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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人物

沉浸种子摄影艺术,3年拍了上千颗种子;什么种子最调皮?“奇异果种子就很调皮,”抠出奇异果种子放在显微镜头下,水分很快干脱,形状也会坍缩,黑色种子随之转黄,“不是渐变哦,是一个个突然变成黄色。我都等它们变黄了才拍。” 什么种子最有智慧?“每颗种子都有智慧。”马子颂说得笃定。比如黄槿种子表面有油脂体,有助吸引蚂蚁传播它,“这是一种智慧的象征,而且特别漂亮。每颗种子都有它们的智慧。” 哪个种子最像自己?“诶!”马子颂这次被问倒了,“我能想一想吗?”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启基、受访者提供 起点是在2022年冬季。平时做饭家里会囤积香料,有天需要花椒而厨房稀少,“当时是想,反正都要买嘛,我看能不能买到中国最好的花椒,于是找到四川汉源县出产的花椒。”花椒送到,颜色果真比较鲜艳,“紫红色的,味道也很好闻,非常新鲜。”其中一颗还特别漂亮,很对称,“我想这个不拍可惜,我就拍了。” 马子颂先是使用微距镜头,未能全然捕捉种子的质感与纹理有多美,他再搬挪一台显微摄影设备,终于有了满意的成品,他好快乐。快乐是偶然发现一颗绝美种子,快乐也是在寻常种子里发现没见过的美。他翻遍家里种子继续玩,拍大米荞麦,拍红豆胡椒……都是再熟悉不过的粮食,不起眼的小东西,却在显微镜下凝成不知名的迷人瑰宝。 比如玉米,“你平时看玉米,不会觉得它很漂亮,对不对?其实在镜头下,它会呈现另一种美——玉米玉米,我们叫它玉米,如果你能尽量把它‘玉’的那个质地还原出来,那真对得起玉米两个字。” 还有藜麦,“种子周围一圈有三四种颜色在里面,中间是透明的,像一个logo,很好看,你完全没想到藜麦种子会是这个样子。” 本科修读生物学,博士班专修分子种植与遗传学,常常待在实验室做研究,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副研究员;与植物相处,原是一份工作,“真正对植物产生兴趣,是拍了种子之后,现在它变成一种生活。” 寻常的一片绿,仔细看会有不寻常的美 生活从此多了一些小习惯,“行为方式变得不一样”。 中秋节家庭聚餐,饱饭后水果上桌,水果是他平日少见的番石榴。大伙闲聊家长里短,热闹饭桌上唯有马子颂静静吃着番石榴,再把种子一颗颗吐出来,用茶水清洗后齐整排列在纸巾上晾干,“之后拿回家就可以拍了。这是我以前不会做的事。”亲友早已见怪不怪,有时还会主动问他,手上的种子他要不要。 秋天到园林踏青,“各种植物都熟了。以前就看看,不采的;现在会有意识去采一些种子,但不是会造成破坏的采摘,是看它熟了就摘一下。” 出国的时候呢?会特别观察当地植物吗?与马子颂碰面是在吉隆坡安邦路,从室内落地窗往外看,可以看见路旁高高的行道树。于是好奇,常人看来没有多大差别的绿,在他眼里这些植物又有什么趣味? “好多植物都是绿叶,它不开花可能都长得差不多,虽然叶子形态分好多种,但你不仔细看,会觉得都是一样的绿色,仔细看之后发现什么都不一样,果实不一样,花不一样,种子也不一样。” 他想到家乡中国苏州市树——香樟,制作樟脑的原材料。苏州随处可见香樟树,“可我之前没关注过香樟种子,”投入种子摄影后,“发现香樟种子蛮有意思,它不光花香,种子也很香,哇~就你完全看不到在同样是绿色植物下面,每种植物的种子都不一样。” 赤道植物里,他拍过橡胶树种子,“椭圆形的,表面纹理很好看。热带物种多样性很丰富,真是一个宝藏。”可在法律管控下,种子跨境运输有严格限制,拍摄世上所有种子因此成了太大的妄想,“把中国有的都拍完就很不错了。” 据他所知,中国植物物种有三万多种,“有些是濒危种子,你也拍不到,或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种子,你可能拿不到。”他想,“如果可以拍到一万多种,那已经是很庞大的工程。” 一颗种子可以玩一整天,“很麻烦” 种子小小一颗,可要把它拍好,常常需要耗一整天。 把家里粮食拍完,马子颂开始网购景观植物和花卉种子。有些卖家会做好干燥、去虫的步骤,“拿到手之后,只要做表面的清理,就可以拍了。”后来他也跟中国多家种子库合作,“他们给我种子拍,我跟他们共享照片。”考量时间成本,他不选择自行栽种,“说实话,光是拍摄,已经耗尽我很多很多时间。” 拍好一颗种子,他笑说,是很麻烦的事。 “按我现在的节奏,从拍摄到出图,可能要三四个小时,甚至半天;好的种子会花更多时间,我甚至一天可能只拍一个种子。”拍好正面,再拍侧面与背面,“遇到扁形种子,正面是一个样子,侧面背脊是一个样子,背面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有些种子形状,正面难以拍出立体感,“可能要调到45度更好看。”光线也有讲究,柔光纸要用一层还是三层才合适,只能一遍遍去试错。 同个批次的种子也有各种细微变化,“形状差不多,但有不一样的美,拍好一颗会换另一颗拍。”偶尔难得遇到他很喜欢的,很好看的种子,“真的能玩一天都不够。” 访谈前两天,他正好筛到一颗他所见过最特别的大花马齿苋种子,表面从蓝色渐变到紫色,“不光颜色渐变,纹理也有渐变。表面凸起的地方,一般马齿苋种子是没有颜色的,但这颗种子又有橙色在里面。这是我没见过的。一张种子的照片,有蓝色、深红色、紫色,又有亮橙色点缀,你很难想像这是大自然的色彩搭配。” 这是马子颂的快乐源泉,“遇到好看的种子,可以快乐一周,甚至一个月。” 美会让人心生敬意。拍摄完毕,他迟迟没有动手修图。“我不敢轻易处理它,以我修图的能力,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把这颗种子的‘好看’激发出来。这是对它的保护,也是我的自我要求。” 你必须等,等雨把熟成的种子打落 然而,有些事情要求不来,这是种子给他洞见的智慧。 马子颂曾把三根长长的木蝴蝶果荚买回家,“我可以直接买种子,但卖家收种子时,不会在意种子美观,”木蝴蝶种子形如薄翅,漂亮而脆弱,“形态容易破损,破损就不能拍。”所以他决定购买果荚自行采摘。 以为木蝴蝶果荚已经成熟,也许心急,他找各种工具试图把果实掰开,“怎么都掰不开,”只好慢慢等它熟成,“我等了好久,等了一个多月,等它变黑,等它熟成,才能把它掰开两半。” 一棵植株从开花到结果,“我们讲的瓜熟蒂落——有的东西就是要等一场秋雨一场凉,下了场雨,”熟成的种子会被打落,未熟的种子强摘不得,“你要等它顺其自然。” 如同生活里被催促的事,或是久久未修好的图,“就当成是下一场雨刮一场风,时候到了就会好了,时候未到你催我也没用。我不能说这是植物的智慧,但我感觉就是这样,当我还没有能力把它做好,就放着等一等,一场风雨下来,都不用别人催我很快就能完成。这是大自然规律。你必须要等。” 要等风雨洗练的,还有一个人的审美眼光。 访谈中,听马子颂屡屡赞叹这颗种子好美那颗种子漂亮,而他是有自觉的,“我们其实是,也只能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去评价它美不美。”从植物学家的角度,一颗美的种子,也许是健康的种子,功能性比什么都重要;换作摄影师角度,也许不健康的种子更美,“可能你拿到一颗斑驳的种子,也有它的美。这倒是蛮有意思。” 有次拍摄黄藤种子,他偏偏从一堆健康的黄滕里,一眼相中一颗品相不好的种子,“它不是最新鲜、对称感最好的,但我想它肯定有我相中的原因,就把它拍下来。”那颗种子表层残缺,斑驳的黄褐色果鳞在他眼中,有种壮烈而苍凉的美,“像极了一位身披铠甲浴血奋战的故人。” 回过头想,美的抉择似乎是一念之间的事;走到其他年龄阶段,也许他在同个袋子里一眼相中的已是别颗种子。 有道问题他迟迟没能在一念之间闪出答案——“哪个种子最像我……哪个种子最像我……再给我两分钟……我想是大花马齿苋吧,我会喜欢它,可能也是因为它像我,胖胖的,色彩又很好看,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越看越喜欢。” 更多【人物】: 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 守护植物生态 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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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露丝·邱(Ruth Kiew)博士 2025年11月20日清晨6时30分离世了(消息来自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 FRIM )。谨以此文,向这位为马来西亚森林默默守护半世纪的植物学家致敬。 毕生致力于研究秋海棠科(Begoniaceae)的大马植物学家露丝·邱(Ruth Kiew)博士,选择了一条相对冷门的学术路径。她出生于英国剑桥,1969年来到我国撰写博士论文,一待就是56年,落地生根以后成为了大马公民。 报道:本刊 黄凤玲 摄影:本报 林泓川 露丝·邱在博特拉大学执教25年后,她到新加坡担任植物园标本馆馆长,期间获得了大卫·费尔柴德植物探索奖(David Fairchild Medal for Plant Exploration),这是一项堪比“植物界诺贝尔奖”的至高荣誉。 2006年,她回马参与马来半岛植物志(The Flora of Peninsular Malaysia,FPM)的协调与编撰工作。自荐参与这项长期计划的原因,跟她当初选择秋海棠(Begonia)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一样——很少人研究、很少人可以胜任。这种把自己喜好放一旁,优先做好重要的事,或许正是每一位植物学家,默默守护地球生态的最直接方式。 前往马来西亚研究热带植物 露丝·邱的父亲也是一名植物学家,钻研植物生理学(Plant Physiology)。于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植物学的露丝·邱,在听取父亲“每一个植物学家都应该花点时间在研究热带植物”的忠告以后,决定涉猎有关领域。她在真菌学家兼热带植物学教授科纳(E. J. H. Corner)的指导下修读博士课程,而完成博士学位的必要条件是——在热带地区进行一年的实地考察工作。 科纳教授曾在1929至1946年间担任新加坡植物园助理园长,期间写下标志性的《马来亚的路边树》(Wayside trees of Malaya)植物志丛书,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他建议露丝·邱到马来西亚进行考察工作的原因是 “适合单身女性独自前往”。于是,在父亲与教授的推波助澜下,获得Leverhulme奖学金的露丝·邱只身前往马来西亚做考察。 教学外挤出时间采集植物样本 在我国展开学术研究的露丝·邱,于1972年开始在马来西亚农业大学(现称博特拉大学,UPM)执教,她最高纪录要同时应付1040个“Diploma Campur”(综合文凭课)的学生。 “当时的‘Diploma Campur’有1040个学生,根本没有可以容纳全部人的教室。我得在一个讲厅上完课,再跑到另一个讲厅给另一半学生重复讲课。实验课更是从周二早晨一直排到周五晚上。” 她是校方雇用的第10名员工,凡事必须亲历亲为,包括设立小型植物标本馆。 露丝·邱挤出教学时间外的零散空档,与研究蛙类的生物学家丈夫经常结伴出行,采集样本。初到农业大学时,植物分类学的焦点都集中在木本植物;林业局始终侧重经济树种,当时该局还推进着《马来亚树木志》(Tree Flora of Malaya)项目。 “我发现没人研究草本植物后,反而觉得这是个优势,因为我可以亲自完成标本采集,无需攀爬。毕竟农业大学不像FRIM拥有完善团队,能预约四驱车和熟悉雨林的驾驶员,还有懂得采集压制标本的野外工作人员,回来后还有专人处理数据录入。在大学里,这些工作基本上都得亲力亲为。” 东马物种多样  惟专家稀缺 露丝·邱当初经过深思熟虑,选择把研究重心放在草本植物,直到成为秋海棠科的权威专家。年届80的她说话时虽然微微颤抖,但思路依旧清晰,对答如流。 “我在英国读预科班时,就能认出所有当地植物,因为物种本就不多;但在热带地区,我至今仍能发现新的植物,并花费大量时间鉴定它们。”在她看来,马来西亚可研究的植物领域太多,因此容易分心转向其他方向。 “秋海棠虽大,但兰科更大。研究必须长期坚持,不是为短期发表论文或争取KPI(关键绩效指标)而已,那必须是你投入20年的工作。” 2005年出版的《马来半岛的秋海棠》(Begonias of Peninsular Malaysia)是露丝·邱第一本集大成之作;相隔10年,她把焦点转向东马,编撰了《婆罗洲秋海棠指南》(A Guide to Begonias of Borneo)。 露丝·邱说,人们常忽略马来西亚不仅包括半岛区域,还有沙巴和砂拉越,那里的物种更丰富且鲜为人知。以她研究的秋海棠属为例,马来半岛地区约有50种,而东马预估存在约600种。 “专家稀缺,却拥有庞大的生物多样性”(Less expert but huge diversity),她一语道破东马欠缺生物分类学(Taxonomy)专家的困境。生物分类学简称分类学,是关于生物个体的鉴定、归类和命名的原理和方法的学科。 露丝·邱始终认为, [vip_content_start] 只有做好分类学,让每个物种均有其名,才能完善整个生物体系。 “虽然当地(沙砂)有林业局和大学,但大学以教学为主,未必专注分类学研究。(分类学)这个领域确实被严重忽视。在沙巴和砂拉越野外考察时,几乎随时都能发现新物种。” 接手新加坡植物园标本馆   露丝·邱为人低调,鲜少接受访谈,与他恩师科纳教授晚年不希望其他植物学家以他名字为植物命名的低调内敛个性如出一辙。当她知悉安排访问的媒体公关透露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以后,她就会像害羞的小女孩一样,怪媒体公关说得太多。 1996年,科纳在英国病逝;她在隔年接受聘书担任新加坡植物园标本馆馆长,师徒俩的生命轨迹也在这里重逢。露丝·邱接管标本馆时,连冷气设备也没有。她花了大量时间升级标本馆,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能够更方便使用这些资源。 “实际上新加坡标本馆藏有大量马来西亚植物标本,但当时状况很差。我接手是为了提升标本馆的水平,并建立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紧密联系,因为我们仍需要去新加坡查阅那些古老标本”。 露丝·邱后来透过人脉联系,在沙巴和砂拉越开展了大量采集工作。“我们建立了联合项目,通常与沙砂森林局合作。采集其实很快,去野外一整天就能完成。但回来后需要几个月时间处理标本,包括鉴定和发表新物种。我只负责草本植物组,我们还会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协助鉴定。” 参与FPM计划  更新与记录植物信息 在政府资助下,FRIM在2005年启动马来半岛植物志(Flora of Peninsula Malaysia, FPM)计划,旨在详细阐述每个物种的分布、生态、用途及保育级别,以确保它们得到保护和生长。项目负责人苏另源博士寻找编辑团队时,询问露丝·邱博士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性格爽直的她马上回答:“我啊!” 于是,露丝·邱在隔年回到大马参与FPM计划,负责系列一的蕨类植物和石松类植物(Ferns and Lycophytes)和系列二的种子植物(Seed Plants)的编撰工作;第7部沙巴和砂拉越木本植物志(Tree Flora of Sabah and Sarawak)她也有参与。这项计划目前已完成四分之一的1万5000种植物分类。 露丝·邱表示,在 FPM计划启动前,参考文献都非常陈旧,而1970年代以来土地使用也发生了巨变,因此需要最新卷册提供物种的完整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植物的正确命名、分布地图和保育状态。 “除非了解物种现状,否则任何保育管理计划都是空谈。” 她说。 “像福隆港、金马仑高原这些地方,你会听到人们抱怨:‘唉呀,现在变得好热啊!’其实就是因为你把森林砍光了。” 她点出马来半岛目前正面临水资源管理的问题,林地的持续征用,最终将造成暴雨和山洪。推广生态保育理念可以透过很多方式进行,重点在于全民参与。“这是我们科学家的困境——能提供研究成果等资讯却缺乏传播渠道,触达目标人群。” 培训生态导览员助森林保护 FRIM在今年7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名录,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往朝圣,森林导览活动预约天天爆满,目前约有56名生态导览员也难以应付。 露丝·邱认为,培训后的当地生态导览员是保护森林的最佳人选,关键是给予专业培训,不过学员往往求快,容易放弃。 “这需要特定性格的人,保持兴趣持续学习。起步阶段确实困难,一切都很陌生。一旦掌握基础,就能自主探索更多知识。” 露丝·邱博士翻越过无数山林采集样本,她用“Tomboy”来形容自己的大胆个性,也从不畏惧在深山中迷失。诀窍在于,她从不单独登山,而大马人的善良总是守护着她,让她无所畏惧。 (原文上传于03/11/2025) 更多【人物】: 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 对味蕾精准出击,英国厨师 Alan Coxon: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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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球最具权威的垂直城市化理事会(CVU,前身是CTBUH)公布了一个排行榜,在世界最多高楼建筑国家(至少150公尺以上)的榜单上,马来西亚以321栋的建筑数量位居第四,仅次于中国、美国和阿联酋;在东南亚则高居首位。 这些数据透露了一个讯息,那就是城市建筑在不断向上攀升。不过,高耸入云的垂直建筑,往往给人冰冷和疏离的印象。当日本当代建筑大师隈研吾(Kengo Kuma)为吉隆坡中城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Kuala Lumpur at KL Midtown)操刀设计时,却巧妙地运用自然材料、木结构和光影,令这座城市地标展现出“柔软”一面。 他以“轻盈、透明和可持续”为核心理念,运用木材、石材和纸艺等材料,创造一个温和而充满生机的空间。同时亦从蜡染布、宋吉(Songket)和锡器汲取灵感,把马来西亚传统技艺理念融入到设计里面,让酒店氛围流淌出优雅气韵。 今年8月份,隈研吾在吉隆坡中城凯悦酒店开幕活动后,向媒体分享这座酒店背后的创作灵感和故事,以及自身的设计哲学和美学需求。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黄玲玲 部分照片:取自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官网 隈研吾是在横滨与东京之间的“里山”(satoyama)长大,而“里山”指的是山地和平原的交界处。整个村落维持着一种永续的农村生态模式,被森林、耕地、溪流、山丘所包围。村民便利用天然资源经营农业,自供自给,与自然和谐共生。 因此,他的童年时光与大自然有很亲密的关系。后来,当他和团队来到马来西亚考察时,就对甘榜屋深感兴趣,尤其是甘榜屋的自然通风系统。他说,未来若有机会,想要研究马来西亚的乡村地区,发掘每个地方的特质。 多年来,他始终强调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主张就地取材,采用木材、竹子、石材与瓦片等轻盈的材料,再结合当地工匠娴熟的技艺,让建筑顺应地形,融入自然景观,在自然环境中“隐身”。 在设计这座酒店时,他依然秉持这一理念,与本地工匠紧密合作,精心雕琢每一处细节。他举例,酒店立面(facade)的铝板设计灵感便源自锡器,而这些铝质面板都有特殊的纹理质感。“这些是与当地工匠的合作成果。” 另一方面,酒店立面还巧妙地运用错落排列的垂直柱体,以用来呈现森林的意象和丰富的层次感。 木材能传递温润质感 “大马之美在于森林,尤其是丰富多样的森林。我尝试将它的多样性注入到酒店的立面设计。这些立柱都不是完全笔直,而是稍微偏移和弯曲,以呈现树林的多样性。” 隈研吾的建筑世界离不开木材,因为木材拥有亲和力,能传递出温润质感和纹理美绪。当我走进酒店大堂,抬头一望就有层叠排列的木条结构,呈现一种视觉的韵律。而这种设计也打破了传统酒店大堂常见的富丽堂皇风格。 运用木材固然重要,但选用当地木材更能彰显地域的特色。以日本新国立竞技场为例,隈研吾当年便大量采用本土木材,例如从47个都道府县收集天然杉木,用来制作竞技场的外墙,而坚韧的落叶松就用来制作屋顶的支撑结构。 另外,他还刻意降低竞技场的高度,从原先的75公尺压低至47公尺,以淡化建筑的存在感,让它不会突兀。同时,他在场馆内外种植了超过4万7000株植物,编织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林,让竞技场更好地融入天地之间,人们也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呼吸。 设计里融入在地传统工艺 谈到酒店的构造细节时,他参考了我国的宋吉和蜡染艺术。他们搜集大量样本,仔细研究纹理和图案,再将这些文化符号融入建筑设计里面。若仔细观察,酒店的天花板设计便汲取了传统编织的工艺手法。 除了在地文化,他亦将清寂的日式美学注入其中。在酒店大堂,会看到仿照日式纸屏风的扁宽立柱,再搭配井然有序的木条天花板,形成独树一格的意境画面。再加上日本传统屏风所用的纸材,赋予温暖的色调和质感,让整体空间散发出惬意的氛围。 在墙壁设计方面,他们引入日本传统的“Yamato-bari”技艺,即通过铺设木板,在每片木板之间留下极小的缝隙。当自然光或室内光照射在这些木板上,缝隙就会产生光影效果。 “平面墙壁无法创造处这样的光影。Yamato-bari是一堵能产生光影对比的墙壁。” 建筑梦的起点 隈研吾会投身到建筑设计业,估计与奥运有很大的关系。1964年,日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而日本名建筑师丹下健三为东京奥运设计了国立代代木竞技场。 当时父亲很喜欢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会带家人孩子去参观这些建筑物。当隈研吾看到了这座竞技场后,为之着迷,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建筑的种子。 之后,他顺利踏上建筑学之路。大学时期,还师从知名建筑师原广司(Hiroshi Hara)和内田祥哉(Yoshichika Uchida)。那段时期,他就有一个特殊的人生经历。在1979年,25岁的他跟随原广司前往撒哈拉沙漠做田野考察,用了2个月时间走访超过100个小型传统村落。 若看回建筑史,许多建筑都是向空中发展,抑或变成气势磅礴的巨型建筑,反而忽略了小型的村落房屋。这趟非洲之旅反而让他对建筑设计有了新的看法。 他说,这些村落是有自身的“身分”,拥有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生活方式。而这种身分与它所处在的地方又有着极深的联结。虽然每个村落是独立的,但彼此距离不远,整体上就形成了一个互相连接的聚落形态。 在《隈研吾谈建筑》这本书里面,他有详细提到,“那里的建筑单位很小,他们家的单位不是一座房屋,而是很多小屋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松散群落,这个松散群落就是家。” “作为单位的小屋很小,是用泥土、树枝和草搭建而成的,因此,可以毫无违和感地与周边风景融为一体。” 经济低迷期,铸就隈研吾的风格 当被问及职业生涯中是否经历过重大挫折,或是否曾重新思考自己的建筑理念时,隈研吾沉思片刻,缓缓说道,日本在1980年代曾经历严重的经济泡沫,一直到1991年,东京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计划都被取消。 从1991至2000年,他完全没有接到任何城市项目,只能在乡村承接小型项目。“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时期,但我很享受那段时光。为了小型项目,我有足够时间与在地的工匠合作,并在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东西。” 那段时间,他学会如何用木材,从木匠身上学到许多实用知识,有些甚至是大学教授也不知道的道理。2000年以后,随着建筑市场逐渐回暖,他重返东京,并将自己在乡间累积的工匠经验引进城市建筑规划当中。 “那时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他语气坚定地说道。 未来的建筑是开放式的 在被数据和速度主导的城市中,人们活得越来越有压力,比以往更渴望亲近自然。隈研吾认为,未来的建筑将会是开放式的,与自然相连,而非被封闭在钢筋与玻璃之间。 他设想,未来的建筑物将融入自然环境元素,如音乐、声音、味道,让人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谈及如何将岩石、木材、竹子等自然元素融入建筑时,他说,许多人习惯从“形状”出发,可是在他的设计拼盘里面,形状只占一小部分,有时音乐、雨水的味道,这些自然的感官体验比形状更重要。 那么他对年轻建筑师的建议是什么?他笑着说,“不要跟随前辈。”与其复制他们的路径,不如自行摸索方法与风格,找出自己的声音和灵感。 ​ 简介 隈研吾(Kengo Kuma),1954年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东京大学建筑学硕士。大学时期师从知名建筑师原广司和内田祥哉。1990年创立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现为东京大学特聘教授、名誉教授。 他主张“负建筑”理念,即让建筑物融入当地的自然环境。同时,他提倡就地取材,再配合在地传统文化和工艺,塑造出与环境共生、具有柔和感的建筑空间。 目前,他的建筑足迹遍布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知名的作品有日本新国立竞技场、浅草文化观光中心、英国邓迪V&A博物馆等等。这些年,他也曾斩获多个国际建筑大奖。 在2021年,美国权威杂志《TIME》评选他为世界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2024年,他获得DFA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奖。其著作包括《隈研吾:拟声·拟态建筑》《点·线·面》《负建筑》《隈研吾: 东京论》《新·建筑入门:思想与历史》等等。 更多【人物】: Tanoti创办人冯应仪/我希望让织工赚钱 同时保留纺织文化 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 守护植物生态 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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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手工艺推动者拿督冯应仪(Dato’Jacqueline Fong)长期支持砂拉越的编织与手工艺匠人,守护当地的文化身分。她创立社会企业Tanoti,影响力超越商业层面,不仅在传承祖辈智慧,也在维系偏乡的生计。 要如何定义“社会企业”,冯应仪认为社会企业需要扎根,其吸收的养分不仅需要让产品和文化枝繁叶茂,更希望成为居民能在此交流的据点。 报道:本刊 辜嘉荣 摄影:本报 黄玲玲、赖国华 冯应仪来自砂拉越古晋,在2012年接管以宋吉(Songket)纺织业务为主的公司Tanoti后,并不止步于维持宋吉纺织文化,更致力赋权与改善织工的生活环境。 疫情期间,她运用Tanoti的织工人脉,制作并运送符合规格的个人防护设备(PPE)和布料口罩给予医护人员和学生。她也曾负责筹划制作和赠送可重复使用的尿布和卫生棉,不让贫穷限制边缘群体使用必需品的权利。 二访时,冯应仪装扮轻便,与她在2025年吉隆坡时装周的盛装打扮截然不同。撇除服装,不变的,是她依旧惊讶自己会受访,总觉得自己的故事没什么值得报道;改变的,是这次采访夹在冯应仪飞机刚落地和赶场开会的空隙,时间有限,犹如她所说,“Tanoti正在跟时间赛跑”。 今年8月初,冯应仪应巴黎欧莱雅(L’Oréal Paris)邀约,参与主题为“红色宣言”(REDManifesto)的走秀,是“22位卓越女性”(22 Women of Worth)之一。当时她说,“我从前一晚就开始紧张了,但我觉得这份荣誉对努力提供价值的人来说是一份重要的肯定。”这次受访时感觉她轻松许多。 当初接管Tanoti时,只是冯应仪的副业,希望能以银行的正职工作薪水来养活它。为什么会对纺织文化感兴趣呢?“有一次出差到印尼雅加达,发现印尼的纺织文化底蕴浓厚,但不会因此冷落某一种文化,反而是遍地开花,例如宋吉或峇迪(Batik),会因不同文化、差异而有独立的分类。” 发展太快、步伐太赶,她担心人们还来不及欣赏传统文化的美,却就这样转瞬即逝。“我希望可以将Tanoti已有的设计和制作团队,结合我对企业运作的理解,让织工能以此赚钱,同时也能保留这份文化。”(编按:Tanoti和宋吉介绍可参考2022年7月5日副刊【东西】版报道——〈传统纺织工艺宋吉(Songket)走入百姓生活中〉) 10亿令吉与1000令吉 拥有金融硕士学位的冯应仪,在银行工作十余年,是什么理由让她决定将职涯转到文化界呢?“首先当然是碰巧遇到这个机会。纺织公司临近结业,我觉得太可惜了,就决定接管。其次,将它成为副业后,我能明显感受到两者带来不同的价值。” “想像你在银行为客户争取到10亿令吉的盈利,顾客跟你道谢,然后你就回到座位继续下一份工作。但若你把1000令吉交给一名活在森林里的工匠,这1000令吉伴随的希望和感恩是截然不同的感受。我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但感受到的意义、快乐和羁绊是更多的。” 然而,让冯应仪决定辞职,全力运营Tanoti的理由,源自一次被顾客责骂的事件。“当时顾客认为我身兼副业是对正职的客人不尊重,没有全力、尽责地为他们服务。后来我就辞职,把我对商业的知识套用在Tanoti。” 谈钱很俗气  却是现实 面对冠病疫情冲击、工匠短缺、对这份工艺意兴阑珊等问题,冯应仪回答部分与“钱”有关:“疫情时刚好政府有补助,压力少了一些。培训工匠也有马来亚银行和财政部的基金会资助,让我们得以培训新织工。” “虽然我会要求织工是自愿选择纺织、手作这条路,但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也要能让织工挣钱,有钱才能生存嘛。”聊到这里莫名感到违和。文、商常被认为是“有意义”和“能赚钱”的代表,似乎势不两立,谈钱太俗气了吧?冯应仪却不认同。 “创意领域或文化推广其实都很需要企业管理的视野,才能带出手工制品的故事。我们没有要求‘赚大钱’,但至少这份手艺能维持织工的生活。 “我一直认为Tanoti正在跟时间赛跑。城市发展迅速,电线、网络铺天盖地,居民有了更多选择。他们可以看抖音或进城工作,纺织不是唯一选择。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坚持只做手工艺品,或许5年后我们都没办法再买到它们了。” 能帮忙的就一定要帮忙 浏览Tanoti的网站会发现,纺织服装配件不过是其中一项工作。“疫情刚暴发时,到处都缺PPE。砂拉越的国际航班一周更是只剩下一两趟,资源非常紧张。那时候我们就制作影片、号召捐款,再请织工缝制PPE运往医院。不仅解决需求,还能让织工在疫情期间有收入。” 同年8月,他们也缝制布口罩提供给哥打三马拉汉(Kota Samarahan)的60所学校,共有超过2万8000名学生受惠。 此外,冯应仪也在2022和2023年期间,召集了87位家庭织工制作了可重复使用的尿布。“当地村民的卫生条件很差,若使用一次性尿布只会让垃圾堆积,反而更不卫生。而且,频密购买尿布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开销。” 这些社区援助是她利用已有的织工人脉,将供需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为何资助范围那么大了。冯应仪也曾为火灾灾民提供援助,包括提供建筑材料重建房屋,这又与Tanoti有什么关联呢? “因为她们是我的织工呀,我的员工发生了事情,我不能就置之不理。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就生活在社区内。如果我们的社区遇到灾难,无法有快乐的生活,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要帮忙。”冯应仪认为这是她对社会企业的定位。 让织工站上舞台说故事 8月末,“织梦者音乐剧”(Dreamweaver The Musical)在八打灵再也表演艺术中心(PJPAC)上演。故事讲述手工纺织在工业化时代面临的窘境,以及找寻手工纺织意义的过程。特别的是,13位演员中有8位是织工排练上阵,而非专职舞台剧演员。 冯应仪说,“这个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她们能有平台自己说故事,而非第三者来‘演’出她们的经历。” “通常我们去买手工制品,看到织工在纺织,是不是都‘看低’(Looking down on them)她们呢?”经冯应仪的提醒,才想起这个现像。虽然不是指看不起织工身分的“看低”,而是因纺织耗时长,需坐着工作,难免因高度差距而会俯视织工。 “参与舞台剧的机会,是让织工能站在台上,让观众以另一种视角来欣赏她们的故事,珍惜她们的贡献。”冯应仪最后补充,“当然,这也是为了让织工接触另一种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才是赋权的意义。” “织工快乐、伤心、生气的心情都会反映在手工纺织品上,这就是每个作品都独一无二的理由。”宋吉的每一条丝线,是织工一点点拼凑而成,而冯应仪的每一项举动,也都在一点点联系起社区。 更多【人物】: 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 守护植物生态 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
4星期前
青春永恒真空,是女子心中的自由小鸟。返抵娘家回到城北河边的大稻埕,我们皆成少女。步履轻盈一脸发光。 ──洪爱珠书写她们祖孙三代的老派台妹   书名中的少女,不是青春符号,而是一种轻盈感。她说,那不是年纪,而是一种不被束缚的心境。   在这个愈加快速、讲求效率的时代,许多过往的美好似乎被洪流冲刷而去。然而,《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却恰恰逆流而行,以慢写、慢活、慢享的姿态,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旧日风景的窗口。 报道:本刊特约 黄妙仪 摄影:本报 陈启基 《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自出版以来一路畅销,目前已印至第23刷,足见人们对老派生活的眷恋与好奇。读者在其中不只看到作者的家族记忆、餐桌故事,更感受到在快节奏生活里难得的质感,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作者洪爱珠。 “老派,在我看来,就是一些现在不再被强调的美好的素质。” 洪爱珠说。那是老太太待人接物的分寸、餐桌上的礼仪、人与人之间的你来我往,尤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这些或许显得稀罕,却正是她心中最动人的老派。 “爱珠”不只是笔名 洪爱珠,这个名字听来带着浓浓的年代感,却又散发着温润的文学气息。 她与《活力副刊》的专访从老派和少女开始,当问起名字的由来时,她即笑着反问:“这个名字很老对不对?” “在台湾,外婆那一代人喜欢给女儿名字里加个“珠”字,像秀珠、宝珠……珠代表掌上明珠,是疼爱的象征。但你若在一个老街区大喊:爱珠,回头的人很少是70岁以下的。” 本名洪于珺,生于台北的80后一代。她远赴伦敦艺术大学修读设计,成为一名海归设计师。当身边的人都以为她会有一个洋气的英文名字,但她偏偏不要。 “我想,如果一定要一个好记的名字,不如就叫爱珠。” 家人笑这名字很阿嬷,但她执意坚持。多年以后,这个名字不仅陪伴她走过设计与文字的创作生涯,更融入了她的日常。 爱珠,于她而言,不只是符号,而是一种情感的传承与记忆的延续。它让她与外婆的年代保持连结,也成为她在人情世故里留存温度的方式。 她笑言自己如今终于活到中年妇女的年纪,非常开心。回望过往,她坦然说:“我的少女时代很漫长,一直在自我认识、摸索,也有痛苦。但到了中年妇女的阶段,已经成形了,知道自己是谁,要什么。” 这种轻盈与稳定的交织,形成她当下的状态。她既保持着“少女”的心境,又坦然承担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 “以前我可以独自旅行一周,现在孩子会问,妈妈在哪?我得早点回家。中年妇女开始有权衡了。” 这种权衡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成熟的平衡。厨房里,她找到创作的满足;菜市场上,她感受人际的温度;写作时,她梳理家族的记忆,她的生活与创作里并行不悖。 将美学植根于老派生活 她的职业生涯始于设计。作为一名品牌设计师,设计陪伴了她20年,像是人生里最熟悉、最稳固的根基。后来意外开启的旅程,让她看见了不一样的风景。 “如果只能选一个,我一定选设计。”她毫不犹豫地说。写作是数倍时间换来的成果,而设计,是熟练掌握的语言。 “写作非常难,我是个门外汉。”她透露,写400字要琢磨3天,一篇7万字的文章能写数月,每一篇都当最后一篇写。 她的慢,不是拖延,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打磨。田野调查可能长达一两年,修润反复数十遍,只为捕捉生活中那些,没人记录却真正有趣的琐碎。 也因为写了《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她接到更多设计邀约,包括舒国治《门外汉的京都》16周年新版、《没有妈妈的超市》等书的封面设计。 “大家因为书认识我,愿意给我机会。” 无论是设计还是写作,她的美学都深深植根于老派生活。 《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让她成为自己的案主,硕大的标题、满版的大红底色,让不少人眼前一亮,与当下流行的小清新设计背道而驰,却独树一格。矮胖的开本、穿线胶装、大红色寿桃图案、齐头式的排版,这些都是设计师精心安排的。 找到传统在当代的对应方式 洪爱珠的老派,并非停留在观念或书写层面,而是扎实地落在日常生活里,一聊到厨房和菜市场即神采飞扬。 她常去七八十岁的老师傅那里磨刀,那把厚重的中华大菜刀,几乎陪伴她处理厨房里的每一道工序。她也从不迷恋昂贵的西式厨刀,笃信中式菜刀才是最成熟的工具,从切一切,拍一拍之间,就能顺手下锅热炒,干净利落,又方便高效。 餐桌上的碗盘,部分传自母亲与外婆;厨房角落里,也陈列着她搜集来的老式厨具。那些在现代家庭渐渐消失的物件,在她手中重新复活,继续承担起盛放、烹煮、滋养的角色。她抗拒快消品的轻薄短暂,更愿意相信,真正值得的东西,也许价格稍高,却能陪伴一生。 “对我来说,这不是守旧,而是找到传统在当代的对应方式。”她解释,“比如传统市场,很多人嫌脏乱,但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它其实更环保、更经济、更有人情味。” 这些选择,构成了她的日常宇宙。一把菜刀、一只老式的碗、一趟市场的往返,不只是生活的细节,更是她实践老派的方式。 当许多人误以为老派就等于昂贵或不合时宜,但在她看来,老派反而更经济实惠。因为真正庞大的开销,并不是日常三餐,而是那些动辄数万元的名牌包,那笔钱在家里开伙可以吃上3个月,文青式的满足不是靠消费堆砌,而是来自日常的丰足感——买几本书、看一场电影、做一桌好菜,花费不多,却能换来绵长而踏实的愉悦。 她举例说,连锁超市里的鸡腿价格,往往比不上传统市场实惠。 “我在超市买到一盒鸡腿的价钱,在菜市场可以买到半只放养的鸡,还是走地鸡。” 她并不追求超市那种冷藏分切的便利,反而喜欢买一整只全鸡,再请摊贩帮忙分切。“骨头可以带回去熬汤,鸡胸腌起来可以拿去烤,鸡腿又能做另一道菜。” 这种精打细算,让她觉得传统市场才是真正适合天天开伙的人。也唤起了人们对传统市场的怀念,与那份人情和生活的温度。 老派的日子也能活出丰盈人生 现代人或许无法完全回到过去,但老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仍能保有秩序、分寸与情感。 洪爱珠起初写《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时,只希望一刷能卖完,不要让出版社赔钱。没想到,这本书却有了自己的命运,畅销不止,让她从单纯爱书的读者,走向作者、讲者的身分,与更多人面对面交流。 她感受到,这并非只是一地的怀旧,而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共鸣。无论是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台湾,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将生命经验投射进去。 在日本,许多人因为对台湾怀抱好奇而喜欢上这本书;在华语世界,则是因为书里那份老派的温度,唤起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她不熬夜写稿,写作多半在午后展开。这样的节奏,看似平淡,却自有一种安稳与丰盈。 老派的一日,并不复杂,却足够从容。或许,这正是洪爱珠和她的书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它提醒我们,在日常最寻常的轨迹里,也可以活出丰盛、细腻而温润的质感。 ​ 更多【人物】: 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 对味蕾精准出击,英国厨师 Alan Coxon: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食物 Eriko Motoyama/创社区守坡计划,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不再无能为力
1月前
守夜人——守护的,是那些想要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2015年成军,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由旭章(主唱兼键盘手)、其伟(鼓手)、稚翎(主唱)、佳颖(吉他手)组成,曾入围两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他们用空灵澄净的嗓音,轻抚每颗醒在黯夜的心——睡不着其实没有关系/你的故事还有我想听;都是小事别紧张/有我小事别害怕…… 守护不是什么太伟大的姿态。旭章说,其实这些歌一开始都是为了安慰自己。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赖国华 咖啡馆收藏着一头暴力熊模型,熊的胸膛撕裂、绽开,裸出一穴粉色水晶的清澈内在;稚翎进门坐下,像是偶遇老朋友似的,把它指给旭章看,“有水晶耶!”再用手机镜头捕捉它。 成长轨迹并不相同,却都是从小跟石头交朋友的人。 旭章童年总是颠簸。父母工作流动多,家中独子也得跟着频繁换转居住地。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也待过上海和美国。每次搬家,一个朋友都带不走,只好把石头揣在身上,那是他在漂浮生活里所能抓牢的依靠。“朋友换来换去,但是石头可以跟着我到处跨海,好像有那么一个人跟在一起,感觉石头可以跟我说话。” 稚翎则在台湾花莲长大,小时候常常散步到海边七星潭躺卧发呆,摸摸石头,也会跟石头聊天。晶石在她眼中像是一股能量,“帮助你传递或吸收什么,释放内心。看到就会开心。”消磨半天回到家,身体里的杂质仿佛都过滤掉了,“有被净化的感觉。” 净化——科学与玄学色彩兼浓的词汇,也是守夜人乐意拥抱的音乐定位。 空气需要净化。水需要净化。晦气太重的空间可以用鼠尾草净化。一个人的身心,也会在无意中沉淀太多杂质,需要好好净化;“那我们就是用音乐,把气场变好,”旭章说,“就像打开一台空气清净机,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情重新refresh。” 谈寂寞——把熬夜的人都聚集起来 乱七八糟的心情,有时是寂寞。 矿石收在口袋里,口袋以外的世界,音乐是旭章的药。家里有余裕送他学钢琴,学校里他担任吉他社社长;住在深水埗那一年,懂得粤语的他兼职教华语,“跟住我都有夹band,好好玩。”当年耳边播放的多是庞克与摇滚——Nirvana、Green Day……“还有戴佩妮前几张专辑的吉他,都影响着我。”玩团时他想,“如果有天我也可以给别人这样的力量,那是我的career goal,不知不觉已无法回头。” 后来参加台湾校际音乐比赛。后来成为张悬乐团Algae的键盘手,也投入音乐编曲与制作。后来成立冰岛工作室,为游戏和广告配乐,从而结识鼓手其伟。2015年,他们决定走向幕前,以“守夜人”团名发行首张专辑《永夜岛》。 为何守夜?为何永夜? 失眠是念幼稚园就有的事,常常凌晨五六点还未入睡,就要出门坐校车上学。“全家都这样,越晚越亢奋,猫头鹰的基因。”熬夜的人可以不寂寞,旭章想说。“所以我们做这个乐团,就是要把所有熬夜的人聚集起来。” 你 / 醒得用力 / 以为黑夜会过去 / 我懂你渴望有人注意——〈我睡不着〉 寂寞也不只会漫散在夜里。 “这个‘夜’也包括内心感到一片漆黑的时刻,比如走进学校,同学不想跟你同组做报告,或是办公室有同事在排挤你,那些瞬间也是一片漆黑的夜。希望这些歌可以守护这些人,一戴上耳机——噢,我现在不孤单。” 同学不想同组做报告的举例,访谈中旭章以第二人称至少说了两次。仿佛那是一条年月难以弥合的细缝,若没有匆忙绕开,或许可以往里窥见一个无助小孩的幽深黑洞。 谈失落——不怕摊开失落的样子 而人有趋光的本能;所以乱七八糟的心情,有时是失落。 团员曾经历一次变动,留下旭章和其伟。2017年,旭章担任大学音乐比赛评审,邂逅主唱稚翎,再在一场座谈会遇见吉他手佳颖,四人成团重新出发,相继发行EP《晚安使用手册》《团体枕聊》、专辑《使者》《RETUNE》;2024年推出最新专辑《我以为宇宙跟我说好了》,歌里轻轻唱着事与愿违的失落。 都是些什么形状的愿望? “我们希望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希望去更多地方表演,”稚翎说。无奈疫情阻扰,或是机缘不到。于是他们写歌唱歌,在安慰别人之前,先是需要安慰自己。安慰者有它的姿态,旭章觉得,“要做一张安慰人的专辑,是在十首歌里讲自己过得有多不好,而不是说: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来教你。” 够不着愿望并不羞耻。失落的样子,他们不怕坦坦荡荡摊开来。 我以为你会跟我说 / 订单在哪里 / 所有顺流逆流的 / 都可以度过——〈我以为宇宙跟我说好了〉 比如,〈觉得自己多余的时候〉,怎么自在?“有时身在一个环境,会感觉有人希望我们快点离开。”比如,用〈需要被需要〉换取存在感,ok吗?“以前我好需要有人需要我的歌,但又会想,为什么我需要被别人听到?有这么多歌,他们干嘛不去听别人的歌?”旭章说,“所以我把这些东西诚实写下来,也没有给听众答案。” 可他自己是有解答的。层层钻入内心阴暗面,“才理解,原来我也需要一杯‘奶昔’。当我满足自己的欲望,别人需要我时,我就很有精神。所以现在你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不会客气,我会说我想喝奶昔,我会说我想我的表演被看见——要重视自己的需求。” 袒露内心需求,好像不是很酷,而好多独立乐团总爱装酷,“他们都说自己不在乎啊,可是明明有在经营。”硬要装酷,才是最不酷的事。“我想,不要假装觉得自己不想红,大家来到这个产业都有自己的追求。” 谈嫉妒——用adore代替jealous 产业是每个人的欲望在碰撞。所以乱七八糟的心情,有时是嫉妒。 说着自己的欲望和追求,两人很快聊到嫉妒的两面。“常常艺人会比较,他怎么卖得比我好?怎么比我红?我可能会嫉妒很多人,但不敢说出来,自己消化。”疯狂在夜里骑脚车,是旭章的排解方式。“耳机里听很多我喜欢的歌,一张张专辑地听,70年代听到90年代,觉得自己横越很多人的心事。”三五个小时过去,全身都是汗水,回家洗澡后,似乎可以体验某种解离,“自己好像不再是in the moment,而是离开了(嫉妒的)当下。” 稚翎则是往自己的内里走去。“我都会说服自己,是因为人家太好了,自己不够努力。一开始会有压力,超负面的,现在慢慢变成像是在激励自己。” 我变得需要被需要 / 错误的存在感 / 混淆了快乐 / 怎么会笑得那么灿烂——〈需要被需要〉 嫉妒别人的人,也有别人在妒忌他。像是入围得奖本是好事,却也会有质疑的声音,“听到朋友在传,觉得更不开心,原来很多人说祝福你好,其实是假的,所以会一直内耗,这个比嫉妒别人不容易消化。”旭章说。 可也正因为人有情绪万千,旭章觉得世界很好玩,有悲伤也有快乐,有嫉妒也有羡慕。 “悲伤可能变成看开,而嫉妒可以变成羡慕,用adore代替jealous。就像以前我当听众时看Radiohead,既觉得他帅气,又心疼他怎么这么sick,”该团主唱Thom Yorke天生左眼麻痹,成名后也经历创作瓶颈和情绪崩溃。“但是当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尽情展现自己,别人其实不会觉得我怪。所以到头来其实不用去嫉妒谁。” 就用最舒服的方式表达此刻的真实 听旭章列出他的音乐口袋名单,多是激烈迷幻的朋克摇滚。而守夜人的歌轻轻柔柔,像是深夜捻开一盏床头灯,给人无需烟酒的陪伴。往往我们喜欢的样子,并不等于自己本真的样子,“而守夜人也不用去装成别人,就用我们最舒服的方式来表达此刻我们的真实。” 疗愈系、助眠系、净化系,都是多年紧随守夜人的标签。我们似乎活在一个过度贩卖疗愈感的时代;如此被归类,曾会觉得是种束缚? “我好几度都觉得是,”旭章没有躲闪,“因为我是一个听团仔,也喜欢有个性的次文化产物,包括涂鸦、嬉皮文化;那我觉得守夜人的作品很疗愈,好像介于流行歌手跟歌迷说我好爱你这样,但我不是要表达这种东西。有时听众听到我们的音乐哭了,那一瞬间我们觉得很touch,当然哭是很棒的事,但我希望我们的歌可以让人坚强,不要哭。” 后来守夜人也有尝试不同曲风,包括日系庞克、trip-hop,现场演出的听众不再只有一种模样。文青装扮以外,“有人穿得酷酷的不讲话,跟着点头;甚至有ACG的粉丝会cosplay自己。” 组团初期,旭章心中有他期待看见的某种光景,“我以前也被你说的标签(困住),我好希望我的听众有一种样子,然后因此觉得自己好酷,但我发现这样才是最不酷。现在我已经跨越这个阶段——他可以不是听团仔,可以奇装异服,(稚翎插话:也可以穿睡衣带报纸来);怡然自得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是守夜人此刻心中真正想要的听众的样子。” 当天旭章的口袋也藏有一颗矿石,透亮的黄色,他相信这块石头有消融的功能;身处陌生的吉隆坡,他们用石头,用音乐,用自己自在的方式,消融人与人的距离。 孤独没关系。失落没关系。那个从小活在自己世界,习惯跟石头说话的孩子,终也找到自己跟这个宇宙沟通的路径,路上有幽光,也有别人终将懂得的深邃。 守夜人【宇宙跟我说好了】 2025 亚洲巡演 马来西亚站 日期:2025年11月21日(五) 时间:晚上8时30分 地点:Live Fact 票价:128令吉 购票链接:https://www.cloudjoi.com/shows/4157-2025/ 更多【人物】: 对味蕾精准出击,英国厨师 Alan Coxon: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食物 Eriko Motoyama/创社区守坡计划,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不再无能为力 独角兽计划创办人李惠贞/阅读让我们更自由
2月前
同一桌人品尝同一道菜色,却有不同的评价?人们的饮食偏好,很可能取决于舌头上的味蕾多寡。 深耕饮食文化史超过40年的英国名厨阿伦·考克松(Alan Coxon),在2016年的TEDxMonteCarlo演讲时,率先提出味觉性别学(The Sexology of Taste)的概念。他认为食品应依据男女不同的味觉特征精准定制,以提升人们的用餐体验。 这种平衡食材配比的精准定制,也可以为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超级味觉者(Supertaster)服务;在提升饮食愉悦感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为生存而食”(Eat for Live)以外的选项。 报道:本刊 黄凤玲 摄影:本报 黄志汉 被誉为“食物考古学家”(The Food Archaeologist)的阿伦,对食材本源的探索始终保持高度兴趣,因为知其源,方明其途。 “这(食源探索)是我的个人兴趣。第一次接拍电视节目时,我总是透过镜头不断探讨食材的起源。想像一下,当年还是个年轻厨师的我突然被推到聚光灯下,该讲些什么呢?最终自然流露的是我对食材本源的热忱。” 自此,阿伦便自发地投入食源研究,从未考虑过“这些内容旁人是否感兴趣”。他心想:既然能触动我,或许也能触动其他人。 唯有了解食材从何而来,才能运用自如,这是他坚守至今的理念。 着迷于研究男女味觉的差异 另外,阿伦也善于结合科学论述,针对男女饮食喜好不一的现象,提出“味觉性别学”,并获得分子美食(Molecular Gastronomy)之父——艾维·提斯(Hervé This)的高度认可。 阿伦忆述,在乌克兰的一场演说中,他向来自波罗的地区(Baltic region)的500位厨师阐述这个概念,台下坐着艾维·提斯教授及其夫人,让他倍感压力。演讲结束后,艾维·提斯教授率先起身赞叹:“太精彩了!我们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教授夫人更直指阿伦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 教授随后向他分享亲身经历:他曾与3位世界顶级法餐名厨,包括“法餐教父”阿兰·杜卡斯(Alain Ducasse)携夫人共赴法国顶级餐厅。当所有男性将甜品一扫而空时,4位夫人却纹风不动,其中一人甚至指着大快朵颐的丈夫说:“看看他们,这太可怕了。” 阿伦继续说明,通过他的理论,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女性能够捕捉甜点中男性无法感知的风味轮廓,这些味道令她们难以忍受。 “这个发现让作为厨师的我更深刻意识到:同一道菜肴给男女食客带来的体验可能天差地别。我始终谨记这种差异,并思考如何将它转化为商业机遇,例如超市完全可以分别开发针对男性与女性的预制餐食(Ready-made Meals)。”他指出,这不仅能提升用餐体验,更可能开创全新的食品消费领域。 走遍89个国家,拍摄过逾千集美食节目的阿伦认为,这可能是个契机,让大家意识到虽然食物具有普适性,但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分,毕竟男性和女性的味觉感知存在显著差异。 他解释,女性舌头上拥有更多的味蕾,能捕捉更多细微差别,特别是苦味和酸味。这种进化特征源于保护婴儿与家庭的本能。 “若回溯到几个世纪前,当女性采集野生叶片等食物时,敏锐的苦味感知能帮助识别潜在毒素,避免让家人误食;而男性作为狩猎者,无需具备如此敏锐的味觉,所以他们味蕾数量较少,无法像女性那样捕捉细腻的风味层次。当我意识到这个基本原理后,不禁思考:当男女共同品尝同一道菜肴时,双方获得的味觉体验究竟有何不同?作为厨师,这个发现让我深深着迷。” 挖掘女性主厨 既然女性在味道判别上更胜男性,但为何餐饮业仍以男性主导?面对记者的提问,阿伦再度发挥他身为“食品界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 of the Food Word)的本色,娓娓道来。 “这要追溯至历史传统,以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例,当时皇家厨房清一色是男性厨师。革命爆发后,这些厨师流落民间,只能自行开设小餐馆,从而形成了男性主导的行业传统。另一方面,从前女性的社会角色是生儿育女,她们多数留守家庭相夫教子,丈夫则出外谋生,这是非常传统的分工模式。” 他说,虽然随着时代进步,女性获得更多解放,但进入后厨的女性仍面临生育与职业平衡的难题。这是因为餐饮业要求每天至少12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投入时间,让需要照顾婴孩的女性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 他强调,这种困境与性别歧视无关,纯粹是工作量分配的现实问题,因此厨界长期保持男性主导的格局。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以男性主导的失衡局面,在过去七八年已大幅改善。“我们看到了众多卓越的女性烹饪人才崭露头角,她们正充分发挥着与生俱来的味觉天赋。” 阿伦在3年前受委国际风味暨品质评鉴所(iTi)评委会主席,是评鉴高品质食品的全球性领导机构。由顶尖厨师和侍酒师组成的评审团,将根据5项国际感官分析标准,即第一印象、视觉、嗅觉、味觉和质地口感(针对食物)或余韵(针对饮品)为产品评鉴。 在获得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以后,阿伦努力改进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评审阵容。他特意挖掘那些在顶级餐厅任职、受聘于米其林餐厅或自主摘星的女性主厨。值得欣喜的是,自疫情前启动该项目至今,百人评审团中的女性成员已增至36名。 阿伦强调,这绝非凑数之举,而是基于实力的选择。“这些女性厨师的专业水准完全不逊于、甚至超越男性同行,她们理应获得这样的地位。” 在他看来,味觉评审并非体力劳动,而是坐着盲测、风味品鉴与食物评析,女性完全能够胜任,甚至更胜一筹。“更何况我们品鉴的很多产品是面向消费市场的食品,而最终购买这些商品的消费者多为女性。” 让超级味觉者不再排斥食物 虽说享受美食是人生一大乐趣,但对于“非为食而生”的超级味觉者来说,这是无法感知的。“我确实为那些无法享受食物的人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能尝到太多糟糕的味道,但这并不令人愉悦。” 他说明,超级味觉者往往体型消瘦,对食物毫无兴趣,这是因为他们舌头上有大量味蕾。可能的改善方式是为他们定制餐食,去除令他们排斥食物的苦味和酸味。 “可能我们此刻的讨论,他们(超级味觉)从未想过;他们只是消瘦且不喜欢食物,而非主动寻找可能喜欢的口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他们甚至不会朝这个方向思考,因为这个话题根本不在讨论范围内,也从未被推广或公众认知。” 根据研究,超级味觉者对苦味更敏感,因为他们舌上的味蕾比一般人高出4倍;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几乎无法吃出苦味的“味盲者”(Nontaster),而剩下的一半人口是“一般味觉者”(Taster),他们可以察觉出苦味,但不至于到讨厌的程度。 阿伦强调, 为超级味觉者的境况感到惋惜纯属他个人感受。“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食物,毕竟这就是我的职业,但他们可能很快乐,我又凭什么评断或试图改变呢?或许他们非常满足,那样也很好。” 对预制菜的担忧 询及如何看待逐渐风行的预制菜饮食倾向时,阿伦坦言自己的担忧在于加工食品对人们健康和味觉的冲击。 “有些(产品)质量好,有些则不然。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经济压力很大,他们只能选择最便宜的食品,这是生活的现实。但要制作廉价食品,就需要添加风味剂、色素、添加剂等,让这些廉价加工食品变得可口。” 他表明,从商业角度可以理解这种做法,但从消费者角度看,这对健康、味觉的伤害又有多大?特别是让孩子吃这些虚假风味的加工食品。 “我看到所有英国人都在吃薯片,我感到绝望是因为孩子大量吃这类零食。如果你习惯了这种强烈味道,就永远无法品尝胡萝卜的新鲜甜美,这就是我的担忧。” 阿伦坦言,站在餐厅主厨的立场,如果顾客追求这样的食材,你能怎么做?要么倒闭,要么干脆彻底迎合需求,但这始终存在风险。 他认为,突破的关键在于确保餐厅菜品的风味精准命中顾客的喜好,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经过千锤百炼的专业味觉。坚守初心和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是重中之重。 “投入餐饮事业往往出于热爱,且怀着特定的信念,但愿他们能将这份心意传递出去,让人们真正开始欣赏餐饮所呈现的风味层次。” 更多【人物】: Eriko Motoyama/创社区守坡计划,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不再无能为力 独角兽计划创办人李惠贞/阅读让我们更自由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 回答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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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加混血的Eriko Motoyama(本山エリ子)在美国修读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毕业后便投入科技领域工作。90年代时无意间看到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播放有关时任首相敦马哈迪的演讲影片,提及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前景,决定随着大马伴侣回到我国生活。 不巧,来马后却遇上1997年金融风暴,打乱了他们的规划,但也开启了Eriko在“灾害风险减轻”(Disaster Risk Reduction,DRR)领域的发展。她为什么突然从科技领域转换至关注环境议题?又是如何将自身的技术传播技巧套用在“灾害风险降低”里呢? 报道:本刊 辜嘉荣 图片:受访者提供 SlopeWatch成立于2009年,是一个围绕淡江国际山庄(Bukit Antarabangsa)社区的非营利组织,主要关注山坡安全情况和土崩课题。SlopeWatch也协助其他住在不同山坡地区的居民成立观察站。观察站是建立通报网和培养察觉土崩前兆、避难意识的基地。 该组织联合创办人兼项目总监Eriko回忆,“在一次参与土崩相关宣导活动结束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被‘环境’这个科学宝库围绕着,才因此成立SlopeWatch。” Eriko在加入SlopeWatch之前是担任技术写作员,就是把专业术语转换成说明书的工作。马来西亚公共工程局(JKR)在2007年招她成为“国家斜坡总体规划”(National Slope Master Plan) 的一员,才因此接触土崩相关的课题。 2008-2010年之间她也是JKR土崩与山坡安全醒觉教育与宣导活动的计划负责人。 “聊起土崩高风险区,大众可能就会提到淡江国际山庄。这一切都从2008年土崩事件说起。”2008年12月初,乌鲁音、白沙罗和淡江国际山庄接连发生土崩,居住在淡江国际山庄的Eriko距离土崩地点只有5分钟的脚程。“事后居民意识到自己住在山坡上或许是个无法保证安全地点,开始感到惊慌。” Eriko说:“土崩发生不久前,JKR正与我合作到处向大众科普土崩相关的知识。就在这期间,国际山庄发生土崩了。没什么事情会比亲身经历土崩,成为自己负责计划中的‘灾民’来得更震撼。顿时你会明白灾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将土地相关知识“翻译”给大众 “后来,因为我认识灾民,JKR让我负责筛选灾民采访调查。”Eriko解释,灾后调查不只有观察泥土、水流情况等技术层面的研究,也包括对居民采访调查。 透过访问居住在不同山坡高度的灾民,让他们复述土崩发生时的情况,以此来判断土崩的类型。“例如泥土是和水一样流动吗,抑或是一整块泥石袭来呢?这种资讯能还原出许多重要资讯。” 采访调查后,Eriko才发现原来居民早就观察到了许多土崩前兆,例如树木前倾、无故积水,但是居民都不知道原来这些是土崩即将来袭的预兆,在JKR向居民解释时才恍然大悟。 若反常现象在土崩前几小时才出现,是否也难以避免呢?Eriko摇摇头,“这些前兆不是意外几小时前发现的,而是最长几个月前就观察到了,只是我们无法‘翻译’它们。听到居民反馈他们观察到的大量前兆却无法避免,这都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和惋惜。” “所以2009年开始,我们就充当‘翻译员’,教导不同花园的居民相关知识。我们将来自政府、地质学家、地质工程师的资讯以百姓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随着越来越多人认识我们,我们也到不同的高山住宅区科普或培养当地人成立自己的观测站。” Eriko补充,“当然,毕竟我不是地质学专业,所以我们团队内也会有地质学家和地质工程师来核对专业知识,确保信息没有传达错误。” 无法对土崩问题弃之不理的理由 担任“传声筒”难度高,有时还吃力不讨好,为何Eriko会愿意肩负这份任务呢? “我大学时修读技术传播。在美国工作时也主要负责把电子硬件和软件的使用方式写成使用手册。不觉得这就很像翻译员吗?” 将专业术语转换成大众理解的内容可说是Eriko的本业,可是将重心从科技领域转移到关注山坡和居民意识,则是因为一则她亲耳听闻的故事。“以前平时看新闻,也经常读到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天灾、悲剧,但距离太远,只感觉是一堆数字,自己也无能为力。直到有一位居民描述着土崩发生的经历,我从此就无法对土崩问题弃之不理了。” “他说,‘土崩前一分钟,生活如日常般稀松平常。然而下一分钟我就突然被泥土淹没、家具全毁,甚至还看着石块朝我飞来。’” 这些故事发生在每一位灾民身上。“大自然灾害——或者说人类造成的大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但解决方式就在眼前,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Eriko笑着补充,“或许这也跟我天生喜欢解决问题的性格有关。” 解决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看到眼前的问题就想要解决,相信也不仅是Eriko的性格,而是人的本性。“可是我们不能只解决‘看得到’的问题,而是应该宏观地分析和处理。” “举例而言,可能有工程师觉得要解决山坡滑落很简单,铺上一层混凝土,让沙土看不见、流不出来就可以了。可是山坡少了植被,水流无法透过草地吸收到地底;山坡少了树木遮蔽,雨滴会直接落在泥土表面造成侵蚀。” “你以为只要不露出一点泥土就没问题了吗?雨水会因此随着不透水的混凝土流到低洼地区,原先安全的地区也开始发生水灾。你说那我们重新种回树可以吗?如果你种的大树不是本地品种,可能是根系往外扩散而非往内延伸的种类,抓地力不强,大风袭来反而树会倒,造成另一层伤害。” 拆东墙补西墙的逻辑只让问题转移,并非真正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区内的居民往往才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人。” “以过滤水源或河流为例,无论设计再好的过滤系统,若是遇到乱丢垃圾、把油漆倒进河流等行为的居民,终究会造成水源污染。所以预防才是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从源头避免土崩造成的伤害 “JKR在面对很多土崩事件时也意识到两难,他们既不能不将资源放在救援行动上,却也不能永无止境地等到问题发生才去救援。想要从源头避免土崩造成的伤害,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提高居民的防灾意识。” 防灾意识不仅是避难方式,Eriko认为,“建立起健全的通报网很重要。如果居民某天观察山坡情况时发现异常,他需要知道能透过什么管道来联系相关单位处理。” “去年,我们在淡江也设立了一个DRR社区资源中心,收录了淡江社区的山坡观测记录以及与土崩有关的资料。我们也经常与其他山坡观测组织,例如Penang Hill Watch和Penang Forum讨论策略、交换意见。我更希望能培养当地居民成立自己的观测站而非依靠我们,毕竟我终究只是国际山庄的居民。” Eriko强调,“社区居民需要意识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分子,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居民需要有监督政府、适时对政府施加压力来改善生活环境。管理应该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 谈及未来扩展方向时,Eriko认为,“当然还是会提供宣导活动,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活动结束不代表工作结束了。” “要记得,即便只有一个人留下来询问‘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也要栽培他。这一个人,就是未来会持续为社区付出的在地领袖,我当初就是那样的一个书呆子。” 活动日期: 2025年10月11日(六) 活动地点: 吉隆坡马华大厦 更多【人物】: Dr. Rachel 陈慧君/在儿科病房里 守护每一个小小希望 独角兽计划创办人李惠贞/阅读让我们更自由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 回答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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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前一口气读完《记得你很勇敢:一位大马儿科医生的英伦手记》,打自心底赞叹──一个手持听诊器的医生怎么那么会写?!文字功底好,表达能力强,笔触温暖,情感充沛,仿佛只要呼唤一声,Dr Rachel就会从书页中走出来似的。 她是陈慧君,大家习惯叫她Dr Rachel,因为她的脸书粉专叫“Dr Rachel─英国生活随笔”。 报道:本刊特约 张佩莉 摄影:本报 黄玲玲 陈慧君是马来西亚人,在英国利物浦Alder Hey儿科医院担任高依赖病房及心脏科主治医生,同时也是一对小兄弟的妈妈,今年多了一个作家身分,新书甫上市就登上十大畅销榜,不到一个月已经二刷。 她一脸谦逊地摇头微笑,说道:“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我只是个写手,只是在记录生活。”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虽然一些用词需要借助谷歌翻译,但以中文书写时依然笔翰如流,一问之下,才知道她有写日记的习惯,“以前写在日记本,现在用Day One日记应用程式,每天都会在上面随便写写东西。” 同时,她也爱看书,手边总有一本书,目前的床头书是《西藏生死书》,同时也在读《Nexus》(中译《连结:从石器石代到AI纪元》)和《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教导》;回国一个多星期,又入手了两本中文书──黎紫书的《流俗地》和外卖佬的《餐饮魔咒》,“最近看很多中文书,因为想找回中文语感。”她笑笑说。 陈慧君就是这么一个专心致志的人,不管手里拿的是听诊器还是笔,都一样闪闪发光。但她又绝非那种气势强悍的女强人,在她身上,你感觉不到气燄,只觉得温暖。 因为一连几场新书发表会和饭局不断,她看起来有点累,但暖阳般的笑容还是瞬间照亮小房间。 握手时,她的力度适中,说话声音轻柔,目光澄澈,眉宇间的招牌吉祥痣满溢温柔,看起来就是一个会让小朋友乖乖打针的医生! 求学之路从甘榜到英国 她在书中说自己出生安顺,在雪州一个很小很小的甘榜长大,那个“很小很小的甘榜”是双溪侨华。她打开手机上的地图,边放大边讲述:“到处是椰芭,过一条河就是半港,那里没有医生,要看医生,得坐45分钟的车去安顺,我就是在安顺医院出世。现在人口更少了,很多房子空着,我的母校蒙德华小只剩下十几个学生。” 家乡很小,她童年时的世界也很小,“只知道有医生、护士和开店做生意的人,不知道有律师和其他。”所以爸爸跟她说长大后一定要做医生时,她也没有异议,一路奋发图强,一直都是一个乖乖牌学霸。 学霸生涯顺风顺水,20岁那年,陈慧君来到最后的关键战──英国利物浦大学面试。 “大学给我有条件录取,意即到达指定成绩就会让我入学。他们面试后很喜欢我,告诉我A Level考到2B1C就让我进去,但最后我考获4科A,最终获录取。” 询及是什么原因让考官另眼相看时,她腼腆笑道:“可能是我告诉他们说,我从大学刊物里找到校友会主席的电邮,写信去问他利物浦大学是怎样的一所大学、教学方式如何、校园生活怎样等等。” 她不是为了挤进大学窄门而钻营的心机女,而是,“我想要对大学多了解一点,但身边没有人读过大学,没人可以帮我,所以必须自己想办法。”好奇心、独立思考、积极主动,我想,是她身上这些潜在的当医生的人格特质,让考官对她刮目相看。 一转眼,她已当了15年的医生,还当上了利物浦大学医学院的面试官,成了甄选医学生的那个人。 回头看医学这条路,她语重心长地,有感而发:“当医生久了,你会发现,成绩不是一切,成绩最好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医生,人品、态度、沟通能力等都非常重要。” 在儿科里遇见的“小小人类” 在众多科别里面,陈慧君选择了儿科,而且是很早就已经知道自己想当儿科医生。她笑说:“我妈妈以前是保姆,我帮她带小孩,我特别喜欢小孩!” 她的同事、那位在脸书粉专出现过几次的“霆锋哥”Dr CK Eyton-Chong如是形容她──她对病人体贴入微,专业而有温度,总是设身处地为家属着想,聪明又细心,总能在关键时刻冷静判断,给出最合适的医疗决策。 但她认为病人给予她的更多,“小小人类”除了让她可以守住一分赤子之心,也常让她感到震撼,“前几天才刚做完开胸手术,今天就已经精神奕奕,他们顽强、乐观、不呻吟、不抱怨,活在当下的态度,让我学到很多。” 她服务的部门是高依赖病房部门(High Dependency Unit, HDU),那是重症监护(ICU)的一个分支,病床上,约30-40%是罹患复杂心脏病的孩子,“在这里,每一秒都可能决定生死。” 她的语气婉转,却不失坚定:“在这条充满挑战的旅途中,我们能做的,便是紧握每一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希望,都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我今天可以做任何事! 听她叙述病房里的故事,有的惊心动魄,有的温馨感人,但大多数都令人沉重,我只是听,已觉得压力山大。这需要非一般强大的心脏,作为病房里最温柔也最坚韧的存在,她是如何让内心变得强大? 她缓缓说道:“我的态度可能是对的吧,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也知道我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我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在做困难的决定时,我并不孤单。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 看陈慧君的书,字里行间都是她对病人的关切之情,“很多人都说,医生对病人投注感情会影响理性判断,我觉得倒不会,其实这些感情基础都是信任的基础,那是好的,因为作为人,当你有这种信任的契约时,你会竭尽所能,站在他们的位置上做决定──我该怎么做,才对得起父母亲,对得起孩子!” 医生这份工作,她说她没有觉得很难,也没有觉得不难,“不要想太多,每天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 有时候接到急诊电话,预知会有一场硬仗,“我会先喝一杯牛奶再下去,一进到病房,就跟自己说,I’m here, I can do anything today!” I can do anything today,我今天可以做任何事,“医院里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上班的。”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谦卑,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我很笃定的相信我的能力,但是,更多时候成不成事还只能在上天,我只能尽力而为。到最后,我们只是宇宙的一颗尘埃,要谦卑,要继续的学习。” 说到底,医生这份工作最难的地方是面对生死两难的抉择,“对父母亲来说,他们不能失去孩子,孩子走了,他们也不想活了。但对医生来说,我们考虑的是怎样做才是对孩子最好,我们是在延长孩子的痛苦?还是在帮孩子恢复?”面对死亡时,坦然接受,勇敢放手,才是最难的。 在一个每秒都可能决定生死的环境底下,陈慧君对生死也体会甚深。 她没有宗教信仰,但很喜欢佛教的因果概念,“因为让我觉得很公平,对我来说,它是有逻辑的。”她也很喜欢转世的概念,“这一辈子做的事,不会在死的那一刻跟着入土,不会就这样烟消云散,而是能带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是有另一个机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概念,因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白费。” 保持正面态度  就会有好结果 近年来,陈慧君也清楚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内向的人,在承受如山的压力后,需要时间独处,自我修复。 “我每天都会静坐,下班后,有时间就去跑步,一星期约跑个10公里。也常做重训,锻炼肌力,这样晚上可以睡好一点,让身体保持状态,比较不会生病。” 回想刚开始当医生时,她只要on call就睡不好,“担心睡着了接不到电话,”她莞尔一笑,“以前还年轻,晚上不睡觉,第二天还是可以如常操作,现在不行了,晚上没睡好,白天就没有精神!” 现在情况好多了,因为经验有了,所以做起事来也从容了,“知道什么时候要放手,让别人去学习,也知道电话一响,我一定会醒,从来不会有missed call!”久而久之,也练出随时随地倒头就睡的本领,“但就变得睡得很轻,一点点声音就惊醒。” 还有一个最好也最有效的减压方法,那就是回家,“我的小孩让我开心,看他们吵吵闹闹,什么压力都没有了!” 想到家中的吵闹日常,她打从心底笑了。她说自己是个大而化之的妈妈,因为在甘榜长大,所以可以接受小孩在地上打滚,玩到脏兮兮,“身体是由不同的细菌组成的,地上的东西不会让你生病!”她哈哈笑道。 但该认真的时候她绝不随便,老大有自闭症,她曾经为了儿子的特殊学习需求,跟英国地方政府打了一年官司,最终胜诉。 说起这场官司时她感慨万分,说故事长得可以写成另一本书。“过程充满挑战,压力很大,很煎熬,而且很不舒服,因为要跟老师互相撕脸。”但官司打过后,她对英国司法也信心大增。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老大的学习进度良好,最近老师告诉她说,可能再过半年,他就可以跟其他小孩子一样正常上课了。“打赢官司,开了先例后,希望学校和其他有需要的孩子都能受惠。”她露出一个苦尽甘来的微笑。 就像她常说的,所有发生在身上的事,都是一种经历,what happen to you it’s how you make of it。“任何事情,只要保持正面的态度,从中学习,累积了‘经验值’,就能有好的结果。” 更多【人物】: 独角兽计划创办人李惠贞/阅读让我们更自由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 回答我是谁 王荣义解开梦谜 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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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李惠贞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几个词汇是温柔、知性、优雅、自如,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因岁月与文字滋养而生的从容和笃定。 她在出版界打滚二十余年,担任过总编辑、企划,也是《成为自由人》《给未来的读者》《成为企划人》等书的作者,从2017年起以“独角兽计划”之名推广各种阅读活动、经营阅读空间“A Reader”、主持播客节目“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看似多元的身分,始终贯穿着同一个核心——阅读。 报道:本刊 刘紫晴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关于阅读:读书的重点在“读” 这些身分又是如何形塑成现在的李惠贞呢?她很喜欢书,也喜欢书店,即使离开了职场,做的事情依然跟书有关,其播客节目也在推广阅读,包括写书和演讲,无论是什么主题,都会提到很多书带给她的启发。 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李惠贞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网络上资讯丰富,看一个3分钟的影片就能获取信息,为什么我们还要读书?”非要用一句话回答的话,她会说:“你人生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你都不是古今中外第一个遇到的人”。 她认为,阅读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简便的答案,而是帮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有能力找到解答。“3分钟的影片无法真正帮助我们思考,因为它必须快速给出结论。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简便答案,尤其涉及生命中的重大议题时,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读书的重点不是书,而是读。”这句出自詹伟雄的话,让李惠贞铭记许久。她说,阅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也帮助我们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关于选书:只要你愿意读  它就是一本好书 谈到选书标准,李惠贞笑着摇头:“其实我选书没有什么标准,此刻我对什么书有兴趣,或是某一本书吸引了我,然后我翻一翻觉得它挺有趣,就会继续读 。”但她通常不会读很艰涩的书, 因此她会推广的书都是自己真心觉得有趣的。对她而言,选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她经常抱着未知的心情走进书店,享受着这种与喜欢的书偶然邂逅的惊喜。 她略带可惜地表示,很多人一提到“阅读”就觉得是一件严肃的事,在台湾的教育环境下,很多时候大家会把阅读、考试、成绩、竞争联想在一起。于是,读书变成了一件充满压力的事。“阅读并不等于读教科书,我在推广阅读时,首先希望大家能改变观念,阅读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趣的意思是,你可以读任何你想读的书,只要你愿意读,它就是一本好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谈到分享阅读心得时,李惠贞做了这样的区分:在“独角兽计划”的脸书粉专上,她所推荐的书一定是自己已经读完,并且真正喜欢、觉得受用的书;而Instagram是她的阅读日记,她会提前跟大家分享自己正在阅读、还没读完但很有趣的书。 阅读是李惠贞生命中的一部分,无论经历困惑、挫败,还是面对新的机会时,她都会先从书里寻找答案。“如果要认识我这个人,不管从什么角度,最后一定会找到某些书的痕迹。” 她推荐了几本令她印象深刻的书,《欲望植物园》以4种植物对应人类欲望,兼具知识性和叙事性;《生命的寻路人》讲述原住民文化的消逝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潜能;以及《阅读的方法》逻辑清晰地叙述了阅读的价值。 关于书店:书店不是将书随意摆放的空间 “书店不是书的容器,书店本身就是作品。” 在李惠贞看来,书店并不是把一些书随意摆放在空间里就能称之为书店。真正的书店,应该具备诠释书的能力,也要有让人停留的魅力,而真正的阅读爱好者一定能感受到其中的差别。这是她走访书店多年得出的感悟。 30天,6座城市,66间书店,是个怎么样的故事? 2018年暑假,她带着女儿展开了一趟为期一个月的“疯狂书店旅行”。母女俩几乎每天都准时报到书店,行程遍及福冈、尾道、大阪、神户、京都与东京,共拜访了66间书店。在那段旅程中,她们与无数好书相遇,每天都沉浸在文字的滋养里。 “我看到这些数字时觉得很好笑,因为那时候觉得每天走13公里,平均一天走1万2000步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20分钟的阅读 既然有了好书,也不缺好的书店,那问题出在哪里? “缺的是阅读者。” 李惠贞开始思考核心问题:如何让人们开始阅读?“独角兽计划” 因此而诞生,以不拘于任何形式去推广阅读,它既不是读书会,也不是书店导览,虽有部分类似性质,但并不完全相同,也没有标准流程,但会依参与者或书店特点来设计活动内容。 独角兽的第一种活动是在书店里举办小型读书会,大约10人参与,但与一般传统读书会不同的是,参与者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只要人到场就好。大家会在现场各自挑选一本书,静下心阅读20分钟,然后分享心得。 “如果现场有100个人,就会选出100本不同的书,而每个人的选书往往会映照出本身的特质,这其实是一种探索内在的过程。” 她说,很多读者一开始会紧张,觉得20分钟根本读不完一本书。“根本不用读完,又不是考试,没读完也没关系,可是你会发现在这20分钟里依然会有收获,就算只读了封底的简介或作者简介,你也知道了你本来不知道的事。更妙的是,有时你随手翻到了一页,读到了一段触动你的文字, 那这本书就对你有价值了。” 为何以20分钟为限,李惠贞表示活动的本意是要让大家放下焦虑,不要再拿“我很忙、没时间阅读”当借口。即使只是阅读20分钟,也能带来20分钟的收获。 “我觉得阅读的深浅并不取决于时间长短,而在于专注度。如果在这20分钟里没有受到干扰,那就是一种深度阅读。每天挪出20分钟并不难,我们不能小看这段时间,日积月累下来,会形成相当可观的阅读量。” 这正是“独角兽计划”成立的初衷,针对大家不阅读的原因来沟通和解决,当大家亲身体验到阅读与自身相关,20分钟也能有所收获时,就更容易把阅读融入日常生活,久而久之,阅读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有输入就得有输出 在李惠贞看来,阅读是输入(input),而表达则是输出(output)。“有时候脑袋里塞了很多东西,如果只是不断地吸收,没有把所学的整理出来,其实我不太能够抓到我理解了什么,也较难真正地应用。” 表达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梳理和反刍的过程。当你把一本书的心得用语言或文字转述给别人听时,你必须先整理思绪,再将其转化成清晰的讯息。这个过程不仅帮助你回顾自己学到的东西,也让你更明确地知道那些真正触动你的部分。 自己可以通过不同的机会表达,如演讲、主持播客节目、写作等。她在《成为企划人》里提到,沟通是每个人都可以练习和学习的能力,因为它关乎人与人之间的重要连接。因此,写作和言语是她最主要的表达途径——透过文字沉淀思绪、透过言语建立连接。 碎片化阅读的空虚 谈起碎片化对阅读的冲击,李惠贞认为阅读的价值从来不在于“量”,而在于“质”。“不是你一天吸收了多少资讯,也不是一年读了多少本书,关键是你到底读到了什么。”她认为,就算一年只读一两本书,但如果读得很深,每一次都能得到启发,这样的阅读才是有意义的。 然而,碎片化的阅读往往让人无法沉淀,看似接触了大量资讯,心里却依旧空虚,甚至会感到焦虑和孤独。“除非有人真的觉得碎片化的阅读能带来充实,那就没问题,但有很多的研究证明它是行不通的。” 无论是纸本书还是电子书都有完整的架构,且经过慎重的把关和编排。尤其是纸本书一旦出版便不能更改,这种严谨性和完整度正是碎片化阅读所缺乏的。对于很多重要的议题,碎片化的资讯往往只让人停留在“以为知道”的表层,这种自以为懂的状态,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让我们错失了追问和思考的机会。 阅读一本书,意味着与作者展开一次深度的对话;而碎片化的阅读,却可能让我们在信息的洪流中更加迷失。 她补充,持续阅读会悄然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阅读一本书会带我们走向下一本书。久而久之,每一个阅读者都会在自己的内在形成一个阅读网络,那是属于你自己的内在宇宙,它会慢慢塑造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阅读是拓展选择的方式 当阅读是通往自由的路径,李惠贞如何诠释自由? 自由意味着我们拥有选择权决定走哪一条路,如果所有路径都被预设好,那便失去了自由,而阅读正是拓展选择的一种方式。“当我们阅读时,会发现原来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思考角度,世界上有人以不一样的方式做事,这些新的视角和经验,会为我们拓展更多可能。” 推广阅读多年,李惠贞认为,分享阅读的意义在于阅读是她的内在驱动力。她希望大家能通过阅读更认识自己,更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更有信心去探索生命。于她而言,阅读是认识自己的途径,也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只要有一个读者因‘独角兽计划’而走进阅读,并对他的生命有一些帮助,我就觉得成功了。”正如她的人生信念——为无用而阅读,为探索而阅读,因为阅读让我们更自由。 更多【人物】: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 回答我是谁 王荣义解开梦谜 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 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 从街边演到舞台
2月前
杨双子近作《台湾漫游录》不仅在中文世界广受瞩目和好评,更是少数成功“出圈”译成外语通行的台湾文学作品。近期适逢吉隆坡诚品邀其前来讲座分享,故安排访问,讨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创作小说的背后经过,以及现实环境如何影响她的个人写作。 报道:本刊特约 李宣春 摄影:本报 林明辉 杨双子本名杨若慈,“杨双子”原是她与已逝的双胞胎妹妹若晖共用的笔名。其成名代表作《台湾漫游录》于2020年出版,后由金翎翻译成英文著作。2024年,这本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大奖,也让杨双子及其小说被更多人看见。 杨双子将小说的发想推溯至2014年。当时的杨双子与妹妹决定要写历史小说,并思考台湾哪一段历史最值得描写,并能帮助台湾人理解自身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最后她们选定1930年代。 杨双子解释:“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是女性,也希望书写女性角色;其次,希望她们能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成为故事的主角,并在现代化的脉络下展现行动力。因此,1930年代成为最佳的时间点。” 杨双子和杨若晖锁定日常生活的描写,包括衣食住行。食物是华人社会普遍关注的主题,旅行则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于是她先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开时节》,从家庭与校园出发,再逐步扩展到旅行。虽然《花开时节》出版于2017年,但仍不足以呈现日治时代女性能够旅行的广度。 “后来我决定将女性旅行作为《台湾漫游录》的主题。查阅许多资料,发现1930年代旅行在台湾已相当普遍,甚至在1936年已有民间可搭乘的飞机。如果家境宽裕,搭飞机并不算罕见。虽然我的主角没有搭飞机,但她们透过火车与轮船旅行,这已经能展现出当时的现代性。” 逐步扩展的日治时期女性描写 2017年《花开时节》出版时,许多台湾读者惊讶于1930年代的社会样貌。到了2020年,杨双子继续创作《台湾漫游录》,并将查过的大量资料纳入,包括台湾铁道从基隆到高雄的完整路线。小说展现了早在100年前,台湾就有非常完善的交通建设,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事实。 杨双子本身是铁道迷,对铁道发展有深厚认识。日治时期的台湾,除了有纵贯铁道,也因应林业需求而建设林业铁道、糖业铁道,以及部分矿业铁道。她解释:“殖民者为了彻底利用台湾物产,修筑了绵密的铁道网络。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因此日本全力经营,既要展示帝国的治理能力,也要将殖民成果带回本土。” 杨双子分析说:“这种(殖民者的)双重性格,让台湾人面对殖民统治时情感复杂,一方面确实遭受剥削,另一方面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蒸汽火车在西方早已出现,但在台湾却因清朝治理不善而无法发展。日本统治带来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台湾人很难用单一角度评价。” 铁道象征了文明与现代性,也促进了族群交流。台湾中央山脉阻隔东西,过去交通不便,加上语言差异,族群间交流有限。她又补充,但随着纵贯铁道与官方语言的推广,沟通变得容易,进而催生“台湾意识”。1908年纵贯铁道全线通车后,从基隆到高雄只需一天,而不再需要经过数日的船程。这对台湾的认同发展意义重大。 “百合”书写:殖民下的爱与情感 《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写到日本名门出身的小姐青山千鹤子前往台湾游历,结识担纲翻译和伴游的台湾女子王千鹤,两人从北走到南,一路上吃喝各地美食,更发展出暧昧情愫。 有些讨论点出了书中安插的GL(Girls’Love)因素。GL对应的是早已蔚为风潮的BL(Boys’ Love,男男情谊)。GL与BL与“传统”意义上的同志文化或同志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同志文学的一大特征在于探讨性别权力的对立与张力,经常回应现实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父权体制或身分认同等议题;然而在GL或BL的文本里,权力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浪漫化、唯美化的叙事。此类作品更强调情感的浓烈与角色之间的亲密连结,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恋爱氛围,也就是常被读者形容为“美得冒泡”的沉浸式爱恋情境。 对于GL,中文世界发明了“百合”名词以代称。杨双子表示:“百合的定义其实相当广。最广义来说,只要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暧昧或敌对——都能算作百合。女同性恋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但百合不限于此。它也可以是单纯的友谊,甚至仇恨、嫉妒、亦敌亦友的关系,都可以被读者解读成百合。” 她又补充:“与此相比,过去娱乐文本里,女性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明确的女同性恋,要么是互相竞争,例如后宫争夺。这样的描绘忽略了中间庞大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女性情谊’。我希望借由百合的书写,探索并呈现这一块。” 由此回到《台湾漫游录》来看,当杨双子在小说里处理殖民与权力批判这样的“硬议题”,同时又描绘旅行过程、美食享受与女性情谊这些“软元素”,小说本身的“力道”会不会相互抵销? 杨双子表示,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现了一股言情小说热潮。她在大学时写过4本言情小说,硕士论文也以言情小说为研究对象。言情小说常见的设定是“爱情能克服一切”,例如总裁与普通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 “然而,我认为爱情并不能解决一切。我在《台湾漫游录》里,刻意借用罗曼史的框架,却告诉读者:殖民带来的障碍,爱是无法克服的。这正是我想挑战的文化想像。台湾读者习惯了‘爱情可以化解困境’的叙事,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再者,过去我们谈殖民,多半聚焦在战争、饥饿、剥削等‘硬议题’。但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学,其实也书写过人际往来的细腻面向。例如台湾人明知被剥削,却在生活中仍会遇到善良的日本人,这让他们难以将所有殖民者一概视为仇敌。这种复杂情感,正是我想要呈现的。” 她也提到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人陷入两难:一方面被教育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被日本社会接纳。这种认同的矛盾与痛苦,战后一直少有人讨论。她希望透过小说处理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议题。 创作里的“台中精神” 杨双子的小说时常会出现台中。她说:“它的城市性格深深影响了我。台中和台北、台南不同,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台湾有句俗语:‘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台北艋舺,这些地方历史悠久。但台中其实是因为纵贯铁道而诞生的城市,只有百来年的历史。” 她认为,台中的特性就是“求新、求快”,愿意尝试各种可能,拼凑出火花。这样的精神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对各种题材都充满好奇,总想尝试新的书写方式。台中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一种精神。它不像台北或台南那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也不像鹿港那样带有宗族聚落的色彩。台中是一个因铁道而生的城市,充满移民与新事物。这种特质让台中人少了些历史包袱,更倾向于创新与尝试。 “在创作中,我自然也受到这种氛围影响。我的小说融合了历史、旅行、食物、女性情谊与殖民议题,看似元素繁多,但对我来说,这正是台中的样貌——多元、拼凑,却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由文学弥补 食物和建筑都能保存历史痕迹。建筑在她眼中特别有趣,它一旦建成就不会轻易改变;但食物不同,菜单会调整、食材会被替换。“比如说古建筑——台湾人在这100年间平均身高已经改变了,走进旧建筑时,会感觉屋子很矮。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历史痕迹。” 空间同样如此。早年的街道狭窄,是因为没有太多车辆,如今却经常塞车。“从食物、建筑到城市空间,这些都是文学能书写的素材。我希望透过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 访问最后的杨双子表示,《台湾漫游录》回应的是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透过历史梳理,搭配饮食与旅行,帮助读者思考“我是谁”。她感谓:“历史研究偏向记录事件,很少描写个体的心理或情感。但文学能做到这一点。文学能补足历史的不足,把人的痛苦、快乐与挣扎呈现出来。” 对她个人来说,文学是一种让人静下来思考的方法。社会里存在太多难题,而她没有其他专长能回应。文学于她,就是唯一能够处理这些难题的方式。 更多【人物】: 王荣义解开梦谜 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 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 从街边演到舞台 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 练就火箭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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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犹如一场缓缓放映的文学电影,引领观众游走在虚无的疆域,投身一个又一个奇幻情境与感官体验。有时情节跌宕起伏,让人尝遍喜怒哀乐;有时则以蒙太奇的手法拼贴出意象片段,令人一时难以参透。 世界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人及其象征》中曾提到,梦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它能将潜意识的反应与突发的内在冲动,传递至我们的意识之中。每个人的梦都拥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如果想要解读这些梦,必须依赖做梦者,因只有他们才能提供与梦境相关的联想和背景,才能从不同层面理解其中的含义。 在梦境里,无论混沌抑或清晰,每一个象征都藏有讯息。王荣义正是擅长拆解梦的象征语言。他从事心理咨询和梦境探究服务已逾30年,解读过成千上万的梦境故事。透过倾听与剖析,他希望引导人们认识梦境的多重形态,并借由自身的生命经验,触及潜藏心底的真实自我。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会不会有人没有梦?” “不可能没有,只是不记得而已。”王荣义淡淡一笑。 若能安稳入眠,一觉到天亮,那么一定会做梦。惟,梦醒后,许多人不记得梦的情节。相反地,睡眠品质不佳的人,反而会较少进入梦境。梦,本质上是一种短暂记忆,每晚入睡,约90分钟便会经历一次睡眠循环——浅睡期、深睡期和快速眼动期,而快速眼动期正是梦生长的地方,也被称为“梦境睡眠”。 一般而言,8小时睡眠会经历4至6次的睡眠循环,意味着会做4至6次梦。每一次做梦只维持5至10分钟,随即便进入下一个睡眠循环。但,如果一个人是被梦吓醒,就会把梦境片段记得很清楚。 他说,现代人觉得自己没做梦,往往是因为被闹钟弄醒。正当你要做梦时,就被迫醒来了。 如何成为解梦人? 成为解梦人是无心插柳之举,27岁那年,王荣义参加了一位修女主导的两天解梦工作坊。那位修女专研现象心理学,刚从海外取得博士学位。 课程一开始,每个学员被要求准备一个梦境故事。在讲解完原理后,便逐一解读他们的梦境。出乎意料地是,修女只听了简短的梦境描述,便能点出做梦者的性格与经历。而她与学员素昧平生,却能透过梦境看透人心。 该工作坊打破了他对梦的认知,让他意识到,解梦可以成为心理咨询的重要工具,自此走上解梦之路。当问到怎么会熟稔各种梦境背后的象征意义,他坦言,大多是从临床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之后再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 梦,其实是照见最隐秘的自己。王荣义称,解梦是为了协助他人重新认识自我,去解开深层的心结。但有些学派会介入他人生命,改变其信念。他举例在台湾有“读梦”、“孵梦”,甚至“改梦”。所谓“改梦”,即通过催眠手法改变一个人的信念。但他反对这个做法。假设一个人一直被错误对待,当催眠者试图扭转信念,让他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最后可能会令他精神失常。 “催眠后,他虽然觉得很有自信,可是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潜意识里面是没有自信,可是信念却偏偏告诉他自己是最棒的,久而久之就会精神错乱。” 读懂梦境符号,再核对生命经验 大家对梦境向来充满好奇,坊间有说法,认为梦与现实是相反。对此,他完全不赞同。他指出,很多时候梦境虽然很荒诞,可是却与现实紧密相连,只是大家不了解梦境的符号语言。 比方说有人梦到中彩票,并不代表真的中彩票,可能暗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喜事,“你是因为无法形容那个开心,所以(梦里)才用中马票的形式。未必跟钱有关系。” 他接着说,梦其实是将内心所压抑的事物呈现出来,九成以上都在讲述一个人的内心挣扎与矛盾。例如有人在白天忍受上司的不公,满腔怒火却无处爆发。夜里发梦时,他便梦见自己破口大骂上司,还揍他一顿。 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揍上司,其实不然,从解梦的角度去看,他是在揍没有勇气的自己,责怪自己当下为何不反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 “(解梦时)我当然不会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某个梦的象征意义。只要说出象征,对方就会连接到他的生活经验。” 做梦也要有素材 事实上,做梦也要有素材。如果一个人常常梦回古代,这个人或许常看古装剧,当他看到宫廷剧里面的某些情境,很吻合其心境,便运用那个情境来演绎自己的内心世界。 不过,大人和小孩的梦境有些不同,小孩的梦,很多时候是描绘外在的世界。有小孩跟他说梦到战争画面,耳边传来隆隆炮声,乒乒乓乓。当他进一步追问,才知道那些“炮声”原来是父母吵架摔碗碟。又有小孩说梦到呲牙咧嘴的狮子,他会问狮子有没有咬到你(可能是遭鞭打或家暴)?咬到哪一个部位? 王荣义说,解梦的原则不是猜测他发生什么事,而去指出梦境里面的象征所传递的讯息。那么如何找出真正的答案,对方需要核对自己的生命经验,看是否吻合。通常今天的梦会跟昨天发生的事有关。 然而,解梦不是虚无缥缈的,反而是有逻辑可循。在台湾,许多人常梦到考试。王荣义解释,除了考试文化,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会通过考试去证明自己的实力,“即使你毕业了20年,还是会梦到考试,因为考试就是评量你做某件事情,成功了多少分。” 另一类常见的是“开车梦”,比方说你想开车,突然发现找不到钥匙、没有油、车子不见了,这些都跟行动力有关。如果梦到车子不见,代表行动力消失了。又或者你在梦里找到停车位,下车去吃饭,回来之后车子不见了。这也隐喻着你一旦休息,就不想再动了。 原来梦里的苹果另有所指 王荣义记得童年时曾做过一个梦,当时,他手里捧着一颗大苹果,结果下一个画面,苹果突然出现在哥哥手上,随后他就气醒了。他向母亲哭诉,说哥哥抢了他的苹果。母亲当然认为他胡说八道,便打了他一顿。 “那个年代,普通家庭买不起苹果,因为苹果都是从日本进口。那个时候,普通人月薪才八九百(台币),一颗苹果就要50块,很贵!除非你生重病,有人送你苹果,你才会有机会吃到它。” 当他学会解梦后,才意识到梦里的苹果象征着珍贵的价值。“为什么会出现在哥哥手上?我突然懂了,自己的遗憾和失落,是源自我觉得哥哥很重要,哥哥把我的价值都抢走了。” 究竟哥哥“抢”走了什么价值?原来小时候,父母很重视哥哥,把所有重要的事务交给哥哥处理,让他觉得自己被忽略。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哥哥大他3岁,父母肯定会交代他办事。直到五十多岁,两人才真正和解,多年积压的心结也被释怀了。 我梦到杀人了…… 很多人担心梦到杀人是不是代表心理有问题?王荣义解释,在梦里“杀人”并不是要取人性命,而是象征着想消灭自己厌恶的性格或特质。 但这些特质往往“杀不死”,因为强迫自己改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妨回头思考,为什么讨厌它?它又是如何养成的? 他曾接触过一个案例,有人梦见弑父,他会问,父亲做了什么东西?对方答,父亲脾气非常暴躁。“那么他在杀什么?其实是在杀掉自己跟爸爸一样的特质。”换句话说,他不是要弑父,而是想摆脱自己身上的暴躁脾气。 同样地,有些人梦到出轨,醒来后觉得愧疚不安,以为感情亮红灯。他说,梦境中的“第三者”其实不是外人,而是被压抑的自我。例如你在现实生活经常压抑果断和自信的“自己”,表现得优柔寡断。那么在梦境里面,这个“自己”会被投射成出轨对象。 有时梦见与某人一见钟情,往往不是爱上别人,而是爱上自己缺失或长期被忽略的特质。“梦都有逻辑,可是做梦的人看不出逻辑。”春梦的背后也有一套象征意义。假设梦到跟一位温柔体贴、艺术气息很浓厚的女生发生关系,意味着你对感性、创造力的特质深感兴趣,想要通过性的结合,让自己变得更加感性。 关于“人生如梦”这课题 常言道,人生如梦。对一个解梦人而言,真的是如此吗? 他认为,一般人对梦的理解,即梦醒了便回到现实,人生犹如梦一场,醒来了才发现之前所拥有的都是虚幻泡影。 “可是对我来说梦是真的啊!它是在反映你的人生,所以你跟我说梦如人生,也可以的哦!如果你认为梦是在把你的人生,更真实地表达出来,你也可以说梦如人生。” 绝大部分人说人生如梦,背后的意思是叫人看开点。“我的看法,人生如梦是‘懂了’。梦是把我的人生更真实的呈现出来。我可以透过梦,更深地懂我的人生,那不是很好吗?会更踏实地接纳自己的样貌。” 在解梦过程中,王荣义不是要改变对方,反而是陪伴对方认识自己。“我陪伴你的目的是,让你有能力陪伴你自己。我不是要救你,如果我要救你,恐怕一辈子就被你拉下去了。” 简介 王荣义拥有波士顿学院教育硕士和爱丁堡大学神学硕士学位,曾任马偕医院院牧与协谈中心主任。他投入心理咨询领域超过30年,擅长为人解析梦境,协助他们更了解自己、解开心结。著作有《梦的十种性格解析: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梦》和《穿越梦境,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更多【人物】: 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 从街边演到舞台 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 练就火箭奇迹 演员狄龙/ 光影沉淀之后 回归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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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习惯在街边讨生活的人,眉目与口气里有她的硬气。“做什么来访问我,我不出名。”嚷嚷自己不懂说不懂说,一说起来,停顿转折都是戏。 转身走出化妆间,我们来到剧场外的长廊拍照。杜爱花脱下宽松外套,内着一件鹅黄色棉衣;靠坐沙发时,懂得挺直身板不塌陷,手与腿很快找到对的姿态,微笑,定格——啊,瞬间也是典雅的“纸影人”。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蔡伟传、受访者提供 纸影,潮州话,木偶戏的意思。十来岁加入木偶剧团,演出多在丧礼和庙会,戏棚临时搭建路旁,角落里杜爱花司鼓、唱戏,从艺至今62年。女儿吴慧玲将家族故事谱写成《纸影人》,让潮戏从街边走上舞台,也让妈妈当一回闪亮主角。 身在戏班世家但不爱演戏 家族故事,要从外祖父说起。 19世纪,外祖父杨丙金带着“老赛永丰潮剧团”南下马来亚定居槟城,外祖母李玉凤是当年名旦,母亲杨清音也是40年代名小生。 旧时戏班多禁忌,“以前老前辈说,女的不能踏上台,要男人。我妈妈讲,她十多岁很喜欢偷看别人做戏。不能(上台)。后来大了啊,没办法嘛,女人厉害,女人去做戏咯。但女人有胸部,她说要绑起来,要扁扁,做小生。” 杜爱花呢?小时候也会像妈妈一样,偷看别人做戏,心向往之吗? “噢,我不喜欢的。”眼看穷人家将孩子送来戏班,绑给头家糊口,“老前辈教啊,讲不对,打!讲不对,打!我阿嬷是很厉害的老前辈,她教我,要坐好好,用藤条啊,戳我肚子,‘丹田!丹田!’不要哦tolong,我才不要。好像人家做兵这样,在睡觉,被叫醒,诶!穿裤穿裤!出去出去!所以我不喜欢。喜欢看戏,不喜欢演戏。” 不喜欢也没法度,生活终归不容易,兜兜转转还是走进戏班。 “以前老板很凶,妈妈老了不要做,出来;爸爸也没做工。那个年代很辛苦,我什么都做,卖鸭卖鸡,煠鸡蛋拿去卖,”通通不喜欢。那她喜欢什么?“哥哥打吉他,我也跟哥哥,我喜欢打红毛锣鼓(爵士鼓),”双手也随话语敲打空气,眉飞色舞,“唱华语流行歌曲,我喜欢。”玩西洋乐器无法维生,朋友介绍她到“老荣秀春潮音班”习艺,当年才十二三岁。“所以后来去学纸影戏啊,也是学打鼓。” 嫌木偶笨重 跑去学打鼓 老荣秀春潮音班,跟自家戏班不同——不是做潮州大戏,而是主演铁支木偶戏。 铁支木偶演变自中国纸影戏。当时纸影戏传入中国潮州,潮州人学习、发展,将平面的纸影扩展成立体的木偶;直至今天,潮州人依然将木偶唤作“纸影”。世上木偶戏也有千百种,潮州木偶特别在于三根铁支,一根支撑后背,两根操控左右手;操偶师通过这三根铁支摆弄木偶的动作。 “木偶戏,以前这里很少,我们一班罢了,老板从中国带来的;现在啊,有十多班。”关于木偶戏的历史渊源,杜爱花并不清楚。“以前年轻没有去问,只知道可以赚钱,拿钱就走了,去看戏,去朋友家玩。” 那时木偶做得笨重,拿久会手酸,“我不学,我去学打鼓,”15岁成为当时少见的女司鼓,“我去新加坡表演,人家看到我说,哇,女的。” 演出时她打潮州锣鼓,也得同时念唱潮戏对白。上百部潮戏剧目厚厚一沓,全凭记忆背牢。“我没读书,妈妈讲女孩子不用读书,长大嫁人,所以我不识字。唱歌学谱,我不会看,听两三次就会了。我都是唱男生的(角色),”初时明明抗拒唱戏,“做久了好像就有兴趣,每个角色都喜欢做。” 喜欢的事情,也会夹杂辛苦和磨难。 “以前谁的爸爸死,他们叫我们去唱,”一组团队8至10人,打鼓吹唢呐敲扬琴。“明早8点要出殡,我们打锣鼓去送,要跟去送到山上,辛苦哦,以前棺材要扛着走,我带头打锣鼓这样走,不好赚,歹赚。” 戏班成家里唯一收入 1989年,老师傅退休,杜爱花继承戏班,易名“金玉楼春潮州木偶剧团”。 后来结婚生子,日子依旧辛劳。女儿吴慧玲说,自己还是婴孩的时候,母亲不得不将他们托付给别人照顾,“这个顾一段时间,不能顾,就托那个。”戏班是家里唯一收入,“妈妈当家。她的生活就是那种……很贫穷,又要很卖力。” 等到孩子可以跑跳,便跟着父母南下北上跑场。有时孩子困倦,演出又未结束,“我儿子四五岁啊,他会走上台,睡在我的脚,我继续打鼓。”说起孩子,杜爱花是自豪的。“四个孩子都在我肚里听(潮戏),胎教,没有老师教,生出来,一听就会。慧玲啊,7岁就会唱,厉害。” 孩子长大了,顺理成章参与剧团业务,也各自习得功夫。像是吴慧玲,会唱戏操偶,也会锣鼓和扬琴,二十多岁再回头去学潮州大戏,融合家族前三代技艺于一身。 辉煌时期,剧团演出邀约不断,农历七月最是忙碌,处处都有酬神大戏。杜爱花最爱神明贺寿节目,六国封相的戏码出动六个华丽木偶,“最好听是这个。”那个年代,看大戏可是仅有的娱乐消遣。 后来看戏的人少了,吴慧玲感叹,年轻世代以为潮剧是表演给鬼神看的节目,“其实我们是表演给人看的。” 她也曾有过“不懂事”的时候。“以前的我,内心很佩服很尊重父母,为了文化事业去拼,但是在外会很不好意思,毕竟这个行业在那个年代比较低级,”人们口中吐出戏子两个字,常是带着贬义。“后来自己长大了,有知识了,想法会不一样。都是一个过程。” 言行身教 让孩子不抗拒参演传统艺术 是在中一辍学后,吴慧玲才全心投入剧团,“可能我的个性也是像妈妈,女强人。我妈妈那种人,做每样东西都要求完美,要做好。所以我全职进来后,也要做好。” 做好,不只把功夫练好,也想好好推广潮戏文化,“想光宗耀祖,想让大家知道槟城有这个文化,不是你们想像的‘戏子’——那时我心里是这样想,就朝这个方向去,”让传统表演走进艺术殿堂。 2014年,吴慧玲在乔治市设立潮艺馆,收藏潮剧文物,呈现家族历史,同时栽培年轻乐手和潮剧演员,学徒当中不乏家族里的新生代。10年后,她想趁来得及,将妈妈杜爱花的生平编织成《纸影人》——一部融合潮州木偶、潮剧和潮乐的作品。 《纸影人》2024年在槟城首演,隔年8月剧团南下吉隆坡表演;表演场地不再是庙口戏棚,而是室内剧场。 与母女俩碰面,是在吉隆坡场次演出前两天。后台有一众乐手练习彩排,吴慧玲与侄女奔波来去,张罗协调;好不容易等到空隙闲坐对聊,问她,怎么让家里年轻人不抗拒参演传统艺术? “我觉得应该是前辈——我妈妈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一直会努力去做,他们都看在眼里。传统家庭是言行身教、身体力行,我做你看,他们会有榜样,就会有使命感。” 小时候,看在眼里的妈妈是什么样子? “我妈妈是非常local的人,不像其他妇女相夫教子,她从事这个行业,把四个孩子带在身边一起创业,家人之间会有凝聚力。在这些前辈身上,可以学到怎么做人。” 潮剧里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 学习做人的道理,也是潮剧在吴慧玲眼里最美的地方。 “当然我们看到妆容很美,锣鼓好听,”但真正重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潮剧都是环绕礼义廉耻、忠信孝悌。这些不只在戏文里,也在老前辈身上——坚持,吃苦;学传统文化,要能吃苦。”回想冠病疫情暴发时,人人哀叹不能过活,“家里老人家?处之泰然,MCO算什么,他们以前更苦。” 好像就是这个“算什么”的姿态,才会听她们说着以前多苦多苦,而丝毫不觉悲情苦涩。 为妈妈精心编写一部《纸影人》,她有感动吗? “我们家不会这样表达,有时很粗鲁,久久了啊,跟朋友聊天会讲出来——她没想到有天可以做主角,”晚上睡前,还曾偷偷流泪。“这就是我的目的,因为我们一路以来都是在街边,都是很平凡,你们没有来关注,我们也是这样生活。他们习惯了没有掌声,但我不想要这样,我想让这些民间艺师享受一次舞台spotlight。” 像妈妈一样的女强人,吴慧玲这时眼眶湿湿红红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看到。” 有没有被看到,杜爱花或许真是无所谓。今年74岁,走路时脚步一瘸一拐,依旧把潮剧从早听到晚。与其在家里颓坐,她喜欢窝在剧团,司鼓、唱戏。 “我要退休了,差不多了,做到孩子说,‘啊,妈妈死了’,就没有做了咯。” 更多【人物】: 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 练就火箭奇迹 演员狄龙/ 光影沉淀之后 回归细水长流 演奏家吴珮菁/手舞六棒,木琴不再只有四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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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偏乡小仓库出发,到进驻雅加达最高大楼、创下月营收破千万令吉佳绩,刘仕豪以“不烧钱也要赚钱”的信念,打造印尼最大华人电商加速器印尼火箭Rocketindo。他如何在语言不通、资源匮乏的异乡,以蜗牛般的韧性,一步步打进东南亚市场? 文:廖君雅 图:印尼火箭提供 踏入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第一高楼,来到66楼,映入眼帘的是“印尼火箭”(Rocketindo)的浓烈美式办公氛围。这里是印尼当地Z世代票选最喜欢的公司之一,被印尼年轻世代誉为“小Google”。即将出席2025年11月5、6日于台北举办的第23届远见高峰会的与谈贵宾刘仕豪,从台湾移民印尼12年,打造出这家印尼最成功的华人电商加速器,在社交平台Instagram和TikTok上分别坐拥逾20万粉丝,今年营收预估冲上15亿新台币(约2115万令吉),展现惊人爆发力。 创办人暨执行长刘仕豪今年45岁,他的创业故事的确波澜起伏。出身普通家庭的他,大学时期半工半读,出社会后靠着自己努力,先进了恒隆行、接着进入外商公司3M当业务,一路培养市场嗅觉和业务实力。 异乡淬炼:孤独与融入 由于太太是印尼华侨,2013年,他随太太移民印尼,在太太支持下,他开启创业之路。一开始非常辛苦,屡创屡败,前4年3次创业均失败,全部积蓄约70亿印尼盾几乎赔光,一度萌生回台湾再开始的念头。幸好妻子全力支持,第四次创业,2017年成立了印尼火箭,才成功咸鱼翻身。 第四次创业,他一一修正前三次失败的经验。首先,他下定决心学习当地语言印尼语,就是很大的突破。之前他以为用英文就可以在当地做生意,但跟客户、员工沟通时总是隔了一层,他语重心长地说:“若以外派者的心态经营事业,就无法真正拥抱当地的‘不完美’。”当他开始用印尼语与员工、客户交流,甚至开玩笑时,那份亲近感与认同感才真正油然而生,对于事业的推动帮助很大。 印尼火箭效率至上的“不烧钱”炼金术 再则,之前三次创业他总是很急,急着追求规模,却不够稳健。印尼火箭创立时,就摆脱之前的急躁,而是采取“蜗牛哲学”,步步为营。一般电商成立时,总是砸钱做广告、提供免运费,免不了“烧钱换成长”模式,但印尼火箭不这样做。 例如,印尼火箭不靠广告轰炸,而是用内容创造高效率流量。 与大多数新创电商仰赖资本市场大量投放广告不同,印尼火箭的商业模式核心在于 “在地化内容”与“精准投放”。他们自建庞大的短影音团队,每天为品牌产出数十支符合当地文化的内容,成功创造出大量低成本的自然流量,从员工到老板都“下海”当网红,分享产品的试用经验,就连刘仕豪都曾经在镜头前分享自己试用洗脸机的心得回馈。 每日高产出数十支自制短影音影片的策略,不仅让每一分广告费都发挥最大效益,更让品牌能在社群媒体上与消费者建立深度连结,有效提升转换率与品牌效益。这正是印尼火箭能达到超高ROAS(广告支出报酬率)的关键,也是“不烧钱”的流量密码。 刘仕豪说,根据他的了解,一般美妆品牌的ROAS平均仅2到3,也就是投入1元广告费,大约只能创造2到3元销售额。同样的品牌交给印尼火箭代理,却普遍能做到15到20,即使是新品牌也能有10的表现。这意味着,每投入1元广告费,Rocketindo能为客户创造10到20元的销售额。 再来是坚持超越市场标准,实现“不烧钱也替客户赚钱”的目标。 正因为刘仕豪抓到自媒体的流量密码,节省昂贵的广告费,因此也回馈到客户身上,他对代理的品牌订下“营运服务费与GMV(商品交易总额)1比10”的高标,远远超越市场平均的1比3至1比5。也就是向品牌每收一元营运服务费,可创造高于平均二到三倍的价值。 过去,一个品牌要从零做到单月交易总额500万新台币(约70万5000令吉),往往需要3至4年;如今透过团队标准化规格的一条龙操作,最快半年即可达标。 印尼火箭也严守风控,从失败中汲取成功养分。 有别于电商产业惯于快速扩张,刘仕豪自认更重视财务开支的把关。他会定期检视每一笔广告费用的成效,并根据市场风向,迅速调整策略。这种谨慎的态度不仅确保公司的财务稳健,更避免了因盲目扩张而带来的风险。他坚信,企业应该要有长期经营的明确方向,而且应聚焦于最有效益的3件事就好,而非将资源分散于10项任务。 线上线下并进:多元消费品版图 尽管目前主力集中于美妆、母婴、发品等女性消费市场,刘仕豪已放眼未来,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跨足时尚服饰领域,并于2026年开始拓展至饼干、零食、玩具等更广泛的日用品市场。 在印尼,八成消费仍发生在线下,因此刘仕豪在2024年就拟定策略,让印尼火箭积极打通实体通路,进入超过千家美妆门市。虽然投资高昂,但只要掌握价格策略与代理权,就能避免通路混战。他以iPhone为例,消费者总是愿意为所认同的品牌价值支付更高价格。 市场洞察:中产崛起与人才新浪潮 12年前移居印尼至今,刘仕豪亲眼见证印尼的经济成长,带动中产阶级的壮大与社会流动。当年高级餐厅里几乎只有华人身影;如今,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也能自在进出,象征着消费力与国际化的提升。 同时,他也观察到印尼年轻人愈来愈具国际视野与出色英语能力,甚至在某些面向超越台湾同龄世代。 访谈尾声,他分享创业哲学。受乔布斯“用热情在宇宙中留下印记”的理念启发,他也认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观点:“真正的创业者无需鼓励,因为创业注定孤独,也难以让所有人满意”。他提醒年轻创业者,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与承受孤独的准备。 正如同他在脸书上的自我勉励:“有人质疑我没办法持续成长,也有人质疑我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但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反正,每天埋头苦干就对了。天道酬勤,天公疼憨人,我知道我不是聪明的人,但我愿意当每天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蜗牛。” 更多【人物】: 演员狄龙/ 光影沉淀之后 回归细水长流 演奏家吴珮菁/手舞六棒,木琴不再只有四个音 画家陈天赐/不完美的画是真实的社会面貌
3月前
走进陈天赐的艺术世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扭曲重叠的人脸——那不是单纯的脸孔,而是内心深处的情绪图谱。执笔作画33年,这位旅居奥地利维也纳的马来西亚画家始终以“人性”作为创作核心,透过画笔剖析内在、直视自我。“我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地想当一名艺术家?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召唤,像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好了。”于他而言,绘画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直视人性、剖析内心的过程。 他擅长描绘人脸,但并非写实派。他笔下的人脸扭曲、抽象、层层叠叠,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情绪张力。他希望通过绘画将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复杂感受展现出来。“很多人画脸只是画表面,而我画的是人的七情六欲。” 报道:本刊 刘紫晴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天赐在1993年完成马来西亚高级学校文凭(STPM)后,分别收到了本地理科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和维也纳应用美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他最终选择了维也纳应用美术大学的纯美术系,师从奥地利著名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阿特塞(简称阿特塞)。他在校期间表现优异,因此成为阿特塞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而阿特塞将于明年举办一场回顾展,邀请历年来10位最杰出的学生参展,他则是唯一受邀的亚洲学生。 作为马来西亚人,他自认身上带有一种“Rojak文化”的特质。他会将不同的创作风格与材料融合,发展出独具个人特色的画风。有时,他将自己视为连接东方与西方的桥梁,却也常感夹在中间,两头不到岸。然而,正是这种游走于文化夹缝之间的身分,反而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养分。 “东方人看到我作品里的一半东方元素,却看不到其中的西方部分;西方人看到西方的东西,却忽略了我内在的东方背景。有人说我的作品带有佛教的意味,涉及轮回的概念。虽然我是free thinker,但我确实相信轮回的存在。” “我经常画脸,是因为脸能表达太多情绪。你看到一个人的脸色,就可以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陈天赐认为自己的画风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也有超现实主义的影子,也融合佛学、心理学、西方哲学等元素。他形容自己的风格是“自成一派”,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他认为,人性本身就是矛盾的,既有光明也有黑暗。而艺术则是一种通往内心平静的方式,每一层笔触,都是剥开自己内在的过程。 作品随心境蜕变 陈天赐的许多作品并非一气呵成。有些画作会被搁置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再重新修改。而在今年他重新诠释了一幅1996年创作的自画像,在原有的基础上叠加色彩与线条。“那时候我画的是‘网’,象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同时也是一种束缚;而现在的线条是往上升的,我觉得我已经从‘小我’升华到‘大我’了。以前我很执著我是谁,现在觉得已经不重要了。”这不仅是作品的转变,更是他心境的蜕变。 由于长期居住在维也纳,陈天赐的艺术语言深受其影响。他形容那是一座人性复杂的城市,既承载着希特勒的历史,也孕育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精神。在那座城市中,他更容易察觉人性的极端和矛盾。他指出,维也纳的艺术氛围浓厚,但人际关系却显得冷漠疏离;相较之下,他更喜欢马来西亚浓厚的人情味。 即使已定居维也纳,但他每年仍会抽空回到家乡度假。他期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回来创作和办展。“马来西亚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所以我很享受回家的感觉。”他也预告,将于2026年5月应邀在槟城州议会大厦举办展览,并计划在吉隆坡举行个展。 在作画中整理自己 然而,陈天赐的艺术之路并非一路顺遂。在27岁至35岁期间,他曾经历一段怀才不遇的低潮期。虽然仍能靠卖画为生,却始终难以突破创作上的瓶颈。他坦言,那段时期最大的挑战是自己的心境。“以前我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但现在我明白创作是为了表达自己,不是为了追求名誉。” 画画就像写作,最重要的不是最后的产出,而是事前的思考与积累。有人把艺术看成一种天赋,但他却认为它是一场修行。“就像弹钢琴一样,你要每天弹,才会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准。” 谈及自己欣赏的艺术家时,他表示深受美籍法国裔雕塑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启发。“她用地毡缝出人脸,很有创意,人生本来就不是完整的,是拼拼凑凑而成的。”这与陈天赐的艺术观不谋而合。他说,亚洲社会普遍追求完美,但西方社会能接受不完美。“我的画也是不完美的,我觉得作品要真实展现这个社会的面貌。” 2022年,他在槟城州立画廊举办个展“混沌与秩序”(Chaos and Order),共展出49幅作品,并出版同名画册。他表示,人始终在混沌与秩序、黑与白、阴与阳之间徘徊,在这场展览中,他试图在寻找内心的归属感。“我本身是混乱的,画画是我整理自己的方式,想让对立的两面达成和谐。” 陈天赐的作品均无标题,却带着强烈的情感和故事性。例如一幅以《歌剧魅影》为灵感的半面具人脸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做人,真真假假分不清。我的作品是想展现那个真实却不被提及的部分。”   因艺术接触到不同的人 陈天赐在维也纳发展多年,其作品多次被国际收藏家收藏,也举办过多场个展与联展,包括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奥迪恩剧院、科林沁格画廊等,也曾在吉隆坡的NN画廊展出作品。他与科林沁格画廊长期合作,作品也曾于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展出。 他表示,艺术在维也纳受到高度重视,收藏者众多,偶尔也有机会结识一些特别的人物,如奥地利驻印尼大使托马斯·洛伊德曾亲自到他家拜访、秘鲁驻匈牙利大使埃德加·佩雷斯夫妇也曾购买他的画作并放在家中展示。他笑说:“艺术家的身分很特别,它让你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因为他们非常尊重艺术家。” 马来西亚的艺术教育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西方社会,艺术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较之下,本地的艺术教育尚未普及,唯靠政府、媒体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艺术才能真正融入大众生活。”此外,他也鼓励年轻创作者多阅读宗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书籍,并与有思想的人交流,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拓展视野。 艺术是一种提醒 陈天赐坦言,自己是一个很追求自我的人。“很多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他认为艺术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他希望观众透过他的画作看到“自我”,也能找到那个被现实社会埋没的“真我”。 “我们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越是这样,越要知道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是他对艺术的理解,亦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信念。 未来,陈天赐仍会执画笔前行,将个人的生命经验化为画作上层层交叠的笔触,在东西方之间,在混沌与秩序之间,勾勒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更多【人物】: 演员蔡宝珠/演戏是一份恒久的追求 当漫画不再只是漫画,苏颂文打造互动式的黑白世 雨后的废墟,可以很美吗?——台湾小说家童伟格谈创伤记忆与写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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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无关老,也无关不老;无关美,也无关不美的脸。今天这张脸淡淡的,头发齐整地梳去脑后,脸上纹路深深浅浅全无遮掩。 “人生就是这样”——大概是访谈中最常听见的一句话。今年蔡宝珠69岁,没想过停止演戏,因为从剧场退出,等于从人生退出,“除非你对人生已经不感兴趣。”访谈中还出现其他高高大大的词汇,说着轻松实践很难的那种无形的字眼,蔡宝珠依旧淡淡地,早就把它们贯彻在演员的日常。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世伟 抵达餐厅见蔡宝珠早已坐在里面,桌上摊着一本书,人群里独自用餐。身在其中又仿佛在其外,素雅从容,像一幅在世间万物流动中恒久静止的画。 提早半小时赴约,等待的空档,凝望人群是她在写演员日记——“这两人坐我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是谈和吗?讲悄悄话吗?是闺蜜吗?”把想像力当成一块肌肉在锻炼。“如果画面有spark,表情很甜啊,离远看我都会心动;这些moments都是真实人生。” 餐点送到,说好内用,咖啡却装在外带纸杯;她没有沉默,起身向服务员申诉。不喜欢。不喜欢塑料,不喜欢保丽龙,不喜欢一切用完即弃的物事。因为人生不该如此易抛,“人生是有permanent的。” 演戏亦然,是一份恒久追求。 恒久不是梦幻概念,恒久是分秒都在扎稳基本功。“你一坐下来,从始至终,我都在用丹田跟你说话。”用丹田发声,是走入剧场第一个需要学习的技巧。“所以平常做人也要用丹田,肌肉收放自如,在台上才不会不灵巧。” 恒久也是同个角色雕琢数十年,依然还有东西可以雕。 重演,是一次比一次更精湛 后来在城里一家小小剧场,蔡宝珠再次表演单人剧《翡翠岭上的艾美丽》。自1990年首次饰演艾美丽,同剧演出场次早已超过200回。 故事背景落在新加坡,这次大型精致的舞台道具没从新加坡运来,台上只见不太讲究的电话、桌椅、书信和百家被。艾美丽仅套一件素白T恤,间中穿脱娘惹可峇雅来回转换时空。节省成本是考量之一,“导演甄山水也想观众看到纯粹的演技。” 有无华丽道具,成为艾美丽只在顷刻之间,“演这个角色已经炉火纯青。”台上艾美丽呼风唤雨,台上艾美丽撕心裂肺,霸道也脆弱;两小时里角色横跨9岁至垂老,蔡宝珠也从三十来岁演到69岁。 重演无数次,如何还能找到spark? “即使是彩排,我都要找spark。”怎么找?用细齿梳把同个剧本爬梳一遍又一遍。“你要怎么赋予台词深度?艾美丽很霸道很自私,但我还须挖出更多更多,用身体用声音去雕刻细节。挖不完的。” 剧场里外曾有人讽炒冷饭,而她不在意。就像《霸王别姬》里张国荣将虞姬演了一辈子,懂戏之人也会追看一辈子;“传统艺术,粤剧也好,舞蹈也好,我知道你演什么,但我还是要看,因为越来越精湛。观众就为了一个moment——你怎么做得那么好!这样而已。” 要看好戏,先活出真实人生 演出结束,人群久久不愿散去。 有青年分享,他把《翡翠岭上的艾美丽》看过4遍,触动很深,说着说着声音呜咽。想起餐厅里蔡宝珠说,“这是一个好故事,值得一演再演。虽然故事设置在1930年代,可是人性没有变过,七情六欲还是一样。我们是在演真实人生。有人说戏里讲着20世纪的东西,现在21世纪不管用了——那就是没有活出人生咯。” 也有人以为剧本经过改动,其实从来没有。变的,是看戏之人多了生活历练,“以前你看不懂,所以没看到,现在你看懂了,它就会跳出来。感动你的地方已经不一样。有人看了还要重看,还有很多人没看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有spark。” 台上戏子也在逐年变老。 三十来岁的阶段,表演年迈的艾美丽,肢体动作多于内心重量。如今懂得演绎更内敛的老,“但我怎么演9岁和14岁的艾美丽呢?所以困难会不一样。”难归难,“我是真的很喜欢演孩子的环节,因为我的童年很开心。” 是表演找到了我 童年住在古来公务员宿舍,父亲是华人事务官,周旋在政府与华裔社群之间。父亲上台致辞,会把小小的蔡宝珠牵在身边,“所以我不怯场,上台表演对我来说很容易。”父亲也是休闲俱乐部理事,鼓励蔡宝珠在俱乐部聚会表演阿哥哥。农村人家有红事白事,父母亦会带着独女出席,“我习惯跟村里的孩子玩,看他们怎么养猪喂猪。” 学校里身影一样好动,是学生代表,也是辩论好手,跳高跳远也跳现代舞;“没有摸书,别的什么都做,很活跃。”校内大型庆典或演唱会,蔡宝珠常是那个站在舞台表演的人。 所以后来走入婚姻,操持家务的日子便显得无聊。朋友告知资深导演前来芙蓉甄选演员饰演白娘子,蔡宝珠当然要去玩,“谁知道他们说,你就演小青吧”,玩着玩着事情便成了。那是1982年,她因此邂逅恩师甄山水,“这部戏的编剧”,也是大马资深剧场工作者。 “我想是表演找上了我,而不是我遇见表演。” 1989年,白蛇传巡回重演。1990年,蔡宝珠离开拥挤的婚姻关系,开始接演《翡翠岭上的艾美丽》,接受甄山水培训,正式成为全职专业演员。 演戏不是在“演”,而是…… 起步时,演戏看似技巧的堆叠,而技巧关乎把控。 “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当你在台上静默,那是最有力量的时刻。你的声音要足够响亮,但不至于吓到人,也要足够柔软,但要让人听见。”所以要练好丹田发声。“肢体语言也要懂得控制,不能太夸张,要符合角色情绪。”所以要时时观察人群。 再往前走,演戏是把技巧通通归于无形。 “表演(acting)这个词本身容易让人误解。我不是因为做出某种行为,所以才叫表演。我不是在‘演’,而是把自己的经验、匠心,整个人生带进去。” 如果可以,她想如何重新定义“acting”? Acting is just being,蔡宝珠说。Being是存在,是成为,是内心与行为全然一致,也是诚实面对自己。 这番定义,是她在报读心理学后才彻底领悟。课程18个月,每四周需要呈交6000字作业,课题涵盖成瘾、性、愤怒管理……“写你对这些课题的看法,写自身经验。所以有很多自省。”当年56岁,每每写作业都哭到不行,为自己哭,也为社会不公义而哭,“所以会产生同理心。” 此后读剧本,解剖角色便有更细腻的体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语气这样?这句台词是道德问题还是情绪牵引?一点点去拆解,这是它美丽的地方。” 懂得做人,演戏不难 电影《黑眼圈》2006年上映,蔡宝珠饰演咖啡店老板,烫发小背心紧身七分裤,“造型很难看,”导演蔡明亮要她到茨厂街走一趟,“真有人这么穿,更离谱的都有。我就看她们的背影,看她们怎么走路。” 导演原本还担心,剧情会比造型更难接受。电影里蔡宝珠有残障儿子终日卧床,未经女佣同意便拉着她的手钻入儿子裤裆,解决儿子生理需求。“我想一想,人生就是这样。那是一种母爱,不是色情的东西。” “人生不是表面的。你只要懂得做人,演戏其实很容易。” 17年后,触碰五一三事件的电影《五月雪》上映,蔡宝珠一样没有犹豫就接拍,“因为这个故事需要言说。”她再次说起父亲的身分,说起童年居住的公务员社区,“隔壁几家都是马来和印度同胞,但大家很融洽。”在卫理公会小学,她看见各族师生齐声歌唱赞颂耶稣;咖啡店里,她看见爷爷和马来友人没有顾忌并桌用餐。“那问题究竟是什么?” 长长的话语之间,蔡宝珠用手指在桌面敲出叩叩声,像是要把隐埋桌底的事迹都抠出来。“你不能抹除这片土地的历史。不是说我们觉得愤怒。这是一个伤口,难道55年后我们不要去疗愈这个伤口吗?” 作为演员,自觉有这份使命? “不能说是使命,我觉得就是一个反应,社会的反应。艺术是用来滋养生命,不是为了征服或分裂;也许‘启发’是太大的字眼,但希望艺术能够唤起人们对人性的觉察。” 不在镁光灯下的蔡宝珠 几天后的周末早晨,蔡宝珠头戴墨镜帽子,现身双溪毛糯墓园参与513公祭。这次她不再是表演者,全程坐在观众席,没有引起骚动的目光。等到宗教代表主持祈祷仪式,蔡宝珠也站起身,低头跟着祈祷。 更早以前与她碰面,是为了其他活动宣传的采访。好几个受访者围坐面前,蔡宝珠坐在右手边。期间遇到小小磕绊,重组问句的过程频频结巴,突然感到后背有手在轻轻扫抚,是蔡宝珠无声捎来的安抚和温暖。 见面两周前,蔡宝珠受邀教课,关于演员的艺术表达和品德修养。与新秀艺人道别时,她激动得哭出来。事后回想,自己的身体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反应,为何这次如此激动?“我现在清楚知道了,因为我很感恩他们的信任,他们很用心听课,叫他们骂架演疯子,他们都去做。很真诚很纯粹。我觉得他们很幸福。” 餐厅里摊在桌上那本书,是教人面对不同人生课题的经文整理。蔡宝珠是信徒,在教会当义工,陪伴离婚者走过低潮。“这本书是当义工要用的。聆听个案故事时,我还要懂得应该问什么,也要听见他们的潜台词。”遇见形形色色的人,都是演戏素材。“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是在探讨人生。” 台上与台下,戏子并不无情义。 更多【人物】: 当漫画不再只是漫画,苏颂文打造互动式的黑白世 雨后的废墟,可以很美吗?——台湾小说家童伟格谈创伤记忆与写作伦理 台湾学者兼时政评论人雷倩/在注意力稀缺时代,媒体要重新定义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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