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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

2月前
午饭后开车上福隆港,斐仍得看版、赶稿,身心都不得好好休息。上福隆港必经的旧GAP路是观鸟人流连忘返之处,随着山路爬升,可以欣赏中低海拔到高海拔物种变迁的奇迹。19世纪末这条路上都是扛着锡米的苦力与牛车,如今多是扛着相机的观鸟人,偶尔也有打卡的游客。 在半山迎接我们的是三只赤红山椒鸟(scarlet minivet),一雄二雌,雄鸟浑身艳红夹杂黑羽,雌鸟则一身金黄缀以黑色,三只鸟在树冠追逐,展翅如花盛绽。还有缨鹃鵙(lesser cuckooshrike)、黑耳拟啄木(black-eared barbet)、褐背鹟鵙(bar-winged flycatcher-shrike)、古铜色卷尾出现。 没来得及好好欣赏,斐便收到电邮,不得不蹲在山路旁看版。副刊记者工作在新媒体时代,哪怕躲进深山里都要被编辑揪出来,我也曾经历过,38岁选择离职,就是想像林鸟一样,能活得神秘一点,在这个“over-connected”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秘境,等待有缘人就好。 【手札 #05】 Silver Park与咬鹃惊鸿一瞥后,回旅馆和斐吃午餐。福隆港餐厅选择不多,好些店只在星期四五六日营业,周二上山的我们能选的就更少了。随便吃了点东西再逛逛,走过小镇中心标志性的小钟塔交通圈,周围还有警局、邮局、诊所、马华支部,都是百年老建筑,警局上标示着1919,斐说,这是时间定格的地方,尽管没落,但难得清静,我也祈求无为而治,让山林鸟兽继续野生野长,下次带食材上来,自己下厨,不必再有什么网红店登场让人打卡。 殖民风的餐馆菜单有一页特别撰述福隆港历史,写道苏格拉商人、冒险家弗雷泽(Louis James Fraser)开发此山,1910年神秘失踪。后来新加坡主教到此寻找失踪者,意外发现好地段,开辟避暑胜地,把山命名Fraser’s Hill,马来语Bukit Fraser,纪念最早的开山者。边吃边想起鸟友曾说福隆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因为这层渊源? 不过后来我在R.E.Hale于2018年出版的《Fraser’s Hill and Lewis J. Fraser of Singapore》读到截然不同的故事,失踪传奇对他来说是胡说八道,当今马来西亚制作的官方旅游宣传品以讹传讹,甚至连人名都搞错,到都赖(Tras)开采锡矿的弗雷泽是Lewis James Fraser,不是Louis。此人出生于大英殖民地新加坡,1岁的时候随家人回英国,长大了才又重返东南亚,先在新加坡经商,但生意失败被控诈骗,坐了牢,减刑出狱后才来到马来半岛,在雪兰莪与彭亨边境东山再起,在锡价最好的时期赚得盆满钵满,约于1900年回返英格兰,没有失踪。但奇怪的是 ,作者完全没找到弗雷泽的肖像。 至于中文命名,此地早期又称“白须港”,Hale描述弗雷泽蓄着招牌白胡,华工都称他“白须公”——读到这里忍不住发笑,上山前和斐在新古毛一家华人餐厅吃了一条清蒸鲶鱼“白须公”,非常好吃,老板说是附近雪兰莪河水坝蓄水池里野生的新鲜河鱼——没有不敬的意思。一座山为何称为“港”,有说是因为开矿形成矿湖,湖边小镇有此“港”称,或是广西人的习惯,无关港主制度。至于福隆,除了好兆头,还可能是因为曾有一家名叫“福隆”的矿场或一伟大的包工头叫“福隆”的缘故。 这些近代历史还未被好好梳理与记载,好在山里的鸟种,在年复一年的福隆港观鸟赛中,被世界各地的观鸟高手详细纪录了下来,此山或许是全马鸟类数据最详尽密集之处。 【手札 #06】 福隆港人烟密集的地方除了洋燕(pacific swallow)、无所不在的鹊鸲(oriental magpie-robin),还有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白腿叶猴(white-tighed surili)。回房的时候,发现纱窗歪了露出一条缝,房里基本没被翻动的痕迹,只是少了三合一咖啡、茶袋与砂糖奶精。斐怀疑是一只小猕猴干的案,后来真的在阳台见到它从楼上拿了私货下来,与落地窗内的我俩面面相觑,一边还吮着它的战利品,但很快便知难而退。 午饭后我们拐入Jalan Majer散步,路旁密林间有溪流,高原天气凉,中午时分鸟儿仍很活跃,几只金头穗鹛(golden babbler)摘竹叶忙筑巢,还有绿翅短脚鹎(mountain bulbul)、山雀鹛、大仙鹟(large niltava)雌鸟与羽色蓝黑相间特别抢眼的蓝䴓(blue nuthatch),这便是所谓的“bird wave”吧,一群不同种的鸟类集体出动,有的吃果子,有的待吃果子的鸟儿惊扰虫子现身再出手,仿佛鸟的浪潮也有先素后荤的顺序。 这波鸟浪很快来了一只样子滑稽可爱的长尾阔嘴鸟(long-tailed broadbill),它黄色的头颅仿佛戴了顶黑色假发,就日本搞笑节目里常看见的那种,扁平如马克笔涂彩,加上一脸专注表情就更反差萌了。它在相当靠近我们的树桠上抹嘴巴,斐笑它跟我一样特别爱现,枝桠间飞飞停停,多角度让我们拍照。 接着是一只大青鸟,火簇拟啄木(fire-tufted barbet),粗壮的喙与额头之间长出长长的毛,尾端呈橘红色,“火簇”顾名思义。 隔天早上我一个人逛的时候,又在同个地点见到一只火簇,在树上发出哔哔哔的叫声,再飞入地下一断剩成人高度的枯木的洞中,一定是只育雏中的亲鸟,旋又哔哔哔飞走了。在福隆港散步途中,我和斐一直听见一种让人很在意的蝉噪般渐大的声响,山林里此起彼落的,却一直找不到主人,结果我是在回到平地整理照片比对鸟种的时候才愕然发现,那正是火簇拟啄木的歌声(song),与其鸣叫声(call)大大不同——在密林里,耳朵比眼睛重要。 在群鸟觅食的浪潮中,一只红头咬鹃雌鸟悄悄停歇在与我视线水平等高的树杈上,我镜头对着她,她也好奇地扭头看我,斐也拿出手机拍照,难得的近距离。与雄鸟不同,她的头呈棕褐色,胸前围着一条毛茸茸围巾贵妇似的,并不急着吃东西。几个小时前与怡保的Leong大哥千辛万苦才引出一只雄鸟,几个小时后与斐随便散步竟不期而遇碰到雌鸟,两种截然相遇模式,不正是自然探索方法论色谱的最两端吗?无论何者都是美好的因缘。其实,哪怕没碰到,也是一种修习,比如福隆港的看板鸟——银耳相思鸟(silver-eared mesia),这次便无缘一见。可以浪漫想像错过也许是为了下次相遇的喜悦作准备,当然也有鸟友表示,因为气候变迁,福隆港的银耳相思鸟越来越少见了。它们一般生长在海拔900至2000米地区,若气温持续上升,福隆港的1200米也不够为这种美丽的鸟儿降温了。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它们唤回来?缺乏专业知识,我没有答案,但肯定那绝非播放鸟鸣录音或设几个喂食点可以办到的,必然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盘规划与指导原则。 【手札 #07】 次日大雾,露水困在山谷中,随风形成雾偶尔落作雨,我起个清早,不抱期待再走一次Jalan Majer与Jalan Richmond,惊喜还能看见好几只大黄冠啄木鸟(greater yellownape)、白喉扇尾鹟(white-throated fantail)、山皇鸠(mountain imperial pigeon)。在看似荒置了的Singapore House度假屋外,五六只长尾奇鹛(long-tailed sibia)在三四十米高的大树上觅食嬉闹,叽叽喳喳,初以为是什么鹦鹉。距离太远,完全无法拍摄与观察,意兴阑珊离开之际,却又在斜坡水沟旁看见前天与斐一起见到的白喉短翅鸫(lesser shortwing) 。这只雌鸟老神在在,沿着沟渠跳跃,但也许是我因它那两道白眉而带入人类主观意识才羡慕起它的精气神——也许于它而言,这不过是稀松平常的活动方式。 最后回到溪流处,几只栗头噪鹛(chestnut-capped laughingthrush)就在眼前觅食,它们像是画了白眼圈的小丑,刻意笨拙地在低处现身,是这趟旅行最常见的明星鸟。尾随着噪鹛的是几只长尾奇鹛,也许就是不久前才在Singapore House见到的那几只,特意降到了几乎让人唾手可及的高度,我才终于看清了它的红眼睛,但很快,它们又窜入树冠,叽叽喳喳聊天去了。 山上有超过300种鸟,匆匆造访,我见到的不足十分之一。观鸟让人痴迷,使人上瘾,爱鸟的美国小说家法兰岑提出他的“鸟问题”,经常为一只稀有的鸟儿振奋不已、做足功课,同时自嘲婚姻危机、母亲去世与新恋情,走上观鸟之路成了他感情生活的分水岭。于我,走上观鸟之路是职业生涯的分水岭,我没他那么drama,也没有他所处的庞大英文阅读市场支撑,我只想任性一次,试试看能不能在欧亚大陆最南端,做一个认真观鸟与写作的人。 法兰岑的鸟问题也包括为辨认错物种而羞惭,我也经常将枯叶或树枝误认作鸟,放大一看才知道自己“草木皆鸟”了,有时还会把机器发出的噪音误判为鸟鸣——怎么可以不怀疑呢?澳洲琴鸟(lyre bird)就能发出各种机器的声响。而大部分的鸟都害羞且擅于隐藏自己以保护色。观鸟之旅往往既期待又容易受伤,有时走半天一只鸟也不见踪影,却在决定离开的时候飞来难得一见的物种。有时有好开局,之后颗粒无收,像一场烂尾的球赛。 总之,没有“包吃”的旅程。
4月前
2025年5月26-28日 20-26°c 阴天 平均海拔1200公尺 【手札 #01】 托一对怡保赏鸟夫妻档的福,在寻找福隆港明星鸟——红头咬鹃(red-headed trogon)的时候,我们在Bishop Trail步道入口悬崖边的一株小植物里发现一对爪哇红翅鵙鹛(white-browed shrike-babbler)雏鸟和亲鸟。 雏鸟一动也不动待在枝桠里,亲鸟捕到虫子先在对面树上视察附近有没有危险再回到孩子身旁,举凡育雏的亲鸟都会这样做,而赏鸟人循此规律找到观察育雏的最佳时机。 机会难得,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才能让观察更趋近于真实,任何介入都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可是不观察又无法理解——两难的命题。不是有个笑话说,每个印地安人的家里都住着一位人类学家吗? 怡保大叔自我介绍叫Leong,10年来到福隆港观鸟上百次了,熟门熟路。他太太抱着一只可爱的博美犬。见我是J开头车牌,惊讶我大老远从半岛南部过来,但其实他们从怡保过来也不算太近。爱鸟人士,哪有怕远的?就是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啊。 夫妻俩以广东话沟通,对我则很自然讲起英语。无论新马,观鸟人士之间第一语言往往是英语,毕竟这是跨族群的兴趣,英语是最大公约数,但追溯历史,博物学最初也是西方随殖民扩张传播至此,留下最早的系统化记录。而我们所处的这座山,之所以会成为避暑胜地,也与锡矿开采的兴衰、英殖民者一战后在热带寻找高原开辟复原疗伤的hill station有关。在我们这块多语的土地上,单从一个物种的中英马来语(还有印尼语)俗称命名,就能看出许多好玩的文化性格差异,一如这对爪哇红翅鵙鹛,中文名字强调了地方与外型,英文俗名除了形容外表,还暗示了它具有伯劳(shrike)的凶猛与鹛(babbler)的好歌喉,马来名称burung rimba cekop belalang透露其林鸟的性质外,直译还有“林鸟蝗莺”的意思。如果我能懂一点淡米尔语或梵语,肯定会比较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Leong播放红头咬鹃鸣唱录音的时候,没有经验的我在山路上徘徊,有时走远了不知道是真的有咬鹃在叫抑或是听到了录音。拍鸟人常用录音与食物引诱特定物种,但这可能改变物种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毕竟每次鸣唱都要耗费鸟儿不少能量,远远飞过来还找不到伴,见到的是拿着相机的人类,不是很滑稽很悲伤吗? 蜿蜒山路两边的雨林藏着非常多娇小的鸣鸟,像是成群出没的棕胸雅鹛(buff-breasted babbler)、山雀鹛(mountain fulvetta),成双成对的黑头穗鹛(grey-throated babbler),与喜欢藏在树冠里的栗头鹟鹛(chestnut-crowned warbler)——在寻找某个明星物种的途中,总会意外邂逅许多不同物种。 【手札 #02】 福隆港平均海拔一千二百多米,山上物种与平地雨林里的大不同,只生活在高海拔的文背捕蛛鸟(streaked spiderhunter)在山里就很常见,在高山花圃中采蜜,因为爱吃芭蕉,又被称作芭蕉鸟,叫声很响,很容易循声发现它们的踪迹。长嘴又吃花蜜,不少人第一反应“那是不是蜂鸟?”但其实蜂鸟属于中南美洲独有的物种,在东南亚,吃花蜜的鸟儿有花蜜鸟(又称太阳鸟)和捕蛛鸟,而捕蛛鸟也捕蜘蛛来吃。会直接联想蜂鸟,许是大家常看的生态纪录片,总爱把蜂鸟塑造成看板物种,久而久之形成的印象,就像我们对各种创作的认识,总是先看外国的经典、时下流行的外国电影或小说,才在不经意(比如不小心读本地的中文系)的情况下,接触到一点本地创作。 城市鸟几乎都不会上山来,一只家乌鸦(house crow)、爪哇八哥(Javan myna)、家八哥(house myna)都没有,亚洲辉椋鸟(Asian glossy starling)倒是常出现在高高树木的枝桠上,但体型又比山下的要肥壮一点。不过在高尔夫球场边我还是见到了几只白眉黄臀鹎(yellow-vented bulbul),这种城市公园鸟出现在山上,可能是丛林颓败的迹象。 而我在哥打丁宜班底森林偶然才能遇见的古铜色卷尾(bronzed drongo),在福隆港山林里特别活跃,观鸟两日就见到不下七八只,还会模仿其他鸟类鸣唱,对观鸟初学者来说是极大的迷乱,还以为出现了什么别物种,肾上腺素七上八下 。 【手札 #03】 最终是在Silver park公寓外的一棵大树上找到红头咬鹃。老经验Leong持续播放鸟鸣录音,守株待兔,而我沿山路乱逛,遇到也按捺不住出去寻找明星鸟的Leong太。 当“呜、呜、呜、呜”的真实咬鹃歌声越来越近,一只红身白尾的大鸟越过山路窜上Silver Park的大树,就从我的眼前掠过,赶紧追到公寓外,大群燕子聒噪,在我头顶飞来飞去,抬头分辨不出属于哪一种燕子,低头偶有松鼠逃避我的目光,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更高处又传来咬鹃的歌声,才终于看见它,勉强用长镜头捕捉它的背影,那鲜红色的头扭过来,像是要告诉我它是一只雄鸟。静静观察一阵,才知道它鸣唱的时候会低下头,连同整个身体,尤其屁股都在发力,每一声都要震颤,长尾巴随着“呜、呜、呜、呜”连续顿音翘翘板似的摆动——鸣唱入木三分才能在这山里回响吧?难怪声乐老师指导我们合唱团的时候一直提醒,歌唱是全身运动,你必须善用全身上下的肌肉与腔体,才能发出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如刚出生婴孩的啼哭,一种赤子、原始的声音。 隔天我在山雾里发现一只金头缝叶莺(mountain tailorbird),大概拇指头大小的鸟儿,发出短笛似的高音旋律,乐句由几个半音阶升降组合,田园诗般好听极了,穿透迷雾,让我想起两个月前与斐在日本伊豆高原,清早窗外传来如歌的日本树莺鸣唱(Japanese bush warbler)——先是一个较低的长音,接着几个急促的百转高音,错落,悠扬。自古多少作曲家都曾借用鸟鸣创作,从韦瓦尔第《四季》、贝多芬《第六号交响曲(田园)》、大流士《孟春初闻杜鹃啼》到劳塔瓦拉《北极之歌》,欧洲常见的乌鸫(blackbird)、夜莺(common nightingale)、大杜鹃(common cuckoo)都是音乐缪思。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更是深深为鸟鸣着迷,写过《乌鸫》《百鸟苏醒》《鸟类图志》,简直就是音乐界第一鸟控。二战时期,梅西安被关入Stalag 8-A战俘营,写下《时间终结四重奏》,作品的起点是第三乐章〈群鸟的深渊〉,沉静凄美的单簧管独奏,他后来写道:“深渊(abyss)是时间的悲哀与疲惫。鸟声则是时间的反面,它们是我们对光明、星星、彩虹和欢快歌声的渴望。” 鸟声是时间的反面——反刍这句话,是不是因为每一只鸟的鸣唱,每一声啼,都记忆了一个物种几百万乃至上亿年的演化史?我们因而有机会听见某种远古的声音空间,一如遥望星空,每一盏星光都是千万光年的历史距离,一个星系的存在证明。 新马物种繁盛,鸟鸣交响,个人特别喜欢四声杜鹃(Indian cuckoo)“ti ti dol la”的四声旋律与节奏,最近每遇作曲家朋友,都会诱惑他们写首本地鸟鸣大合唱作品,或舞曲,一定很好玩,也一定会跟欧洲中心那些作品不一样。 【手札 #04】 斐在丹绒马林就有点喉咙不舒服,依大讲座结束,我们到新古毛过了一夜,集装箱组成的Sarang by the Brook旅舍很有风味,窝居的概念,只是夜里壁虎声扰得斐无法安眠。旅舍主人Chen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10年前选定这个距离吉隆坡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开展新事业,离开城市喧嚣,经营旅舍也带团走山玩激流。他养了五六只猫,都很愿意亲近人,我一蹲下来,小猫便躺下翻身露出肚皮,十足的信任。看见猫,斐也精神了一点,但有只小猫太缠人,跟着斐到房里,躲到床底下,最后得我出手把它抱出去。 在新古毛没太多时间观察周遭生态,但集装箱旅舍就在山脚下,旁边有溪流,吃早餐的时候,目及一株大树上有头马来亚巨松鼠(tupai kerawak hitam)跳跃,几只文喉鹎(striped-throated bulbul)一直在旅舍范围内发出鹎族招牌的类似电台转频的歌声,越过溪流远处的枯树上还出现了两只黑枕黄鹎(black-crested bulbul)和一只小须凤头雨燕(whiskered treeswift)。 不过我也观察到几只黑头鹎(black-headed bulbul)在嬉耍,它们喜欢生活在森林边陲或次生林,如果数量多起来,可被视为林野自然状态颓败的象征。犹记第一次在新山附近至达城的公园里见到黑头鹎时的振奋,但在认识它们与森林的关系后,每次相遇,我都难免忧心。这算不算是庸人自扰?(明日续完)
4月前
5月前
树木曾经是人类的家园,庇护所,先民从那里取得各类基本的生活所需:果实、嫩叶充饥;树叶、树皮蔽体;以树枝为器械工具;从树身获得减轻病痛的物质……从人类诞生,树就与人相栖共生,须臾不离。后来知道叶子进行光合作用,我们提供二氧化碳,它为我们制造生命必需的氧气,彼此为生存最基本的活动——呼吸——密切协调与配合。 在文明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树木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一切,几乎是粉身碎骨。木材成为各种建材,纸浆的材料。从树根、树皮、树叶萃取医药制品。它的汁液:树液,被陆续发现多种用途。比如桦树汁是公认的营养丰富的生理活性水,还有药用功能;南美洲和中国的贵州,云南一带有一种牛乳树(Couma macrocarpa或Brosimum utile),割开树皮流出白色乳汁,色、味、营养都和牛奶近似;巴西还有一种能长石油的香胶树,也称柴油树(Copaifera langsdorffii)树液简单过滤,直接可当柴油使用。而甘蔗的汁液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甜美,橡胶树的胶乳成为不可或缺的工业原料,这些都是生活常识了。 树木还守护着地球,抵挡各种天灾,防止水土流失,使生灵拥有一片赖以生存的绿色沃土。 而它有自己的生命历程。长年伫立野地,遭受雷电风雨,虫豸鸟兽的侵袭,它的躯体避免不了损伤。当树身出现断裂,树木会启动自身的防护机制,分泌某种树脂密封伤口,防止真菌入侵和杀死昆虫。在高等植物中,据知约有10%的科属能分泌树脂,其中2/3分布在热带。松香、琥珀、安息香(甘文烟石),沉香等都是人们熟知的树脂种类。 许多土著唯一的光源 有一种被我们叫做“达玛”的树脂,曾经做为游击队在雨林坚持斗争不可少的天然物质之一,因为我们藏粮缺少不了它。 为什么游击队的藏粮能够下地秘藏超过10年不坏?主要靠“达玛”的树脂起着与外界的水分、潮气的绝对隔绝。我们以白铁板和不锈钢打制成各种大小不同的四方桶。存入米、糖、盐、油、药物,甚至枪械等。铁桶制成后用砸碎的“达玛”树脂,加入适量的柴油,混合后烈火煮成乌黑而粘稠的,类似铺路的沥青油膏,趁热将油膏均匀涂遍铁桶,再把事先裁剪好的塑料布贴在铁桶外皮。确保桶和塑料布之间熨帖没有气泡。这样的藏粮桶埋入地底十余年不会锈蚀腐坏,粮食得以完好保存。 能源源不断获得“达玛”树脂,是因为热带雨林里有一种达玛(Agathis dammara)的巨树,属于龙脑香科或南洋杉科(Araucariaceae)的特殊树种,也被称为达玛脂树、南洋达玛树。生长在海拔300至1600米的山地。树高可达40至65米。树干笔直,圆柱形,直径达2米以上;树皮呈灰色或红褐色。表面光滑或呈鳞片状剥落。达玛树受伤时,会流出液体封闭裂口,树脂沿着树干流下,接触空气后产生化学作用,凝固硬化,有的附在树干,有的掉落泥土里,长期埋藏后部分硬化或呈半石化形态,属于柯巴树脂(Copal)的一种。这种被称为达玛石(Damar Batu)的树脂分散在树头周围,黄褐色和棕黑色,大小各异(从1厘米到20厘米),质地坚硬。我们曾经在一棵达玛树头,采集到几十公斤的达玛石。 除了藏粮用途外,在缺乏照明器材时,它曾为我们点亮雨林的暗夜。有一回我作为山路交通队的一员,突破重重险阻,在半岛密林里和突击队成功接头。在欢庆晚会上,我们把达玛石捣得粉碎,在火塘旁烘干,装入十余支人头高,手臂般粗的干竹筒里,逐一点着,游击山头,霎时环绕着营火般的光明。 我们都知道,达玛石是游击生活中极为有用的东西。但对它名称的由来,却不甚了了。我甚至以为,达玛树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对它的命名,好像把黑桫椤叫做“山萝卜”,把鸟巢蕨叫做“马骝爪”一样。直到我阅读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的《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里头写道:“山丘上部有一大片树林,内有许多生产达玛树脂的树。巴占岛上有几个小村的村民完全靠搜寻这种树脂维生,他们将树脂敲碎,填入棕榈叶制成的一码长管子中,制成火炬,是许多土著唯一的光源。有时这种树脂会聚成10或20磅重脂团,或附在树干上,或埋藏在树脚地下。” 哦,它真就叫达玛树啊!达玛在印尼文里就是树脂的意思。达玛石的用途不单是照明,还是油漆和清漆的原料;防腐涂料;处理成糊状,能涂在木制渔船上作为防水密封剂和防污填缝剂;还可制作熏香、天然驱蚊剂等。 作为藏粮铁桶的涂料,却只能是雨林游击生活赋予它的特殊功用了。 由于对雨林的乱砍滥伐,达玛树的数量正在急遽减少。因此,达玛树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IUCN Redlist),并被列为易危物种。
5月前
1854年,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1823——1913)第一次来到本地,兴奋地开始了他收集甲虫、蝴蝶、鸟类等并制成标本的旅程。随后续程在马来群岛考察8年,见识各地的地貌、种族、民俗,记录了超过12万种的热带生物。他在《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里,对热带草木有一个小总结:“热带植物发展到极致,典型特征是优美多变的叶,而非鲜艳的花。”“赤道地带的森林或疏林草原,都披着清一色的绿衣。你旅行数小时,甚至数天,始终逃不开一成不变的绿。各处花朵难得一见,只能偶尔惊艳。”这与我在雨林里的见闻相吻合。除了在大河边的平野,看见过开满枝丫的橙黄色的无忧花;另有一些姜科植物会在湿地盛开艳丽的肉质的花朵;还有一种叫做狭瓣暗罗的小乔木,从铁灰色的挺直的树干,冒出一簇簇殷红绚烂的花朵,仿佛一株着火的树——这是雨林里特有的“老茎生花”。其他开花的植物并不常见。 如今,各种花卉从世界各地被引进,姹紫嫣红,争妍斗丽,极致地美化我们生活环境。但,黑色的花朵仍是十分稀罕。 在雨林深处,阳光稀薄的林荫下,溪涧旁,却长着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受花神眷顾,不只能开花,开的还是少见的黑色花! 作为薯蓣科蒟蒻薯属的草本,学名Tacca chantrieri的箭根薯,有着粗壮,近圆柱形的根状茎。叶片长椭圆形,宽7-14厘米,长20-50厘米,尾端尖。黛绿色的叶面光滑,脉纹分明。叶面光滑,叶尾尖,在低海拔阴湿的环境下,有利于排除多余水分,保持植株干爽。在东南亚热带地区以及中国的广东、云南、广西一带不少见到它的踪影。 它最吸人眼球的,是被一支细长的花柄支起来,造型奇特的紫黑色花朵。最外侧是薄片状,被人们误以为是花瓣,却是一个花序的花苞,4片分上下两组,两片比较大,绽开如蝙蝠展翅。从中间吐出十几根柔软的,由小苞片演化而成的,猫咪胡须似的细长丝状物。而真正的花瓣呈伞形,像小豆子或像小铃铛聚集在中央。每朵花分别有6个花瓣,每个花瓣当中包含颗粒状的雄蕊和雌蕊。除了那十几根细丝呈淡青或浅紫,整朵花就像披着一袭紫褐色的黑袍。 神奇的消肿功效 她怪异的形态也颠覆了一般花卉的娇俏秀气,取外形肖似被称做蝙蝠花、老虎须、招财猫……甚至魔鬼花。 而我们叫它却简单,实际多了:水田七。因为生长在溪水边,并具有中药材田七止血散瘀、消肿止痛的功效。 那是一次工作小组出发,野营驻扎下来,分配同志去找木柴,生火煮炊食,烘衣服。刚巧有一株直径八九吋的直立的枯木,动手便锯。欲断不断之际,有人起脚猛踹,离地两三呎的枯树干往下直坠,正正击中站立旁边的一位女同志的脚盘!她顿时抱腿跌坐地上,脚板霎时淤黑浮肿,鞋子再怎么也穿不进,更是寸步难行。当时出门在外,携带药物有限,医务员根据经验,务必先消肿散淤,才能做后续处理。这时,有同志说起一个匪夷所思的听闻,一位女同志在捡野果时,受到野象攻击,被它的长鼻子卷起,放下,再卷起放下共3次。然后调皮的野象施施然离去,那位女同志虽保全性命,却全身浮肿瘫在地上,动弹不得。当时即是依靠水田七——而且仅需单方——消肿。于是我们赶紧下水沟底挖取了水田七的根状茎,剁碎了用它的大叶子包裹,在灰烬里煨热,直接包敷在伤处。第二天一早,伤者瘀肿尽消,脚盘上爬满深深的皱痕。 箭根薯的资料也有介绍,作为集观赏和药用于一体的珍希植物,它的根状茎确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奇怪的是,却都没有提到它更神奇的消肿作用。 每当我在树林里的小涧旁,总会下意识地搜寻它的踪迹。在植物园里流连,在走道旁,花圃里看见它——长得茂盛苍郁的成片的箭根薯,水田七,它那些高高挺起在绿叶上,宛如展翅欲飞的黑色花朵,那段浓荫覆盖下的日子,各种艰辛,各类离奇,不期然就浮现脑际。如若有朋友同行,更不忘述说那次亲历,介绍它神奇的消肿功效,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
6月前
“让我们彻夜狂欢,直到西必洛的人猿赶我们回家!”长得有点像本地作家许友彬,面色红润的主办人振臂一呼,宣告西必洛爵士音乐节(Sepilok Jazz Festival)正式开幕。不知道百年以前,人称“爵士第一人”的Buddy Bolden是否可以预见,这个以非洲音乐为DNA,糅合拉格泰姆(Ragtime)、压音和蓝调,意图与白人华尔兹分庭抗礼的乐种,竟然抵达世界另一端的婆罗洲雨林。 乐评人菲利普·拉金形容爵士乐为“20世纪上半叶对所有国家、所有有头有脑的人平等地开口的不可思议的暗语”。然而,时间过于久远,我难以想像爵士乐在美国遍地生花,最后在全球蔚为大观的历史进程。当广告板昭示作为雨林研究中心的西必洛即将搭起舞台,迎接几组来自不同区域的爵士乐团,我首先好奇的,更多是野性、自然、莽苍的雨林,究竟要如何与走过舞厅、酒吧、剧院,变化多端的爵士乐产生联觉效应。 山打根原本就是一个很爵士的城市,始终维持一贯随性,慢半拍的调性。音乐节的检票过程稍有疏漏,队伍越排越长,却不见有人抱怨。检票员临时想出解决方案,问题最终都会很神奇的,迎刃而解。会场内的椅子不成齐整行列,主办方默许听众拉着椅子径自围成小圈圈,几群人就这样分布会场四周。大家随心而为,维持着不必言宣的秩序。 暖场表演环节,年轻面孔轮流上台,经主持人介绍,方知他们不过中学生,虽然业余,却展现颇高的音乐素养。 始于黑人音乐的爵士强调重复,主持人邀请每个乐团派出代表,临时凑合成一个“爵士小乐队”(combo),萨克斯风、吉他、键盘、贝斯轮流来一次即兴(improvisation)。学生们先是稍显犹豫,却也能随机应变,渐入佳境。 突然明白为何音乐节售卖“2日通票”,因为强调现场感,享乐就在此时的爵士乐,没有一场表演是重复的,每个细微的变奏都是那场表演殊异的印记。接下来两个小时,一场又一场无懈可击的爵士演奏中,我第一次听懂村上春树所形容的“非得聆听现场演奏不可”、“需要观众以肉眼观察每个音符的浮动”、“切身感受他呼吸节奏后,才听得出价值的、内省式的”这种音乐。 【沙巴入阵曲】 MBTI大行其道的时代,如果要为沙巴人的性格划出一个粗浅印象,我想大概会是ESFP——外向、热情、务实、灵活。一首〈Tinggi-Tinggi Gunung Kinabalu〉前奏一响,听众席的沙巴人就像上了发条,开始鼓噪,呼朋唤友:“走啦,一起上啦!” 舞台前方的空地成为公共舞池,谁想上去跳舞都无任欢迎。卡达山舞者身穿全黑传统服装,领口的亮片反射璀璨光芒,双臂延展,手掌跟着节奏向上拨动,仿若一只一只自由的黑鸟。据说这个舞团曾获某个国际舞蹈艺术奖,常常远赴欧洲与各地舞者交流。 爵士音乐包容性极高 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越道地的,越国际——贴近草根的文化,很多时候反而要上到国际舞台才能回过头被本地人看见。刚抵山打根,总是抱怨这里是文化沙漠,相比起游客较多,更加繁荣的亚庇,山打根较难见到文化表演。然而,这个卧虎藏龙的山打根舞团向我证明,人只有在一个地方久待,才有资格稍作评论。 众人在相同的律动中起舞,从小听到大,近乎“第二州歌”的〈Tinggi-Tinggi Gunung Kinabalu〉是沙巴人心心相印的媒介。这个地方活成了马来西亚(甚至是整个大同世界)该有的样子——每个族群都保留其独有身分与特色,与世界交朋友时就尽情挥洒,同时欢迎每个人加入,谁都是其中一分子。多元即是这块土地最强的软实力。那个当下,我竟然鼻头一酸,眼泛泪光。 紧随传统舞之后上台的是沙巴本土乐团LeLucky。牛仔外套,内衬黑色背心的双主唱要求观众站起来随音乐起舞。给我摇摆,其余免谈!曾在林佚的文章中读到,有些旧时的中国学者批评跟随爵士乐起舞的风气——“就像神经质的痉挛”——这评价虽偏激,放在眼下的纵情与尽兴,倒也挺说明情况。 LeLucky为配合主题而改编的歌加入大量blues note却不让人感到一丝忧郁,间中还大玩起爵士的“调动与回应”(call and response),时而用口技模仿唐老鸭演绎怪诞滑音,时而指挥听众应和演唱。知了高频且持续的鸣叫成为背景伴奏,观众席偶然闯入稀奇的蝴蝶与蟋蟀,恰似一首爵士乐当中,那个美丽的错音。现场感染力极强,整座雨林为之舞动。 【来自槟城的匠人爵士】 LeLucky的恣意癫狂之后,我为下一组表演捏把冷汗。来自槟城的爵士乐团Tonal Alchemy开场即冷场,主唱不及LeLucky双主唱幽默,键盘手兼团长更严厉要求技术组不要喷干冰,场面一度尴尬。 然而,就在乐手彼此使了眼色,表演正式开始之后,我见证了这组乐团如何仅凭高超的音乐技术,没有一丝紊乱的紧密配合,逐渐炒热现场冷淡的气氛。音色剽悍的女主唱、节奏迅猛打法灵活的鼓手、最重要的还有方才训斥技术组的白发团长,他的指尖飞快起舞,切分音、减和弦、八度跳跃,以及种种语言无法穷尽的技法,简直就是一场落在雨林的七色雨,滴在观众空白的心灵画布,至终完成一幅印象派大作。 It’s all about Jazz. 相对于LeLucky流行意味较浓的表演,Tonal Alchemy每一首歌都有jazzy touch,早已深入人心的歌曲来到他们手中,都会被爵士这个乐种收服,以致听众遗忘了原曲的风格。他们的表演没有狂欢舞池,走的是不同的表演路径与表现手法,引领听众抵达同样陶醉忘我之境。我们在二四拍掐指、点头,节奏不断加速,像一阵越刮越紧的风,热烈得令人惊讶。听众席上难掩激情,过瘾的欢呼声此起彼落,让我想到Eric Clapton在MTV Unplugged演奏〈Layla〉即兴时,因为颗粒分明的弹奏,那一声被收音器收录到音轨里的,观众情难自禁的“Whoo!”。 这组乐团就像那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传统匠人,熟知规则,打破规则,不追求明星排场,只想退一步专心演奏,所以获得全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standing ovation。 【和鸣与相融】 酒杯降临。夜色中 唯一清醒的纸镇 ——陈子谦〈夜歌——给Fabien Wong〉 音乐节的酒水畅饮,可以喝的举杯互敬,微醺听爵士;不能喝的则尊重对方,心中修行不会因此动摇。所以才说,这里活成了马来西亚该有的样子。或许也可以换句话说,马来西亚人民的相处,也应该多一点jazzy touch。就像爵士乐的精髓“多重节奏”(polyrhythm)——不同声部不同节奏,皆在同一首歌中起伏变化。 著名爵士乐手Gerald Clayton说过:“许多事物都有内部联系,即使他们表面上各自存在。”爵士音乐因其极高的包容性,成为一个随着时间而丰富起来的乐种,落地拉丁,即衍生出bossa nova 、cha-cha、mambo…… 那一个舞池中,有专为看人猿远道而来的阿根廷与哥伦比亚人。是次西必洛爵士音乐节成为他们旅途的惊喜变奏。于是澳大利亚人声合唱团SOULCUTZ不知事先安排,抑或是即席插入,为他们呈献了拉丁风情的〈Sway〉:“When marimba rhythms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高个子洋汉发现自己已成全场焦点,所以哪怕四肢不协调,还是使出毕生所学的有限舞技,用力扭动,身体越扭越弯,整个后背几乎要触地。 毫不害臊的高个子开了个头,抛出的砖引来更多的玉,更多人接着加入其中。白衣白帽白裤子的主唱风度翩翩走向席间,邀请身着高贵礼服的女士上来共舞。女士先是一阵婉拒,最后还是应允,一旦上台,无论男女都要忘情投入。影子凌乱,一夜狂欢。 进而想起爵士是曾经打破种族区隔现象的混血音乐。Nina Simone说过:“爵士是白人对黑人音乐的用语。我说我的音乐是黑人古典音乐。”剖开爵士乐的内核,自然无法对那一段沉痛的历史视而不见,那原是丧葬之曲,刻录着多少贫穷、不公与生命挣扎的记忆。然而,虽然时代多变,有一种爵士精神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即是她的有容乃大,对爱、对自由、对热忱、对理想、对美好世界的普世追求。 适逢九月天,SOULCUTZ 选唱了Earth, Wind & Fire的〈September〉作为结尾—— Hey, hey, hey Ba-dee-ya, say, do you remember? Ba-dee-ya, dancin’ in September Ba-dee-ya, never was a cloudy day Yes, I will remember. 记得那一夜人猿与我共舞。 记得那一夜雨林的迷醉与癫狂。
7月前
9月前
9月前
9月前
惊诧! 因为探友经过一处组屋楼下,被走道旁几棵棕榈拉住了目光——怎么会是它? 我不可能忘记,这种生长在密林深处,被我们叫做“榈檬”的植物,它曾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于我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一忆起,不由得全身一紧,后背寒气蹿升。 没错,确是它!比碗口还粗的茎干,笔直向上,高二十多米。与其他棕榈科植物,如狐尾棕、槟榔、蒲葵等不同,它丛生,七八株紧挨着生长。最抢眼的,是主茎上密密长满几十毫米长的尖锐黑色刺!仰头望,它主茎再无任何岔枝,树冠呈优雅的圆拱形,羽状复叶如椰叶般,在高空中摇曳,招展。长达三四米的叶柄,也都覆盖尖刺。 低头环看四周,是否有枯萎掉落的叶柄,或椭圆形穹隆的木质鞘。因为它们浑身长刺,隐在灌木草丛里,曾被误认为是野猪,挨过猎手的子弹。而它更是我梦魇的由来—— 一次行军驻营分配下水沟背水,水袋水沿背脊泄流,地湿溜滑,我失控在斜坡上摔倒,为支撑身体,手掌按压在榈檬落地的木质鞘上,上百根尖利的黑色刺,统统扎进我的手掌心! 这里是组屋邻里,走道旁人来人往的,我当年的梦魇,会不会成为居民眉睫间的威胁?! 这浑身长刺的棕榈树,据知本地有两类。一种叫Bayas棕榈(Oncosperma horridum)又名尼邦山棕榈。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海拔300-1000米的低地及山坡。另一类是Nibung棕榈(Oncosperma tigillarium)。Nibung,印尼语中的意思就是刺。东南亚和马来群岛沼泽地,红树林常见。它们都是一丛多棵簇生,都有高直瘦长的茎,除了Bayas树皮灰褐,质地粗糙,而Nibung茎色较浅,也比较光滑,都一样布满尖刺。 这些尖刺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被伤害或砍伐吗?这两种带尖刺的热带棕榈,不细察外观其实差别不大。乡民们干脆叫它榈檬树,大概从Nibung音译而来。 榈檬树主茎的木质不只坚硬,还具有耐潮湿,抗海水腐蚀的特性。加上二三十米笔直无分岔,把茎上的尖刺削去,成为沼泽地区建筑物绝佳的建材。去过奎龙kelongs(浅海捕捞或养殖鱼类的木制结构)的朋友会发现,那一根根几十米长,直插海底的木桩,就是“榈檬”的主茎。在马来半岛乡区,一些养猪人家就地取材,把它的主茎剖开成片,削去髓芯,铺做猪寮的地板。因为猪只需要天天冲洗,“榈檬”耐潮湿,久用不坏。 既是护卫也是威胁 而它那吓人的,长可达10厘米,让我吃尽苦头的黑色刺,甚至都被山地部落用作狩猎的喷箭了。 榈檬的木茎是直纹的,截一米多长,削成一根根直径吋许的尖刺,比刀尖更锋利。雨林游击队采用它,装置在哨站前的陷阱里,地表经过伪饰,一旦军警摸营,或是野兽趋近,一头就栽下这被称为“山猪湖”的坑洞里。但就像地雷一样,既是一种护卫,也是一种威胁。曾有哨兵由于疏忽,失足掉落“山猪湖”!我所在的队伍里,就有一位战友,因此而一条腿严重伤残。他跛着脚艰难行走的身影,警示着“山猪湖”的恐怖。它也比装置地雷花功夫,后来就不再采用这种军事设置。 榈檬也有温柔的一面,在它高梢,在叶子伸展处,像椰树一样,砍倒下来,从那里能够剖出米白色的榈檬芯,连生吃也爽脆清甜。用它煮咖哩,在荒山里跋涉饥肠辘辘之际,它就是雨林奉献的一道可口佳肴。与竹笋,臭豆并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雨林野生的食材。 据知在繁华乌节路的尽头,总统府入口两旁,耸立着几簇尼邦棕榈树。特地跑去探寻,还真是。侧身在浓密的热带绿丛当中,它们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它们却在讲述一个光阴的故事,眼前这个红尘滚滚,寸土尺金的地段,不过百余年前,曾经是荒芜的沼泽红树林。 而植物园的湖心岛,也有栽种榈檬树。它身姿婀娜,枝叶婆娑,丽日蓝天下翩然起舞。脚步匆匆的现代都市人,难得坐在湖畔木椅子歇脚,眼前的适然,恬静,抚慰着为生活奔波而焦躁的身心。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组屋邻里的楼下。有清洁工人天天收拾枯枝败叶,安全无虞,看来是我多虑了。
10月前
编按:海凡写过不少马共题材的作品,去年出版的《雨林的背影》却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尝试用虚构手法呈现的马共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海凡的14万言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读后,觉得自己跟着战士的脚步到森林里走了一圈,在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最后大家汇集在村边,商量建村事宜,重新了解彼此。作者文笔优美,写情写景均妙笔生花,阅读这些美文也是一种享受。在男性阳刚主导的战场,作者作为男性,意识到艺术毕竟有异于战场,对女战士那些不轻易宣泄的声音,投入大量的关注。作者以写实的笔调为主,不时穿插意识流的时空交错,过去与当下相互交融,把马共书写提到新的艺术高度,无疑是一本具标杆意义的“马共文学”著作。 这里要谈的是另一件事:感觉上,这好像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是战士,还是革命者? 《雨林的背影》写的革命战争对生命的试验,然而结尾却乖离了这个主题,以致整篇不能一气呵成。前部分写尽马共游击战士的气吞山河、九死一生,彩笔描绘雨林的温柔与暴戾,最后结局的几篇突然出现变调。凛然大气消失了,主调嘶哑了,异化现象相继出现。作者想要暗示什么,肯定什么,无从得知。领导人变成了迫害者,要战士拿着火红的“焖鸡”去烙自己的老婆同志。“建立共和国”变成了建立自己的村庄,“敌人”变成了供应者,枪支在爆炸声中变成了废铁,理想不再挂在口边,关于生活的安顿、婚姻、生孩子、职业等等,成为切身的事物。 似有幻灭的感觉。 历史当然就是这样,我们都晓得,然而文学也必须这样处理吗? 小说应遵循自己的格式,发挥格式的力量,解答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停战是否意味着目标已经达成?战斗是停止了,革命是否也不再前进?和平条约的签署,是否符合战士的期待?正义和平等也都解决了吗?停火是因为矛盾解决了,还是在战场上失败了?缴械下山是上头的命令,战士自然需要遵从,然而战士对战斗的诠释也是一样吗?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 如果“革命”是指“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那么,战斗显然不同于革命。战士离不开枪,革命者却可以没有枪。战士出现在战场上,革命者可以出现在和平的地方。战士靠武力取胜,革命家要以人格服众。 书中许多予人好感的战士,到底是战士还是革命者?他们下山后还有故事吗?如果还有,那么,下一本革命的故事该怎么写? 海翎上队前的丈夫林岳,在她下山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认为,是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它提到殖民主义者退去后,马来亚已没有了武装斗争的条件。因这个观点,他当年备受批评,他也选择不上队,但也没当逃兵,而是继续留在农村搞“合作社”,预告战斗不会走很远,暗示还有另一种革命的方式。 海翎将它一读再读,并拿出来与战友灵芝分享。然而作者并没有写到她对林岳的观点是认同还是持批判态度,也没有见她检讨自己当年的决定,而是侧重写她陷入跟林岳破镜重圆的期待。这样的处理也许忠于他的模特儿,却错失了突出主题的机会。 马共的故事还有续集吗? 下山后他们渐渐走进了新时代,大多已经老去,然而也有不少亲眼目睹了新时代的绚丽。组织不在了,然而追求平等正义的大气并没有消亡。“革命”似乎也还没有消亡,然而不等于武装斗争,而是包含更广泛的消除所有偏见。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合作最好,要打也奉陪。 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今可以调和了,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国籍的均可调和。只有霸权和人民的对立似乎无法和平转化。游击战的主题落伍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迅速逼近。除了一小撮要称霸世界的狂徒,绝大多数人民被绑在“国家”的船上。所有的船又被绑在一个攸关全体命运的共同体内。文艺界这时也酝酿开出一朵新花,无比的美丽。那个在《雨林的背影》里落空的主题,已不是森林战斗的情节所可以承载,将在这里得到延伸。 相关文章: 杨焌恒 / 当逝去的人成为你的背影
1年前
假日闲着画画,突然手机一响,孙子在另一端极其兴奋地喊道:“婆婆,我们今早看到了莱佛士花,好大好大哦!”“真的吗?”我高兴地问,也被他那激昂的情绪所感染。是的,莱佛士花——世界上最大的花也被称为“大王花”,虽然生长于我国热带雨林之中,但其隐蔽的特性却让它难以被寻觅,我的孙子确实太幸运了! 回想起这几十年来为了目睹这花王的风采,我和老伴好几次在山林中穿行寻找,但总是与它擦身而过。记得20年前听说务边(Gopeng)山林中可以寻获莱佛士花,老伴和我就约了几位好友,兴致勃勃地翻山越岭寻花去了。我们在崎岖难行的山林里,时而踏着潮湿的泥泞山路,加上水蛭、蚊虫的骚扰,忙乱了一整天,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老伴还不小心在途中被藤蔓绊倒,重重地摔了一跤! 我们并不放弃,刚好有位律师好友,在深山里建了一座水上木屋,犹如世外桃园。我们趁着拜访好友,两次上山寻找这花王的踪影,但几经周折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也许是出于同情或是鼓励,这位律师好友建议让他的原住民工人先去寻找,一旦发现这花的踪迹就会马上通知我们。果然几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就接到了好消息,我和老伴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飞奔而去。抵达好友的木屋时,那原住民小朋友说,他实在太累了就由妹妹带我们去吧。结果就在这十几岁的小女孩带领下,我们在山林中兜着圈子,摸索了好几个小时,结果还是失望而归。好友得知情况,立即开了几瓶啤酒为我们解渴再次给予安慰! 我的骄傲被否定了 我们还是不死心,随后又跟着自然保护学会到Belum雨林游玩,顺道再次寻花而去。我们十几个人浩浩荡荡,一路爬山涉水享受自然的美好风光,听听虫鸣和鸟叫声,途中凑巧碰到迎面而来的回归游客,打听之下他们说前面的几个弯就可以看到莱佛士花了,我们兴奋地随着指示拐了几个弯,可是越走越远知道拐错了方向,最终还是未见花踪,天色也暗了只好再次空手而归!我心里想该是与这花王没有缘分,算了吧! 一天有位客户带了只受伤的猴子到来诊所看诊,言谈间才知道她在务边经营旅游业,每当莱佛士花开时她就会通知客户,我赶紧向她要了电话。隔了几天电话果然来了,我和女婿赶紧扔下了工作,开车奔驰到10公里外的山林。此时山路正下着毛毛细雨,在原住民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走在蜿蜒曲折的林间小径,一路上感觉时间好漫长,心情更是忐忑,心想会不会又是一次的失望而归?就在此时,在阴暗的树林里,突然眼睛一亮,我那千辛万苦寻觅多年的莱佛士花就在眼前,而且不是一朵而是上下两朵,牢牢寄生在粗壮的树干上,红艳夺目绽放光彩。此时雀跃的心情难以形容,自然也少不了摆几个pose和拍照,更没忘记传送给正在国外工作的老伴。 这是个美好的经历也圆了我这十几年来寻花的美梦。我常把照片拿出来与亲友分享,一天我把这些相片拿给家里的印尼女佣观看,怎知道只看了几张她就淡然地对我说:“Aunty,这种花在我住家屋后,常会看到。”哇塞小姐,这十几年来我千辛万苦,几经周折所寻获并引以为傲的大王花,竟被她这淡淡的一句话,就把我的劳苦与骄傲全都否定了!我心有不甘上谷歌找一找。的确,印尼果然是世界上生长最多莱佛士花的国家。 自此,你说我还敢再把这照片拿出来炫耀吗?而至今老伴也似乎与这花没什么缘分。世间事物,来如春梦,去似朝云,一切就淡然处之吧!
2年前
张贵兴以描绘充满生机、人性、兽性,画面冲击感十足的雨林著名。他说:“写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所以住在砂拉越的人一定会觉得书里的婆罗洲不像砂拉越,因为我写的是文学上的婆罗洲。” 报道:实习记者 周艺敏 摄影:本报 黄安健 张贵兴的作品里,动植物具有人性,反而人物毫无遮掩地释放阴暗面。而张贵兴则用兽类的写法来描绘其阴暗面: “女人摇摆着肥大的屁股,发出饥饿的咆哮,用老虎的姿势爬入屋内。两个男子猜拳,站下半夜哨岗的男子仰着脖子发出得意的虎啸,也像老虎爬入屋内。”——《鳄眼晨曦》第六章 这类表达出人类对情欲的原始欲望,张贵兴回应这是他即兴式的写法。他没有想这么多,当时想这么写就这么写了。 “虽然写了很多动物,但我主要还是写人。动物在里面只是象征。”他也表示动物是一个衔接,但它有要表达的意义。好比《群象》虽然写象,但故事主要是一批共产党分子的命运,并且以婆罗洲濒临绝种的侏儒象象征他们即将灭亡的情况。 《猴杯》虽有只名叫总督的犀牛,却是一个家族侵占别人土地后发生的故事。总督象征华人在婆罗洲当地的顽强生命力,“猴杯”亦然。它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植物,可以在任何环境生长,从高山到平地,甚至火势刚灭的荒地,最早萌芽的就是它。张贵兴用犀牛这原始生命力所展现出来的残暴,和猪笼草顽强的活动力象征当地华人垦荒时的情况。 他说《野猪渡河》写猪,是因为小时候居住的猪芭村曾是野猪的栖息地,华人的到来使野猪被驱赶、饲养,当地变成“养猪的山芭”,久而久之就成为“猪芭村”。野猪渡河是当地的自然现象,每隔6、7年,野猪就会从婆罗洲西南部翻山越岭到东北部觅食,张贵兴觉得华人屠杀野猪就酷似二战时期日本人屠杀砂拉越的华人。 《鳄眼晨曦》则写了在生物大灭绝中顽强存活的鳄鱼。在婆罗洲的河流,经常发生鳄鱼吃人事件,张贵兴就用它可怕的力量和顽强的生命力来象征即使生物灭绝之后,生命力仍然源源不绝。“它(鳄鱼)同时代表人类犯下种种罪行,和历经浩劫之后,在黑暗中赖以生存的一线光明(从鳄眼里散发出来的,如同晨曦的光明)。” 怎么解读作品是读者的自由 将人比喻成兽,对张贵兴而言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却认为人兽确实存在共同点,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见得是比喻而已。他说,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里提到人和老鼠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张贵兴来说,人兽有时很难区别,甚至没有区别。 “人类都有阴暗、兽性的一面。我们是文明人,所以会把它压抑,不轻易显露。”张贵兴又补充,虽然人披着理性的外表,但内心一定有阴暗面。常人受到刺激,心理产生很大的变化,导致兽性发作,平时他们只是把面具戴得很好。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过,但社会上有很多“这个人完全想不到会做这种事情”的例子。人性的复杂值得探讨,张贵兴认为十分有乐趣,因此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将兽类融入,不会刻意思考这个应该象征什么,只觉得这个行为和野兽有点类似。 “很多人诠释《老人与海》的鲨鱼和马林鱼象征什么。事实上,海明威说鲨鱼就是鲨鱼,马林鱼就是马林鱼,没有什么别的含义。”张贵兴笑着举例,同时也觉得别人要怎么去阐释他的作品,当然是别人的自由。别人的阐释、解读,甚至误解,他从来没有辩解,因为他觉得作品一旦发行,它就不再是作者的物品。 “尝试去解读作品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别人要怎么看(我的书),我都没有意见。” 既然人兽很难区分,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张贵兴觉得是理性、文明、伦理,这些恰好就是和野兽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有些野兽(大象、狮子等)会避免杂交。“没有理性的文明,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反而)会和野蛮人一样茹毛饮血。” 写作内容并非一直和动物有关 张贵兴回忆起未到台湾求学前,他写的都是风花雪月、散文诗等和动物无关的内容。到了台湾,他写的短篇故事,同样与动物没关系,一直到《群象》才慢慢和动物串联。 《群象》的诞生始于砂拉越的诸多禁忌。当他来到台湾,读到很多当年被禁止的文献,包括砂拉越和砂拉越共产党的历史,发现与自己所知道的砂拉越有很大出入,萌生起想为砂共写故事的想法,《群象》就此诞生。 从《群象》到《鳄眼晨曦》,张贵兴以外来者的角度写砂拉越故事,使他能够看得更清楚,写得更深入。他以移民作家石黑一雄为例,他就是移民到英国后回头看故乡日本,看到了更广大的视野、更多必须去书写的东西。 “如果我没有离开砂拉越,我可能还会继续写作,但写的东西显然就不一样了。” 想像和记忆创造出文学婆罗洲 张贵兴坦言,其实自己没看过野生的犀牛,因为婆罗洲的犀牛数量少,且在非常内陆的地方,很难看到。他只看过象、猴子、野猪之类的,所以只能想像犀牛是怎么样的动物。而小时候常见的野猪,他也只是以目观察,不会特意画下来。 要观察大象也很困难,因为侏儒象主要聚集在沙巴东北部,他没有特别前往观看,全凭20年前的亲身经历和印象去写。“以前倒是时常去看林旺象,因为离我的大学很近。”他也表示自己写的婆罗洲不是地理的婆罗洲,而是文学的婆罗洲。 一开始他觉得书写婆罗洲十分独特,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写,因此被他称为“甜蜜的负担”。但写到《野猪渡河》时,张贵兴觉得自己到达了瓶颈,以至于后来写《鳄眼晨曦》时,除了写革命,他也透过火山爆发和生物大灭绝去接触全球气候课题,从婆罗洲连接到其他地方,扩大书写视角。虽然故事不会离开婆罗洲太远,但未来,动物灭绝、气候变迁等会成为他的写作方向,包括他正在写的一部新小说。 “还是有动物在里面。”张贵兴突然就笑了。 新作品的舞台会在台湾,源头在婆罗洲,动物将会是大象。大象来头不小,有来自非洲的草原象、西伯利亚的猛犸象及婆罗洲的侏儒象。虽然写象,但主要是写台湾的一群弱势女子。为什么会写弱势女子?因为在非洲有一支由弱势女子组成的护林队——阿卡辛加(Akashinga,绍纳语,寓意勇者),专门从盗猎者手里救下野生动物,尤其是大象。张贵兴觉得和台湾的一群弱势女子有相似之处。因此张贵兴在专访时再一次提到:“所以我主要还是写人。” 精彩的童年是雨林故事的原材料 张贵兴的童年离不开动物,有些动物甚至不请自来。肚子饿的野猪、把母鸡当自由餐的蟒蛇、路过的大蜥蜴、勇闯张贵兴家的穿山甲、入室盗窃的猴子、天上的老鹰、各式各样的鸟类……。要是一只只抓起来,他可以开一间动物园。比如每到晚上,家里会有很多鸟类跟随光源飞入,有些卡在篱笆眼,很容易就能抓起来,张贵兴想要养它们,但妈妈阻止了,因为张贵兴家有个迷信:不能囚禁、饲养自来生物,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至于野猪和大蜥蜴,有时候会到张贵兴家园吃他们辛苦种的木薯、玉米、水果等等。还有擅自来吃母鸡吃到饱的蟒蛇,张贵兴说蟒蛇会从鸡舍的细缝钻入,将鸡生吞,腹部鼓得比缝隙还大。 然后就卡住了。 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除了蟒蛇,他也对狗印象深刻。当年,每家每户养的狗通常非常凶猛,如果住户没有拴起来,最后会演变成被狗追着咬的现场。他透露,小时候弟弟就曾被狗咬大腿,缝了6针。后来,张贵兴和弟弟会拿弹弓打那只咬了弟弟的狗。至于飞禽,老鹰是常客,同样也是来抓小鸡开餐,因此家家户户有个习惯:每看见老鹰,大家都会一起喊叫,赶跑老鹰。 从前的婆罗洲清早,猎人会将战利品带到市镇贩卖,张贵兴会到现场看他们的处理过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支离破碎的海龟,心脏却还在剧烈跳动,让他体会到海龟生命的顽强。如今,因人类大量非法猎杀婆罗洲的动物,导致数量剧减甚至濒临绝种。张贵兴表示现在要爱护环境,避免大自然生态被破坏。 对动物爱恨交加 众多动物里,他最喜欢鱼类。他小时候常在小溪看到野生孔雀鱼、斗鱼等等。从小到大,他都会养孔雀鱼。除了最容易养殖,他也喜欢看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其次是鸟类,但从没养过,因为太太不喜欢。他也喜欢猫,透露小时候家里有养猫,但因为繁殖太多,时常要问邻居愿不愿意收养。他也喜欢兔子,表示小时候妈妈养过一只,但不幸地,一次将它放出来吃草时被狗扑上前咬死了。 张贵兴童年常被狗、蜜蜂、蜈蚣等攻击。有一次,他看到树上有个鸟巢,就爬上树,这时那类似雉的母鸟仿佛知道张贵兴要去抓雏鸟,一直飞来飞去恐吓他,把他吓个半死,便匆忙下树。小时候,哥哥和朋友打猎时抓到一只野生猴子带回家饲养,张贵兴想跟它玩时被咬到受伤,所幸没留下疤痕。“除此之外,没有被大型野兽,如鳄鱼这么恐怖的动物攻击。被攻击的话,大概,活不到现在。”他笑道。 张贵兴对动物的回忆爱恨交加,但也正是这些回忆,他在写作时会潜移默化地将动物的元素加入其中。 更多【人物】内容: Dondang Sayang传唱者巴哈林 / 传唱民间歌谣 当年的甘榜男孩走进宫殿 作家黃山料 / 被骂亦是被看见 中国小说作家丁墨 / 机会永远留给做好准备的勇者 香港网络作家蓝橘子/ 删减素材比创作更难 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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