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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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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提点我的生活细节里,我都知道我还有文字这把利剑。 接触了上野老师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后,我常常会陷入一种无助的愤怒。感觉在了解了女性在父权制度底的压迫后,除了表现出厌男情绪,其实我也无可奈何。甚至还让自己的情绪愈发不可控制,长时间处于愤怒男性的状态。直到今天,坐在咖啡厅听见隔壁两位成年男性的聊天,我才顿悟女性主义根本就不应该发展成男女对立。 “你的老婆还有做工吗?” “没有了。” “你这样很累哦,不打算让她出来工作吗?” “唉,孩子才二三岁,状态很不稳定,过段日子再说吧。” 之前的我肯定就会在心里开骂了:“现在是怎样?爸爸累,难道妈妈每天在家里照顾孩子不累吗?每天只会拼命剥削女性,要她照顾孩子又要她挣钱,男的就是发育不完全,才会把最脆弱的部分长在最容易受伤的地方。” 但是当时的我可能神经系统没接好,我竟然第一次看到底层平民男性的困境。父权制的洗脑让男人相信他们必须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负责家里的开销,其实这何尝不也增加了他们的压力。 在这里需要提到上野老师提过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社会是分成A、B面的。A面,是大家熟知有竞争性的外部市场(也就是职场),这里的劳动力是有价值的、是可以换取薪资的。B面呢,就是家庭层面,它虽然也需要劳动力,也有生产价值(包括为这个世界生产新的劳动力),可是并没有任何的薪资回报。家庭显然也是一个需要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却被这个世界忽视了。 因此,女性成为了A面的免费劳动力,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榨。生育孩子不仅会让女性失去在A面的竞争力,还会被困在爱和责任中,成为B面的免费劳动力。 别误会,我并没有借着理解男性的名义来为女性“诉苦”,而是我需要先解释一轮女性受到的压迫,才能顺势解释男性在这种环境下同样遭受到的,由资本家施加的压迫。 人不繁衍后代不会死 部分男性因为传统思想,会主动承担家庭的所有开销,以让妻子在家里养育孩子。这就是传统父权制社会的现象。一个人的薪资是很难承担一家三口的开销的,所以我深深理解底层劳动民族家庭的困境。这时候你可能会说时代不同了,现在都是新时代女性,女性可以同时承担挣钱和养育孩儿的责任,可这又是一种压榨女性劳动力的表现,并不能解决任何的压迫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应该由谁来承担无薪的B层劳动面。我思考了一番之后,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烦恼。大家的误区就在于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可是这其实是资本需要解决的啊。人不繁衍后代不会死,可是资本家没有新的劳动力就没得挣钱了。 这里并没有挑拨不孕不育思想的意思,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有谈判筹码,是有价值的。 那到底该怎么解决?又或者说,要怎么找一个折中的方法呢? 养育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从来都不单单是母亲的。那为什么只有母亲配拥有产假呢?部分北欧国家已经实行双方家长轮流产假的政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陪伴是不可少的,这样才更可以保证孩子身心灵的发育健全。最重要的是,只有当两性都需要为建立家庭做出“牺牲”,女性在职场的竞争力才不会被剥削,不会再被雇主以“迟早会回归家庭生小孩”的想法而扣分。 草草写下这篇文章后,抬起头已再也看不见那两位成年男子的影子。想到刚才隐约听见他要赶回巴生,他会不会在路途中也希望自己此时可以在家陪伴孩子,又或是在心里暗暗腹诽妻子没能分担他经济上的拮据呢? 我知道我突然的泉涌思绪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相信每个提笔记录思绪的过程,都是在探索自己。我相信文字的力量,也相信女性主义也是让男女都拥有选择的权力。
5月前
一名员工的前途和行业前景高度绑定。如果产业结构不改变,蛋糕增速有限,大部分从业者拼的,除了是能力,更多是寿命和耐心。 最近和一名分析师见面,他提到大量资深分析师选择离职并转跑道。与此同时,新晋员工经验尚浅,培训与见效周期拉长,而且还有更频密的跳槽。 在美国,许多大型投行对新晋员工异常头疼,因为他们花上一两年时间训练,好不容易有所成,这些新员工就跳槽去私募基金机构(private equity),搞得许多投行不得不出台政策应对。摩根大通CEO对内沟通时更是直接警告,只要新晋员工在18个月内被发现试图跳槽,例如去面试,就会被炒鱿鱼。 回到那位分析师。考虑到股票分析师或其他含金量高的金融岗位,若是离开了转行失败后,想要重新回归同样非常艰难(这也是许多面试官或者猎头公司常说的 “You have left the industry” ),更别提这些岗位的薪资水平比很多行业都来得高。 那么,既然薪资待遇也不错,为什么还是这么多资深员工离职? 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在这些资深员工上面,还有更资深的啊! 分析师本来就是一门不怎么考验体力,但非常仰赖经验的岗位。那些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入行的资深分析师,许多人亲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7至2008年次贷危机。从那个世代就入行的分析师,薪资待遇上更是远超不少中小型企业CEO。以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样的职业可说是既稳定又舒服。 与此同时,整个券商行业,或者说分析师行业在过去十余年的增长异常缓慢。若你把通膨率算进去,甚至可以说是维持不变。行业蛋糕增速慢,超级资深的分析师自然不怎么会离开岗位。只要没出什么大差错,干到退休都行,而且你也不知道政府何时又会再次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如果超级资深的分析师不走,底下的资深分析师怎么努力都难上位。考虑到他们本来就接触颇多产业与金融知识,自然就会谋别的去处。有些索性加入他们本就熟络的上市公司,负责处理投资者关系或策略方面的业务,有些则是加入咨询公司继续写研究报告,有些索性去给客户提供私人投资管理服务。 这当中最大受益者,当然是新晋员工,因为 [vip_content_start] 薪资配套相当不错。而最辛苦的则是那些还在打拼的资深分析师,因为他们在苦苦熬着的当儿,还肩负培训新人的工作(超级资深的鲜少会培训新人)。如果整个行业不发生变化,预料这些新晋分析师也会很快离开这行业,再度轮回。 这就是整个行业的现实,无法怪任何人。从中你也可以看出,一名员工的前途和行业前景高度绑定。如果产业结构不改变,蛋糕增速有限,大部分从业者拼的,除了是能力,更多还是寿命和耐心。 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速大概会越来越慢,因为经济体量越来越大,而且暂时没有新的产业可以重塑经济结构,例如制造业惠及大部分人。如今,AI倒是一个巨大变量,但是能够受惠的人应该是少数,可预见的新增岗位增速估计也不多。与此同时,大学生数量与日俱增,不管是本地还是国外。 当整个劳动力市场趋向供过于求时,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强度便会越来越激烈。不过,这并不等同于大学文凭的含金量被稀释了,因为大专以下学历的岗位竞争更加激烈。 真正的情况是,硕博的含金量大大提高,因为供应还是挺少的,奈何,念到硕博所需投入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加上AI的快速迭代使得大部分人对这项投资较犹豫,生怕自己所学的很快就被淘汰了。 既然说了这么多困境,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恐怕是没有。 所有的顽抗、政府干预都不会成效,因为这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人们的寿命会越来越长,机器和电脑的普及大大降低许多岗位对体力的苛刻需求,所以能够继续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加上退休金不够用,人们更不敢完全退休)。 如果要说可以稍微应对的方式,我想可能也只是回归那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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