船厂工作时常接触到石棉(Asbestos),导致晚年患病。 石棉纤维飞散到空中,被吸入到人体后会潜伏数十年,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 她说,父亲癌症复发后健康一直不好,今年初起就一直待在医院治疗。 “父亲去世前的12小时,我们收到圣路加医院的通知, 指他们正筹备一个叫Project Heartbeat的项目,把病患的心跳声录下来保存,以用来鼓励其他病患,我觉得父亲肯定会愿意,所以就同意了。” 圣路加医院的音乐治疗师当天上午11时许就赶到陈笃生医院,并用电子听诊器录下父亲的心跳声。 “父亲当时意识已不太清醒,不过我们在他身旁跟他解释,父亲当晚就去世了。” 邓善文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家人选了他喜爱的歌曲《Amazing Grace》来融入他的心跳声。 由于无法及时在葬礼时完成录制,葬礼上家人播放了心跳声,再由音乐治疗师现场弹奏歌曲,让一家人十分感动。 大女儿邓燕苹(50岁)说,父亲去世一周后,家人才收到制作好的录音,起初听时会感到悲伤,但现在反而可让自己平静下来,感觉父亲还在自己身边。 一家人不约而同表示,未来也会选择录下自己的心跳声。 让病人与家属获慰藉 新加坡圣路加医院表示,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病人与家属在最后的日子里找到平静与慰藉。 发言人透露,“Project Heartbeat”是一个针对安宁护理患者而设的音乐疗法项目。这个项目强调了照顾“整个人”的重要性,包括他们的临床、社交和情感需求。 对于安宁护理患者来说,尊重患者的生命遗产,可帮助他们与家属相处的最后时光里找到平静与慰藉。
2年前
(新加坡20日讯)到死者家取景,扮演癌患者临终片段,黄炯耀担心酿成二度创伤,向对方家属说:“对不起!” 黄炯耀拍的是狮城百万导演孙立人执导,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微电影《爱,是什么?》,他演绎一名因患上末期癌症,性情大变的癌患病人阿伟。 黄炯耀昨天趁拍戏空挡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透露,剧组为求写实,前往死者家里拍摄取景,死者的妻子很友善,还招呼工作人员吃喝,他倒有点过意不去:“我演绎她的‘先生’,再一次勾起对方丧夫之痛,尽管对方有跟我说谢谢,我仍为她心疼,忍不住跟她说对不起!” 他叹说:“那么好的一家人,但有什么办法?造化弄人,这就是人生!” 隔空最后告别催泪 原型人物患的是直肠癌,在冠病期间撒手人寰,临终前,与人在马来西亚的母亲(朱秀凤饰演)隔着电脑屏幕作最后的告别。那场戏很催泪,全剧组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黄炯耀与朱秀凤同声一哭,画面非常揪心,两人未有正面对手戏,如何共情? “这就是演员必须做到的投入啊,试过多年前有一部是舒淇演的电影,她来新拍摄,我参与客串,舒淇拍完自己的戏份就飞了,我怎么办?当时就对着空气演戏罗。” 黄炯耀指出,那场隔岸告别母亲的戏,他完全能理解死者内心的伤感:“他觉得自己愧对妈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无法再向母亲尽孝,那种伤痛无以名状。” 入戏太深“性情大变” 记者转告黄炯耀,《爱,是什么?》准备报名参加海外影展,他语气喜悦表示:“真的啊?我很热爱自己的演艺工作,但有没有入围、最终能不能参加影展,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 在黄炯耀心里,爱,是什么呢?“爱是无私的、伟大的付出,对亲人、对家人、对朋友,都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 据悉,黄炯耀演绎癌患病人时,被导演孙立人披露某天忽然“性情大变”,态度变得很冷漠,与平时接触到的他判若两人。不过,他后来有解释,还买串烧请剧组人员吃,安抚了大家。 黄炯耀解释,因为拍摄当天必须陷入角色绝望的情绪状态,才选择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他戏言“导演不是在投诉我吧?”当然不是,导演孙立人惊叹他如此敬业,两人合作愉快,孙导还欲再邀他参与电影演出。 对于孙导来说,爱是什么?他说:“我觉得爱就是应该对身边的人更好一点,不要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当你临死的那一刻,围在你身边的,就是你平时会忽略的那些亲人,因此我们应该更珍惜身边的人。” 微电影《爱,是什么?》由陈庆光担任制片、孙立人执导,黄炯耀、周慧娜、朱秀凤、谢季等演出,网上已有预告片,将于11月举行首映礼,之后将报名参加影展。  
2年前
3年前
待我告别了这个世界,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巴生港口7分钟以外的那片海,因为那是她最后落脚的地方。她的每一颗骨灰都跟我拉过勾,说她先行一步去探索世界,等我来了就给我当导游。“你从虚空来,回到虚空去”我说。 她是因为胆管癌走的,从被诊断直到她的离去,也就短短3个月。没有任何前期症状,因为有点不舒服去看老中医时,就被告知是癌症末期了。那时在诊所听到这个消息,我俩一脸淡然的互相望着对方,都挤出了一点点的微笑相互安慰。“现在就该吃吃该喝喝吧,”老中医说。诊所外我问她,你现在想去哪里?还有什么想做的?还是想吃什么?“去律所,写遗嘱,吃午餐。”她说。 与律师商讨遗嘱内容时,我们有说有笑的,她认为佛菩萨还是疼爱她的,给了一个机会让自己去安排好后事。其实她没什么财产,遗嘱内容很简单,就是死后把她的所有交给同一个人管理,这3页的白纸黑字也只不过是想在弥陀接引时,能确保自己无挂碍的西去。这种淡定的态度,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且积极参与助念团的她,我相信她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在签字的时候,她根本没有犹豫。“快点签啦,我肚子饿了,”她说。 陪伴她等待净土号巴士的来临,我们一起到怡保探望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患有阿兹海默症,认不出我,也认不出她,很多时候我都不愿意陪她去探望母亲。然,这很有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见母亲,也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母亲。3个小时的车程,她没有一声叹息,反而是我在副驾驶座怀疑人生。同她母亲吃饭,我依旧没有被认出来,这不出奇。可是当天母女俩交谈的画面我至今都忘不了,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种只有母亲和女儿之间才能体会的,一种陌生却又亲切的互动。“你放心,我很好,”母亲说。 我们在怡保待了几天,带着她在二奶巷的壁画留影,吃着那远近驰名却也没有很美味的芽菜鸡,当然也逛了很多山洞,拜了很多神佛。景点区太热闹,对于将死之人可能有点不适。我们恰巧的住在棺材街附近,她说想去走走。从她口中听到这种要求,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那一条街的老商铺都转型成为灵堂,没有宗教分类,各种各样的丧礼仪式此起彼落。道教的仪式最热闹,基督教的就比较平静,但或许是同为天涯沦落人,整条棺材街十几个灵堂都没有因为宗教差异而闹起来。这条街完美的体现出了“死亡”二词,听觉上很突兀,视觉上很平静。“你说说,要哪一种吧,”我问她。 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双脚一天比一天肿胀、脸色一天比一天暗黄,甚至从未对我发火的她,也开始对我的话感到不耐烦。我知道,她很痛苦,她在讨厌自己一直在散发负能量,她在讨厌自己开始不能自理,她在讨厌自己为什么还不被收走。我告诉她,累得不想跟别人讲话更好、最好躺着动不了,这样就能一心念佛,这样很快就能被佛菩萨带走。对于旁人,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我俩一直如此,她也喜欢如此。对于这一连串言语上的刺激,她不甘示弱的回了我一句“我就剩一两个星期”。念了那么多年的弥陀经,我对于她“自知时至”的能力是有信心的,她说要走了,就是要走了。“所以几时带我去弥陀村?”她问我。 弥陀村只提供场地,没有看护,并不适合病人去那里倒数自己的生命。看着她一天比一天辛苦,只能先劝她到疗养院休养,我答应她把会在弥陀村完成她自己安排好的丧礼,她撇了我一眼,不说话。疗养院也是我们熟悉的地方,院长是我们的佛友,虽然那不是她真正想去的地方,但在那里的近一个星期,每天从院门口就能听见她的笑声。直到她入院的第八天,收到院长说她在绝食抗议,我知道这位念佛人在临终时,还是执着要去那个她心心念念的地方。那天中午,她又撇了我一眼,不说话。那是她最后的愿望,我不想她最后因为有所遗憾而继续轮回。这次,我不再说服她,叫了救护车一路鸣笛“风风光光”护送她到弥陀村。 从救护车下来,环顾四周,她点了点头,对我微笑,对我的举动表示满意。但这样的安排我非常不满意,这里没有看护,只有两位阿姨看顾整个道场,阿姨也表明不懂得医学,只懂得打扫。“你看这里没人照顾,怎么办,要不要回去疗养院?”我说。“阿弥陀佛。”她说。 那是我们俩最后的对话,入住弥陀村的隔天早晨,她就走了。阿姨说她是早上要了口水喝就走了。我怀疑她不只是自知时至,应该是早在前几次参访道场时就看见弥陀了。依据佛教仪轨,遗体在12小时内不能移动,必须让灵魂毫无痛苦的离开肉体。我身着海青,抛去了世间的情感关系,给她讲了往生开示。这段文字本该由道场阿姨来念,但我选择亲自念诵,这样我才能把那些她平时给别的往生者讲的大道理删掉,然后在她耳边说出那句“你还不走,等什么!” 丧礼的一切事宜都跟着她生前的计划执行,套上了跟她一起参加十几年法会的海青和她常常佩戴的水晶佛珠,她说过往生极乐就要着装庄严。3天满满当当的各种佛经和供养法事,躺着的听得很开心,活着的念得很疲惫,但起码让前来瞻仰的人,没有机会哭闹,也没有机会吵骂,就如灵堂入口处贴着的告示牌——少说话多念佛。我额外给她念了地藏经,毕竟地藏菩萨说:“如迷路人,误入险道,遇善知识引接令出,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复劝莫入。”或者说其实也是念给我自己的。 虽是女身,虽是病逝,但挺意外的她给至亲留下了完整的18颗佛珠和浅蓝白的舍利花。剩下的骨灰,我都撒在巴生港口的海域,那里肯定有好多的海葬者,这样哪怕她没有去净土,留在这里也不会寂寞。其实我也不清楚那是不是舍利花,她是否带业往生,但我们都早已约好未来在同一个地方相见,无论是探索海底世界还是极乐世界,她会是我指定的导游。 记得,一定要记得,无论是把我“挫骨扬灰”还是“石沉大海”,我的唯一请求就是必须在巴生港口开外7分钟的那片海域。坐标不用太精准,是我亲手把她撒下去的,我自己能找到她。当然如果好心的话,也给我说一句“你从虚空来,回到虚空去”。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