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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

历史不仅是对过往的记录,它同时是一种视角、一种诠释,也是一种代代相承的责任,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提问。4位历史学者透过不同的视角反思“南洋”书写的格局与方法:安焕然指出,“南洋研究”若只停留在贡献与受害的单一叙事,便难以跨越局限;廖文辉提醒我们,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需兼具时间、人与场域的完整视野;陈琮渊借程光裕教授的“南洋经验”,展现学者如何以生命践行史地研究,将田野与书斋紧扣、培育后进的精神;杜振尊则透过陈祯禄在战火中的转折,彰显知识分子与社会领袖的责任。这四篇文章交织起来,也提示我们:历史是一场与土地、人物、时代并肩同行的思考,唯有不断拓展视野,方能照见今日与未来。 南洋思维的三个怪圈 文: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中文书写的“华人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南洋研究”的延伸。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有其渊源。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廖文辉教授的《马新史学80年》及其多篇相关论文,于此不赘言。但我们如今已有“新南洋史”和“跨南洋”的概念提出。前者有台湾1984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系列包括白伟权《拜别唐山》等新南洋史书籍,后者则有我今年推出的《跨南洋田野笔记》。 提出“新南洋史”和“跨南洋”视角,不是对“南洋”有偏见,而是当我们不自觉动辄说“南洋”,你知道这“南洋”是什么视角和思维吗? 不是说“南洋”不好或不适合(毕竟它的确是一个观察视角),只是这种很“离散”、很“华侨”式的南洋视角(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既有其历史因缘,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格局。如何“跨”出这个“南洋”来看我们的足下乡土,恐怕是一种“需要”的自觉。 你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 “下南洋”也好,“南洋研究”也好,就地理的方向来说,就是一个“从中国看南方之大洋”的视角,而这个“从中国”“向南看”的视角是什么呢?当然这方面也有当年提倡“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南向”和今天台湾的“南向”的视角。 也就是说,不管是旧中国/新中国、不论是战前之日本,还是今天之台湾,你的“南向”视角下的“南洋”,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的。而就“南洋华人”来说,它隐隐约约又存有一个“离散”的“北望”“原乡”,而且不论在文化认同,甚或有时即使是在政治认同上,乃致某种利益导向上的经济实体,都视“北望的原乡”是“中心”。以致,很多华人心里的“南洋”研究,常常陷入以下的偏向和内卷的怪圈: 其一、做南洋研究,特别要强调华人在斯土的贡献,写出来的“历史”,其主旨主题内容很多都是围绕在很一般的“概念性”叙述的贡献史和拓荒史的书写。不是说贡献史和拓荒史不重要,但二者并不应该成为本地华人历史研究的全部。离开贡献与拓荒,难道就没有别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点了吗?例如华人内部的权力结权,对外的势力结盟,对友族的关怀与偏见,对华人女性史的关注,华人内部的权力身分歧视及压迫压榨,国家机关对华人社会之形塑等等,这些研究议题,很多时候是“南洋”的“不见”。 其二、除了华人,在南洋“见到”的又是些什么呢?谈到华人以外的“南洋”,大抵是材料上的“采风”搜集,有些更像是“猎奇”心态,像是在讲“鬼故事”似的。讲爽自high而已。把“南洋”视为“他者”。既无问题意识,对历史也缺乏同理心,更妄想理解的同情。 其三、吊诡的是,上述的自我优越感的同时,却又常常自艾自怜“大马华人”地位不平等,“常被人欺负”(不管是被西洋人欺压,还是被马来土著欺负)的“受害者”心态很严重。 于是,历史写出来,像这样的“南洋书写”,纵有史话式的赤道雨林蛮荒开拓的大传奇,很多时候却只是满足“中国人”或“台湾人”的“猎奇”口味。而写给本地“大马华人”看的,也多只是一部又一部华人拓荒史、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贡献史,以及悲壮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斗争史。华人总是正直的,是正义的,同时也是“被欺负”的受难者。以为华人现有的历史问题,都是“他者”施压、害我们的,抹杀我们的贡献。这样的“南洋书写”纵能在同温层里受落,有其既定读者群,却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今人治史,若跳不出这三种“南洋怪圈”的格局,“南洋”也就“跨”不出去了。 何谓历史? 文:廖文辉(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何谓历史?这是许多历史本科一年级新生入读马上就会面对的一道大哉问,答案各式各样,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简单来说,历史是人类对过往的记忆与解释。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记录和传承那些事情。历史不是静止的,它随着新的发现、视角、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不断重构。 本质上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如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日本偷袭珍珠港;马来西亚1969年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第二层次则是事发现场,或是事后的记录整理,方法有文字、录音、录影。不一而足,属于原始资料的部分。第三层次是后人依据第二层次的原始文献的解读所进行的事件梳理、还原或分析解读。 第二层次的记录,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可能只保留了百分之五十,或更少,后人就只能凭借这些不完整的资料进行研究。同一事件,常常就各说各话,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相持不下。东南亚的古史地名,如龙运的所在地,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讲法;唐朝的府兵制,同样的一个制度,由于文献不足证,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三种元素必不可少,否则就难以构成历史。组成历史的三大元素是人、舞台和时间。所有事件的形成,主事者和当事人是最关键的,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不会有二战的爆发,如果是其他的法西斯人物,或许就会有不同的战争形式。因为拜里米苏拉,所以有马六甲王朝的出现。任何历史事件必须有个发生的场景或地点,这个就是历史舞台。发生在中国黄河长江的是为中国历史,发生在意大利罗马的是为欧洲史,发生在拉让江或吉隆坡茨厂街是为马来西亚史。 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 钱穆曾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时间特殊的所在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2024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的独立纪念日,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知道2025年的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纪念日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的历史时间。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任何没有明确时间的事件,其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马来史学的时间深受印度的时空观念影响,缥缈久远。《马来纪年》中有这样的记载,以椰子树长高来形容小孩长大所需的时间,却没有明确的时间。整部《马来纪年》只有一个作者完成此书的年份。这是为何《马来纪年》始终难以进入史家的法眼,仅供参考,不足为凭。中国历史是公认世界最早熟的,从公元前841周召共和开始,几乎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明确发生的日期时间。 何谓历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讲的最为经典,被学界奉为圭臬: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史地学者的素养与南洋经验 文:陈琮渊(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是曾巩在《南齐书》序里的名言,也是我的老师黄建淳教授奉为座右铭的一段话。如此的史家职志,业师在他的老师程光裕教授身上看到最典型的榜样。 在淡江的东南亚华人史课堂上,黄老师总喜欢讲述程光裕教授在南洋的故事。1950年代末,程老师辗转来到新加坡,先后任教于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他开设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华人史等课程,投入大量时间编著世界史地及历史人物丛书与教科书,特别关注中国与南洋的互动,指导了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史家的学生。崔贵强、杨进发、颜清湟等南大优秀毕业生,当年都是他课堂上的年轻学子。程老师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成绩单与批注过评语的论文报告,细数这些学生如何刻苦用功,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燃起对当地史地研究的热情。回想起来,我从黄师转述中听到的,其实是一段段精彩学术生命的起点。 太老师程光裕的“南洋经验”,并不是一段普通常见的学术履历,而是一种与时代交缠的生命实践。他在新加坡时,与许云樵、陈育崧等学人往来密切。或结伴探访古迹碑铭,或大啖红毛丹交换治史心得,南洋大学因此成为跨域学术交流的枢纽。程老师的治学方法也深受南洋学会同道的影响,重视田野踏查与文献互证。他相信,历史是立体的,不该只看重书斋里所存文献一面,更要走到人群与土地之中,结合文献与史迹方能捕捉历史的真实。这样的精神,也透过他的著述与课堂传承给各地的学子。 尝有言文史哲不分家,史地研究亦不应分家。其实在程老师所传承的学术脉络下,“南洋”本身就是一种双重隐喻。它既指涉东南亚这片华人所立足的南国热土,也象征着南洋大学的教育理想与知识传统。程光裕教授的经验,正好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在新马研究华人社会与史地人物,更把自己跨越国境的学术视野与训练融入其中。这些努力,不仅丰富了“南洋史”研究的格局,也培养了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学人。 一流的史地学者并非只是研究者 近年来,“新南洋史”受到重视,各种说法及议论迭出,诚然为中国中心论及华人中心论的海外华人研究带来新的刺激,但由于所对话的对象并不明确、学者关注的议题层次也不尽相同,总有些错频失焦之憾。回过头来看,一代人做一代事,程光裕这一代学人的努力,有其可观的贡献,也不乏时代的局限;尤其程氏积极培养后进学者的胸怀、散播史地研究火种的精神,让他难得的“南洋经验”更添意义。 我认为,一流史地学者的素养,在大时代的生命轨迹中更能得到彰显。他们并非单纯的研究者,更是大时代的见证人与参与者。程光裕带着中国学术的传统,冷战高峰阶段于东南亚扎根,与当地学人切磋、与侨界互动,用心指导学生,返台后又将他的跨域经验与视野,传承给史学系、地理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的学生。程老师丰富的教学研究历练与成果,足以应符曾巩所言“良史”的标准:明理、传道、显智、通情。 每次提到新马的师兄们,黄老师总会补上一句:“程老师保留那些几十年前的成绩单跟作业,不是为了炫耀弟子的成就,而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位学者,不只是会写书、发表论文,更要以生命去培养学生、以人格去传承学术。”这也提醒我们,史地学者的南洋经验,看似是不起眼的历史片段,其实是一份跨世代的启发与使命。 战火与责任抗日救国浪潮中的陈祯禄 文:杜振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拉曼大学公宣处襄理) 中国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进入了8年的抗日战争。身在千里之外的马来亚华人也积极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当时,以新客华人为首的群体,在强烈民族情感的推动下,纷纷组织筹赈会、赈灾团体和宣传机构,通过义演、义卖与捐款筹集巨额资金,援助中国军费与赈灾。与此同时,华文报刊和学校也成为宣传抗日的前沿阵地,号召华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与之相比,土生华人已在马来亚定居多代,语言与文化上逐渐融合,形成独特的峇峇娘惹传统。他们大多接受英文教育,部分已获英国臣民身分,因此在政治倾向上,更注重殖民地社会的稳定与本地利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马华公会创办人敦陈祯禄。 陈祯禄生于1883年,属第五代华人移民。陈祯禄先后就读于马六甲中学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短暂任教,1908年在母亲劝说下转入橡胶业,凭个人努力与岳父杨镇海的资金支持迅速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奠定日后政治发展的后盾。1912年,他获委任为马六甲市政局委员,并在一战期间积极为英国筹款购买军用飞机,赢得殖民当局赏识。1923年,他正式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任内多次为华人及弱势群体发声,反对殖民政府不公政策,并提出马来亚自治与“马来亚人意识”的前瞻性理念,显示其政治远见。 1935年,因夫人患病,他辞去立法议员与行政议员职务,随家人赴瑞士疗养,后移居英国。1939年7月,他重返马来亚,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辗转至印度避难。 从不过多关心到积极参与 陈祯禄自英国返马来亚期间,正值马来亚华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峰期。尽管他此前已离开马来亚4年,但作为马六甲华社的德高望重人物,仍常受邀参与各项活动。 陈祯禄虽熟读英译本的四书五经,对儒家思想颇有素养,但其政治认同主要在马来亚,而非中国。他对中国时局一向关心不多,仅偶尔见于报章的赈款名单,甚至曾在立法议会上批评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然而,回国后的两年多,他却积极参与了反战与抗日活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公开反对纳粹主义: 1940年3月29日,他应邀在马来亚电台发表演讲,警告纳粹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若德国取胜,包括马来亚在内的国家都将陷入暴政。他强调在英国统治下,马来亚人享有自由与安全,并重申海峡华人始终坚定支持大英帝国。 二、支持“马来亚爱国基金”: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后,殖民地发起“马来亚爱国基金”筹款,华人除为中国抗日捐款外,也积极支持英国。陈祯禄在马六甲分会中任副会长,推动义演与募款活动,并于1940年出任全民族义演筹委会主席。 三、参与马六甲筹赈会: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与各地华社相继成立筹赈会。马六甲分会则由曾江水任会长,陈祯禄作为其挚友与亲家,全力支持会务,多次出席其筹赈活动。1940年1月,他出席义演音乐会并致辞感谢捐助者。1941年,他主持筹赈会的第三届理事就职典礼,并以英文发表演讲,肯定筹赈成效,坚信中国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必将战胜日本。其故居书桌旁橱柜上,至今仍存放着一幅1950年蒋介石赠予的签名照片,以感谢他在抗日期间对中国的支持。 短短两年多,陈祯禄由原先对中国时政冷淡,逐渐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这一转变,首先源自他与曾江水的深厚情谊与商业伙伴关系。曾在他旅居欧洲4年间,曾江水代为打理生意,使他深感感激。其次,亲历欧洲时见证纳粹崛起,使他更认同反法西斯与抗日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他反战与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赢得部分华社支持,为战后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奠下了政治声望与群众基础。 ​ 更多【新教育】: 听见教室外的呼声 海草研究员 x 音乐人黄莲心/让更多人看见海草之美 在东南亚短片节 看见每个国家当下的呐喊
3星期前
书中对肉骨茶“茶”字的考据,引经据典,指出“茶”在古汉语与闽南语中亦有“汤药”之意,解开了长久以来“肉骨为何有茶”的迷思,展现了饮食背后深厚的语言文化积淀。 捧读安焕然教授的《乡土、饮食与记忆:跨南洋田野笔记》,如同跟随一位热情而睿智的老师进行了一场跨越南洋的深度文化之旅。这本非艰涩的学术专论,是安教授多年来行走田野、寻味民间,以细腻笔触捕捉在地风土与人文景观的随笔结集。 ◢田野工作的真谛是? 安教授在书中提出的田野行脚核心态度——“要能走、要能睡、要能吃”,看似朴素,实则道出了田野工作的真谛。它不仅是对研究者体能与适应力的要求,更是强调一种融入在地、理解“他者”的谦逊姿态。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安教授“寻访甘蜜”的故事,为了解19世纪柔佛重要的经济作物,他与其团队四处寻访,甚至深入芭地。当学生杨卿颖在期末考卷上以“同甘共苦”四字精辟概括潮州先辈与甘蜜的拓殖史时,安教授的激赏溢于言表。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肯定,更是对历史情感共鸣的珍视。 ◢“吃”开启了口述历史 安教授在书中引用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内在视角”与“深描”,强调田野调查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人格的修行与培养,是学习对“他者”的同理心与尊重。这一点,在“我们的两名穆斯林学生”一节中得到彰显,两位不同族裔、不同信仰的学生加入华人史料搜集工作,让研究的视角更为多元。第三章“不变的你,熟悉的味”是本书最富“烟火气”的部分。安教授认为,田野调查中,“吃”不仅是为了果腹,更是重要的交流方式。“你吃得越多,大家开心,情感增进,话匣子就开了。”饮食成了开启口述历史、理解在地文化的钥匙。书中对肉骨茶“茶”字的考据,引经据典,指出“茶”在古汉语与闽南语中亦有“汤药”之意,解开了长久以来“肉骨为何有茶”的迷思,展现了饮食背后深厚的语言文化积淀。他写家乡面、煎鸡蛋,进而从中思考政治与民情;写新年期间与各族友人的食物分享,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交融的自然与温馨。无论是新山的海南咖啡、窑烤面包,还是麻坡、新加兰的海南咖啡与美食,安教授不仅品其味,更探其源,讲述食物背后的家族传承、技艺变迁与时代印记。这些饮食书写,远超一般美食攻略,它们是承载着乡情、记忆与文化认同的符码。 ◢一声祝福,反思初心 贯穿全书的,是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不仅体现在对文献的严谨考证,更体现在对口述者的尊重与关怀。书中“富贵花开”一节,记述了峇株巴辖抗日英雄赵丽生的事迹,以及探访其遗孀王赛玉老婆婆的感人经历。老婆婆手写“牡丹开花,喜富贵花”等祝语卡片相赠,这份淳朴的祝福让安教授反思学术研究的初心:“做史料调查工作很辛苦,这些祝语卡片,当作祝福你们,保佑你们吧!”这份来自民间的温暖,成为他日后田野工作的启示与动力。书中提及的萧畹香先生为家乡修路建校的善举,金子光晴在峇株巴辖的文艺足迹,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们对“南洋”历史多重面貌的认知。安教授也从不回避历史的沉重,如“太多悲剧找不到答案”中对《紧急法令》时期新村困境的思考,都体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乡土、饮食与记忆》是一本值得细品的书,它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却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火光。安教授以其扎实的学养、温厚的笔触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南洋历史文化图景。读罢此书,仿佛也想迈开脚步,去探寻自己身边的乡土故事,品尝那些带着记忆温度的家乡味道。 更多文章: 我在油棕园的日子/黑九(雪邦) 黄焖鸡米饭/黑九(双溪比力) “能走 能睡 能吃” 安焕然:田调三大口诀
5月前
清晨,和小说家梁放、诗人胡清朝漫步在跨过砂拉越河的砂督吊桥,左流域一只黄色独舟在缓缓而行,弹出浅涟漪,右边河面倒影跨过川行不息的喧阗车声,两端河身的画面竟出现如此悬殊的落差,都是同在一条穿过百年古晋老旧区的河。 这桥,属于悬索式结构,刚好可以用来对照自己的沧桑和厝区的风霜,一座桥经历了整个世纪的变迁,自1923年兴建以来,间中因年久失修而停止使用,也曾因桥墩腐蚀导致吊桥的钢索坠入河体,后来进行无休止的维修、重建、再启用,不过,一座桥已失去了跨河的意义,不能通车,成为古晋一个安静的历史遗迹,最后以灯光秀来召唤可能存在过的生命色彩。 河,是我这趟来古晋无可避免的实景,这座似乎浮在水道上的城市,以炽热且潮湿,古老又新姿的寓言来延长我不断蜿蜒的初旅。 这趟古晋行,主要是出席“2025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教学研讨与演绎观摩会”,担任其中一场“马华作家座谈会”的分享人,另外两名是胡清朝和诗人蔡羽,主持人是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伍燕翎,平时和院长相处,感觉像学院派气息的姑娘,这次则见证了她爆发的组织能力、执行力和感染力,把整个文学课堂、教学研讨和演绎观摩会,办得妥善且完美。 伍燕翎是这次活动的推手,把多名师资阵容,包括中文系教授安焕然、主任黄薇诗、高级讲师萧雯佳和小助理郑博扬,像移动的文学院搬到这座婆罗洲重镇。 从吊桥返回老城区,梁放用他一部旧式Produa Rusa接待而行,他把车泊在甘蜜街和海唇街交接处,这里有些倾斜的街店沿河而建,充满南洋风情,起风时,整个街貌像有些不修边幅的场景,旧楼厝铺,伸着慵懒的腰,骑楼门面销售许多杂货、香料、纺织品、五金、美容护肤品、窗帘,也有逐渐老去的旅店、药行……从店与店之间夹着一道长长窄巷,仅容得下行人单向而行,阴影浅光,巷侧蹲有几名盲眼穆斯林在播放着幽幽的音乐,路过人有些放置零星散钞在碗中,这窄巷连接一座古老的印度清真寺,门楼上清晰标记着1834年,像在为自己的百年身世作旁注,而巷口挂着一块阿拉丁油漆广告牌,仿佛可用不同时段的漆色来更迭岁月容颜。 熟悉感来自李永平的小说 走出巷口,仿佛从一条潮湿的脐带出来,衔接吉宁街,又有另一番景象,街顶雨盖遮阳,两边店铺呈现缤纷色彩,各献妩媚,许多旧式的店铺林立其中:新南发、龙城贸易、自强商店、振南布庄、爱宝金庄、姐妹美发、德生金饰、恒昌表行,还有一家旧招牌写着:“吔汉公司,三十九号A,古晋印度街”,这是吉宁街的另一个名词。 流连在带有浓郁热带氛围的街景,虽然我第一次来古晋,却滋生挥不去的熟悉感,仿佛在哪一个时段亲身来过,紧跟着梁放步伐,穿进邻近的开裕街,品尝老字号棠记新鲜出炉的炸芋角、咖哩角,坐在协益茶室,点了一杯“鸦片咖啡”,聆听海南籍女店主陈美金聊起早期街景的点点滴滴,像远去的黑白照,掀开的画面,原生是一条充满江湖味道的街弄,经营棺材店、鸦片馆、娼寮,赌局,对照了人生和死亡的景象。 “鸦片咖啡”取名的灵感正是来自蔡羽的主意,他是道地的古晋人,除了写诗外也开始为古晋书写掌故,这茶室在早期卖咖啡,当时还盛行抽鸦片,烟客习惯烟后来一杯咖啡乌,添加一块牛油,可以滋润干涩的喉咙,消除烟味。 我在这旧巷场景衍生挥不去的熟悉感,主要来自阅读小说家李永平《吉陵春秋》的小说原景,李永平是南洋浪子、台北身、古晋魂,虽然长期旅居台湾,但始终在这里留下最深刻的童年和成长史,在上世纪80年代由洪范出版《吉陵春秋》后,引发世界华文文坛惊艳,也引起学者学术界争相讨论和研究,当初,所谓小说中的吉陵实景不明朗,不确定在哪一个国度、城市、原乡,直到2011年他在出版简体版的序文中提到,灵感与场景,整个现实都是建构“在我的童年,在我出生、成长的那座赤道岛屿……”,似乎为小说拧开一盏油灯,微微照亮故事发生的原址、原貌。 小说的余味弥漫在甘蜜街、海唇街、吉宁街、开裕街,这里都是李永平迈向文学之洋前,为自己保留最真实、珍贵的记忆浅湾。 这次的“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有一环节是推介3部“马华文学书房系列影片”,由新纪元中文系学生制作,其中一部是《吉陵春秋》,深刻拍出了小说的隐喻,另外推介的两部影片是龚万辉的《远方的巨塔》和我的《偷葬礼的男孩》。 文学课堂活动是在古晋南市政局礼堂举行,吸引逾百名砂州华文教师参加,这批教师是促进华文学习,带动文学创作的力量,活动中特别安排5位华文教师进行教学演绎观摩,分享古典及当代文学教学心得,其中古晋的黄裕斌分享陆游文选、斗湖的吕丽华分享陶渊明〈桃花源记〉 、巴生谢祉毅分享左丘明〈烛之武退秦师〉,古晋叶丽妙分享毕淑敏〈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及彭嵩财分享肖复兴〈苦瓜〉。 我在会场上聆听这几名专业老师的教学分享,脉络清晰,节奏分明,当时心中不禁油然冒出一句话,马来西亚的华文水平可以维持这么高,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午,和梁放一起穿行在古晋最浓郁的文学氛围场域后,与胡清朝、伍燕翎赴另一场叙聚,在浮罗岸老街古色古香人间茶坊,还有想当年海鲜馆,分别两个场合和星座诗社同仁面会,都是诗人的化身,有梦扬、杨锦扬、李景光、林离,黄曦、蔡羽和黄裕斌,这诗社的创社阅历超过半个世纪,聆听诗人款款而谈,坚守一州之都的诗声,充满抒情。 我和星座诗社也曾结过一次浅缘,那是在1996年参加诗社庆祝25周年而办的征诗比赛,当时是第一次开放予全国创作者参赛,结果,以一首〈监牢的名义〉获得第二奖,而首奖是杨锦扬的〈砂朥越古晋〉,多年后,才第一次出旅古晋,和星座约聚,与诗人晤面。古晋因诗而美,诗因星座而亮,这诗社组织的成立有其沧桑故事,在早期古晋诗坛,引发过写实和现代主义争议,烽火连天,笔战了好几个月,熄火后由主张现代精神的诗人方秉达和多名同仁诗人成立了诗社。在这次交流中,让人了解到砂州文学史迹,在这广袤的犀鸟之乡,有5大文学组织散布境内,除了星座,另外4个是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美里笔会、诗巫中华文艺社和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共撑砂邦文学一片天。 浮罗岸老街,是古晋旧区另一个重要的图腾,两排街道旧式发光,充满文化古气,街道种满黄焰木,树影和晨光中婆娑互唤,这次逗留在古晋虽然只有短短3天,不过,几乎每天都穿行而过,其中一次在古晋潮州公会(活动的协办单位)同仁接待,带领整个师资阵容品尝早晨,就在浮罗岸街以南的金好运饮食坊用餐,其中一位负责接待的潮州公会理事卢少奎,竟是我早年在台湾屏东技术学院念书时的同期系友,多年不见,时光也为我们的相遇感到惊讶,他现已成为一城乡会的领导,在晨光中相陪分享鼎边糊、干捞面,过后,移师到亚答街参观玄天上帝庙,后在阳春楼品尝道地的叻沙和粿什,边尝边聊,卢少奎谈起离开学校后点点滴滴,投身创业、成家,育儿,孩子也陆续大学毕业了。 久别重逢,他关切地问我:“几个孩子了?” 我一时支吾,浅笑回答:“还没成家。” 在离开古晋的前一夜,一伙人在浮罗岸老街一家酒吧Nobelman浅饮,为这趟短行程的文学小旅带来微醺感觉,这些场景都属于古晋三角洲潮湿地带,也是砂政府正在申请2026年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进一步彰显古老城市,现代精神,一都带水,遍地有河,是丰富生态的原址。 古晋,对一尘城市的时光来说,已是穿过百年沧桑,对我来说,第一次涉身而过,像是再生的初旅,永恒且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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