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台】赎身/陈凯宇



上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跟妈妈说,我想要回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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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改变现状的通话仍然是不开心的。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照旧不动手,我要自己来。唯有清走他们的大件家私和旧物,我才可以买我的。
再回家,房间已经空出了大半。家人过剩的杂物还在,但已经不像以前那般处处占位,足够让我在宜家马上决定要买的床架、置物架、电脑椅和书桌。
一直以来,家人随意进进出出,东西都是他们的,我没有机会说什么。需要工作时,我从地上的床褥流连到爸爸的书桌、饭厅的餐桌,更多时候我会干脆坐靠沙发,拿一块小板垫放笔电,每一处都是还了又借的结果。
想要维持专注,出门到咖啡厅才是最好的办法。只要买一份饮料餐点,找到有插座的空位,我便心安理得地拥有一个桌面。与周围食客和服务生刚好的距离,让我可以不感到那么焦虑。用完了再续杯续餐,就能坐下去,直到进度差不多了,我决定买单离开。
游民身分所衍生出的边界隐患就是,对于任何人我都要更费时费力地划出一道安全界线。线当然是粗体的,我与谁都保持有限度的亲昵,便于随时逃开。
家私送到的那天中午,我按着书桌140×70公分的长和宽,到铝门窗玻璃行打了一片透明玻璃回家。
玻璃下的时光标本

桌面粗糙起伏的木纹看上去就像一片沙地。复上玻璃之前,我一一铺上收存多年的明信片和合照。很多寄件人都消失了,但他们写过的字还在。如今隔着一层玻璃,那些时间的标本都不会受潮变皱,在白亮的灯照下就像刚刚带回家的样子。尽管当前生活力求轻简,但对于记忆和人,我还是有着私心的偏执。
害怕积尘的关系,我将所有物品收入书桌的侧柜,桌上只保留了桌灯和仙人掌,每次回家只要擦擦玻璃就可以用了。
几次发现桌上突然多了家庭相框、文具筒和其他物件,我都会马上还回去说,我不要我的桌上有任何东西。这是多年来,在这个更接近储物用途的空间所没有过的对话。
新家私赋予房间意义,我也就长出了真正的核心、面貌与边界。在这当中,所有的想要与需要、欣喜和悲伤、亲昵与退避,都是被允许的。
平常只要将日光灯关掉,扭开桌灯,我就可以不看周边家人留下来的东西,就像在咖啡厅工作一样投入荧幕。休假就是我和这张桌子之间的时限,短则一周,长则一个月。因为总是没有多久,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完全习惯房间更自己的样子。每次回来都是一次reset,一次豁然开朗。
这份不习惯是我乐于重复体验的。
有了一张不用续杯即可回去的桌面,我偶尔还会开启游民模式,但已经没有什么逗留在外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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