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踪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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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

潘耀明.华语世界的筑梦者和实践家——怀念兼具文化情怀和企业担当的张晓卿先生

张晓卿先生的一生，是一位华人文化的筑梦者与实践者。从星洲到香江，从报纸到周刊，从新闻到文学，他以一己之力，构建了一个跨越东南亚、辐射全球的华文媒体网络。

2星期前

本报特约

读家

【全民读书会】草叶现花踪，山爷展文采：文学大师黄春明的新书发表会

他提起8岁时，母亲就不在了。“8岁那年，我和弟弟拿着空罐头出外捡龙眼核玩，被家人急急叫回，我把龙眼核亮给弥留的妈妈看，还说：‘妈妈你看，我捡了这么多的龙眼核哪！’” 他说的是自己一直想写的小说〈龙眼的季节〉，说着说着，他再次哽咽。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台湾作家黄春明新近出版两本书：《山爷》、《台湾草叶集：跟着黄春明走读身旁野花杂草》。92岁的黄春明精神奕奕地说：“我在家写小说，我到现在还在创作。”他哽咽地谢谢妻子林美音的细心照顾。鹣鲽情深，全场动容。根据联合文学出版社发布新书资讯，〈山爷〉描写孤居山村的老人历经政权流转与社会动荡，某日圣母安养院的修女与义工来访，积极招揽他成为住客，但他离不开这座美丽而颓残的山村，最后不敌火灾、病痛，老人终于搬进安养院。不过此一决定却意外唤回在他内心一头蛰伏多年的三脚山猪。时间回到50年前，一头富有灵性的三脚山猪，冲撞出种种惊险事件。这头山猪究竟为他带来缠绕半辈子的仇恨，还是意外成为聚拢人心的宝物？黄春明在《山爷》书序中写道，像这样的老人，“一旦遇到逼不得已的情况，一个人再怎么意志坚定，还是敌不过大环境的框架，唯有听从将就，他还是以种种理由，顾及面子。好在他是一个风趣乐观的人，到哪里，那里就活络起来。” 黄春明说：“这么可爱的老人家，就像《青番公的故事》里的青番公，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初次介绍，请多多指教。” 联合文学出版社表示：黄春明酝酿多年的新作〈山爷〉，再次提笔描绘60、70年代台湾历经政权流转与社会动荡，小人物生活“变”与“不变”的温润热情性格，挖掘这片山林遍布土地上的多元文化，历经时间的发酵酝酿，带给读者含苦回甘的人生体悟。本书除了〈山爷〉，还另收短篇小说4篇及黄春明与同为作家的儿子黄国峻合作童话一篇，无论是对老人族群的关怀或是借孩童心眼展示无限的想像力与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仍皆以其一贯简单的文字呈现独具见地，意味深远的故事。林美音：读《台湾草叶集》如回到外婆家…… 另一方面，黄春明18日在位于台北市的台湾文学粮仓举办《台湾草叶集：跟着黄春明走读身旁野花杂草》新书分享暨好友同乐会，现场两百多人分享了温馨感人的相聚。这本书是黄春明于1995年在皇冠杂志的专栏汇集而成。黄春明作序表示：“目前在网路的时代，要什么知识，经网路一搜，图文即可随时得手，没比这更方便。但要经过亲眼看着摸着，那又是另一回事。尤其要用当地各方的语言，特别是以地方的方言诉说，其说法那就千变万化，怎么说都说不清、说不完。” 回忆当年，黄春明指出：“当时自己也没相机，只能亲眼目睹，徒手用彩色铅笔，一点一滴的将它画起来；其实这样笨拙地画起来，使我学习得更为深刻，笨也有好处。” 他的妻子林美音在发表会上坦言，“跟老师结婚60年，近20年都陪伴在老师身边，是老来伴。读老师这本草叶集，犹如回到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 黄春明直言：“娶太太很重要。”他哽咽地说：“年轻时她包涵我，这20年来她把我照顾得很好。我得癌症，早就该走了，都是她的细心照顾和鼓励。” 他转头对妻子说：“谢谢。” 泪落了下来。鹣鲽情深，全场动容。接着，他提起8岁时，母亲就不在了。“8岁那年，我和弟弟拿着空罐头出外捡龙眼核玩，被家人急急叫回，我把龙眼核亮给弥留的妈妈看，还说：‘妈妈你看，我捡了这么多的龙眼核哪！’” 他说的是自己一直想写的小说〈龙眼的季节〉，说着说着，他再次哽咽。新书发表会主持人远流出版王荣文董事长说：“黄春明新近出版的《山爷》也是说、写了50年的作品。” 数十年前就想写龙眼记忆黄春明说：“《山爷》那个故事说了很久。我为什么喜欢说我正在创作中的故事？一方面是复习其中情节，一方面是因为我说了之后，对方听这故事的表情，也是我的参考。” 他再说起〈龙眼的季节〉的细节，接着又说：“除了这个，别篇也在写。” 数十年前，黄春明就想写心中的龙眼记忆。去年10月，妻子林美音对他说：“我从你29岁认识你，那时你就在说‘龙眼的季节’这个故事，已经五十多年了，现在终于要下笔了。” 接续，黄春明在发表会现场唱歌，夫妻对唱〈农村曲〉及〈淡水暮色〉。林美音透露他这半年常常唱歌，尤其爱唱童谣。“他的嗓子好，声音宏亮。” 大家高喊安可。于是他又唱童谣〈丢丢铜仔〉，“火车行过……磅空内，磅空的水……滴落来”，还模仿火车的声音。他心有所感的说：“健康很重要。年轻时要把身体照顾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项活动由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担任主持人，台湾作家向阳、方梓参加座谈。文学史学者陈芳明、黄春明基金会董事长李瑞腾教授参与。黄春明于1935年在宜兰罗东出生，从小用脚读地理，教室在天地之间，也因此他很擅长博物观察和人文采风。这本书是他耗时多年对身边野花杂草的探查、侧绘、访谈耆老、研究、纪录和书写的成果。全书分成“草叶”、“瓜果”、“花树”等三大篇目，黄春明以独特的说故事口吻，生动引导读者观看身边似乎微末却有大作用的植物，并搭配令人惊艳的植物写生和田野笔记，包括莲蕉叶、霍香蓟、牛震棕、空仔树、乌桕……等等，并融入自己的生命故事与创作灵感。远流出版社编辑总监周惠玲说：“黄春明老师自幼多才多学多艺，常以多元媒材呈现意念，偶尔会说自己是被文学耽误的画家。” 更多文章：青春未及老：我的父亲黄春明我对黄春明的一些回忆/文征（关丹）

3星期前

读家

星云

【微型小说】光影之间——爱与创作4部曲/张永修

01／毕业展阳光如刀，割破窗纱，打在白被单上，留下丘豁山影，如白色沙漠。他拿起画笔画下乳液细沙的白。敲门声。强光刷进来，还有花香。静物少了人气，可惜，把我画进你的画里吧。她就倒在床上。太杂的衣物破坏整体美感，除去，如落英随风飘下。太阳慢慢爬上，房子温度升温，花香更浓。他拿出花器，盛水，将花束植入。他唤醒她干涸的唇。进来，阳光敲打在白被单上，如乐与怒。汗如露珠，在探照灯般的光源下闪亮。她在画中，饱满如莲，明媚。画在毕业展展出。她的作品是摄影，他垂下画笔，看着光柱，如松，在他还没穿上衣服的时候，她按下快门。摄影如狩猎，美丽事物如昙花，如脱兔，稍纵即逝。摄影就在那一刹那，抓准时机，当机立断，留住过眼云烟。他们少年如爆发的花期，春光关不住，也留不住。 02／毕业旅行他们决定不跟大队参与学校的毕业旅行团。就他们俩。大概也可以叫作蜜月旅行。要去哪儿玩？经多次的讨论，最终达致妥协。而最想去的地方，保留到下一次。舟车劳顿之后抵达目的地，天色已暗，简单的晚餐后，就是满街异国情调的寒流夜景。寒意逼人早早退回民宿。民宿小而干净，房间在二楼，上楼楼梯咿呀有声，窗外是市井车流。亮点是玻璃墙浴室，情侣还需要遮掩吗？洗漱完毕，躺在白色床上，咿呀声盖掉喘息呼叫。第二天一早去登山。他随身带上画具，要徒步上山作画。她搞摄影，带了相机，坚持要坐轿子登山。他们会合山顶。他上到山顶，她已经拍完各个打卡景点，并且用手机录制视频，开始在树荫下休息喝可乐。他则悠哉游哉的作起画来。画里一个少女在树下睡着。下山两人乘轿。轿子走道多平坦，沿途美景被树林遮蔽，不如爬石阶踩山石攀树根的路径视野，可观远山曲溪美景。下午他们去到城里，繁华景象如地球村，卖的都是来自各国各城同样的名牌货色。巷子里或者还可以找到当地特色。她拍街景，拍行人，拍在地老人和小孩。他如果坐下来画画，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还有她的黑脸。他就用眼睛看，用心感受。 “我们来自拍，看手机上角，笑——” 晚上她骑在他身上，摇摆，床褥柔软，床架咿呀呼叫。她躺下时一身汗，伸手拿起床头的相机咔嚓咔嚓拍起来。不要不要。他抗拒。留个纪念。他起来清理时，发现她手机对着睡床在录影。我不喜欢被录影，请你删掉。留个纪念。我坚持不。他取手机意图删除视频，她抢回手机。你不要碰我手机。我们若分手你保证不会公开视频吗？我们刚开始就谈到分手了？如果我们想法始终不能一致，能幸福吗？那分吧。关灯，所有的东西消失在黑暗中。良久，一叶手掌撘在肩膀上，缓缓滑动。给我，最后一夜。床发出一小小的声响。渐渐吵杂。渐渐无声。 03／当爱好变成工作当爱好变成工作，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应该是非常庆幸的事。不过，若成了每天不得不交差的公事，那是一种诅咒。摄影是她的爱好，毕业后她顺利到报馆当上摄影记者，学以致用。摄影记者的工作离不开相机，但笨重的相机寸不离身，渐渐压弯她的背，并且造成肩膀高低明显的肢体变形，以及腰酸背痛，肉眼看不到的职业伤害。工作每天都要追新闻人物，首相、反对党领袖、娱乐明星、财经商贾、嫌犯、凶手、受害人、死人……。工作时间不一定朝九晚五；三更半夜或天还没亮，一场火灾，一起车祸、一宗谋杀案，爆炸或大水，多累都要爬起火速抵达现场。因人手不足，一周只有一天的休假日，或真的病到不行，她才能睡个饱，醒来不想动，能够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她想起作学生的时候，老师带着几个积极的同学摸黑爬到山上等日出，在天幕冻到发白时等啄木鸟飞出树洞，在水蛭出没的溪涧等鱼跃蛙跳，在蚊虫叮咬的夜晚等狐狸觅食……，时间是充裕的，只有等待，等待最准确最美好的时机，然后按下快门。这些美好，离开学院便远了。以前，等是美好的期待。现在，没有等待，只有追逐时间，才能接近目标。生活，是残酷的，把原本的爱好和志业，磨损得不成形。把原本崇敬的人，在一次次的接触后走样得几乎认不得——那还是当年的那个人物吗？爱情也一样，人越来越陌生。那个曾经倾心迷恋的人，怎么会说出那样难听的话，做出那样让人鄙夷的事？两年前他不是那样的。他怎么变了？摄影机捕捉到的变化，大概是岁月的老化，人的内在不同了，连眼睛都无法看清，只有身体感受到。一天，她的一张摄影作品获得新闻奖。她和平日一样，没有化妆，不用护肤产品，爽朗短发，穿上喜欢的格子长袖衣，深色长裤，男装皮鞋，利落大方。她从新闻奖发起人手中接过奖座，她近乎枯萎的心田得到了一点露珠。她上台领奖，同行吧啦吧啦拍起照来。她在这行打滚到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得到肯定，她的确兴奋，难得露齿笑了。会后与几位同行好友，记者、摄影、编辑，在嘛嘛档喝拉茶吃罗地加乃，算是庆功。夜深散队，她骑上摩托西卡回家途中，被后面醉驾的车辆撞倒，车毁人伤，摄影机和奖座毁不成形。第二天的报纸，她获奖的照片和重伤的照片发在同一版。 04／无影之人他不喜欢拍照。他也不喜欢。和他在一起三年，不曾合照过。他说，学生时代，师生大合照时，他总在后排，摄影师喊一二时，他就低下头，到三时按下快门，他不见了。没有人有他的照片。连毕业刊学生个人照片专页也只留下空格。但他还是用手机偷拍了他，就那两张。一张在山顶迎风远眺时，头发吹乱了，但眉目清晰。一张海边看浪，浪花溅湿他白色短裤，看到他里面的颜色。他们住到一起时，他特意安排家人到城里某著名餐厅用餐，把他带过去，说是同屋好友。他们态度亲昵，不知他母亲姐姐怎么理解？过后他也没有提起，也没有第二次的聚餐。他和他，越来越像同一个人。他进入他心里，就留在那里，不再离开。他他难分。最终，也得分。他连续拉肚子多日之后去医院检查，报告是直肠癌末期。他无法在医院为他签署任何文件，因为他不是家属。他甚至无法在夜里陪伴他。他不是他，他不能替他承受病痛折磨，他必须一个人单独完成他的苦难。他毕竟不是他，他不能替换，不能取代。每天午晚两度的探病时间，他母亲与姐姐像警察监督犯人那样看着他握着他的手。每一次离别他都头底下去吻他。后来他流下眼泪。他知道他们将永远不再见面。他去世后，他姐姐要取回他留下的衣物，发现原来他们同居一室。左边衣服是他的；柜子上托是他的。他一件一件小心的放进行李，还有他的电脑，他的手机，他买的书。他姐姐离开后他在浴室痛哭，扭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他的悲哀。他抬头看到他遗留下的牙刷，就在杯子里靠着他的牙刷，一蓝一绿。水龙头还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镜子都蒙了。某次度假，他忘了带牙刷。他问他借牙刷，他坚持不肯。那是最私密的东西，别人碰不得。他说我连你的津液都吃了，还怕什么？你说什么？我说的是口水，别多想。大笑过后，他还是坚持不借牙刷。他只能用手指替代。葬礼上，他的身分只能是朋友，不属家属任何一方。他甚至不知火化后他骨灰撒到哪里。他姐姐说，你不是家属，你什么都不是，你不必知道。他手机里仅有他两张照片，他的手机呢，有没有偷拍过他？美术学院毕业后他从事不是美术的工作，不再绘画。如今他重执画笔，细细品读他每一点色素，一笔一笔把他完整拼凑，再把自己画到他身边。一个迎风乱发，一个回眸看浪，湿透的白裤，看到里面的颜色。

2月前

星云

星云

【微型小说】跌打蛋/范俊奇

事情跟烧开的水那样，还在锅里沸沸腾腾地冒着气泡的时候，他已经穿着一双红色木屐噼啪噼啪，如常穿过巷子，如常穿过我们家门口，提着一个藤编的竹篮子，里头装着美禄炼奶糖精还有咖啡粉，越过马路，到街对面的档口准备做生意了，“不开档不行哪，”他一直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你问问开校车的阿武派报纸的矮仔还有修摩托的光叔，早上没有喝一杯我冲的咖啡乌，他们谁肯开工？” 这点倒是真的。还有另外一点也是。每天他一趿拉着木屐经过巷子，半个小时之后，5点58分，清真寺就会传出伊玛目通过扩音器大声唱诵宣礼，开始穆斯林的晨礼。风雨不改。分秒不误。事情发生后，母亲把我拉到一旁，压低声音，“森叔要是把你叫到他家里，你记住，千万不要去。”那年我刚升初二，脸上长满一丛丛茂盛的青春痘，难免困惑，“连到他家里借报纸追武侠小说都不可以？”母亲严厉地摇了摇头，“要是就你一个人，不要问为什么，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不单是我。表哥国泰，还有隔壁家比我高两班的民安，也受到同样的警告。我很好奇，之前民安在学校打篮球摔了跤，扭伤脚踝，站都站不稳，不也一拐一拐，一个人拐到森叔家里？结果才一进屋，森叔就伸手脱掉民安的裤子，往他大腿内侧一按，“这条筋也拉伤了，一定要一起推，这样才好得快。”半途，还扳过民安的身体，用跌打酒，又按又抓，从大腿一路往臀部和腰部推压揉捏。结果足足推了两个月，总算把民安扭伤的脚踝给推好了，民安又开始在篮球场上龙腾虎跃，我问民安，“森叔真厉害，你现在蹬地腾空扣篮，脚都完全不痛了，为什么还要你每个礼拜回去找他？”民安没有回答，眼神有点闪缩，表情也怪怪的。之后民安的母亲还特地封了个红包，提着一篮鸡蛋送过去，森叔把鸡蛋退回来，不肯收，“民安正在发育，又这么爱运动，男孩子嘛，要多吃鸡蛋补补身。” 五十出头了，森叔虽头顶全秃，可唇红齿白，眉目也清秀，体型更是保持得当，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后生许多。他说，他的跌打，是年轻时随戏班到乡下唱戏，跟一名从广州过来州府的老中医学的，“跌打和推拿不同，跌打主打骨骼、关节、肌肉和筋骨腱的损伤，很考手势，也注重力道。”森叔功夫不错，回头找他的人很多，他从不乱收费，只象征式收个红包，但必须得等到下午三点过后，咖啡档收了摊，他补足一两小时眠，才开始替人推拿。还有就是，熟悉森叔的都知道，他有个怪规矩，女眷上门，不论年龄，一律不收，“瓜田李下，我又单身，还是免惹人闲话，” 森叔说。偏偏事情发生的时候，上门的就是个女眷。福嫂的儿子志刚骑摩托到补习班，在村口被突然断裂的大树枝击中后背，伤了颈项，左手臂也举不起来，连续给森叔用自家研制的跌打药酒又推又敷，很快有了起色，因此福嫂提了一篮难得从巴刹买来的新鲜甘榜鸡蛋要给森叔。到了门口，叫好几次门都没人应，倒看见儿子穿的破球鞋脱在了屋外，猜想儿子一定又是过来找森叔搓颈项，于是径自跨进屋里。森叔节俭，白天不开灯，里头黯黝黝的，一推开房门，福嫂张大嘴巴，整篮鸡蛋从手里滑落，一大半都掉在水泥地上摔破了—— 志刚坐在平时让人躺下来让森叔推拿的床沿，运动短裤褪到了小腿边，森叔背向房门，整个光秃秃的头颅，正埋在志刚的两腿中间，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而志刚的头微微往后仰，眼睛轻轻闭着，眉头却皱得紧紧的，仿佛憋忍着什么，两只手按在森叔泛着油光的头上，他的左手臂，还缠着包敷跌打药酒的纱布和绷带—— 福嫂终于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志刚睁开眼，吓得当堂打了个狠狠的冷颤，浑身一震。森叔转过头，一脸惊惶，脸上却泛起一层光，脸色出奇红润，像极剥净了壳的水煮蛋。福嫂一边叫，一边捡起地上没有被摔破的鸡蛋，一粒接一粒，朝森叔的脸上丢过去。

4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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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发如剑/范俊奇

她决定回村子里开美发店是因为一顶假发。 “你疯了？都什么年纪了还发花癫？”艾迪卡睁大眼，翘起兰花指从椅子上跳起来，“不过是个画广告牌的，值得为他把吉隆坡的店关了返乡下？” 她正对着镜子修刘海。抓着剪刀，照着时尚杂志穿古驰的超模那样，斜斜的，一路往上剪，把刘海剪碎一点、再碎一点——太过工整的刘海，看上去有点呆相。 “我回去试六个月，六个月肚子没大，店又做不起，我就回来投靠你，”她朝艾迪卡——此生最好的男闺蜜，抛了个被烟熏过的媚眼，“继续替你的客人冲水洗头搓头皮。” “慢着，”艾迪卡透过美发店四面包抄的镜子，抓着她企图逃遁的眼神，“你这次回去，该不是为了报复吧？” 她拿起木梳子，刷那一头这许多年既不烫也不染，又黑又直的长发，避而不答，自顾自说，“头发长得真快，下个月又可以剪下来，寄到癌症中心捐给病患做假发了。” 假发是饵。如果那女人还留在村里，看见店里挂满剑一般，形形色色的假发，一定会忍不住推门进来。她拨通电话，跟假发批发商确认，“长的、短的；直的、波浪的，每个颜色都给我挑一两款。”并且不忘叮嘱，“记住，金红色的，得给我多挑几款。” 那年她十三岁，胸脯开始胀鼓鼓，身体更不断往上拉，可一落到腰部，却又紧紧束起来，明显有了少女的玲珑曲线。她和住在村尾的玉珠是同学，常到玉珠家里一起做功课，那天玉珠正巧到杂货店替父亲买香烟去了，她掀开玉珠房间的门帘，看见那女人对着镜子，扯掉假发，正仔细给头上生的癞痢上药—— 那女人头上光秃秃，寸发不生，全是坑坑洞洞的疮疤，有些像树根被烧焦后的炭灰色，有些则沁出新鲜的血水，极其恐怖，她忍不住“啊——”地叫出声来。那女人转过头，慌忙抓起那顶搁在镜子前面的假发往头上戴，微弱的光线底下，那顶用尼龙和合成纤维制成的廉价假发，阴森森地，闪着暧昧的金红色。她转过身要走，那女人将她拦住，“只要你不说出去，这钱就是你的”，随即从荷包里拿出一封红包，再从红包抽出一张崭新的五十块钱，塞进她的书包，“记着，谁都不可以说。” 她惊慌地倒退离开，撞上赤着上身刚好从外头回来的玉珠父亲，整个身体扑倒在对方身上。玉珠父亲将她接住，一双手不偏不倚，托住她含苞的胸脯，并且顺势抓了一把，对她笑着说，“小心啊”——那女人追出来，刚巧看见这一幕，脸上闪过一片阴沉沉的乌云。第二天从学校补课回来，天都快黑了，竟没发现全家人的脸色，比天色还要暗、还要黑。大哥一巴掌甩到她脸上，“说，你有没有偷剑嫂的金项链？有没有？”随即拖她进房，用一连串“扑领母”对着她吼叫。她家是潮州人，因为穷，六兄弟姐妹和父母睡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间，她哭着反抗，“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房外面围满看热闹的邻居，看见她扑倒在地上，白色校裙被月事染红一片，都劝着说，“好了好了，别打了，先问清楚再说。”一边拉开她大哥，怕他出手太重，毕竟她已经是转大人的女孩儿了，一边差人把剑嫂叫来。 “她从我房里出来，我跟她说玉珠不在，她就急急忙忙跑了，然后我就发现，就发现——”那女人赶了过来，看见她被打得眼睛的微血管都爆了，心虚地低下头，“发现我准备明晚喝喜酒包的红包，里面那张很新的五十块钱，还有一条细细的、打算戴着去喝喜酒的金项链，都不见了。” 大哥一听，即刻抢过她的书包，将里面的课本都倒出来，一打开她的铅笔盒，就看见一张崭新的五十块钱钞票，压在原子笔底下。隔天她请了病假。被大哥最后补上的一拳，把鼻子都打肿了，不断流着鼻血。母亲坐在身边，静静地抹着眼泪——穷，有时候是“不需要解释”的唯一解释。美发店开张那一天，那女人的三个继子继女都来道贺，还有孩子们的父亲。美发店的招牌真大，店名叫“发如剑”——剑，是玉珠父亲的名字，这家美发院，是他出的钱。

4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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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读者创作：凭我是你妈/管伟森（吉隆坡）

你望着他一脸憋屈的模样，竟让你想起那青春期的独生子。那时你听别人说，孩子长大了，得有自己的房间，才能学会独立，成为大人。但你儿子显然没有学好。为了他，你夜夜趁他熟睡后，蹑手蹑脚地检查他房间。你限制他上网，免得他胡乱发表意见。你自认有先见之明，直到翻开他的日记，发现他对你的各种怨怼。随后，他长大，他离家……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卓老师！”如今你仍是这么想的。他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他没有低头认错，开口第一句，竟不是“对不起”。那日天气炎热，楼上教室无不在书声朗朗。你熟练地走进宿舍办公室，抽出几把做了记号的钥匙。而老舍监也不是没发现你的到来，他早已经习惯，甚至还给你低头哈腰，寒暄两句。你如常登上宿舍三楼，从走廊最左侧的女老师房间查起。那房内弥漫清雅香气，两人同住，环境尚可。只是厕所里有不少黄渍未清，地上作业散落，床上被褥未叠。你逐一记录起来。 ——欸不对！乙床靠桌的墙上，竟还多了几张乐团海报！海报上的人雌雄莫辨，披头散发，衣着暴露。你迅速拍下照片，聊备年终报告的参考。接着是走廊最右侧的房间，即卓老师的住处。他与同房另一名男老师都是新来的，年近三十，无工作经验，硕士学位却只拿大学生薪资。你推门而入，果真大开眼界：名牌鞋堆满门边墙角，内衣裤毫不掩饰地晾在阳台，书桌上笔电屏幕停留在某报粉丝页的留言区，他竟与网友热议某女星的八卦。 “他怎么能够！” 你赶紧全数拍下。只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好说，这网络留言，屏幕太亮反光，你重拍；留言太小，你想放大。庆幸某报粉丝页的所有贴文都是公开的。你只需要用自己的账号上去截个图，然后修正打印，其实并不困难。 “卓老师，你看看在座的老师、主任，个个都是女生，我实在难以启齿。你平日生活散漫也就罢了，但若非有人截图举报，我们怎知你在网络上如此议论女星？你的留言，让我们在座的人都很不舒服。这样对你很不好，你知道吗？” “请问这对我有什么不好？这是我的私人时间。请问这能作为我为人师表的评量标准吗？” “呵，你也知道自己是老师。你用本名在网络上交际，不觉得更该谨言慎行吗？若有人问起……师德是基本的吧？连这点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当老师？” 他理亏词穷，脸红耳赤，随即暴怒：“那你凭什么进入我的房间？”紧接着他扫落一地被拍下的所谓证据，双手重重一拍桌子，愤而离去。你讶异得很！只差没喊出那句：“凭我是你妈！”但你，只是他的校长。你站在氛围尴尬的会议室里，望着那些本该证明你是对的纸张、照片、截图。你和众人弯下腰一边捡，自己一边喃喃地说道： “我是……怕你学坏啊。”然而你是知道的，这句话早就没人爱听。

4月前

星云

星云

我还喜欢微型小说/林高（新加坡资深华文作家，新加坡国家文化奖得主）

90年代我写了不少微型小说，近十余年几乎没写。去年配合《早报·文艺城》推出的微型小说特辑，便又动笔写一篇《野姜花》。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成都我住的小区。寡女从远道来寄宿在独男家里，同一屋檐下不怕闲言闲语？何况寡女还是老友的妻子。怎么说这个故事呢？为了避免落入心理窥视的老套就必须另辟蹊径。独男的言行有些怪，就顺着添油加酱，去写这个怪，甚至他大早撞墙练身子都异于常人，如此这般是想赋予可能的解读空间。写微型小说就这样，只截取生活片段，此片段要展示作者不一般的视角——平凡中有足以启迪读者见微知著的意义。哪里可以“看见”这个片段，怎么“经营”这个片段，正是最难掌握得好的地方。希尼尔用3则讣告连缀成篇，题为〈变迁〉，颇引起关注和讨论，一时成为经典，后来者甚至纷纷着迷于发现独特的形式，好像掌握到独特形式就能看见不一般的内容。〈变迁〉这样的作品放到90年代新加坡社会语境来解读，确实很能调动读者的审美能力——讣告与讣告之间的叙述都被省略了，都靠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去完成。那时候，我跟随潮流，一心只想写出与众不同的形式，譬如〈舍不得〉，用数字排列替代文字陈述安排一个“尾声”竟有些得意，后来却看到那个尾声恰恰是痕迹。也终于明白，希尼尔用讣告独创的形式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震撼，因为它标示了我们的切身文化的流逝与伤痛，此“形式”因为有充足的“社会内容”相映成趣，所以能顺理成章完成它必需的“创作”。所以我要回来谈小说的叙述。有了生活片段并从中确立了旨意，选定了讲故事人，接下来情节、人物、场景、道具以及语言基调大致就有了个样子。一旦展开叙述，免不了有些改变，苦与乐都在此。读小说很多时候是读作者怎么叙述，怎么写了却还有故意不写的地方，阅读的趣味正是读得出来作者对语言的驾驭。我试举两个例子。我喜欢读黎紫书用“微型叙事”展示人性的张力，行云流水一般却又锋芒毕露，深藏于内里却又汹涌如潮。〈众·人〉写堕胎只用3句对话便完整推展“故事”并展示：时髦少女和已婚妇女两个年龄段对堕胎——从自己体内堕去一个生命的态度。少女轻率与不屑，妇女无奈与不安；妇女一句“一个陌生人”流露出来的“不忍”以及对少女的怜悯恰恰流露了人性的光泽。〈众·人〉的省略技巧是可以拿来做范本的。第二个例子是川端康成的掌上小说〈化妆〉。读川端康成要透过文化伦理去玩味与把握，要慢读。〈化妆〉的故事说来很平凡：我家洗手间的窗子正好对着殡仪馆的窗子，葬礼用的花环弃置在两个窗子之间的垃圾场。我注意到，花环上的红蔷薇在短短五六天内由盛开而枯萎衰败。我看到，穿着丧服在化妆的女人涂抹口红的样子。我甚至于想：应该写信给我喜欢的一些女人，告诉她们如果有一天来到这个殡仪馆参加葬礼，千万不要走进洗手间。就说昨天吧，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少女用白色手绢不停拭眼泪，止不住要哽咽，她无力地靠在墙上，可怜啊！只有她一个躲到洗手间来悲泣。却万万想不到，忽然她拿出一面小小的镜子，对着镜子嫣然那么一笑……读着读着，不禁感受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文学评论家杨照著有《悲壮的余生》，他读川端康成读到余生意识、爱恨交织。是的，即使微型的篇幅也将人化为风景，细细观照。值得一提是，殡仪馆外垃圾场的鲜花凝结为一个意象，暗自悲伤。

4月前

星云

星云

【微型小说】游车河/许裕全

星期五。午祷时间过去很久了专员还没出现，即便我担心错过而在餐厅胡扒几口饭匆匆折回来，黑色玻璃大门外依旧贴着一张用马克笔写的“REHAT”A4纸，没日期没时间，鬼打墙似的要人等到天荒地老。心虽急，但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外头赤燄燄，只好蹲在树荫下给家人拨电话，说的都是同件事，最后不免叹息：是啦！我们很快就回去。待专员迤迤然回到办公室，确认一些细节后在文件上盖章签字，已过去4小时。把妈安顿在副驾位，车子驶出鐡栅大门，近黄昏了。我算了算，从我这里开车载妈回家，出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如果时速保持在90，中间休息两次加油或上厕所，那么到家的时间预计会是清晨5点。妈喜欢坐车，整个人像坐在阿拉丁魔氊上飞了起来。妈总是难掩兴奋心情，瞪大眼睛对窗外移动的风景或建筑物，问这是哪里那是什么？大学毕业后我在吉隆坡工作，专跑家禽饲料营养业务，公司配了辆旧日产130Y给我。我常借客访或收账之便，顺道“小确幸”回家过周末，开车载妈在附近甘榜或渔村溜达，妈说即便熟悉的风景开车去看和走路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因为妈真的太爱坐车，只要我回来，买个酱油或上街打包杂菜饭，都要开车载妈走一趟。时间较宽裕时，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譬如太平湖或怡保的霹雳洞三宝洞，行程结束前在购物中心吃快餐，两人分享一份套餐，汽泡水薯条薯泥我一半妈一半，一天便觉不辜负。于是坐车出门充满仪式感，妈甚至会稍加打扮。只要出门转一圈回来，妈像换了个生命似的，又能继续卑微安静植物般的活着。家里穷，兄姐都来不及长好便被丢到城市，好像多一人多一天多吃一口饭家里就更穷了，几乎要吃到脚下的土了。妈没办法跑，注定要和这个家困守一起，老死一起。而且妈说，死亡是传染病，谁家死了人接着会带走另一人，然后举例一二，都是我熟悉的街头巷尾脸孔。妈还说七月更凶，那些东西直接爬上来抓人，一抓一卡车。我听得毛骨悚然，劝说妈你别迷信，死亡不是被找到而是碰上，无论逃到多远都会遇到。后来我辞去吉隆坡的工作南下新山，离家更远了。回家的小确幸像口袋里的零钱被挥霍殆尽，我告诉妈等我买房子后便接妈来住。后来，久病卧床的爸过世，妈怕被传说中的恶灵牵拖，在爸落土后七日便和我南下新山。出发前妈磨磨蹭蹭，逃难似的带一堆有的没的，仿佛抛家弃屋自此不再回来的决绝。那一天，车子离开黄泥路口上柏油路，穿过种满橡胶树的木珍歪，弯弯曲曲拐入打巴进高速公路，我听见妈长吁一口气。天色由亮入暗，周遭景物仅剩黑色团块迷蒙黑影，我们说话，兼及各种细琐人事，像沿路撒下能被记忆辨认的面包碎屑。我说妈累了你睡一下吧，睁开眼睛时我们就到家了。高速公路没有歧异的风景，同样的黄昏，多年后出发和回去只是两个不同方向，仿佛捡拾来时路的面包碎屑而已。妈安静的躺在副驾位置，睡得比往常更深沉。这趟远行我特意帮妈选了件大红牡丹双排金扣外衣，喜气，再把车内冷气调得最低，一路上叨叨絮絮的跟妈说我们到了哪里，过了哪座桥。清晨，车子在家门外十几呎的地方停下来，看见屋外铁棚子已搭好，五十火黄灯泡像鱼丸般串在黑色电缆上。屋内大厅居中的神像已被红纸盖住，屋外“天官赐福”的神仙牌位也是，亲友邻居闲散的在屋前走动，感觉前置作业都安排妥当。此时姐打电话来，问我到哪里？我答，快到了。没人发现我们。然后我调转车头，再载妈走一遍之前走过的地方，巴刹、渔寮、玄天上帝庙；天色渐白，大街开始恢复生活的烟火气，采买的、上学的，忙碌的旧街场杂货铺、人声嘈杂的咖啡店……。姐又打电话来，语气急促说棺材佬已经来了，你们到底在哪里？我转身轻声对妈说，妈，我们到了。此刻在车里我们是生离，下车后就是死别了。如果你不想那么快回家，不如我们再转一圈吧？

4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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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无用的树/许裕全

屋后有两棵芒果树，从不开花结果，我总是忘记它们的存在。会突然省起，是因为独居多年的父亲糖尿病恶化，截肢后无人照护，无奈把他从乡下接来暂住，那天他划着轮椅停在后院，抬头看见这两棵芒果树，和我谈起，我才稍稍对它们注视了起来。他说：为什么你的芒果树不结果？思考这问题前，我觉得应该先问这两棵芒果树到底是何时种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好像是多年前在柏龄花园菜市场，从一个老人手中买的幼苗，之后随意埋在屋后的空地，不管不顾任由它们循环生灭。这些年过去，竟长成葱葱郁郁的大块头，树梢都比屋身高了。我没有种树的天分，种花更不行，住在城市花园排楼，单调狭仄的空间设计像藏纳活人的灵骨塔，树和花是公共财，种在公园益街坊最好，我的生活不需要它。但我家位处住宅区末端，比别家多了一片剩地，人的习惯是，把拥有却不想要的东西一律堆在屋后就对了，于我就是这两棵树。可能是我对需要在时间缓慢催化过程中才能看到结果的人或事缺乏耐心，之所以动念买幼苗，是因为一个老人的缘故。那时他在菜市场，貌似非法小贩尾缩蹲踞在路边，顶着破烂的草帽，脏兮兮的穿着像是从泥土里爬滚上来的兵马俑在阳光下曝晒，静静守护眼前一袋袋绿色小植物。我绕过他时突然与他瞬间仰起的眼光对上，那双眼睛让人不忍卒睹，过多的眼白像我曾看过的、困在兽笼里的受尽欺凌的狗，无声的、但似乎能听见它们哀哀乞怜。我无法直视闪透着卑微灵魂的拷问，它过于尖锐，像倍速分裂繁殖的癌细胞，会侵蚀掏空我心里某些坚硬的板块。世道太难，年纪这么大了还得在烈日下讨生活，卖的还是未来十几年后才能看到成果的树？老人直勾勾的眼神将我的良知绑架了，有些情绪的化学作用开始在心里运转，为了逃脱过于拖沓的道德耗损，我匆匆掏钱拎了两株幼苗便走。父亲说话了。在老家，没有一棵树是种来浪费的。你这样净让它们吃肥，生活过得太好，树忘恩负义，它就反过来吃你够够。我知道接下来他要说什么，甚至一些努力忘却的画面又在他叨叨絮絮的敍述中再度被唤醒了。小时曾看他用巴冷刀砍向波罗蜜树干、斩断红毛丹树的根、将生锈的钉子钉在尖不辣树上，还把肥猪肉挂在树身吸引红蚂蚁过来然后拿报纸烧死它们，循环重复。他说，树有树性，若不管就懒，只要感受过痛、绝望和死亡威胁，它们就会苏醒，尽责的吐蕾催花，结的瓜果更大更甜。我们记住果肉的香甜，果树记住对我们的仇恨。这种土贼子逻辑对错无从知晓，只知道懦弱的男人嘴里不欠鬼话，当他酒醉或输光赌本后将一切能抄在手里的东西往母亲身上砸下去时，我便和那些受刀砍钉戳的树同感应了。晚上，母亲像一只受伤的兽安静的啜泣，声音细细的，像小狗嘤嘤哭啼。我全身爬满蚂蚁，它们不停的噬咬，而我却找不到火把将它们燃烧殆尽。我很早便离开家乡，大学毕业就业后更少走动，这些年来唯有年节才能将我拽回去，亲戚的红白事我都省了。直到母亲生病去世，原以为就此能与家乡断了关连，直到截肢的父亲划进我的世界，才惊觉真正的离开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不被找到。父亲老了，身体器官一件一件破败消失，他现在已彻底是个无用的人了。站在厨房的位置望出去，逆光中轮椅上的他成了一团黑影，嵌进芒果树更大片的绿荫里，像是被吞噬了。这两棵无用的芒果树，早上有过境的鸟咶噪不停，午后能筛滤掉大面积西晒的阳光，安安静静，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任何优点了，我没特意栽培，也许不管不顾就是最好的祝福，能平安活下来的人都是幸运。但现在它们的处境让我担忧，父亲在它们身上看到年轻的自己，时间会在暗中递给他一切尖锐的金属。不行，我要救回当年那个小孩、那些结痂的树的伤口。而且，我没有耐心等待残酷的名词在过于庞大的爱中被缓慢的消融和解，太慢了。决定了，明天，我要把父亲送走。

5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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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有一颗星的位置还空着/何国忠

我写过有关郑愁予的小文章，一为〈流浪〉，一为〈错误〉，前者收于《珍惜》，后者收于《本心》。文章配书法，前者抄〈偈〉全诗，后者抄〈错误〉流传最广两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4次饭局都愉快，过程一清二楚。第一次是访问金门大学时，2011年5月8日，交流会谈大学合作事，他没有发言。午餐他一样不自在，直到话题放开，转到文坛，才有亲切氛围。他是金门大学专任讲座教授，李金振校长说郑愁予三字掷地有声，名气远胜金大。校长有心，知我文学背景，邀他出席，增添此行意义。可惜他答应出席宋祖英台北演唱会，午餐半程赶赴机场，临走前不忘斟满高粱，畅快一杯，洒脱作风恰如其诗。 2011年他参加花踪文学奖盛会，陈金泉负责8月25日晚餐，邀我一起，3人小酌，话题更加深入，金泉小我大约10岁，爱〈错误〉，又爱〈雨丝〉，能将李泰祥所谱郑愁予诗全部唱完。喜爱文学的朋友副刊最多，公关和业务部原来一样诗趣弥漫。郑愁予在世时影响不止一代马来西亚文青，也许是两代，又或者是三代。第三次饭局则在2017年11月19日，郑浩千先生办画展，请他出席。他刚下机，眼神疲乏，大叹糊涂。他和太太从重庆转机台北，太太深夜回台中寓所，他在候机室等待第二天飞隆航班，沟通疏忽，折煞八十多岁老者。在画展他心神不宁，郑浩千有巧思，安排挥毫环节，写的都是现代诗，其诗句被写最多。他精神随之一振，但是要到晚餐才生龙活虎。小酒调剂，边吃边喝边唱。《余英时谈话录》中说“郑愁予为人很可爱，有诗人气质。”二人相识于耶鲁大学。余英时为郑愁予叫屈，“美国人看不懂中国新诗，诗人就不是诗人了。”但是笔锋一转，又说情况不完全糟透，“他在美国还是有他的地位，是在中国诗人中间。”余英时说“郑愁予好客”，常招待国外朋友，他偶尔也去“参加一下”。好客和诗合二为一，风格如此炼成。《痖弦回忆录》提郑愁予“在高雄港务局做事，薪水也不高，但去酒馆喝酒时，往往是他付账。”这方面痖弦自认记忆力好：“一起吃饭谁付的账，多少年后我都记得。”我脑海穿插郑愁予友人形容，乍然间知道他并不陌生，我们在吉隆坡接待他，有朋自远方来，来者是侠士。母亲是他心结最后一次饭局在2019年2月24日。他那时应聘担任东海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和周芬伶同时受邀参加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项目。东海大学校友设宴，我受邀。4次饭局中那一次最久，足足4小时。当唱到〈偈〉中最后一句“这土地我从一方来，将八方离去”，我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隐约中走入禅境。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郑愁予诗选集》有杨牧代序的〈郑愁予传奇〉，此句成“这土地我哭着来，将笑着离去”，同一本书出现两个不同句子，编者不可能没有觉察，忘了问郑愁予原句是不是如杨牧所写，若是，只能说改得真好。 4次饭局，姚迪刚3次在场，迪刚有一次和郑愁予在香港偶遇，喝酒时言谈甚欢，迪刚说郑愁予叫不出他名字。我估计他晚年对待我等初识者大体如此。郑愁予酒后说於梨华经常以他酒窝作话题作弄他，我和他大谈大唱，旁人或以为是多年之交，非也，不过因为我也是酒窝族群。有缘相聚就是好事，和他吃饭，让我有以文字保存初心的愉悦。痖弦说郑愁予才气很高，“他的诗是天籁，自然的声音。”其诗“母亲意象非常鲜明”，郑愁予母亲留在大陆，父亲是将军，后来在台湾结婚，郑愁予“很少回家”。痖弦分析有意思：郑愁予的作品展示了宇宙的乡愁。他是谪仙，从天上下来，在地球上有名姓，却怀念天上小屋，母亲唤他回去吃饭，星兄星弟等着他回去。痖弦说郑愁予告诉他，天上北冕座“有一颗星的位置还空着，等着我回去喝酒”。母亲是他心结，他后来回北京，却没人知道母亲何时故去，坟在何处，万里寻母的悲哀长期冲击其心。女性是其诗重要主题，痖弦说读其诗，必须从这个视角切入。 “飘泊得很久，我想归去了/ 仿佛，我不再属于这里的一切/ 我要摘下久悬的桅灯/ 摘下航程里最后的信号/ 我要归去了……”郑愁予的〈归航曲〉分三节，这是第一节，我年轻时爱朗诵。第三节此刻读来最为动容：“我要归去了/ 天隅有幽蓝的空席/ 有星座们洗尘的酒宴/ 在隐去云朵和帆的地方/ 我的灯将在那儿升起……。”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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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柔佛焦点

胡志强鼓励喜爱文创国中生，以《花踪》文学奖为目标

（新山11日讯）新山中华公会副会长胡志强鼓励参与华文文学创作比赛的国中生，能以《星洲日报》的品牌活动《花踪》文学奖为目标，以激发文学创作的热情和灵感。

11月前

大柔佛焦点

焦点

木薯战争：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霹雳州木薯业者（上）

听着老一辈的新村村民反复地述说过去，他们的话语中有泥土的颗粒、烧芭的烟味、茅草的纠缠、山猪的侵扰，以及最多的──以前吃木薯的日子。为何是木薯？

1年前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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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战争：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霹雳州木薯业者（下）

1957年8月31日，吉隆坡独立广场响彻三声的口号，昭告着马来亚摆脱殖民地的身分。独立后首要任务，仍然是铲除藏在森林里抗争的马共势力。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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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观点

颜美秀 | 花踪马华小说首奖花落百乐——读《土》记

花踪是国内最高的文学殿堂，是许多高手争取崭露头角的平台，对很多爱好写作的人，可说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即使胆敢参赛，也不敢奢望能够获奖。来到第17届，得奖名单终于出现百乐县人，并且还是首奖，百乐县终于扬眉吐气一回了！

1年前

东海岸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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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生命像破布，仿佛是地球上多余的人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我见到了沙烈的妻子玛素玛（Masooma Sepas）。五官精致深邃的玛素玛在阿富汗是电视主播，但在这里，还没学会当地语言的她几乎失语，只能以阿富汗传统食物──马铃薯煎饼，以及全程亲切的微笑来招呼我。语言障碍，还不是夫妻俩最大的挫败。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从天气到食物，一家人都难以适应。住到第三年，沙烈还是经常闹肚子，妻子和孩子的皮肤敏感也一直无法痊愈，全身尽是来历不明的红疹。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后来还索性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最艰难的时候，沙烈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有一次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我不要喝水！我不渴！我是肚子饿！” “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烈垂下了头，声音很低很低。有那么一刻，我生怕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会哭出来。那么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任谁也是接不住的。盘缠用尽、没有身分、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沙烈也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郁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他感觉自己像是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了祖国。这些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与其等待被救，不如以戏剧自我救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轮回，如同困兽。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妻子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赫然惊醒，“与其等待被谁救赎，我必须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帮助我的家庭，帮助这个难民社区。” 沙烈决定试着回到剧场。他勉强振作起来，在2017年6月创立了难民剧团。 “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所有的难民都跟我一样迷失、沮丧。” 沙烈想再次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疗愈、对话、教育的目的。沙烈在阿富汗时就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南非、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剧场是在马尼拉。在那里，人们把它称作“民众剧场”（People’s Theatre）。当时，政府计划拆迁马尼拉市区历史悠久的贫民窟，走投无路的贫民在当地戏剧团体的帮助下，走上街头演出自己的故事，向社会大众反映自身困境，为自己争取在这座城市的一席之地。菲律宾民众剧场是在1960年代马可斯总统（Ferdinand Marcos）独裁时期盛行起来的。在民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合戏剧、音乐、舞蹈、肢体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演出，成了最佳的宣导工具。“当时只要有游行，就几乎有表演。”在这波浪潮中长大的菲律宾资深剧场人威尔逊，最终见证了一场和平革命──独裁者在群众压力下，黯然下台。此后，菲律宾民众剧场继续发挥批判政府、赋予民众话语权的角色，为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改变，被喻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民众剧场之一”。这些成功的例子，一直是沙烈投身戏剧创作的动力。但回到现实，他的剧团，一切还得从零开始。沙烈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这是最能代表我们难民的象征。” 接着，他向难民社群广发消息，又举办试镜，尝试说服大家演出，同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忙了整整三个月，只有六个人加入，“很多难民告诉我，我们需要的是工作和粮食，参加剧团是于事无补的。” 沙烈不是不理解的。他自己也穷得八斤八两。开始排练之初，他连搭巴士的钱都没有，每次只能从家里走四十分钟的路到排练场地。即使如此，剧团还是在成立的同一年，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剧终时，沙烈望向昏暗的观众席，发现有人在拭泪。那是第一次，他找回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烈，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通过他设计的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也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分感到耻辱。” 在舞台上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加入剧团，是我成为难民后最棒的一件事。”法哈娜（Farzana Hussaini）是剧团的第一批演员，经常在剧中担纲主角。我对这个女孩印象很深刻──浓眉大眼，标准的中东美女。在《沉默的呐喊》演出被迫早婚的少女时，还只是初中生的她一点都不怯场，把那个想要突破命运枷锁的少女演得丝丝入扣，很是触动我。法哈娜是沙烈的妻姨。和家人逃到马来西亚那年，她只有十岁，但聪颖的她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第一次到沙烈家拜访，法哈娜就是我们的翻译。法哈娜和家人都以为马来西亚将会是他们的“第二家园”，没想到这个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很多人警告我们不要出门，会被抓。”有一次，法哈娜的妹妹因为没有证件被抓走，“但我们听说十四天内是不准家属探望的，所以那两个星期我们完全不懂妹妹在哪里，到底如何。” “刚到的前几年，我们感受到很多歧视和憎恨。”黑暗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把她变成了一个内向胆怯的女孩。过去，每当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难民，只能撒谎是留学生，“我觉得很难堪，虽然我们根本没做出任何伤害这个国家的事。”直到走进剧场，她才学会表达情绪，找到自我价值，也逐渐变得积极开朗。已步入中年的莫哈末（Mohammad Ismail Zafari）在加入剧团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难民的生活真的很窘迫，过去的我每天都很沮丧，也想过要自杀。” 难民生活颠沛流离，备受情绪和压力困扰，但在有限的资源下，根本无暇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即使在首善之都的雪隆地区，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的地方也寥寥可数。于是，那些坠落的灵魂，最终就像落入大海的雨滴，只泛起短暂的涟漪，便消声匿迹。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里。只有在小小的舞台上，他们得以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越来越多难民加入剧团，而且不再只是阿富汗人，还包括缅甸罗兴亚人、巴基斯坦人、叙利亚人等。沙烈受到很大鼓舞，“之前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太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 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并与本地和国外不同的剧团合作。为了专注剧团事务，加上妻子后来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烈索性辞掉工作，全职投入创作，希望帮助更多难民。剧场，是他们向社会发声的媒体冠病疫情结束后，剧场重开，沙烈又带着难民做了几个演出，引起的回响越来越大。每每演出结束，沙烈都会请观众代入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或与观众交流讨论，“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希望继续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阂。”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当年，少年在艺术学院那片瓦砾中埋下的种子，竟然在四千多公里外的马来西亚，开出了花。沙烈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他告诉我：“我对自己立下目标，打算每次见到一个难民青年，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我问他进展如何，“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 沙烈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烈就打开手机相册，看看那些在阿富汗拍的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我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 一别多年，沙烈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远方，硝烟仍未散去。而这座城市里，还有无数难民隐身在社会的暗角，卑微地等候命运的发落。撇开难民的身分，他们首先是个人，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家团聚三餐温饱免于恐惧──这些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沙烈身上，我看到挣扎，也看到希望；我看到命运的不义，却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你还会想回家吗？”我曾经这么问过沙烈。 “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他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 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 “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还是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烈只能关注眼前的事。现在，他和所有的难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冠病暴发期间，他更义不容辞配合非政府组织，向难民社群宣导防护，也经常随义工去派发口罩和物资，俨然难民社区的领导人。有一次，我载了几袋二手衣服和物资送去他家，他正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1】小说：过去和未来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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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关上门，日光灯暧昧的光线，把浓浓的夜色、街头的喧嚣全挡在外头。安邦一所社区礼堂内，十几个人忍受着燠热，时而低声吟唱，时而挣扎咆哮，全神贯注地排练着。一旁，导演沙烈瑟巴斯（Saleh Sepas）不时以达利语（Dari）给演员指点，同样七情上面。达利语是阿富汗人其中一支最广泛使用的母语。沙烈和一众演员，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沙烈在阿富汗本来就是戏剧导演。毕业于喀布尔大学戏剧系后，他就加入当地电台担任编剧和导播。他去探访监狱女性，鼓励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后来更获得BBC聘雇，制作青少年教育节目，同时继续以戏剧四处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关注战争中的孤儿。他有稳定的工作、有车子、有房子，每个月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为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们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 第一次见面时，沙烈才刚开始学英语。在阿富汗，沙烈不曾说英语，现在他只能用极缓慢的语速，艰涩而吃力地表达当时的恐惧，“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们列入黑名单。” 或许依然心有余悸，或许是太过深恶痛绝，沙烈始终不愿亲口指名道姓那三个字──塔利班。沙烈的上半生，几乎都是在烽火中度过的。 1983年他出生之时，阿富汗正和入侵第四年的苏联打得不可开交。几年后，苏联久攻不下决定撤军，塔利班组织却随之崛起，并很快在1996年成功夺权。之后的五年，塔利班施行极端伊斯兰法，仇视一切现代事物──不准女性上学就业，禁止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所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塔利班还成立了宗教警察，严厉执法──女孩去上学，会被泼硫酸；有人仅仅只是听了音乐，就被抓去鞭打。 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马上驻军阿富汗，扶持新政权。然而，新政府软弱腐败，国家依然萎靡不振。于是，塔利班一边休养生息，一边不时发动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为了扩充兵力，塔利班拿着食物、衣服和现金到贫困家庭，换取他们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接受洗脑。孩子在稚嫩的童年里学会了仇恨，满13岁就接受军事训练，最终成为塔利班口中的圣战士──在阿拉伯语中，“Taliban”正是“神学生”的意思。凭借戏剧的力量，发动温柔的革命也是911那年，沙烈进入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修读戏剧系。在那个三餐不继的年代，这几乎是没人要申请的学科，“搞艺术甚至会被耻笑，但我相信艺术是有力量的。”沙烈回想开学之时，“整个科系只有十二个新生。”而当时阿富汗的全国人口，有将近两千万。至于那所“艺术学院”，不过是一栋被砲弹炸剩一半的建筑废墟。就在这一片残垣败瓦中，满腔热血的少年沙烈，埋下了“以戏剧改变社会”的梦想种子。为了支持儿子四年的学费，原本为农民的父亲也从家乡来到了喀布尔，在建筑工地打工。其实，在全国被砲火炸得坑坑洞洞、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已经很久长不出农作物。农民早就砍掉果树、舍弃小麦，转而栽种价钱更好的罂粟。紫红色的罂粟花绚烂美丽，可以提炼成海洛因、鸦片等各种重度成瘾物品，很快就扛起了阿富汗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一度占据全球近九成的毒品市场（注1）。这也成了塔利班主要的收入来源。军阀割据、毒品、贫穷……，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而今，离散在外的阿富汗难民高达两百七十万，是全球第三大难民群体（注2）。走不了的，继续身陷泥沼。很多家庭负债累累，只能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人，为全家人换来短暂的经济纾困。据估计，阿富汗有近三成的女孩在十八岁以前就结婚（注3）。她们往往遭到虐待、强奸、劳役或难产致死。想要摆脱旧俗、追寻自由的女孩，甚至会被家人以捍卫家族的名义杀害。如果人间有地狱，阿富汗，就是地狱。即便如此，对沙烈来说，这里始终是家──家里有东西坏了，你不会一走了之，而是想办法去修好它。“阿富汗有九成女性是受压迫的，只能在家听节目，获取知识。同样的，小孩子如果没有接受正规教育，长大了就只能拿起枪去打仗。阿富汗需要这些节目、戏剧去宣导平权、民主。” 沙烈以微弱但坚定的力量，在剧场的地板上，发起了温柔的革命──从在喀布尔，辗转到吉隆坡。晚上八点半，难民演员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排练。第二天，这部由沙烈编导的戏剧《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正式在一年一度的吉隆坡“难民节”公演。难民节由本地社运人士于2017年创办，通过难民的演出、论坛、市集、美食等，邀请本地民众走进难民的世界，希望借此消弭社会对难民的误解。他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命运，但是…… 那天，在Publika商场小小的黑箱剧场里，全场座无虚席。台上，演员生涩却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剧中，十二岁的女孩被父亲强迫嫁给比她年长很多的男子，以抵销家里的债务。女孩拼死抵抗，因为她没有忘记，母亲就是早婚难产而死的。结婚当天，女孩从夫家逃走，最终却因为犯上“逃婚罪”被抓进监牢。最后一幕，女孩愤怒地对着看守她的女狱警咆哮，女狱警却提出了一个方法，说可以帮她脱罪，“我可以安排你嫁给裁决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自己决定吧！” 整部剧在这里结束。在观众的惊愕中，主持人上台开启了讨论环节：“你觉得女孩该如何抉择？她可以怎么自救？”观众很踊跃发言，但没有一个人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沙烈也没有答案。很多问题亦然。一如超过十八万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注4），往往也只沦为“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人有答案。但在阿富汗工作那十年，沙烈始终执拗地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人的命运──他只是没想到，最先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发现自己被恐怖分子盯上的那天，沙烈在人来人往的喀布尔街头，感到阵阵寒意──那是一记警钟。他不是没听说过媒体或社运分子被塔利班袭击杀害的事，有些甚至就近在咫尺──就在喀布尔市中心、号称保安森严的大酒店，阿富汗籍的知名法新社记者沙达阿末（Sardar Ahmad）和妻儿正在用餐时，遭武装分子用机关枪扫射，一家五口，只有小儿子幸存。沙烈也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出生九个月。比起资源、人脉都更强的国际媒体记者，要对付一个籍籍无名的导演，甚至无需如此劳师动众，“他们随时可以在我车里放炸弹。只要五美金，就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人命如蝼蚁。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2016年，沙烈带着父母、妻子和孩子，仓促离开住了33年的家。离家那一刻，他连想都来不及想，这一走，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头？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头多望一眼。从喀布尔一路流亡到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承受不了舟车劳顿，沙烈只好把父母托付给在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抵达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着很多阿富汗难民，打听到一户同乡的地址，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难民”的第一天。“我们连枕头都没有，只能把衣服叠起来枕着睡。”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中东难民，“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友善国家。”“小时候电视上都说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中最发达的。”“这里比较安全稳定。”答案不外乎这几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比他们早来的亲友，可以投靠。截至2023年7月，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个（注5）。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烈每次出门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谁。但他不得不出门找工作。和所有难民一样，沙烈卷起袖子，去端盘子、当搬运工人……，“做满一个月，才拿到两百令吉。”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很快就拿到难民证。不久，他又遇到一个雇主，请他处理文书工作，换取每个月一千块的物资。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间小公寓，添置了几件旧家具，勉强拼凑出了一个“家”的雏形，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注1：《Life Under Taliban》Masuma Tavakoli, 2019, published by Gerakbudaya Enterprise 注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fghan_refugees#:~:text=Between%202002%20and%202012%2C%205.7,the%20country’s%20population%20by%2025%25.&text=Afghanistan%20is%20one%20of%20the,after%20Syrian%20and%20Venezuelan%20refugees. 注3：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irls-increasingly-risk-child-marriage-afghanistan 注4&注5：https://www.unhcr.org/my/what-we-do/figures-glance-malaysia#:~:text=As%20of%20end%20July%202023,registered%20with%20UNHCR%20in%20Malaysia. 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3】出版：中心与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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