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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近日文思泉涌,莫约两日可完成一篇文章投稿。本想暂时歇笔,休息一阵子,却又忍不住开启文档,修改两三年前写的诗。 那首诗其实写得不好——新诗非我所长,但终觉七言绝句太短,难以承载心绪。还记得,当时我试着铺展,却不知从何打磨。后来,俗务缠身,我又成了那个,生活被忙碌填满的工作狂。那首诗,也就此搁置,成了手机中的草稿。如今重新开启文档,我盯着回忆泛黄,仍旧手足无措。 唉,不会写新诗,只能归咎于自己水平一般,诗感不足;书又读得少,文学理解与鉴赏能力尚待提升。 犹记得多年前,家乡有兼卖书的咖啡馆业主,在其脸书专页热情推荐我国诗人假牙的诗集。该业主是文人,我便依言购得。岂料细读之下,许多诗难以理解,反而愈发感到自己才疏学浅,心生自卑。那本诗集,我最喜欢的诗篇是〈分享〉,诗改将贝多芬化为梵谷的赠耳对象。 因为梵谷与贝多芬的生平及故事,我略知一二。 我也有本台湾诗人夏宇的诗集。虽然如此,我却如同失聪的贝多芬,常常听不见夏宇的声音。而英文诗,我尤其喜欢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却不晓得自己从中领会的那份释怀,能否用来赏析中文新诗。 这么多年来,我总谨记着,年少时无意间读到的一句话:“诗是跳舞,散文是走路。”然而,毫无舞蹈根基的我,始终不解,诗何以与跳舞相提并论。难道是像芭蕾或国标那般,优雅而繁复吗?难道让人觉得好看就足够?评判美的标准又在哪里? 后来,因缘际会,我终于对写诗有了初步认识,却依然感到迷茫——我的新诗,看起来都像是简单拆解分行的句子。这些句子,合并当散文也成立。但我深信,新诗诞生,是文学发展与形式演变的结果,绝非如此简单。 究竟该如何写新诗?我时常思索,成了执念。这,倒并非为了当大文豪,或被人称作才女;而是相信,如果自己会写诗,自然也就更能读懂诗了吧!毕竟,原名带“诗”字的我,从小便觉得自己与诗有缘。 人生在世,无不渴望他人理解。既然如此,唯有真正了解自己,方能获得由衷的欢喜。 我尝试改写我印象深刻的那句话:如果是“诗是唱歌,散文是说话”,会怎样?似乎可行,毕竟散文就是把故事娓娓道来的文体。既然如此,那些流行歌曲去掉旋律,是不是就成新诗了呢?随即便觉得这突发奇想非常荒谬。 乍看之下,精妙的新诗似乎也能谱曲吟咏。然而,宋词的“词”,本就是用来唱的,所以才有词牌;纵然歌词写得多美多诗意,纵使唱作人才华洋溢,谱曲巧夺天工,对仗工整,华美如七言五言,其本质也还是“词”。 那嘻哈文化的饶舌说唱呢?虽然无固定旋律,却讲究节奏与押韵。只有能力特别出众的说唱者,即便不强求押韵,韵律依然和谐——其自由远不及新诗,更接近讲究节律与韵味的古诗。 好吧,姑且将古诗视为说唱,那新诗该是什么? 为了写新诗,我绞尽脑汁。这些日子冥思苦想,虽未一夜白头,发色却也浅了几许。不是说话,不是说唱,不是歌词,总不能说新诗是相声吧!我知道不是,绝对不可能。究竟有何艺术表演,全凭嘴巴营造氛围感染情绪,无固定形式却需内心自带节奏? 灵光乍现 新诗秘密 终于,灵光乍现。或许,新诗是合唱的分支阿卡贝拉(A cappella)。合唱有各种风格特点及表现形式,主在歌唱,层次靠男女声分部混响,音乐多是渲染情绪的背景,并非绝对的存在。而阿卡贝拉,即便需要营造氛围,也由纯人声模拟乐器,创造效果。 据我所知,阿卡贝拉一词源自意大利语,原意为“在教堂里”。最初指的是教堂圣歌,后经文艺复兴发展,逐渐演变为专指纯人声音乐。如今,也是流行音乐受欢迎的表现形式,且多以改编现成歌曲为主,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享受。 例如,台湾组合“寻人启事”喜拼接同一主题的歌唱,并将之改编成组曲。西洋组合Pentatonix则将原曲加以诠释,展现多样风情,包括经典的古典音乐及圣诞歌曲。他们的改编与过渡,始终依靠嘴巴这唯一的乐器演绎,自由地营造出丰富多变的氛围及效果;组曲衔接自然,丝毫听不出拼接痕迹。 这简直与新诗如出一辙。 难道不是吗?新诗自由,所有氛围营造,尽在文字之中。如同用嘴巴,发出简单的音节模拟乐器,诗意的展现即是在描写与叙述的空间里,透过质朴的文字释放无限的想像力。然而,过于超脱抽象,难以引领读者入境,便无法触及人心,引起共鸣。 如此一想,我似乎捕捉到,新诗诞生的微光。新诗是湖面铺光,随风波影流转,心绪如云舒卷;散文是窗间洒日,伴时光影沉淀,心境如春自暖。 我也来写写看。跃跃欲试之际,我将目光与心思,重新投向两三年前那首未竟的诗作。那些文字的内容是我今生永远珍藏的回忆,主题是“仪式感”——虽已作陈年往事,如今回想,内心仍有温柔满溢而出。 若说那些文字如散文般平实,那我如今的任务便是重新编写,调整它们的节奏与韵律,为其增添美感。我先从句子的长短着手,随后逐字推敲、反复斟酌。灵感打结,我便播放喜欢的阿卡贝拉音乐,一边聆听人声“嘟嘟嘟”的合音,一边细细琢磨,如何仅凭文字自足旋律,并把控节奏的呼吸。 如此4天反复润饰,诗稿终于完成。然而,我如此呕心沥血,头顶白发愈发明显,却无法确定自己的努力,是否真的达到了新诗应有的高度。最好的检验,莫过于投稿,这也是我近年终于开始投稿的原因之一。 我决定,要投,就投我国最权威的文学比赛。落选无妨,因为当自己跟不上文学家的要求,正是进步的时候。这也是自我要求,自我成长。 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好好睡一觉。终于,我可以安心休息了。
3天前
看到老师信息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为《正心诗选》写书评? 我不是一个读诗、写诗的人,不知道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打开《正心诗选》,我好奇的是小孩的诗会怎样的不一样。 记忆中最早的诗歌,是小学三年级校长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一首诗,让我和3位同学去美罗参加诗歌朗诵比赛。我们之中没有谁就真的明白诗,只是谢天谢地它没有像六年级大朋友们的演讲稿一样长。校长一字一句地带着我们朗诵: “我们新村的大清早/花草上滚着晶莹的水珠……” 我没有看到水珠,我看到一张旅游券,知道这首诗将带我们去很远的美罗。对于9岁的新村孩子来说,美罗确实很远——那时候我们和老师去过最远的,不过是10分钟路程外,在小镇中心的英文小学。所以同学说他的梦想是冒险家,我猜就是这么来的。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究竟是怎样比赛,又怎样灰溜溜地从台上下来,可是我记得校长车子的冷气是坏的。 我们敞开车窗看吹风看风景,觉得这真是一次充满未知数的旅行。校长的车没有收音机,我们缠着校长说话。 “校长,美罗有多远?”“什么叫公里?”“美罗是有很多Milo吗,不然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校长真的很不容易,开车之外还要耐着性子回应我们无止境的问题。 当校长叫我们在车上练习朗诵时,我们悠悠地开始找别的乐趣。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下,我怂恿朋友和隔壁车子的司机打招呼。 “你不是说你要做冒险家吗?”他翻了个白眼,把冒险的机会还给我。 “我又不要当冒险家。”我放声大笑,指着他总结:“你的梦想也没有很坚定。” 校长焦头烂额地找不到地点,一个小时半的路程延长,怎么也到不了,我们背着校长悄悄地说最好永远找不到……清晨的风吹进来,我们说原来车子没有冷气会更好,怪不得校长一直没有把车送去修。校长呵呵地笑了。 后来回家,校长继续迷路,我们沿途找人问路。车厂老板拿着门前大树折断的树枝,在泥地上给校长画路线,我们蹲在路边看美罗的风景,研究这里的人是不是都爱喝美禄。过后还问了板厂老板、路人,校长顺便买了几块木板回去做木工。我和朋友因此认识了板厂的员工,我们用蹩脚的国语和他交流,这位新朋友就给我们展示了厂内收藏的各国纸币,我们只会哇哇哇的回应。还有板厂外面的小沟渠,里面有很多小鱼,我们好奇它们可不可以作为美罗的纪念品跟我们回家…… 在GPS还没流行的年代,那是我最早见过的诗意。 迷失在小镇 我们真的认识过吗? 中学也遇见很多的诗歌,华文之外,还有马来文和英文,霸道地要我和它们相识相知,用考试分数胁迫我。我捧着字典把那些字的意思逐个查遍,把中文意思连贯起来念;学国语老师用缠绕的腔调读那些诗,想像文字是粘粘的,把人带到悠远的时空里去—— 小学有位只会读国语和英语字的老师,很凶,上她的课总是提心吊胆,班上最调皮的同学在她的课也不敢说话。有一天,很凶老师忽然换了一副很温柔的面孔,指着课本上的马来诗,问我们知不知道怎么唱。她轻轻地演示起来,我听得入迷,觉得她不是朗读,是在唱歌,就像后来我听到人家唱Wau Bulan…… Ewah ewah e wau bule/E wau bule teraju tigo/Ini male samo samo/Samo samo bersuko ghio 我悄悄地学起那些唱腔,想像自己正站在一片青青草原上,我的月亮风筝摇摇晃晃,也要飞到蓝天去找月亮。那时,我的天空里有永远的月光。我开口唱,结果像是CD卡顿,我的月亮卡在电线杠上,怎么样也拽不下来。我被自己逗得忍不住想笑。 我还是乖乖地从参考书上死记那些诗,tema、persoalan、gaya bahasa……管它到底什么意思。我发现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和诗歌相忘于江湖。不对,首先得是考场。 我试图寻找我和诗歌之所以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因。大概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话特别多的人,心里有太多的事想说,想别人应该也如此。诗歌好像装不下我过多的话,我总觉得诗歌离我好远,隔着诗看人,也带着雨季的潮湿和冷意。 我想了很久,始终觉得自己写不出诗集书评。 但是我读到12岁的正心写她带着锁头的手账本。我也有过类似的手账本,凯蒂猫的厚皮封面,右边有直排的密码锁。那是鼓起莫大勇气和妈妈开口从小学书展上买的,买回去以后一直舍不得用,只是滴答滴答开关密码锁,知道有一处地方,可以收藏我许多的小秘密。等到长大一些,舍得在上面写字了,纸张却开始泛黄。而我不也再喜欢凯蒂猫,也记不起那些小秘密了。 那些以为长大一点再去做的事,最后竟都不了了之。 我从来就没有放过风筝,没再重游过美罗。校长在诗歌朗诵不久后就转校走了,很凶老师也在同年退休。至于冒险家朋友,他并没有变成冒险家,听说,他现在奔波各地,成为保险销售员。小镇明明那么小,我们却不断迷路。太多次了,我在远远看见他们。我忍不住地怀疑,我们以前真的认识吗?很凶老师真的为我们温柔地唱过一首歌? 可是我没有一个手账本。孩子时候看见的温柔、暴戾、受伤以至于忧郁,隔着十几年回头看是无处可寻,甚至不免连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但居然就这样长大了。正心有一本手账本,装着童年的诗歌,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诗歌还是老样子,喜欢时不时地跑进我的生活和我打招呼。 所以我还是写下了一篇离题的文字。我依旧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样子的,但我记得它曾经带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正心诗选》之于正心也一样,是她通往远方的地图。 而我借着她的诗,绕了一圈,竟也意外回到那本被我遗忘的凯蒂猫本子身边。
2星期前

2月前
3月前
3月前
上个月刚完成两个评审工作:全国小学生作文现场比赛以及全国小学生散文及诗歌创作比赛,这两个比赛给我的结论是:马来西亚的小学生突然不会写作文了;马来西亚的小学生突然很会写散文以及诗歌。 不必我细说,大家也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场作文比赛,我看到学生的文笔一般,叙述还好,从内容上来评估,读的书也不多,用的词汇大概也是书本上学过的,很正常,童话也只是说了灰姑娘、小红帽和三只小猪;题目是书写AI老师,同学们的描述百分之百是机器人,就是全自动机械人那种,也没有太多新鲜的想法,现场嘛,你还想要求什么呢? 过后评审全国文创散文和诗歌,这些来自相同学校的精英们突然间思绪如泉涌,文笔生花,字字珠玑,我发现自己好像进入了多重宇宙。散文的描述加上华丽的辞藻,诗歌有无数佳句,修辞美妙绝伦,霎那间我觉得,是我太肤浅了吗? AI是一剂会上瘾的毒品,你修了一行诗句,接下来就会想要第二行,然后第三行,第四行;第一段,第二段,然后整首诗再润一次,最后会觉得心满意足。我不懂得奖是否很重要,若在文学、文艺、音乐界等行业,(其实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是)发现抄袭行为,那会被全行封杀,相当于判了一个创作者的死刑,从此以后不必在这一行混了。不止这一行,其他行业的人也会看不起你,因为你曾经尝试蒙骗,不会有人再去相信或用你创作的东西。若学生参赛得奖是学校的KPI,那么就光明正大的去争取,至少输了也能抬头走出礼堂,外面还是一片蓝天。 其实很多年前我们也看得出来,小学散文比赛的作品里,老师帮忙润稿的成分很高,只要不是涉及内容、修辞、词汇或主要的部分,老师帮忙修改错字、删掉多余累赘的词汇、修改不正确的语法,一般上没有问题,至少作品还是学生自己写的。今年从很多作品的内容看得出来,老师们比学生更加焦虑,担心学生的经历不足够支撑起一篇散文,所以加入了很多内容,但这些内容都和经历有关,大部分属于老师或别人的生活体验,尤其是关于回忆方面的书写,学生们才只有短短几年(最多6年吧)的人生经验,文章里却能体会和享受“慢活”,我一直以为学生成熟得早了,是我后知后觉,但相对起现场作文比赛的内容,我知道这些参赛学生的知识极限到底在哪里。 AI“为了写而写” 争辩很费力气,不如明年改变比赛规则,来一场现场定题的散文和童诗比赛,我想教育部举办文学创作比赛的宗旨和初心是很好的:鼓励学生们创作。为了让真正懂得写作及爱好文学的学生作品不被埋没,我想的确有需要去杜绝AI渗透及老师(主要是教导写作的兴趣班老师为多)帮忙润稿的情况出现。 不只是文学创作比赛,今年的诗歌朗诵比赛也开始看到AI稿件的出现,作者自然是不详了(我还蛮期待有人朗诵少女小冰的作品)。文学作品本身和作者息息相关,它是作者的经验和记忆,也是生活和周遭事物接触的体会,应该这么说,作者是作品的一部分,若没有作者,作品本身就先天性残缺,如何能补全“真实”这一块区域?AI有它的经验,但那是和人背道而驰的,它不需要进食、呼吸,没有感情、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完美、有规律,当这些特点放到一篇作品时,我们就会读到“似乎毫无关联”的修辞和表现手法,因为它是“为了写而写”,丝毫没有感觉。 假如你觉得创作不再需要“人”这个媒介,AI已经可以代替作者的身分,那么慢慢的所有人就会朝向一个“相同的经验与过程”生活和长大,因为我们不再强逼自己思考,连经验也要依赖AI来完成。AI不是神,若它的力量比神更强大,每个人都要依赖它生存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最后的撒旦。
4月前
全国诗歌朗诵比赛是一场持久战,从地方性的县赛打到州赛,每一年年尾的全国赛就是决赛圈。想一想,小学6年、中学5年,总共用了11年的时间来把诗歌朗诵练好,等的就是在进入大学以前至少参加一次全国赛,了自己和训练老师一个心愿。 有些州很幸运,有些很难,尤其是霹雳雪州吉隆坡这3个州属,华小很多,就算中学没进入华中,他们小学打下的朗诵基础也可以在国中延续,未必比华中差。雪兰莪每一年的州赛竞争激烈,华小如此,中学组也是。若州赛每一年可以换到不同的县举办,应该是好事,至少让远离吉隆坡地区的乌雪瓜雪沙白等可以看到更高水准的比赛。 我就不说为何马六甲柔佛砂拉越彭亨槟城吉打的状况了,因为这几年的国赛大概都是相同的学校出线。只有霹雳吉隆坡的情况有些特殊,一直都在战国时代,就算是远在边疆的华小,也曾经一举赢下州赛后拿下全国冠军,值得研究和探讨,而这不就是我们举办比赛的目的吗? 朗诵比赛,犹如华山论剑,比的是内力招式,语音语调为主,技巧为辅,可是还是得有一门绝学才行。这时候就必须有一本武功秘籍。拜师学艺,是最快的练武方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每个门派都有独特之处,单打独斗也可以,至少不必同门厮杀,也不会有师父偏袒大师兄小师妹的困境。 每一年新学年才开始,各校的负责老师就四处寻找适合朗诵的诗作,原因之一是过去3年曾在国赛朗诵过的诗作需要被冻结,最好是重新写过新的朗诵诗,要不然也会有“撞诗”的可能。看似很复杂,其实也不简单,初小都是菜鸟,从未接触过诗,很多指导老师还真的是一句一句教出来的,绝对不简单。加上小朋友好动,很难让他们安静坐在一起乖乖学习语音,所以对初小的要求不会那么苛刻,能把字念得准确已经不容易了,至于语调,有韵律大概就过关,所以真正掌握好语音语调的队伍不多,一开口大概就已经把冠军奖杯握在手里了。 诗会跟随我们一辈子 去年我去现场看了高中组的比赛,也看了给同学们选的3首诗。说真的,我听了接近一个小时,几乎看不出高中生对于新诗和朗诵的掌握有多高,我是用相等于他们年龄层来作比较的,对于新诗的意象、种类、形式、喻意等比较普遍的知识也掌握得不准确。今年我还没有出席过任何县州赛,房子的突发事件让我暂时推掉所有在8月前的朗诵比赛,假如有机会去国赛,我想当高中组的评审。我想了解评审对于即席朗诵的看法、制度、打分法以及如何给现场比赛定下标准,观察以及评定学生是在理解下朗诵或词汇上演绎。我想这个问题不难协调,只要大家有一个共识,应该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没有多少个学校指导老师喜欢高中组的即席朗诵,原因是,该如何训练学生?读什么诗,训练句子还是词汇,抑或照字面去理解和诠释就好?我问过很多SPM考生,大家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避开诗歌题。新诗好像变成洪水猛兽,控制不了就变成灾害。似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读新诗都是一行一行去分析,一句一句去解剖,到最后也未必能够断诊:“这一段有提到蒙面,好像也有一些叛逆的想法,大概是政治诗吧。”不是笑话,也没有贬低任何人,指导老师和比赛的学生应该会认同我的说法。这就是目前高中组即席朗诵的状况,有点可笑,但更多的是可悲。我个人觉得是可惜的,诗歌的语言不是那么难懂,只要掌握正确,你就会觉得世界上多了一个避风港:开心时读诗,不开心也读诗。 对于中学生而言,学业排第一,兴趣居次,无可厚非。面对选择时必须取舍,因为很多人把文学当作兴趣。我在刚过去的新纪元生活营上有提到,了解诗和喜欢诗不只是学生时代的事,它会跟随你一辈子,也会在离开校园后帮助你。新诗是以客观意象(形态的)来描述主观意象(抽象的)的文体,假如你能够理解并善用这一点,以后无论是在学术、工程、经商都大有帮助,因为它教会我们如何把一件事情清楚地告诉对方,而且是用描述和修辞法。作文每个人都可以写得很好,因为它只是叙述,不够详细,若强硬去诠释更多细节时,它就变成唠叨或说教。 理解并喜欢文学,理解并喜欢新诗,读懂一首新诗,似乎是一件很ATAS的事情。能够读懂一首诗,并把它成功朗诵出来得奖,你不觉得像是完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吗?
5月前
一首诗的诞生,从来不是笔尖与纸张的相遇那么简单。20年的执教生涯里,我的日子被诗的节奏切割成无数段落,每一个标点都是一场拉锯战,每一次换行都是一道无形的分界线。我见过孩子们在诗歌的浪涛里翻滚,也见过他们站在舞台中央,声音如烈日中的湖泊,晃动着清晰的倒影。 但最难的,不是创作不出好诗歌,也不是训练朗诵却屡屡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是,每当遇到瓶颈无法突破时,如何优雅地崩溃。 在推广诗歌朗诵的道路上,这种崩溃的时刻尤为常见。相比于母语环境浓厚的文化背景,华语诗歌朗诵的训练常常是一场孤独的跋涉,既要让孩子们理解诗歌之美,又要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声音。这不仅是语言的磨砺,更是文化认同的建构。在一次全国诗歌朗诵比赛中,我见证了一个女孩如何在崩溃中成长。 记得那一年,诗歌朗诵比赛前夕,一个女孩在后台急得掉泪。她苦练了数月,嗓音清亮、节奏精准,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问她:“你知道这首诗最痛的地方在哪里吗?”她摇头。 “是那个停顿。” 她一遍遍尝试,终于,在某次朗诵中,那短暂的停顿像是空气突然塌陷,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了进去。那一刻,她抓住了诗的呼吸。而我,在她的声音里,也找回了自己的信念。 当一首诗无法成型,或者当朗诵的节奏始终少了临门一脚的神采,我便会陷入一种古怪的状态——像站在一个漏水的船上,双手抱满了可以用来堵住漏洞的词,却发现无论如何安放,它们都会顺着时间的罅隙流走。这时候,我会尽可能地保持一种体面,一种“优雅地崩溃”。 我试过用仪式感来包装自己的崩溃,比如精心煮一杯咖啡,端着它在书房踱步,假装自己正在思索诗歌的至高奥义,实则任凭脑海里荒芜的风吹拂。一口气喝完后,我会郑重其事地将杯子放回原位,就像在祭奠某种已经消失的天赋。那一刻,我仿佛成了自己殉诗的见证人。 如果咖啡无效,我会打开窗,看月亮——但月亮并不会给我答案,它只是用那种恒定的冷漠提醒我,诗歌不属于某个人,它只属于时间。而时间显然站在我的对立面。于是,我干脆去翻那些孩子们写的诗。 我记得有个孩子在稿纸上写道:“风吹过山谷,它没有带走什么,却留下了一些。”我当时没想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却觉得它是在说诗歌,也是在说我自己。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学不会捕猎的猫,盯着灵感的影子屏息蹲伏,眼睛发亮,以为这次必然成功,但就在跃起的瞬间,它像一道烟雾般消散,我的爪子只抓住了一片寂静。或者像一个训练魔术的学徒,每次小心翼翼地摆好道具,深吸一口气,挥手揭开幕布,以为终于能变出一只鸽子,结果掌心里只剩下一点余温和几缕散落的灰烬。 诗歌不只是朗诵出来的 那时我开始怀疑,我们真的在教孩子如何朗诵诗吗? 还是,只是在训练他们,如何在人前不崩溃? 这疑问像一道冷光,切开我原以为坚定的信念。或许,所谓教学成果,不过是他们在压力中学会如何挺直背脊,而非真正读懂诗的疼痛。可是,若连我都不敢面对这样的质问,又怎么要求孩子在一首诗里直视自己?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诗歌的朗诵和创作如此艰难?这不仅仅是技法的问题,更是诗歌与人生交织的过程。每一首诗的诞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源自于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体验,而朗诵,则是将这种体验放大,放进语言的韵律里,让听众感受、共鸣。可是,这个过程往往充满挣扎。 曾经有个学生在练习朗诵时,始终找不到那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他的声音很稳,语调也极具感染力,但就是少了一点“灵魂”。后来,我们尝试换一种方式,让他闭上眼睛,想像诗中的画面,想像自己就是诗里的主人公,去体会那种情感的重量。几次之后,他的声音有了变化,少了一点刻意的雕琢,却多了一份真挚的情感。我想,诗歌不只是朗诵出来的,它是活出来的。 崩溃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被困境拖拽,其实,是困境在逼迫我们找到更真实的自己。 或许,崩溃不是失败,而是一种训练。 当孩子们练习朗诵时,他们的声音时常被节奏困住,被音调拖拽,被情绪搅乱,他们一遍遍练习,却仍然找不到最完美的表达方式。而我,在他们背后,何尝不是一样?我训练他们的声音,而诗歌训练我的信念。我期待他们夺冠,而诗歌却要求我必须先学会输。 优雅地崩溃,意味着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暂时找不到答案,但仍然愿意坐在问题的对面,注视它,等待它,甚至允许它在我们的沉默中生长。 真正的崩溃,不是歇斯底里的摔门离开,而是某一天,当你面对空白的稿纸,不再焦躁,而是用一种近乎温柔的心情看着它,轻声说:“好吧,今天,你又赢了。” 就像一个诗人面对大海,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测量它的深度,但依然愿意将一颗石子投入其中,听那短暂的回响。 也像一个朗诵者,明知道自己的一字一句,最终都会化作空气中的微尘,却依然用力地发声,因为声音曾存在,就已经足够。 20年的执教生涯里,我仍然在学习如何优雅地崩溃。 有时,我的崩溃是一本悄悄合上的诗集,有时,它是一封寄往未来的信。而更多时候,它是一束被孩子拾起的声音,在舞台上轻轻地震颤,在时间的回音里,留下属于华语诗歌朗诵的光亮。 所以,我继续教诗,继续训练孩子们的朗诵,继续在瓶颈里挣扎。 因为在每一次崩溃之后,总会有某个瞬间,诗歌会轻轻地敲门。 而我,会再次打开它。
5月前
2004年,我在吉隆坡中华独中任教时初次邂逅《爝火》。记得那年,我和几位同事前往董总参加一场文学讲座会,主讲人是已故的甄供先生,他当时是这本刊物的主编。在会上,每位与会者都获赠一本第12期的《爝火》。我随手翻阅,不知不觉被其中几篇文章深深吸引,最终把整本刊物读完。这些文字既充满了情感,又富有深刻的思想,让我深受震撼。 那时的我年轻而充满热情,除了教学工作,还保持着大学时代的写作习惯,对文学创作满怀憧憬。因此,面对这些凝聚了作者智慧与心血的篇章,我不仅是一个阅读者,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爝火》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那年年底,我离开了独中,重返马来亚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的重担与学术写作的严谨要求使我渐渐疏远了文学创作,这团刚被点燃的火,也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暗淡。学术研究虽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成就感,但与中文写作所激发的文学激情相比,始终缺少了些什么。然而,命运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让人再次与曾经的热爱不期而遇。 直到11年后的2015年,我和一众资深作家在喜来登海鲜酒家见面吃饭,其中一位是《爝火》的副主编金苗老师。得知我在马大教授中文后,他不断鼓励我把文章投给这本刊物。他的语气诚恳且充满期待,让我感受到这位文学前辈对华文文学的深切热爱。 回归文学世界中遨游 他告诉我,《爝火》一直致力于发掘新一代的写作者,而我作为中文专业的讲师,更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我当时虽忙于教务和行政工作,但出于对他老人家的尊重,也出于内心深处那股对文学的眷恋,我便抽出时间为《爝火》写稿。记得第一篇发表于此刊上的文章题为〈卸妆后写给自己的心〉。 从那时起,我断断续续地把散文和诗作投给这本文学刊物,一直到现在,是的,这团火又重新燃起了。这不仅仅是对文学创作的重新拾起,更是一种身分的回归——回归到那个热爱以中文写作、渴望在文学世界中遨游的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期的《爝火》出版后,金苗老师一定会通知我去他家取,每次我都会带走两三大包。我会代他把这刊物赠送给马大东亚图书馆,并分派给我院中文专业各年级的本科生。据我所知,这些文学读物也会分赠给全国的独中和国民型中学。像金苗老师这样在暮年时依旧积极地传承华文文学爝火的人极为罕见,是的,他不仅仅是一本文学刊物的副主编,更是华文文学在本地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拜读《爝火》的诗作时,我留意到几乎所有的诗都含有超常搭配而成的词组,我因而萌生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念头。起初,我只是单纯地对这些词语搭配感兴趣,认为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学色彩。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更是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语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析。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陈胜尧医生,他是《爝火》的作者,也是赞助人之一。跟陈医生详谈之后,他毫不犹豫地赞助我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使我得以无后顾之忧地探析这些诗作中的实词超常搭配。 在研究过程中,我从近25期的《爝火》中筛选了约400首诗歌,深入地分析其中的词语超常搭配。我发现,《爝火》的诗歌创作者往往倾向于打破传统语言常规,创造出新颖而富有表现力的搭配。这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意象美,还让作品更具个性与感染力。例如,“焚烧年华”、“浪迹日月星辰”、“沸腾的烦恼”、“推开黑暗”、“地球失眠”、“华语苟延残喘”、“零碎的光阴”、“惊动沧海”之类的超常搭配,虽非典型组合,却能精准地传达作者的情感。研究的每一步都让我感受到文字的无限可能,而这也是《爝火》给予我的启示。 而陈医生的支持,不仅令我对他感激不已,也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他的慷慨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资助,更是对本地华文文学研究的推动。文学的传承,需要的不仅仅是写作者的坚持,还需要像他这样愿意支持文化事业的人。 去年正值《爝火》创刊25周年,金苗老师向我征稿,因此,我便在该刊物中与读者分享我搜集所得的部分语料,即《爝火》诗作中动词和形容词的各类超常搭配。鉴于此刊并非学术期刊,所以我没有按照学术论文格式来撰写此文。但我仍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人认识到华文诗歌的语言魅力,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加入这个文学大家庭。 对我而言,《爝火》不仅仅是一本文学刊物,它更像是持续燃烧的火把,照亮了老中青三代中文写作人的道路。26个春秋的坚持,是无数文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很荣幸能在这条路上,贡献自己的一点微光,和所有热爱文学的人一起,让这团爝火,永不熄灭。
5月前
我也试过上台朗诵。试过,或许意味着不会再上台朗诵,我是说表演的那种,或许是动地吟那几年的活动让我用光一辈子的朗诵配额了。动地吟出版过一本朗诵集《诗在臺上》,用的是繁体的臺,一字双意,既意味着上台朗诵诗作,也代表动地吟在台大表演。是的,动地吟曾经在台大演出一场,算是冲出国外,圆了大家的梦。 在登上动地吟舞台前,我对朗诵有些许抗拒。我不太喜欢表演,也许是害怕站在台上,被灯光照亮的模样。那是以前的我,在还没有了解和摸清朗诵以前,我写的诗和朗诵扯不上关系,那时,诗对于我来说只是阅读的文字,每个深奥的词汇背后都有故事,如何能意象化的把它朗读起来?2009年游川去世,动地吟纪念游川诗歌朗诵表演是我第一次站上诗的舞台,我还记得那个下午下了好大的雨,晚上的雪华堂坐满人,我不害怕丢脸,我只害怕听众听不清楚我拼错的音节。记忆总是很模糊的记住一些事情,又忘记一些,我记得后来在孝恩园和渡轮上的朗诵,却记不起在吉兰丹和砂拉越的舞台上到底做了什么。 最后一场动地吟,我们把诗歌朗诵换成诗剧,我那时候想,或许这就是朗诵的局限了。舞台不大,但作为纯文学的活动,这已经耗尽大家的精力,还有资源。每个人都歇斯底里地练习,每个人都忙着把亲朋戚友唤来参与,两天的动地吟下来,大家都虚脱了,动地吟也落下帷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到校园散播朗诵的种子 周若鹏还在舞台上,享受着属于他的灯光,但已经转换跑道,笑话总比现代诗容易让群众投入。其他的诗人还在创作,大多数仍然活跃于全国诗歌朗诵的评审活动。因为参与诗歌朗诵评审活动,我开始主动去认识参与朗诵活动的老师,从吉隆坡到雪兰莪各地,再延伸到北马南马,参与了很多场有关诗歌朗诵的讲座和培训营,目的只是想把诗歌朗诵做好,毕竟动地吟给人的印象是,诗人的语音语调不行,但学生可以把这一样东西做好,所以诗歌朗诵在校园应该会发展得更加蓬勃。这几年全国赛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参与,也让这项活动变成一个瞩目的比赛,每一年从县赛到国赛,大家都想做得更好更多。 十多年过去了,动地吟逐渐成为历史。“每当马来西亚的政治人文社会有需要,动地吟就会出现。”忘了这是谁说的,动地吟没有再出现,证明马来西亚这几年的环境很不错,国泰民安。周若涛仍然积极推动朗诵活动,但更多时候是跨族群跨领域的朗诵活动,观摩的程度较高,通过诗作来传递政治讯息的目的减弱。吕育陶不再发表激昂的独立日或自辩书,两个孩子把他激进的棱角磨平,态度越来越低,视角放得更大。 龙哥已经许久不发表诗作,我问过他,他说“慢慢等”。傅老转为讲解各家学问,在“子”与“子”之间穿插,不亦乐乎。摇滚的修捷和国刚减少了呐喊,把对社会前途的不安转到女儿身上,还有其他几个诗人朋友,一些不太熟悉近况,一些已经很少创作。我和育龙仍然为朗诵活动东奔西走,这几年总算把诗歌朗诵的重点一一厘清,让许多指导老师和学生能够理解诗歌文本的重要性。 周若鹏曾经在群组里问,“几时再办一场动地吟?”没有诗人回答他,或许大家都在沉思,现在的马来西亚是否需要动地吟。动地吟已经完成它最重要的阶段性任务,除了诗作传达的社会人文意义,它让诗歌朗诵这项活动花开满地,当年感动的许多听众里面,有一些在职老师,他们把朗诵的种子散播在校园里,让全国诗歌朗诵比赛得到大家的喜爱与关注。这两年来看到很多当年的指导老师陆续退休,算一算诗人们也已经到了退休之龄。老师们卸下教鞭,可以继续为诗歌朗诵活动出力,指导或评审,还有很多舞台可以延续对诗歌朗诵的喜爱。再办动地吟,或许我对这个活动的兴趣不大,但办一场朗诵表演,由喜欢朗诵的老师或年轻朋友(包括曾经得奖的同学们)上台,或许真的可以想想。
6月前
6月前
全国诗歌朗诵比赛的高中组,这几年来重新回到即席朗诵,比赛的规则是参赛者必须提前从三题中选择一题,之后三、四个小时隔离,自我解读背诵选择的诗歌,然后轮流上台演绎。比赛很公平,高中参加朗诵的学生一般上对于语音语调的掌控已经上手,对于朗诵的技巧也已懂得很多,所以选材往往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就是问题所在。根据之前的经验,比赛的题目是由不公布的选题者出题,然后密封到比赛前公开解封让参赛者选择。过程没有漏洞,撇开泄题的部分不谈,原则上,三选一,应该算是很公平的机制。问题就出现在,设定这种机制的弊病在于,三题里面是否属于不同种类的诗题。 诗歌是一种很特别的文类,假如散文的内容是为了作者而服务,小说是为了主角而服务,诗歌是唯一不受任何格式、方法、体系捆绑的文类,它刻意叙事抒情,刻意记录历史小品,大至但丁的“神曲”,小至学生们课堂作业的童诗,从古诗到新诗,西方到东方,诗歌的种类繁多,所以提供三首适合朗诵者选择的诗作一点也不容易。 不能依照本色来演出 我问过很多高中的朗诵者,懂不懂诗歌的基本分类法,他们大多数都不曾学过,更不必说诗学或诗歌理论。既然不懂,那就分不清叙事和抒情以及它们之间再仔细分类的不同了。我见过题目里出现三首都是抒情的诗,也见过三首都是相似年代的朦胧诗,甚至某诗人为了悼念或赠送予某朋友的诗作也被选择来成为朗诵作品,试想想学生如何能理解某诗人对于朋友独特的感情,包括昵称、道谢、怀念等独有的情感投射,这些无法表达的词汇是整首诗的灵魂,可惜学生一点也不懂(也不怪他不懂),那又如何诠释这首诗呢?所以这是出题者的问题,没有去思考选择诗作上应该有不同手法、年代、主义或叙事抒情的分别,这样才能让朗诵者有选择的机会。 高中朗诵对于学生来说是一场大考,检测他在过去10年间所懂得的种种朗诵方法,就像演绎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写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中所提到的,表演者不能依靠灵感和依照本色来演出,演员应该具备高度的专业技术,不能依靠程式化或机械化的刻板演绎,必须要把演绎的角色活生生、有机的表演出来,包括任何细微变化和感情的深度。了解内容、体验角色、进入情节才是高中朗诵应该表达出来的程度,若无法让观众听得懂朗诵的意思(甚至句子也模糊不清),看不懂朗诵者的肢体动作,无法激起观众对作品的好奇或赞同,这场表演注定是失败的,无论语音是否完美,无论语调是否流畅。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相当适合用在抒情诗上,若说到叙事诗的朗诵法,布莱希特或许是另外一个选择。布莱希特是德国有名的戏剧大师,他创立的“陌生化”理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反。他说,叙事者(演员)和观众之间不应该出现第四道墙,观众不应该把自己当作隐身的观察者,而应该是表演的一部分。叙事者不应该带有自己添加的任何外在情绪、角度或立场,他只能够在表演时让观众通过看到熟悉的事物去产生陌生感,然后得到新的想法或体验。这样才算达到叙事者的目的。这种方法我还未曾看见学生用过,希望以后会看到。 无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者布莱希特,他们所带来的理论都能够改变我们的演绎方式,让朗诵这项活动更加进步。我们对高中学生的期望很高,但同时高中评审的自我要求也应该很高。即席朗诵要求的是对诗歌的理解,一般上评审最好在赛前对学生演绎和理解的标准达成一致,要不然就无法在评审会议上对学生朗诵作出点评及打分。学生误读一首诗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不得奖也就算了;评审误读一首诗还要在点评报告上读出来,那就有点下不了台了。
7月前
华文,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对于我不仅是一种让我用来沟通的工具,更是让我了解中华文化、传承历史的重要桥梁。 但起初我对华文只有各种不好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它枯燥乏味,每一次看各种古诗时或做文言文时都觉得很困难,完完全全看不懂也不理解文字间所要向我们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心里一直有无数的疑问冒出,我疑惑不解,我为什么需要学这些东西,这些对我的未来有什么帮助,我为什么要在这浪费时间和一堆密密麻麻的华文字互瞪? 就这样,我带着这份疑惑和不解浑浑噩噩的度过了我为期三年的初中生活。时间犹如火箭一样,咻一下,我竟成了中四的高中生。我在是否要选择华文时犹豫了很多很多天,我害怕我在未来会因我当初没选择继续学华文而后悔,也觉得学下去没有什么意义。我当时就像个钟摆一样摇摆不定。 这时,我家的皇后发声了。我立马竖起我的耳朵听听看妈妈的建议,妈妈说:“女儿,拿华文对你日后找工作时大有好处呀。”我听后却满脸疑问,心想:“拿华文对我日后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啊,我中学生活里所拿的科目也是理科,日后也没打算往涉及到文学的工作求职啊”。 原来诗歌的魅力如此大 妈妈说现今的社会大多数的老板会问你是否会华文,这可能就是决定你得不得到这份工作的关键呢!我听后也觉得蛮有道理的。想说拿华文也不都是坏处,对我而言也是有益的。所以,我下定决心决定和华文度过接下来的两年了。 而我现在,很感谢当时的我没放弃华文。因为我在中四遇到了一位影响我很多的良师,他是我中四的华文老师,他在华文这条路上帮了我很多很多。我真的很感谢和感恩这位老师,是她让我知道原来文言文是如此的容易,原来诗歌是那么的美好,古人所要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和知识是多么的博大精深。 最让我印象深刻和让我对华文改观的是作家席慕蓉所作的〈一棵开花的树〉。当我第一次默读这首诗,我的心立马被带入进去了,它顿时让我觉得原来诗歌的魅力是如此的大,是如此的好。久久让我沉浸在诗里,无法自拔。那是多么凄凉的一首诗啊! 现在,我只剩下一年了。我真的应该好好珍惜这宝贵又短暂的时光,因为此生只有一次机会经历这些,应当尽自己的绵力不留任何遗憾的活得精彩且灿烂。谢谢您,华文。
9月前
曾经有老师和父母问过我,文学作品写得好有什么用?朗诵比赛中学以后就没了,那以后有什么地方会用得着?他们想要知道的不是职业上的用处,而是朗诵这种“技能”在未来是否有用得到的地方。以前我会很笼统的回答,多学一样东西总是好的。现在我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他们,懂得朗诵,的确很有用。 朗诵必须了解文本,不只是单纯的背诵,必须读懂和理解文本,再利用声音把读懂的诗(事)告诉大家。诗歌不像小说,小说的人物有个性,故事可以利用情节慢慢铺垫而成,诗歌的句子已经把多余的文字去掉,浓缩的诗句不容易听得懂,所以朗诵不容易,需要掌握多种技能才行。 以前我会觉得,朗诵就只是上个台,走个过场,把诗歌老老实实呈现就好,总之,诗歌的意思就在文字里,不必喧宾夺主去诠释诗人的本意。这几年除了当评审,做得最多的是和诗歌朗诵训练老师交流。以前选择写朗诵诗,我会以自己的目的为主,现在我会想以朗诵者的身分出发。这就有一点像写歌词。以香港流行曲为例子,以前的歌词一般上写的都是比较笼统的事情,但2000年过后,黄伟文等把歌词的境界搬上更高的台阶。他写给陈奕迅的许多歌明显是说着歌者的故事,当然也可以是他自己的故事,譬如〈苦瓜〉〈陀飞轮〉等等,用现代语言描写似诗句的歌词,看似浅白,但内里也藏着道理,这就有一些隐喻的味道了。其实,很多年前黄伟文已经写了〈垃圾〉这首歌词,它算是天花板级了,一般歌词极难做到意象如此深刻的境界。 既然诗歌文本已经是为了朗诵者而写,那么朗诵者就必须依照自己的感觉和情绪来演绎。假如朗诵者只是朗诵一首普通的诗歌,他就像是唱着口水歌,无论如何也欠缺了一些东西,所以常常才会有人说,怎么这首诗朗诵得很像之前谁谁朗诵的。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原创,不只是诗人的作品需要原创,朗诵也讲究原创,假如每一首诗都用大同小异的方法来朗诵,我们只是听到朗诵者美妙的靡靡之音,却无法理解和体会文本想带出的喻意,听起来就像有一层隔阂,所以常常有人会说,这首诗歌朗诵听起来很像表演。 朗诵是深入生活的能力 我在真正了解诗歌朗诵以后才明白,所谓的“朗诵”并不像当初我认知的那种上台演出,而是一种阅读/解析/理解/演绎的过程,而我也在明白了这个方式以后获益良多。我发现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或者工作上写报告,我都会循着这种过程去做,尝试让读者或顾客理解我写的东西能传达讯息。不只是文本,我觉得在交流上或向顾客介绍产品方面,也会做得很仔细,就像解析一首诗那样,把它说得详细及清楚。后来我发现,很多喜欢朗诵的同学都在传媒发展,尤其是广播界,我觉得他们不只是口才了得,很多时候他们对事情的分析及认知,都比一般人强,这也许就是喜欢诗的一个额外收获了。 朗诵的生命不长,小学六年,中学五年,幸运的话可以进一次国赛,不幸的话就一直在县赛打转。一个喜欢朗诵的学生不会只停留在这10年里,毕业以后他所具备的的说话技巧及阅读能力,也能在职场上使用。就像一个作家,在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喜欢写作的,还是会默默耕耘,继续写下去。朗诵是一个专项,只要你掌握了它的精粹,无论在职场上或生活上,都大有帮助。对于喜欢朗诵的学生来说,别算计那么多得失,只要喜欢朗诵,就全心全意地去做,工夫下够了,自然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9月前
“如山忧患一肩担,风骨由来胜铁男。毒蜮几番狂射影,鲲鹏九万快图南。炎凉旦暮君何苦,衣狗推移我久谙。独喜蕉红椰绿地,推窗日日对晴岚。”1964年12月31日,在南洋大学教书的苏雪林写〈狮城岁暮感怀〉四律,这是第二首。 她说身上背负着如山般的忧愁和苦难,但气节比铮铮男子坚定。多次被暗箭刺伤,仍如鲲鹏展翅,志冲九万里高空。世态炎凉,朝夕变幻,不必为此苦恼。白云苍狗,彻悟后心情坦然。有机会居住在红蕉绿椰的土地,倍感欣慰。每一天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让人喜悦的晴朗山岚。 此诗牵扯两文人,一是鲁迅,一是胡适。 反鲁迅“几乎成了我的半生事业”,这句话苏雪林说过不止一次。查看她生平事迹和著作,鲁迅在世时少见她恶言相向。1928年3月,她将连印四版的《绿天》送给鲁迅,扉页写“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 沈晖《苏雪林年谱长编》引鲁迅日记说1928年7月7日二人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中初次见面,此后虽无往来,却不涉负面看法。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高度评价《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她说鲁迅小说用笔深刻冷隽,句法简洁峭拔,体裁新颖独创。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虽只出版《呐喊》和《彷徨》,却“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苏雪林第二天读报知晓。她在日记中写“彼与余素无关系,只以七八年前,曾替杨荫榆女士讲了一句公道话,匿名作文丑诋我,以后暗中伤害我亦有数次。固彼与余算立于敌对地位也。” 杨荫榆即杨绛姑母,当北京女师大校长时被鲁迅公开责骂。苏雪林日记没有公开,但是给蔡元培的信却被公开了。信中她大骂鲁迅。此信并抄录一份寄予胡适。1936年12月12日,胡适回信说他理解当中愤慨,但不同意攻击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说斯人已逝,应该撇开小节,只论其思想并注意当中几度变迁:“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苏雪林的喜欢与不喜欢 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可以仅凭直觉,可以基于缘分。抽丝剥茧后还可以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爱好、职业,甚至对方朋友圈等因素中寻找依据。物以类聚,一般人会往倾向于自己性格的人倾斜。但是逆反心理也经常出现,有一些人喜爱和相反性格的人一起,越是不同,越可能产生吸引力。 胡适的圆融风度和苏雪林的处事态度相悖,但她对他人品的敬仰一生不变。她爱恨分明,对不喜之物不假辞色。这种性格本可以在鲁迅的待人接物中找到共鸣,但鲁迅的刻薄杂文与左倾立场,又使她无法认同。鲁迅对胡适的嘲讽也让她难以忍受。 1992年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到台湾,工作重点包括访问九五老人苏雪林,他想要“当面问问她对鲁迅和胡适为什么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回答说鲁迅“人格分裂”。为何持续不断谩骂鲁迅,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陈漱渝访问她后写〈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题目感性,重心改变,访问到最后已在沧桑人生着笔。 扯远了,再回到〈狮城岁暮感怀〉四律第二首。1962年2月胡适去世,苏雪林写多篇怀念文章,引发反对胡适的文人抨击,笔战越演越烈,诗中的“毒蜮”指她心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文人。 《中国时报》主笔寒爵以〈《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证明苏雪林拥鲁,在反鲁的台湾戒严时期,此类告密可置人于死地。她如法炮制,投信治安机关,表明自己反鲁人尽皆知,反鲁即反共,引申说反对苏雪林者就是反对反鲁反共者。针锋相对,互扣帽子,彼此最后心力交瘁,没有人是赢家。 1961年,她因为不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迁怒胡适,在8月9日写信给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她是女人,“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林之受其沉重打击者凡二次矣”,又赌气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则亦已矣。”她无所惧,“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之食也。”但是一周后,她写信请胡适宽恕,说不逊之词,都因“恃宠而骄”。 引我注意是她早有到南洋念头。1964年9月,她来到短暂净土,在南洋大学工作一年半,依旧写文章,依旧做学术研究,依旧用功,期间没有听过笔墨官司。马新是福地,苏雪林安详地当一名学者。
9月前
《入戏太深》这本诗集让我对孙天洋的创作有了全新认识。最初,我是通过报章刊登的【城人小说】接触到他文字,感受到他叙事风格中那淡淡的怀旧感,以及对都市生活的细腻观察,既亲切又富有哲理。后来我才发现,他也是一位诗人,这本诗集无疑拓展了我对他作品的理解。 影视对白衍生成诗 《入戏太深》通过将影视作品的对白转化为诗,打破了叙事与抒情之间的界限。在阅读过程中,仿佛可以听见那些对白穿透银幕,再次以诗的形式在纸上回响。这种创作手法巧妙而新颖,不仅让读者回味经典的影视瞬间,还在这些对白之外感受到更为深刻的情感流动。孙天洋的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入戏感”,将电影中的瞬间与人们现实中的情感交织,使诗成为连接虚构与现实的桥梁。 尤其是诗集中的〈出息〉,以中国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的经典台词“板子挨出息了,往后就是个角儿;身上的功夫在,你的前程就在”为引子,升华为一段关于人生的深刻哲学思考。挨板子,不仅仅是为了成为“角儿”,更是对向往与坚持的执著;成为“角儿”也并非结果导向,而是在不断历练与投入中,早已成就了自己的“角儿”。 诗中通过“闲角”与“要角”的抉择,剖析了每一份努力背后的责任与信仰。“台上功架,台下血汗”点明了艺术之路的艰辛,也隐喻了人生中的韧性与担当。诗的后端将目光投向“唱到尽头”的终极思考,为那些以汗水与坚守书写人生篇章的人赋予了恒久的力量。真正的“角儿”,不是靠挨板子多少来定义,而是在平凡积累与风浪打磨中淬炼而成;每一步都是登场,每一滴汗水本身便是成就。 孙天洋用诗赋予这些对白新的生命,让读者在熟悉的影视瞬间之外,重新审视生活中的情感与记忆。他将对白转化为诗意的文字,不仅捕捉了银幕上的情感流动,也挖掘了现实与想象交织的内心世界。这种“入戏太深”的独特风格,让诗成为观照生活的镜子,提醒人们去感受那些常被忽视的平凡瞬间背后的深意。 文字和影像,成心灵映射 从【城人小说】到《入戏太深》,孙天洋以细腻笔触描绘都市生活,又以诗意表达探索情感深处,这两种创作风格的结合,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个性。他的作品既引发怀旧,又充满哲思,无论是熟悉的叙事,还是新颖的诗意表达,都带给读者深刻的共鸣与感动。 《入戏太深》不仅是对影视对白的诗意诠释,更是对生活、情感与艺术的一次深刻探讨。这本诗集让我重新认识了孙天洋,也让我更加明白,艺术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都可以成为我们心灵的映射。每一次“入戏”,都是一次重新感知的契机。 相关文章: 孙天洋·我们的不同 孙天洋/人生拾零 孙天洋/日常四行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