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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纵横】谁的南洋？谁的历史？南洋视野下的历史省思

历史不仅是对过往的记录，它同时是一种视角、一种诠释，也是一种代代相承的责任，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提问。4位历史学者透过不同的视角反思“南洋”书写的格局与方法：安焕然指出，“南洋研究”若只停留在贡献与受害的单一叙事，便难以跨越局限；廖文辉提醒我们，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需兼具时间、人与场域的完整视野；陈琮渊借程光裕教授的“南洋经验”，展现学者如何以生命践行史地研究，将田野与书斋紧扣、培育后进的精神；杜振尊则透过陈祯禄在战火中的转折，彰显知识分子与社会领袖的责任。这四篇文章交织起来，也提示我们：历史是一场与土地、人物、时代并肩同行的思考，唯有不断拓展视野，方能照见今日与未来。南洋思维的三个怪圈文：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中文书写的“华人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南洋研究”的延伸。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有其渊源。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廖文辉教授的《马新史学80年》及其多篇相关论文，于此不赘言。但我们如今已有“新南洋史”和“跨南洋”的概念提出。前者有台湾1984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系列包括白伟权《拜别唐山》等新南洋史书籍，后者则有我今年推出的《跨南洋田野笔记》。提出“新南洋史”和“跨南洋”视角，不是对“南洋”有偏见，而是当我们不自觉动辄说“南洋”，你知道这“南洋”是什么视角和思维吗？不是说“南洋”不好或不适合（毕竟它的确是一个观察视角），只是这种很“离散”、很“华侨”式的南洋视角（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既有其历史因缘，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格局。如何“跨”出这个“南洋”来看我们的足下乡土，恐怕是一种“需要”的自觉。你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 “下南洋”也好，“南洋研究”也好，就地理的方向来说，就是一个“从中国看南方之大洋”的视角，而这个“从中国”“向南看”的视角是什么呢？当然这方面也有当年提倡“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南向”和今天台湾的“南向”的视角。也就是说，不管是旧中国／新中国、不论是战前之日本，还是今天之台湾，你的“南向”视角下的“南洋”，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的。而就“南洋华人”来说，它隐隐约约又存有一个“离散”的“北望”“原乡”，而且不论在文化认同，甚或有时即使是在政治认同上，乃致某种利益导向上的经济实体，都视“北望的原乡”是“中心”。以致，很多华人心里的“南洋”研究，常常陷入以下的偏向和内卷的怪圈：其一、做南洋研究，特别要强调华人在斯土的贡献，写出来的“历史”，其主旨主题内容很多都是围绕在很一般的“概念性”叙述的贡献史和拓荒史的书写。不是说贡献史和拓荒史不重要，但二者并不应该成为本地华人历史研究的全部。离开贡献与拓荒，难道就没有别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点了吗？例如华人内部的权力结权，对外的势力结盟，对友族的关怀与偏见，对华人女性史的关注，华人内部的权力身分歧视及压迫压榨，国家机关对华人社会之形塑等等，这些研究议题，很多时候是“南洋”的“不见”。其二、除了华人，在南洋“见到”的又是些什么呢？谈到华人以外的“南洋”，大抵是材料上的“采风”搜集，有些更像是“猎奇”心态，像是在讲“鬼故事”似的。讲爽自high而已。把“南洋”视为“他者”。既无问题意识，对历史也缺乏同理心，更妄想理解的同情。其三、吊诡的是，上述的自我优越感的同时，却又常常自艾自怜“大马华人”地位不平等，“常被人欺负”（不管是被西洋人欺压，还是被马来土著欺负）的“受害者”心态很严重。于是，历史写出来，像这样的“南洋书写”，纵有史话式的赤道雨林蛮荒开拓的大传奇，很多时候却只是满足“中国人”或“台湾人”的“猎奇”口味。而写给本地“大马华人”看的，也多只是一部又一部华人拓荒史、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贡献史，以及悲壮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斗争史。华人总是正直的，是正义的，同时也是“被欺负”的受难者。以为华人现有的历史问题，都是“他者”施压、害我们的，抹杀我们的贡献。这样的“南洋书写”纵能在同温层里受落，有其既定读者群，却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今人治史，若跳不出这三种“南洋怪圈”的格局，“南洋”也就“跨”不出去了。何谓历史？文：廖文辉（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何谓历史？这是许多历史本科一年级新生入读马上就会面对的一道大哉问，答案各式各样，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简单来说，历史是人类对过往的记忆与解释。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记录和传承那些事情。历史不是静止的，它随着新的发现、视角、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不断重构。本质上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如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日本偷袭珍珠港；马来西亚1969年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第二层次则是事发现场，或是事后的记录整理，方法有文字、录音、录影。不一而足，属于原始资料的部分。第三层次是后人依据第二层次的原始文献的解读所进行的事件梳理、还原或分析解读。第二层次的记录，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可能只保留了百分之五十，或更少，后人就只能凭借这些不完整的资料进行研究。同一事件，常常就各说各话，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相持不下。东南亚的古史地名，如龙运的所在地，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讲法；唐朝的府兵制，同样的一个制度，由于文献不足证，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三种元素必不可少，否则就难以构成历史。组成历史的三大元素是人、舞台和时间。所有事件的形成，主事者和当事人是最关键的，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不会有二战的爆发，如果是其他的法西斯人物，或许就会有不同的战争形式。因为拜里米苏拉，所以有马六甲王朝的出现。任何历史事件必须有个发生的场景或地点，这个就是历史舞台。发生在中国黄河长江的是为中国历史，发生在意大利罗马的是为欧洲史，发生在拉让江或吉隆坡茨厂街是为马来西亚史。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钱穆曾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时间特殊的所在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2024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的独立纪念日，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知道2025年的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纪念日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的历史时间。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任何没有明确时间的事件，其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马来史学的时间深受印度的时空观念影响，缥缈久远。《马来纪年》中有这样的记载，以椰子树长高来形容小孩长大所需的时间，却没有明确的时间。整部《马来纪年》只有一个作者完成此书的年份。这是为何《马来纪年》始终难以进入史家的法眼，仅供参考，不足为凭。中国历史是公认世界最早熟的，从公元前841周召共和开始，几乎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明确发生的日期时间。何谓历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讲的最为经典，被学界奉为圭臬：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史地学者的素养与南洋经验文：陈琮渊（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是曾巩在《南齐书》序里的名言，也是我的老师黄建淳教授奉为座右铭的一段话。如此的史家职志，业师在他的老师程光裕教授身上看到最典型的榜样。在淡江的东南亚华人史课堂上，黄老师总喜欢讲述程光裕教授在南洋的故事。1950年代末，程老师辗转来到新加坡，先后任教于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他开设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华人史等课程，投入大量时间编著世界史地及历史人物丛书与教科书，特别关注中国与南洋的互动，指导了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史家的学生。崔贵强、杨进发、颜清湟等南大优秀毕业生，当年都是他课堂上的年轻学子。程老师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成绩单与批注过评语的论文报告，细数这些学生如何刻苦用功，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燃起对当地史地研究的热情。回想起来，我从黄师转述中听到的，其实是一段段精彩学术生命的起点。太老师程光裕的“南洋经验”，并不是一段普通常见的学术履历，而是一种与时代交缠的生命实践。他在新加坡时，与许云樵、陈育崧等学人往来密切。或结伴探访古迹碑铭，或大啖红毛丹交换治史心得，南洋大学因此成为跨域学术交流的枢纽。程老师的治学方法也深受南洋学会同道的影响，重视田野踏查与文献互证。他相信，历史是立体的，不该只看重书斋里所存文献一面，更要走到人群与土地之中，结合文献与史迹方能捕捉历史的真实。这样的精神，也透过他的著述与课堂传承给各地的学子。尝有言文史哲不分家，史地研究亦不应分家。其实在程老师所传承的学术脉络下，“南洋”本身就是一种双重隐喻。它既指涉东南亚这片华人所立足的南国热土，也象征着南洋大学的教育理想与知识传统。程光裕教授的经验，正好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在新马研究华人社会与史地人物，更把自己跨越国境的学术视野与训练融入其中。这些努力，不仅丰富了“南洋史”研究的格局，也培养了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学人。一流的史地学者并非只是研究者近年来，“新南洋史”受到重视，各种说法及议论迭出，诚然为中国中心论及华人中心论的海外华人研究带来新的刺激，但由于所对话的对象并不明确、学者关注的议题层次也不尽相同，总有些错频失焦之憾。回过头来看，一代人做一代事，程光裕这一代学人的努力，有其可观的贡献，也不乏时代的局限；尤其程氏积极培养后进学者的胸怀、散播史地研究火种的精神，让他难得的“南洋经验”更添意义。我认为，一流史地学者的素养，在大时代的生命轨迹中更能得到彰显。他们并非单纯的研究者，更是大时代的见证人与参与者。程光裕带着中国学术的传统，冷战高峰阶段于东南亚扎根，与当地学人切磋、与侨界互动，用心指导学生，返台后又将他的跨域经验与视野，传承给史学系、地理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的学生。程老师丰富的教学研究历练与成果，足以应符曾巩所言“良史”的标准：明理、传道、显智、通情。每次提到新马的师兄们，黄老师总会补上一句：“程老师保留那些几十年前的成绩单跟作业，不是为了炫耀弟子的成就，而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位学者，不只是会写书、发表论文，更要以生命去培养学生、以人格去传承学术。”这也提醒我们，史地学者的南洋经验，看似是不起眼的历史片段，其实是一份跨世代的启发与使命。战火与责任抗日救国浪潮中的陈祯禄文：杜振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拉曼大学公宣处襄理）中国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进入了8年的抗日战争。身在千里之外的马来亚华人也积极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当时，以新客华人为首的群体，在强烈民族情感的推动下，纷纷组织筹赈会、赈灾团体和宣传机构，通过义演、义卖与捐款筹集巨额资金，援助中国军费与赈灾。与此同时，华文报刊和学校也成为宣传抗日的前沿阵地，号召华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与之相比，土生华人已在马来亚定居多代，语言与文化上逐渐融合，形成独特的峇峇娘惹传统。他们大多接受英文教育，部分已获英国臣民身分，因此在政治倾向上，更注重殖民地社会的稳定与本地利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马华公会创办人敦陈祯禄。陈祯禄生于1883年，属第五代华人移民。陈祯禄先后就读于马六甲中学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短暂任教，1908年在母亲劝说下转入橡胶业，凭个人努力与岳父杨镇海的资金支持迅速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奠定日后政治发展的后盾。1912年，他获委任为马六甲市政局委员，并在一战期间积极为英国筹款购买军用飞机，赢得殖民当局赏识。1923年，他正式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任内多次为华人及弱势群体发声，反对殖民政府不公政策，并提出马来亚自治与“马来亚人意识”的前瞻性理念，显示其政治远见。 1935年，因夫人患病，他辞去立法议员与行政议员职务，随家人赴瑞士疗养，后移居英国。1939年7月，他重返马来亚，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辗转至印度避难。从不过多关心到积极参与陈祯禄自英国返马来亚期间，正值马来亚华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峰期。尽管他此前已离开马来亚4年，但作为马六甲华社的德高望重人物，仍常受邀参与各项活动。陈祯禄虽熟读英译本的四书五经，对儒家思想颇有素养，但其政治认同主要在马来亚，而非中国。他对中国时局一向关心不多，仅偶尔见于报章的赈款名单，甚至曾在立法议会上批评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然而，回国后的两年多，他却积极参与了反战与抗日活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公开反对纳粹主义： 1940年3月29日，他应邀在马来亚电台发表演讲，警告纳粹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若德国取胜，包括马来亚在内的国家都将陷入暴政。他强调在英国统治下，马来亚人享有自由与安全，并重申海峡华人始终坚定支持大英帝国。二、支持“马来亚爱国基金”：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后，殖民地发起“马来亚爱国基金”筹款，华人除为中国抗日捐款外，也积极支持英国。陈祯禄在马六甲分会中任副会长，推动义演与募款活动，并于1940年出任全民族义演筹委会主席。三、参与马六甲筹赈会：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与各地华社相继成立筹赈会。马六甲分会则由曾江水任会长，陈祯禄作为其挚友与亲家，全力支持会务，多次出席其筹赈活动。1940年1月，他出席义演音乐会并致辞感谢捐助者。1941年，他主持筹赈会的第三届理事就职典礼，并以英文发表演讲，肯定筹赈成效，坚信中国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必将战胜日本。其故居书桌旁橱柜上，至今仍存放着一幅1950年蒋介石赠予的签名照片，以感谢他在抗日期间对中国的支持。短短两年多，陈祯禄由原先对中国时政冷淡，逐渐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这一转变，首先源自他与曾江水的深厚情谊与商业伙伴关系。曾在他旅居欧洲4年间，曾江水代为打理生意，使他深感感激。其次，亲历欧洲时见证纳粹崛起，使他更认同反法西斯与抗日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他反战与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赢得部分华社支持，为战后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奠下了政治声望与群众基础。更多【新教育】：听见教室外的呼声海草研究员 x 音乐人黄莲心／让更多人看见海草之美在东南亚短片节看见每个国家当下的呐喊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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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 探索南洋大众书刊文化史

本书史料梳理扎实，讨论细腻。无论从马华文学史、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南洋书话：香港、南洋、民国旧书刊记述》由季风带文化出版，集结了萧永龙在《星洲日报》、《中国报》、《当今大马》等文艺专栏发表过的文章。这些稿子聚焦探讨作者所收集源自香港、南洋新马等地出版的文学与文化刊物，时间轴横跨民国至冷战时期。在内容方面，《南洋书话》分为3辑：辑一“回望香港旧电影”、辑二“蕉风椰雨话旧册”、辑三“漫谈民国闺中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除了着重每份刊物的出版史，史料梳理扎实，也深入思考各地中文大众刊物的生产市场背后所牵涉的文学（尤其是大众小说）、电影、插画的语言美学与政治意涵。例如在讨论香港作家刘以鬯的三毫子小说部分，作者举出两篇《椰树下之欲》与《蕉风椰雨》版本的用语、插图、小说人物形象的删改，与南洋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作者提醒我们，三毫小说可谓香港人其中“窥探南洋风情的一道窗口”。此外，作者也通过讨论诸如香港出版的《环球电影》、《世界儿童》等刊物，叩问故事中“南洋元素”的操作。作者观察细微，指出前述刊物实际上“缺少本土意识”，注意到了受支配的“南洋性”塑造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意义。不过，根据作者从教育刊物角度分析，虽然50年代时期，由于华人社群仍处在视“南洋为居留地”的阶段，教科书内容依然未本土化，却在1951年出现了转折——作者认为教科书逐渐转向“马来亚化”可能是受到《方吴报告书》的影响。另外，“蕉风椰雨话旧册”也讨论了马来亚出版的刊物，包括《发展月刊》、《马来语月刊》。作者聚焦在讨论这些刊物如何宣传政府的语言政策，即“马来文”作为“国家语言”的发展关系。其中更探讨了鲁白野在《马来语月刊》所重视的马来语文学的翻译工作，以及刊物栏目所展现的从“学习国语”来达至“全民团结”的目标分析。总括而言，本书史料梳理扎实，讨论细腻。无论从马华文学史、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更多文章：【爱书人在读什么？（下）第六篇】萧永龙 / 所看所写皆旧书【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旧书页之间的历史残影

2月前

读家

图说大马

星角摄 | 百年古庙 “活的博物馆”

森美兰芙蓉开埠已有百余年历史，早期惠州客家先贤远渡南洋，不仅带来勤奋的精神，也将信仰一同传承下来，因此当地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古庙，其中位于芙蓉努尼斯路（Jalan Nunis）的谭公仙圣庙，已有逾130年历史。

4月前

图说大马

星云

漳泉琐话（下）/鹰童（居銮）

●（三）龙牙菩提由于《罗摩衍那》史诗在印度和南洋广泛传诵，民间多晓得药叉王罗婆那（Ravana）住在海滨宝山（Malaya）顶的阆家城（Laṅkapura/Laṅkapuri）里。人们以为Laṅka就是锡兰。但阆家宫城非常人可入，也难用寻常方向来定位。吉打隔海的阆家屿（Pulau Langkawi）也是Laṅka。阆家屿即浮罗交怡（Pulo Kawi），14世纪汪大渊完成于泉州的《岛夷志略》中标名“龙牙菩提”，15世纪的郑和航海地图上则标名“龙牙交椅”。Laṅka一名，淡米尔文拼写为Laṅkai，实际发音是Linggei，与汉字“龙牙”的漳州音Linggɛ吻合。古代中国航海家听到的岛名是淡音，汉字译名出自漳州海员之手。如下表所示：一般现代著作把“龙牙菩提”说成Laṅkapuri。但是，既然前面的“龙牙”是漳音了，后面的“菩提”也必然是同类方音才是。如果是puri，只能译为“浮哩”而不会是“菩提”的。何况汉字“菩提”久已专指佛菩萨的悲愿觉心，本来如是，别非他物呢？僧伽罗语bodhi是觉者，kavi是智者，可见岛名两称含义相近。流行的民间词源学将Langkawi解释作赭色（kawi）老鹰（[he]lang），这分明是混淆了淡语表示智者的 kavi和表示赭色的kāvi！今名Langkawi无疑是僧伽罗语Laṅka-kavi的浓缩，而马来民间对kawi的解释却不自觉地带着淡语色彩。我们今天能够肯定淡语在浮罗交怡也曾有辉煌的过去，还得归功于古代漳州海员的忠实记音呢！ Laṅka位于宝山Malaya。何处有Laṅka，该处即Malaya了。这并非神话！据《元史·外夷传》，互相仇杀的暹国（今泰国）和麻里予儿，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归顺元朝，元成宗谕令暹人“勿伤麻里予儿”。麻里予儿一名就是淡语Malaiyūr，用于苏门答腊岛东部，但此时应包括马来半岛西部。淡语此名相等于僧伽罗语的Malayapura，意为宝山城。这是关于马来半岛受中国保护的最早记录，比郑和下西洋早了一百多年。浮罗交怡以南是无人居住的大狮屿（Pulau Singa Besar）和小狮屿（Pulau Singa Kecil）。马来语singa即狮子，也出自印度，僧伽罗语为siṅha，淡音为singgǝm。龙牙菩提、龙牙交椅、麻里予儿这些淡语古名，可以看作南印度注辇（淡语 Colan）王朝留在南洋的文化遗痕。〖附记〗浮罗交怡有两个意义相近的印度古名，类似现象也发生在吉兰丹。吉兰丹得名于吉兰丹河，也有两个意义相近的古名：一个是南宋赵汝适（音括）《诸蕃志》（1225年）的“吉兰丹”或《明史·外国传》的“急兰丹”（1411年）；另一个是《元史·世祖纪》的“急阑亦带”或《元史·外夷传》的“急兰亦䚟”（1286年）。前者是淡语 Kel-antan，演变成今天标准马来语的 Kelantan；后者是淡语Kelan-itai，演变为今天丹州方言的Kelate。淡语kel和kelan都指友伴，antan是造化主（梵主），itai有天堂（梵堂）的意思。印度人称穿越孟加拉的大河为“梵子”（Brahmaputra）。吉兰丹河取义“梵友”，想必与天河的传说有关。《明史·外国传》记永乐9年急兰丹王苦马儿派使者向南京朝贡。苦马儿即淡语Kumar。《明史》载彭亨王称“剌惹”（雅语rāja），急兰丹王称“剌查”（淡语 rācā）。15世纪初的吉兰丹仍用淡语，与浮罗交怡相似，只是其汉字译名是官话发音，而非漳音。

5月前

星云

星云

漳泉琐话（上）/鹰童（居銮）

●（一）长腰福建漳州多蛇，漳俗讳言“蛇”，漳州话以“长腰”作为蛇的代号。这一遗俗也随漳州先辈来到了南洋，只是如今也快失传了。 “长腰”暗号的下南洋，不晚于明朝。张燮《东西洋考》（1617）中多次提到南洋一个叫“长腰屿”的小岛，该岛名也见于《武备志》（1621）所载郑和航海地图上。张燮是漳州龙溪的隐士，自然懂得长腰屿就是蛇屿，无须多加解释。但是今人不知个中秘密，竟有认定长腰屿是民丹（Bintan）岛的，说什么岛形中凹，如腰果仁云云。全是想当然耳！其实，长腰屿是飒都木（Satumu）岛，岛名是从印度胡茶辣语satmũ演变而来，意为第七。据印度教的世界观，地下有一个波多罗（Patala）国，国有七层，第七层是蛇界。胡茶辣人多集中在柔佛新山，淡米尔语称之Kuccarar，印度斯坦语称之Gujarati。元明时期下南洋的漳州海员完全懂得“第七屿”的含义，所以将之定名为长腰屿。掌罗盘的人和水手们不时提到长腰屿，只能说“长腰”，不得说“蛇”。漳人相信，常常说“蛇”，就会把蛇引来。不小心让水蛇上了船，该是多么麻烦的事！试想如果还不止一条，甚至还是毒蛇！与爬虫有关的还有淡马锡（Tamasik），是从阿拉伯语tamasih（鳄鱼群）演变而来的。“淡马锡”三字也是漳州海员的译法，漳音tam-mã-sik。阿语名称经巽他化，又变为Tumasek/ Temasek。汶莱有Tumasek河，也同鳄鱼有关。柔佛曾发生过鳄鱼王托梦给笨珍渔民的事。过去峇株巴辖有标名ajam（阿语苇塘）之处，等于警告有鳄鱼。北马的威省有一处叫峇眼亚占（Bagan Ajam）的埔头，也因鳄鱼出没而得名。柔佛做买卖的阿拉伯人多，“柔佛”的词源就是阿语，所以淡马锡以阿语命名是一点不奇怪的。峇株巴辖的“巴辖”（Pahat）原是阿语凿刻（fahat），是泉州人所译，“辖”音hat。旧时泉人家里有给小孩取小名叫亚纳的。亚纳，泉音alab，即阿拉伯（Arab）。泉州话的肥皂，与印度斯坦语、马来语的肥皂一样，都是借用阿语sabun。早在元代，已有中东人侨居泉州，并在泉州华化。所以泉人下南洋前，久已称肥皂为“霎闻”（泉音sab-bun）了。有词典说泉州话的肥皂来自法语，也有词典说马来语的肥皂来自葡语。这只能说尽信词典，不如无词典了。 ●（二）称谓爪哇语称纯华人为encik，混血华裔为baba。马来语的encik没有爪哇语这种用法。有趣的是，encik的发音近似漳泉话的“恩叔”。听说吕宋那边也称华侨为incik。起初，encik和baba都是一种称呼，不是某一社群的他称。看过《一千〇一夜》故事或印度斯坦影剧的人，想必记得“×Baba”或“Baba×”之类的男性名字，以及“×Bibi”或“Bibi×”之类的女性名字。Baba和bibi是源自中东的一种称谓，好比华人所谓“某爷”和“某夫人”。爪哇人把“妚妚”（bibi）尾音入声化，多施于辈分高的女性，而以“峇峇”（baba）尾音的轻重来区别少爷（包括男童）和老爷。称呼老爷时，尾音重，这也是南洋漳泉话“峇峇”声调有如“把把”（勿变调）的来由。泉州话的“娘嬭”（niũniã，漳州音 niɔ̃niã）经巽他化，变为nyonya，用来称呼华裔妇女，起源于爪哇和马六甲。其他籍贯的华人又将巽他语的nyonya迻译为“娘惹”（梅县客音ñiong-ñia）。峇峇家的妇人是娘惹，假如她有葡荷混血，容貌有几分像白人，也不失为娘惹。娘惹们将一些漳泉词语传授给了马来主妇，例如多事、无事忙的人叫 kepoh（“家婆”）。未出阁的姑娘（华人或白人）称“娜娜（nuónà）”，亦即 nona，这一称谓略有葡语的影子。时下小姑娘爱拍“娘惹照”，然而已婚方称“娘惹”，倒不如称“娜娜照”，听起来才不觉唐突。英殖民时期在南洋“做生理”（做生意）的漳泉男性，英国人呼之towkay，那是漳泉话的“头家”，即家主或老爷。华人头家是工人们的雇主，所以“头家”便有了“老板”的意思，马来文写成tauke。如今，英文的towkay已经过气，大马民间代之以 boss。“老板”或“boss”所以在民间变成广泛使用的一种称呼，是因为其漳泉话“头家”的底色尚未褪去的缘故。如果说漳泉话早已溶化在南洋文化之水中，这也是毫不为过的。今天，称呼华人的比较正式的说法，无论在印尼语或马来语，都是 Tionghoa，也正是“中华”二字的漳泉音。《明史》关于爪哇、柔佛等地的史文中出现的“华人”一词，都指中国人。早在明代，南洋的华人就以漳泉人居多，粤人次之了。（明日续完）

5月前

星云

北马新闻

名英祠开放日打造民初时期场景　“穿越”到先贤下南洋

每年7月7日举办的名英祠开放日，迈入第18个年头特别以沉浸式剧场的方式呈献。昨晚设在名英祠前大街上的剧场，含有4大场景即码头、名英祠、市集与村落。现场备有民初时代服装让有意体验的民众更换，一入场即被演员领着“乘船”到槟榔屿

5月前

北马新闻

VIP文

用眼睛去旅游 | 慢步三宝井老街品人间烟火听南洋故事

位于旅游核心区边缘的三宝井，是一条保留完整华人传统生活脉络的旧社区，没有喧嚣的商业气息，却默默以古老南洋风情的骑楼建筑、仍在运作的传统行业，以及丰富多元的社区组织，构筑出一道彷佛凝固于时光中的文化风景。

5月前

VIP文

华社

延续南洋华教精神马港生交流体验文化

由南大人林顺忠赞助的第七届“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顺利举行，联办单位有香港恒生大学、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院及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为期14天，共37名学生与4名教师参与，跨越马港多地，进行交流及体验两地独特文化。

5月前

华社

文艺春秋

赵绍球/南洋二首

一、访康有为不遇——记某个午后造访丹绒端灯塔风在这里有时说闽南话有时也说粤语，说海浪拍向石头的腔调康先生提笔，落款处写的是： “不准倒退。哪怕一寸。” 而你已经退到南洋退到一座鹭鸶也懒得停留的白塔旁潮声像旧帝国的余音每天四次，提醒你： “你输了。” 你收起了变法的梦改用手写日记内容是：今午午餐有鱼此地椰林胜我故园一条小径通向海通向未竟的康梁合照梁启超没来只有一只猴子从灯塔顶跳下你说那是历史，朝向你自己嘲笑你还穿着长袍你试着教灯台怎么用光划破黑暗光却反问你： “你知道自己在哪吗？” 晚风再次擦过你的胡须你低头想起那年颁布新政前的早晨你也站在高处以为改革是可以直射的光可现在你知道—— 塔只照远方，从不回头…… 二、热带以南的笔锋——记郁达夫之死街角的椰影太长，长过一句未完的话你拎着一口箱子，里头是国文课本、家书和一罐尚未干透的墨印度尼西亚雨季已过，日军还没来你站在书报社的屋檐下手伸进纸堆中，像伸进过去抽出一页页未刊的民国、锄草与梦那不是笔名，是你藏身的名字不是稿费，是逃难的车费不是小说，是你不愿说的事实有人在吉隆坡见你在《原野》中沉思有人说你在苏门答腊的某个午后被几个穿军靴的影子拖走消失时带着眼镜、破鞋和几页手稿留下一句话：“不合作，因为我写字。” 你从不写烈士只写人只写在异乡煮饭时的怀乡熟香蕉的香气撑不起神明信仰在午后慢慢变凉我们后人追着你的脚印找找不到尸骨只在星洲港口边的旧报摊找到你最后一次署名的诗写着： “南洋不是我的终点，是祖国梦里的惊叹号。”

6月前

文艺春秋

星云

天南在望/覃勓温（乔治市）

一、寻书，寻人近来每月必往槟城亚齐街的Areca寻书。架上虽多室利佛逝和槟城的英文典籍，倒教我独独相中那本平装《王赓武先生回忆录》。痴顽如我，这些年竟将中英文四卷本尽收案头。偏爱上册原是私心，总觉得王赓武先生笔下，其父王宓文的南洋浮沉，恰与我的生活轨迹暗自叠合。初探王宓文生平，始于3年前，大抵是疫情期间。彼时随拉曼某师南下新山，细雨斜飞中，我俩在斑驳的公冢间寻得先生墓志。碑文简朴，仅“江苏泰州王氏”6字，竟成一生漂泊的注脚。墓碑东南角有些细缝，野蕨从石隙里钻出，倒似先生生前总爱在诗稿边缘批注的狂草。这青苔浸染的墓志，往后遂成了我叩开旧文脉的铜环。自此索性以先生诗文作舟，载着毕业论文在史海浮沉。至于意外得奖云云，不过是潮退后滩涂遗珠，拾之亦可，弃之亦可。二、南渡，北归毕业后，几经辗转，终在槟城落脚。这境遇，倒教我时常想起王宓文先生。当年，他亦是二十余岁南下，如一片离枝的叶，飘零辗转，最终落在怡保的泥土上。那时他总以为，这不过是暂寄，终有一日要回到江苏故土。可谁料，战后的归途竟成了另一场漂泊。饱经风霜的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却发现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江南的寒气，竟比战火更蚀骨。一场大病后，他只得黯然重返南洋。自此，他乡成了故乡，故乡却成了他乡。这命运，何其相似。我们这些南来北往的人，总以为脚下是暂驻之地，却不知，时光早已将根须悄悄扎进异乡的泥土里。故乡原是执念，家园却在漂泊中生长。三、落地，生根？偶然想起这些年来，缱绻天南，竟觉所成寥寥。大抵才力所限，亦无可怨。然若故乡仍容归去，谁又愿将自身托付于风浪？去年在槟城植物园看凤凰木落花，猩红花瓣铺了满地，忽想起这树原产马达加斯加，如今倒成了南洋标志。枝叶在咸湿海风里舒展的模样，竟比在原产地还要蓬勃三分。或许人亦如树，只要土壤尚可，便能生根。但树终归无知无觉，人在异乡，未必能如凤凰木般适应这片土地。有时深夜独坐码头，看货轮桅杆刺破雾霭。远光灯扫过时，恍惚见到无数南渡者的影子叠在浪尖——他们带着故土的茶种、族谱和口音，最终都在季风里蜕成了另一种生命形态。槟榔屿晨雾虽虚无缥缈，却也在晨光中映出方向。四、归去，来兮？王赓武先生回忆录，英文上册题作Home Is Not Here，下册题作Home is Where We Are。其中译尤佳——“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寥寥数字，倒似道尽了两代人的漂泊与安顿。然而“心安”二字，又岂是易得？当年王宓文先生横渡南洋，以为很快便能归乡，岂知战火骤起，身世浮沉，后来虽寄身马来半岛，但始终无法摆脱异乡人的身分——既是南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无法归家的游子。细想之下，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流转于槟城与吉打，寄身会馆，执笔答问。晨起焚香时，偶有乡思萦绕；夜读旧籍间，亦觉人世浮沉。与人言谈，口音里仍藏着新山腔调；偶入餐厅，点单时竟已能听懂从来不知的福建话。五、潮水，起落槟城的雨，总来得急，去得也快。旧城区的街巷被雨水浸润，青砖仿佛溢出百年风尘。有时行至某些街道，望见湿漉漉的石板路，便想起王宓文先生在怡保的旧宅。他当年站在门前，是否也曾如我一般，凝视巷口，心念起落，思索着故乡的方向？这些念头，终究是无解的。南洋的风，吹送过多少代人，他们的身影如潮水起落，终究被时间冲刷，消融在街市人声之中。许多年前，有人乘船而来，带着故土的方言、习俗，种下门前的菩提树；许多年后，树下的影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方言模糊了，习俗也变了，唯有菩提树枝繁叶茂，见证着这一切。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如王宓文先生一般，回望来时路，才惊觉自己早已在异乡生了根。到那时，是否还会有一块墓碑，上书“天南覃氏”五字，成我一生漂泊的注脚？若真有此碑，不知百年后，又会有谁伫立墓前，指尖触着碑上的苔痕，念着这陌生的姓氏？

6月前

星云

星云

善恶之间（纪念下南洋的人）/鹰童（居銮）

外公下南洋比父亲早，可惜在吡叻（霹雳）太平的一场黑死病瘟疫中身故①。所以，外婆和母亲他们下南洋的事宜，都是由年轻时就做了番客的父亲操办的。当时，阿舅和阿妗尚未成亲，阿妗便冒充父亲的妹妹，领到了当时泉州话叫作“大字”的证件。母亲16岁出嫁。在这之前，母亲曾得病，不思饮食。那时，福建闹土匪闹得很凶，外婆找不到大夫，求助邻居，都束手无策。有一邻人与某土匪老头目相熟，那老土匪因病，不得自由，已退下来了，平日在陈塘乡居处备有几种急救方。闲聊中，邻人提及厝边一个姑娘已经绝粒两日，眼看不行了。老土匪便从他的药品中抽出一小罐盐腌的陈年佛手柑，随手抓了一把泉州好茶叶，递给邻人，嘱咐他赶紧将佛手柑泡茶给小姑娘喝。母亲服用了老土匪的佛手茶，便想如厕，过后便能吃东西了。土匪头子偶然援以佛手，救了母亲一命！这件往事，我们家每逢过年供佛手时，外婆总要提一提。至于那老土匪的结局，外婆说他敢情是死在陈塘乡了。“土匪做么无过番（土匪为什么不下南洋）？”我问。外婆笑道：“婴仔，赧是走土匪（咱们是逃避土匪），土匪安怎著走土匪（土匪何须逃避土匪）？” 最好吃的贡糖旧时泉州乡下，常有货郎挑担，到各处贩卖茶壶、茶叶。货郎所得的钱，就放在其中一个壶子里。有一个叫憨古的同乡要买茶壶。他为人极为朴实，也不东挑西拣，只叫货郎随便卖给他一个就是了。货郎一时大意，错把装钱的茶壶卖给憨古。憨古买了茶壶，随手搁置，就干活去了。等到干完活回来，想泡茶喝，一掀壶盖，见壶里有钱，大吃一惊。憨古跑出去追人，四处打听，总算让他找到货郎。货郎根本记不得在哪里卖错了茶壶，正在犯愁，多亏憨古赶到，把钱交还。以后，土匪渐多，南北交兵，很不太平。不得已，憨古偕妻卜官下南洋②。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憨古和我们住在巴口同一个村子里。殖民地官府在一次扫共行动中，一无所获。手下人为了交差，到我们村里逐户搜查。他们在憨古屋里搜查时，悄悄放置了子弹，若无其事地离开后，忽然去而复返，再度入屋重搜，假装搜出子弹。憨古的长子憨俊被诬告为通共分子，发配出境。后来，憨古的第三子憨钮和女儿碹仔也相继回唐山，次子大贼留在南洋③。憨古还有一名幼子阿实，能读书，学名水波，长大后在华小当校长。憨古家制作的贡糖，是我吃过的贡糖中最好吃的。 ① 参看鹰童〈烟波旧迹〉（【文艺春秋】2016.1.31）。 ② “卜官”的“卜”是福建俗字，泉府音 beʔ，跟“卜卦”的“卜”不是一回事。“官”字参看鹰童〈新年忆旧〉（【星云】2017.3.13）。 ③ 过去闽南人小名多带“憨”“贼”字样，属于昵称，并无贬义。泉州话“碹”（suan）指钻石。至今，南洋珠宝行与华人女性名字，仍有使用“碹”字的。

6月前

星云

社区社团

思亲20年获黄昭仁牵线严锦荣南海寻根终如愿

从南洋到南海，超级市场前经理严锦荣与家人寻亲二十载，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让他们有机会回到祖父的家乡与亲人相聚，一解数十年来的思乡之情。

8月前

社区社团

星云

想回唐山的雷公/露凡（实兆远）

小时候，我每天下午都会看到雷公。他肩上扛着一根长年累月被肩膀摩擦得光滑发亮的扁担，挑着两筐沉甸甸的香蕉，沿着乡间小路缓缓叫卖。大人们说，村子里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我们不知道雷公的真名叫什么，他被大家称为“雷公”，或许是因为他姓雷，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嗓音格外洪亮。外婆曾告诉我，雷公被卖猪仔的人贩子骗到南洋，按了手印，借了旅费，结果做苦力赚的工资大半都用来还债，最后落得一生贫困。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猪仔呢？那时我百思不解，婆婆也没有细说其中的缘由。我家前面有一棵南非假樱桃树，成了雷公的固定歇脚地。他还未来到门前，远处的叫卖声就已经传进我的耳朵。看着他挑着箩筐，顺着小路一颠一颠地走近，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望向那根被两筐香蕉压得两头弯曲的扁担，心里涌起一阵担忧与心酸。雷公卖的香蕉很便宜，买主大多是儿童。我们常用5分、1毛的零花钱换几根香蕉。其实，我们家四周种满了果树，香蕉并不缺，但雷公总能让我们这些小屁孩心甘情愿地掏光所有积蓄。雷公长着一张国字脸，个子不高，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发亮，但模样并不难看。孩子们喜欢亲近他，也爱捉弄他。有时顽皮的孩子会猛地拉扯他的箩筐，惹得他连声喊“哎呀哎呀”，两手慌忙抓紧绳索，生怕扁担歪了。我看着不禁担心，怕他摔倒。偶尔，孩子们会围住他，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雷公，你家在哪里？” “在很远的唐山。” “雷公，你有孩子吗？有爸爸妈妈吗？” 他摇摇头，轻声答道：“没有孩子。父母在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雷公苦笑着，寥寥几句，总能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我想不起那时为什么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笑。我们不知道唐山在哪里，也不懂它有多遥远。如今回想，我才明白，那些简单的回答，也许是他用来掩饰内心的一道屏障？而屏障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伤痕呢？有一次，他在树下休息时告诉我们，因家贫，便随一群人离开唐山，下南洋谋生。然而，多年过去，挣到的钱却很少。他说：“在唐山苦，南洋也苦。想回唐山，可没有钱，回不去，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还提到，常常梦见自己回到唐山，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后来，我们经常缠着雷公，听他讲述往事。他说，下南洋简直是一场噩梦。他登上一艘拥挤不堪的船，船舱里闷热潮湿，弥漫着浓重的汗酸味。人在船上染病身亡，就直接被抛入大海。为了争夺有限的空间，船里的人互相殴打，打死了就被沉入海底。有一次，他们遭到海盗追击，逃了很久才脱身。途中，船在波涛中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倾覆，为了减轻船的负载，有些人被推入海中，浮沉不定，直到消失在茫茫大海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刚上岸就迎来了新的磨难。大家被送往矿场工作，为了还债，到手的工资微薄得可怜。有时候，矿场的山丘突然塌方，好多条生命就被活埋了。悄悄跟随雷公回小木屋雷公讲述这些往事时语调平静，我不知道这些事是否属实，但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眶微红，湿润得像要蓄满泪水。他一弯腰，直起身，放在肩膀上的扁担颤了颤，他便急忙离去。他是否在掩饰波动的情绪？也许出于好奇，也许是想听更多故事，我们悄悄跟随雷公回到他家。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房子是村民们用旧木板帮他搭建的。雷公推开那扇没有上锁的木门，屋内的地面裸露着泥土，没有铺设水泥。一张帆布床和一个堆满杂物的木架几乎占满了狭小的空间。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用砖块随意垒起的小炉子，用来煮饭和烧水。旁边堆放着他捡来的干树枝和几件别人送给他的二手厨具。雷公淡然地说：“有个地方遮风挡雨就够了。”那一刻，我不禁想到我家的房子，条件比他的好得多。看着这间简陋的木屋，我心里不由得涌上一阵酸楚。有一天，我找到一枚印有英王乔治五世肖像的铜币，兴奋地等着雷公。他接过铜币，递给我一根大香蕉，并问我们家里是否还有铜币，说他要筹集回唐山的路费。他说：“等铜币收集够了，我就能回唐山了。”我们信以为真，纷纷拿出铜币换香蕉。最后，那些硬币被雷公收集一空。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突然发现，雷公再也没有出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许，他真的回了唐山。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明白，雷公为何对收集铜币如此执著。或许，那些硬币承载着他对唐山深深的思念；或许，他相信它们能换来一张归乡的船票。我希望，他真的如愿踏上归途，回到那个魂牵梦萦的唐山。童年那些铜币早已消失，但雷公洪亮的声音仿佛未曾远去，而他不告而别，静默离去，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9月前

星云

VIP文

带你去找爱 | 50年代南洋华埠微型缩影模型一窥前辈生活温情画面

1950年代的南洋街头是何景象，各族人民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构成一幅充满温情和生动的画面；在2024年的今天，如果想要一窥那一段时光，你可以走入鸡场街文化坊办公室隔壁的《马来西亚-中国友谊纪念馆》，通过“1950年代南洋华埠”的微型缩影，细细品味前辈们的生活岁月！

1年前

VIP文

星云

语林又拾（下）/鹰童（居銮）

● 黄莺的诗情名字我很喜欢黄莺（【图3】）的马来语名字：dendang selayang。“天荡”（dendang）是说黄莺和鸣，好比令人心怀荡漾的诗歌般。黄莺不像伯劳独来独往，而是结伴成伙而来的，来时必定相互唱和，嘹亮动听。“飔来飏”（selayang）是形容黄莺掠过，其疾如风，瞥然即逝的样子。马来语也称黄莺为kunyit selayang。黄莺的羽色以黄色为主，而且黄得像姜黄（kunyit）似的。它们在树林或草丛间活动时，你会看到一团姜黄色的光影掠过（【图4】），所以叫kunyit selayang。 ● 米能加保人的谚语有一句米能加保（Minangkabau）谚语转换为马来语，一般作：Bagai bertemu buah si malakamo, dimakan mati bapak, tidak dimakan mati ibu。字面是说“如遇malakamo果，吃它，父死，不吃，母死”，比喻进退两难的困境。从米能语（bahaso Minang）转换成马来语（bahasa Melayu），米能语不吃的“不”是indak，换成马来语就是tidak。有一点必须交代清楚，马来语lima（数目5），米能语是limo，米能语malakamo转换成马来语，也应作malakama才对。但是，当初翻译的人转换得不够彻底，于是malakamo就留在马来版的谚语中了。然而，malakamo到底是什么？似乎没有一部马来文词典可以告诉我们真相。其实，malakamo就是印度人所谓的“欲垢”（malakama），一个人沾染了情欲的污垢，就会丧失理智，不幸的恶果也就不远了。这就像印度人说的“罪垢”（malapatakam），进入马来语后变为malapetaka，成了“灾难”的意思。灾难就是不幸。伊斯兰东传之前，古代马来群岛曾受过印度文化的影响，这malakama显然暗寓着佛理，不是单纯神话，值得参一参！人遇到情欲的对境，要及早看破。等到陷溺已深，才来思考要继续染指它或立即舍弃它，就会陷入两难。前述谚语恐怕是从古代某位智者的教言演变而来的呢。还有一点，米能加保社会奉行母系氏族制度，母比父大。所以“吃它，父死；不吃，母死”这一句，与其理解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倒不如理解为“吃固不是，不吃更不是”来得符合米能加保风俗吧！末了，稍微说一下米能加保这个名字。早年英国人记录作Menangkabau，这同他们将Pinang写成Penang的情形是一样的。华人对“庇能”（Penang）和“米能”（Menang）的译法也是一致的。至于不作“米能”而作“米南”，那是侨居森美兰的潮州澄海人的译法，因为澄海话的“南”正是念nang，与广府话的念nam是不同的。 ● 武吉士语早年曾有一户邻居是武吉士（Bugis）人，他们家有一个姑娘在英国人办的盲人寄宿学校读书。每次放假回家，她总是饶有兴致地把刚学会的英语歌曲唱给邻家的孩子们听。我很佩服她，无意间从她那里认识了一点武吉士语的皮毛，可惜时隔多年，早忘得七七八八，无法在此处与大家分享了。如今还略有印象的是，武吉士语似乎与潮州的一些方言共有一个特点，就是尾音很有点-ng化的倾向。华语“这边到那边，只差一点点”这句话，潮州口音念成“这piang到那piang，只差一tiang tiang”。武吉士语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号称果王的榴梿，马来语叫durian，但武吉士语却叫duriang。这跟揭阳话、澄海话把“连”念成liang的情形，不是太相似了吗？再如喝水的“喝”，马来人说minum，而武吉士人说minung，这是不是很有点潮州味儿呢？另外，武吉士语也有像福建话的地方。比如华语“里头是空的”这句话，其中的“空”和考试得零分的“零”一样，马来语该说kosong，但武吉士语说lobang，而马来语的lubang却是洞的意思。福建话的“空”既有武吉士语lobang的意思，也有马来语lubang的意思，视语境而定。新加坡说福建话、潮州话的人很多，俗语“有什么（好）空头”，新加坡民间说成“有什么lobang”，这其实正是混合了武吉士语。文化交融的多元风貌，南洋“拢总有”（一应俱全）！可惜武吉士语在柔佛濒于失传，没有几个人知晓lobang是武吉士语，武吉士的历史也渐遭遗忘。 “武吉士”译名是根据闽南语的发音，“武”字闽南语念bu。中文“士”指有教养的阶级，春秋时代以前，中国的士是既能武也能舞的。《书经·周书·立政》有“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的话，而《诗经·大雅·卷阿》也说“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和“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命，媚于庶人”，说明君王和国家倚重吉士。先辈的音译采用了中国经典中出现的古名，赠予了原本尚武的武吉士人。今天，人们很难找到比“武吉士”三字更为尊荣和古雅的中文译名了。 ● 考较一番公元3322年，国际考古队在柔佛中部发现了一处一千数百年前的遗址，出土文物包括一纸残页，上面写着：“1珍吉林较较。”古文字专家们为了破译这个古意盎然、高深莫测的句子，提出了各种假说。有人解读了“珍”“吉”的涵义，认为与算卜风水之学有密切关系。也有人考证出“吉林”是中国东北的地名，推断是古代吉林移民的遗物。他们各自胪列了长长的证据链，颇能自圆其说，占据了当代的考古新闻的头条。为了打破未来读者的迷梦，我们姑且先把谜底给揭晓了： 1珍吉林较较 = 1 tin (of) cream cracker(s) 是的，这是英语的福建话译音。那纸残页是从柔佛老字号饼家的账簿脱落下来的。本来是常见的南洋用语，千百年后偶然出土，变成了天书。如是而已。

1年前

星云

星云

语林又拾（上）/鹰童（居銮）

● 南洋“亲”字观人们看见可爱的小宝宝，喜欢亲亲其额头，或用鼻子贴近小脸蛋，吸一吸气，闻一闻。这个表示亲昵的动作，马来语叫作cium，闽南语叫作cim。但凡福建人学马来语，总觉得cium是一听就会的词语，因为发音太近似了！早年在令金，那里住着许多印度侨民。我的阿妗是福建人，姓名是Ng Cim。马来人、旁遮普人和淡米尔人连名带姓叫她，都没有问题，因为不但马来话有cium，旁遮普语也有chumma，淡米尔语也有cumpi，要模仿“亲”的声音，一点困难也没有。可是英国人就不同了。刚刚推行国民登记的时候，阿妗交代自己的姓名，英国人先就卡在Ng这个音上面，接下来的Cim也令他为难。英国人没有发这个音的习惯，英语只有叫黑猩猩时才会说chimp，但那个音和福建话的“亲”还差那么一点距离，而这一点距离似乎难以超越。纠缠了老半天，结果误写成Ng Eng。直至阿妗以近百岁的高龄无疾而逝，这个登记上的错误始终没有纠正过来。曾有印度前辈告诉我，印度各种方言说“亲”，都是来自古代梵文的cumb，而梵文记载的语音原本是梵天的语言，也就是说，那是天人的语言。佛经上说，人的始祖是从天界下凡的。希伯来和阿拉伯的圣典不也说亚当是从天上下来的吗？马来语的“亲”也是来自印度。真没想到：此语本为天上有，难得南洋处处闻！那么，闽南的居民是在多早的年代就已经吸收了这个词语呢？这真是个谜！ ● 成语对照南宋时，有位贵族女子姓厉，名硕人，她与丈夫曹秀才不和，离婚改嫁曹咏侍郎（侍郎之职，相当于今天的次长或副部长）。曹咏的后台靠山是丞相秦桧，所以平步青云。元宵节，曹咏开放门户，大摆晚宴，曹秀才看到前妻服饰奢华，排场阔气，回家对母亲说：“硕人是该享大富贵的，我们家哪儿留得住她？”当时，巴结奉承曹咏的人很多，只有硕人的哥哥厉德新不买账。曹咏暗中命德新的上司刁难德新，想借此迫使德新来乞求他，但德新始终不屈服。后来秦桧倒台，曹咏作为秦党，随即被贬。他收到厉德新来信，打开一看，竟是一篇〈树倒猢狲散赋〉。曹咏死在贬所，厉硕人路过前夫家，见门庭整洁，花竹茂盛，不禁懊悔哭泣道：“我当时能自安于此，岂有今日！” “树倒猢狲散”这句成语沿用至今，比喻靠山一倒，依附者遭殃。猢狲也称猴狲，就是猴子。树倒下了，原先在树上的猴子们也散了。马来人也有一句成语，叫：枯树一倒，啄木鸟寄死（Punggur rebah, belatuk menumpang mati），用法大致相同。马来亚半岛有一种小啄木鸟，今称巽他啄木鸟（belatuk Sunda），喜欢在枯树干上打洞入住。我见过一对巽他啄木鸟夫妇在一棵枯死的毕钵树上轮流打洞。毕钵树是长青树，本不易死，有人在大树根部下毒，大树便枯死了。植物和鸟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小啄木鸟很快飞来凿树洞。这对小啄木鸟没日没夜地工作，凿开圆形入口，可容鸟身出入。【图1】是一只巽他啄木鸟开始凿树洞。【图2】显示树洞已经凿通，一只巽他啄木鸟正用后退的姿势从洞中抽身出来，好让等候在旁的伴侣接手凿洞的工作。巽他啄木鸟入洞安家，生养下一代。在幼雏出洞飞走之前，假如有人把干枯的大树砍倒，原本“寄生”于枯树的小啄木鸟就变成“寄死”了。这便是前述马来成语的由来。 ● 关于大鸟的马来俗语有的人积恶成性〖注〗，百般规劝，毫不起作用，好比石头泡在水里，永远不会变软。马来谚语则说：“乌鸦即使用蔷薇水洗浴，羽毛也不会变白的。”（Burung gagak itu jika dimandikan dengan air mawar sekalipun, tiada akan menjadi putih bulunya）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需要伙伴搭档，也要找对人，才不会自置于险境中。马来俗语说：“麻雀焉能与犀鸟齐飞？”（Burung pipit sama enggang, mana boleh sama terbang）犀鸟是大鸟，麻雀是小鸟。你只要看过犀鸟一口吃掉小鸟的那种恶态，就会明白麻雀若与犀鸟一起飞翔，绝对不会安全，结果只能是被犀鸟吞噬。鸱鸮俗称猫头鹰，是夜里起身活动的动物。马来人认为夜里鸮鸣如鬼叫，所以称猫头鹰为“鬼鸟”（burung hantu）。夜愈深愈暗，猫头鹰的一双猫儿眼愈亮。柔佛有些地方，不时可以见到猫头鹰。半夜隔着玻璃窗看它，它好奇地把头倒转来看你，双眼调整焦距，看清了是你，它就扭曲着满是白毛的老脸，怪叫一声，展翅飞去，动作矫健异常！在暗夜中捕食蛇鼠，它确有此能耐。等到白天，昼盲的它就该休息了。真的，白昼的猫头鹰啥都干不了。人一旦力竭，平时再能干，也“无能为也”，马来语就说这人是“天亮迟起身的猫头鹰”（Burung hantu kesiangan）。（明日续完）〖注〗此“性”是习性，不是本性。孟子道“性善”，是指本性。荀子言“性恶”，是指习性。

1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