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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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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开办马华文学鉴赏班 近300人参与反应热
华文教师如何突破教学瓶颈,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为此,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大马作协)推出“扎根”2025马华文学鉴赏班,旨在提升大众文学素养、扩大本地文学阅读群体,并推动马华文学扎根本土、走向国际。
38分钟前
华社
星云
【我的工作台】奇迹诞生之地/蔡家杰
在得知村上春树和刘震云都喜欢跑步后,我也曾到住处不远的大广场跑步,尝试在运动中捕捉到与这些大作家灵魂共振的奇迹瞬间。我为捕捉这种伟大的灵感做过许多诡异的事情,例如跑到店铺后厨偷偷洗碗、凌晨3点到大街上游荡、大中午躲在公园游乐设施内冥想。 但跑步不行,应该说:只要一天之内安排了激烈的运动项目,它就会瞬间吞噬我接下来一整天的能量,连饭都没力气吃,更何谈写作?认知到这一点后,我便乖乖地待在住处读书、写作,使用着低能量人群的灵感获取方式——踱步。 我写作的必备条件,就是拥有一张桌子(或任何放得下电脑的平台)、一把椅子以及实测需要至少5步的开放空间,最后这一项是底线。为免踱步时遭人斜视,我只能在宿舍、家里、民宿这类私人空间写作。一众朋友曾见证过我写作时的盛况:来回踱步三、四分钟,忽然站定,然后弯下腰打字,然后重复这套动作直到写完已是两个小时后。 他们说:“你写东西写得很忙、很累欸。” 我答:“生命在于运动。” 与灵感共舞的5步 我写作时必须踱步,否则什么也写不出来。可能有些人的灵感就是从屁股来的,又或是印证了那句“男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我总是得站起来、走一走,思绪才能流通大脑,文档左下角的字数才能随着踱步的步数增加。总感觉我的灵感是羞涩的情人,祂明明如此优秀,却非得让我站起来与祂共舞,才肯一点点地释放祂本该肆意挥洒的光芒。 常常一天下来完成了稿件,酸爽的不只是大脑,还有小腿和脚底板。但这5步为底限的“创作平台”已然成为了我写作环境的必备条件。 对我来说,这5步的舞台才是我和灵感日日夜夜排练、共舞的创作现场,而非生硬的电脑和桌椅。没出现在报刊杂志和线上平台的时刻,我们都在这里与句子周旋、与文字搏斗。每一个转身都是叙事的转折、每一个跳跃是意象的延伸、每一个句号都是语句的落地。而读者所知的,舞动在纸上、在电脑上的文字只是我们预先排练好的成果展示,所以我和灵感更愿意将这片独属于我们的方寸之地称作:“Where Amazing Happens” (奇迹诞生之地)
2月前
星云
星云
【我的工作台】方圆之间的独思/刘育龙
我现在用着的两张书桌,一张是方的,一张是圆的。 这两张书桌不是在书房,也不是在卧室,而是置放在客厅的一个角落,也就是我们通称为饭厅的使用空间,理由很简单:这两张书桌原本都是饭桌。 书房和卧室都放了书桌,我以往也经常在这两个地方处理工作和写稿。MCO期间,为了方便做线上讲课和开会,我把工作地点转移到饭厅,从此便荒置那两处的书桌了。 方桌子是玻璃桌面,正方形,有两层,电脑、手机、耳机、文具、保健品以及一些信函和文件等都零散地堆积在这张桌子上,比较抢眼的也许是阿童木(手冢治虫的代表作《铁臂阿童木》的男主角)的模型,还有明日香(《新世纪福音战士》(EVA)的女主角)的电脑垫以及印上本地漫画家LAT的漫画的杯垫。为了拍照,我确实有稍微整理,不过大概只是移动了桌上20%的物件,其他的保留了平时“杂草丛生”的模样。 从LAT到阿童木 圆桌子是塑料桌面,偶尔我会放几本最近常翻阅的书。方桌子有众多杂物盘踞,可用的空间很小,有时候要手写文稿,或是要在审阅一些创作比赛的稿件时随手做记录和写评语,便得改用圆桌子工作。 说到桌上的“镇山宝”,刚巧大都是漫画的周边产品。自己从小就爱看漫画,尤其是日本漫画,不过LAT的作品倒是少数我比较钟爱的本地漫画杰作。LAT的杯垫是在参观位于华都牙也的GALERI RUMAH LAT 画廊后,离开前想到大老远来朝圣,总不能空手而归便买下了。虽然我也曾经参观日本宝冢市的手冢治虫纪念馆,买了一件印有阿童木造型的蓝色T恤,不过这个模型却是在淘宝网购的。在手冢治虫的设定里,阿童木这个机器人拥有现象级的战斗力,个性却十分善良,懂得悯人惜物,然而在我的想像中,未来世界伴随着AGI(人造的神?)的诞生,迟早会出现能征服人类的机器人,接近终结者(Terminator)那一种类型的,但愿我是在杞人忧天。 除了看书、漫画和电影,闲暇时我也喜欢听歌。如果大家够细心的话,大概能发现我的书桌上有三副耳机,两副是蓝牙头戴式的,一副是有线耳塞式的。我写作和看书时爱清静,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戴上耳机听一些乐曲,尤其是Two Steps From Hell(中文译名一大堆,我比较喜欢的是“地狱咫尺”)的作品,其中又以〈Impossible〉最得我心。 “明方圆之道,得自在人生”,方圆之间,是我与缪斯打交道和自得其乐的小天地。
2月前
星云
星云
【我的工作台】一隅/金睿瑜
工作台对我来说意义不大。由于20岁才配有一张专属书桌,我仍习惯于公共区域写作。完稿以后,我才会躲进房间修稿。 寄居于外婆家的日子,我被分配的空间仅是一个床位。每当我写完功课,大人总是吩咐我把儿童折叠式书桌塞进神台和电视柜之间的缝隙,以免碍位。每个晚上,我总是跪在角落,小心翼翼地收拾台面,整理书包。 成长过程,妈妈像孟母一样,经常带着我们搬家,我好羡慕同学可以有一张“像样”的书桌。或许因为没有固定的成长环境,我的学习桌几乎从未与“专业书桌”挂钩,而是诸如饭桌、茶几、折叠桌等公共台面。总归一句,这些都不是我的个人书桌。 念中文系后,妈妈搬来一张矮木桌,放在客厅。摆上笔电,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了一张桌子。伴随学分的增加,课本与参考资料越囤越多。每当我写课程报告,笔记与纸张总是铺满桌面。如遇需要分析或创作的作业,我便戴上耳机,摁下单曲循环按键便能快速进入写作状态。 把文章放进冰箱 自从搬到新家,我终于拥有一个理想的“工作台”。这张桌子陪我从本科念到硕士,交出了两本毕业论文。我在这里写过电视电影剧本、编撰文稿、参加文学奖、担任评审……看似不稳定的小案子,都像我的兼职。我经常戏称自己是以学生名义,偶尔贩卖文字的人。 对于严格意义的“写作”,我觉得自己更像当年那个在角落随性发挥的小女孩。灵感经常在散步的时候找上我,若不把它暂时存进脑海,便要掏出手机,站在公园一角打字。无形中,我形成了随性的创作理念,而我真正看重的却是修稿。 记得文凭班时期,傅承得老师说过:“写作,最终要学会把文章放进冰箱。”那时的我不明白其中深意。如今,我已持续投稿3年,也渐渐地改变以前“现写现投”的写作方式。 随着创作习惯的转移,我的写作空间亦不自觉地转向更利于写稿的布局。去年,我把桌子从窗口移到贴近床尾的墙边,一侧摆放木椅;另一侧紧挨着床。如此一来,我能随时躺下来构思,也允许自己第一时间跳起来修稿。 我想,自己的工作台不过是世间一隅,能够安放我写作的地方。
2月前
星云
星云
【我的工作台】赎身/陈凯宇
上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跟妈妈说,我想要回自己的房间。 有关改变现状的通话仍然是不开心的。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照旧不动手,我要自己来。唯有清走他们的大件家私和旧物,我才可以买我的。 再回家,房间已经空出了大半。家人过剩的杂物还在,但已经不像以前那般处处占位,足够让我在宜家马上决定要买的床架、置物架、电脑椅和书桌。 一直以来,家人随意进进出出,东西都是他们的,我没有机会说什么。需要工作时,我从地上的床褥流连到爸爸的书桌、饭厅的餐桌,更多时候我会干脆坐靠沙发,拿一块小板垫放笔电,每一处都是还了又借的结果。 想要维持专注,出门到咖啡厅才是最好的办法。只要买一份饮料餐点,找到有插座的空位,我便心安理得地拥有一个桌面。与周围食客和服务生刚好的距离,让我可以不感到那么焦虑。用完了再续杯续餐,就能坐下去,直到进度差不多了,我决定买单离开。 游民身分所衍生出的边界隐患就是,对于任何人我都要更费时费力地划出一道安全界线。线当然是粗体的,我与谁都保持有限度的亲昵,便于随时逃开。 家私送到的那天中午,我按着书桌140×70公分的长和宽,到铝门窗玻璃行打了一片透明玻璃回家。 玻璃下的时光标本 桌面粗糙起伏的木纹看上去就像一片沙地。复上玻璃之前,我一一铺上收存多年的明信片和合照。很多寄件人都消失了,但他们写过的字还在。如今隔着一层玻璃,那些时间的标本都不会受潮变皱,在白亮的灯照下就像刚刚带回家的样子。尽管当前生活力求轻简,但对于记忆和人,我还是有着私心的偏执。 害怕积尘的关系,我将所有物品收入书桌的侧柜,桌上只保留了桌灯和仙人掌,每次回家只要擦擦玻璃就可以用了。 几次发现桌上突然多了家庭相框、文具筒和其他物件,我都会马上还回去说,我不要我的桌上有任何东西。这是多年来,在这个更接近储物用途的空间所没有过的对话。 新家私赋予房间意义,我也就长出了真正的核心、面貌与边界。在这当中,所有的想要与需要、欣喜和悲伤、亲昵与退避,都是被允许的。 平常只要将日光灯关掉,扭开桌灯,我就可以不看周边家人留下来的东西,就像在咖啡厅工作一样投入荧幕。休假就是我和这张桌子之间的时限,短则一周,长则一个月。因为总是没有多久,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完全习惯房间更自己的样子。每次回来都是一次reset,一次豁然开朗。 这份不习惯是我乐于重复体验的。 有了一张不用续杯即可回去的桌面,我偶尔还会开启游民模式,但已经没有什么逗留在外的念头。
2月前
星云
星云
【我的工作台】仪式/吕育陶
大学毕业以后有好长一段日子在外租房,窝在小小的房间里,是卧房也是书房,那些随我漂泊的书本、杂志,就摆在一个一公尺高的小书架,放不下的就层层叠在地板。那个年代没有智慧型手机,像块木头的诺基亚只能通电话和传简讯。要写作时就拿出白纸,在一张二手的4呎长2呎宽的书桌前,提笔逐字记下,再抄在像阡陌的稿纸上,放进信封寄出。 这竟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如今普通文具店已寻不获稿纸,但比以往多了很多写字的机会。随着社媒软件入侵手机以后,写生活随笔讨论问题发表自己意见,都在手机虚拟键盘上完成,这是文字前所未有被大量使用的年代。 在都城安定下来以后,就把楼下客房的一半变成书房,也是我有时居家办公时的办公室。客房的形状狭长,靠近门口的部分有一张床和衣柜,再往内走才是我的书桌,一个旋转书柜,一口窗。 诗人夏宇在一次访谈中如此形容自己写诗的过程,我拥有5张桌子在我的屋子里,有书桌,有饭桌,有咖啡店倒闭时拍卖的长桌,有榻榻米上的矮桌,还有一张围了方格子亚麻布的小桌。她写作时会找张比较干净的桌子,一会儿就把桌面弄脏,就换一张,先整理,又弄脏,站起来又换一张,结果大部分的诗作总在找下一张桌子的中途完成。她觉得她需要一双溜冰鞋。 我没有像夏宇拥有这么隆重的写作习惯,也无法像某些数字原住民,几千字文稿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我还是习惯在书房,正襟危坐书桌前,打开电脑,把文字逐个敲进档案里。干净的书桌,没有任何拜物主义要求的信物。 灵感源自旋转书架 窗外是房子的后巷,对着邻人屋后的墙,没有风景,偶尔有猫和松鼠经过。居家办公时,有时空气中会飘来邻人炒菜的咸鱼香,有时会嗅到邻人沐浴露或洗发水的味道,这些形成枯燥的午间生活的味道。而一旁节省空间的旋转书架,放着都是新购入或者想看的书,那才是灵感的和动力泉源,没上班时躲在书房里,合上电脑,从旋转书架上抽出诗集阅读,是我难得的me time。 无论是手写或键盘输入,疯狂的奇想或冷静的批阅,三十多年来书桌是我唯一的工作室,唯一的写作仪式。
2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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